大學夢圓
時至今日,張涌泉教授仍然感慨于當年的歲月。
作為一個在浙江義烏農村長大的孩子,命運仿佛注定他這一生就是當農民。“文革”喧鬧十年,小學和中學并沒有學到多少知識。1973年底,17歲的他高中畢業,回老家當起了正兒八經的農民。其間,做過農活,干過搬運工,也當過磚瓦匠。身體單薄的他面對強體力勞動時,總要比別人付出更多汗水,但即便這樣,他也沒有放下書本、停止學習。每當夜深人靜,想到一輩子就要與泥巴為伍,少年心中不甘。他憧憬著上天會創造奇跡,給他改變命運的機會。
1977年,奇跡真的發生了。這一年,國家恢復高考。抓住這個機會,張涌泉如愿考入了杭州大學中文系,成為一名讓人羨慕的大學生。
對于終圓大學夢的張涌泉來說,對知識的渴望和執著,伴隨著他此后的整個人生。大學畢業,他被分配到義烏文化館,文化館有線裝古籍5萬余冊,卻是塵土滿目,雜亂不堪。張涌泉一邊用心整理,編目分類,一邊潛心汲取古籍知識。兩年多的時間,不僅讓這些古籍面貌一新,更使自己打下了深厚的文獻閱讀基礎。1984年初,張涌泉成為義烏圖書館首任館長。
名師提攜
但張涌泉的人生夢想并沒有止步于此。當年,張涌泉大學求學時的中文系名師薈萃,姜亮夫、夏承燾、王駕吾、蔣祖怡、蔣禮鴻、徐朔方等,個個如雷貫耳,他們的課讓人如癡似醉,他們的書精彩紛呈。特別是教古漢語的郭在貽先生,他淵博的知識、生動的語言,使他的授課成為絕妙的藝術享受。這時,張涌泉心中隱約有了一個夢想——成為像郭先生那樣的語言學家。
在走上學術之路的過程中,郭先生給予張涌泉無私的鼓勵和幫助。在小城義烏工作時,郭先生親贈14個大字“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研究生階段研究敦煌變文寫本文獻時,郭先生抱病審讀論文,為他解疑釋惑。郭先生常常對他講:不要急于述作,要打好基礎,甘坐冷板凳。這種對年輕一代的熱情扶持和諄諄教誨,令張涌泉終生難忘。
1989年初,郭先生因病辭世。很長一段時間,張涌泉沉浸在失去恩師的哀痛之中。這個時候,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二位學術引路人——四川大學的項楚教授。
項楚先生研究古典文學出身,有著深厚的學術根底和古典文獻學養。在項老師鼓勵下,張涌泉考取了四川大學博士,其博士論文《敦煌俗字研究》亦得到項老師的悉心指導。此文后來受到諸多學者的充分肯定。
博士畢業后,張涌泉來到北京大學做博士后研究,師從著名學者裘錫圭先生。裘先生對學生的學術訓練極為嚴格,對學生的生活又關懷備至。早在1992年,張涌泉在川大寫作《漢語俗字研究》時,曾冒昧地請裘先生審稿。裘先生不僅通讀了全稿,還欣然為此書作序,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2013年,裘先生還推薦此書參評“思勉原創獎”。在授獎儀式上,張涌泉感慨:前輩學者對晚輩后學的殷切期盼,將會永遠銘記在心。
對于張涌泉來說,這幾位恩師不僅教會他做學問的方法,更向他身授了為師為人之道:對待學問一絲不茍,對待教學悉心勤勉。秉承這種治學精神,張涌泉指導出了兩篇優秀博士論文,他培養的學生也以勤奮踏實的求學態度為人稱道。
學苑耕耘
作為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涌泉主持過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研究水平受到學界廣泛認可。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的俗字研究。
所謂“俗字”,是區別于正字而言的一種通俗字體。唐代顏元孫《干祿字書》把漢字分為俗、通、正三體,其中俗字是一種不登大雅之堂的、造字方法未必合乎六書標準的淺近字體,適用于民間的通俗文書,適宜平民百姓使用。
上世紀80年代,在閱讀敦煌卷子的過程中,張涌泉敏銳地發現其中有許多殊異于后世刻本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體字。于是,在郭在貽先生指導下,他開始了漢語俗字的研究,并指正了語文著作中與俗文字有關的很多疏失,解決了不少疑難問題。張涌泉在俗字研究方面成果豐碩。《漢語俗字研究》曾獲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和“思勉原創獎”;《敦煌俗字研究》被認為是“俗字方面的拓荒性著作”,“與蔣禮鴻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堪稱雙璧”;《漢語俗字叢考》曾獲教育部第三屆高校人文社科成果獎二等獎。在張涌泉的引領下,俗字研究逐漸成為漢字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并改變了其在我國文字學領域中長期的空白和半空白狀態。
此外,張涌泉在敦煌文獻整理方面也建樹頗多。
敦煌學研究一直是原杭州大學的學術高地。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諸先生的辛勤耕耘,使該校的敦煌學研究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上世紀90年代,張涌泉開始主編規模浩大的《敦煌文獻合集》。合集第一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11冊已由中華書局精裝出版。該書被認為“是敦煌文獻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相繼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教育部第六屆高校科研優秀成果二等獎等。
最近,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成果的《敦煌寫本文獻學》已由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張涌泉的努力下,一門嶄新的學問——手寫紙本文獻學正在孕育和催生。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如今的張涌泉,在俗字研究和敦煌文獻整理上已經碩果累累,但他并不滿足于此,他深知未來的學術之路不會一帆風順,他的探索和研究將永不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