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義：文化自覺與全球視野

　　在新的時代、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文化建設，必須有一個高度的文化自覺。所謂文化自覺，簡要說來，就是要對自己的文化及其發展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把握。有沒有這樣的文化自覺，對于文化建設的具體推進和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要達到這樣的文化自覺，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有全球視野。

　　“文化自覺”問題本身就是在經濟全球化語境中提出來的，這同“文化認同”直接相關。在傳統社會，文化認同并不成為問題，人們世世代代生活在相對固定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里，接受的是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傳統文化，因而很少考慮到文化的身份問題、認同問題，當然也就無所謂文化的自覺問題。而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情況則發生了重大變化，“認同”日漸成為問題，以致“我是誰”竟出現了疑問。面對各種文化的沖擊，人們的視線受到干擾，價值觀念容易混淆，自我與他者的關系變得撲朔迷離。文化認同問題的出現，對一個國家的文化發展乃至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重大的。假如一個民族在文化認同上出了問題，那么這個民族不管其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如何，遲早是會走向衰落的。因此，經濟全球化的出現，尤其是全球競爭態勢的發展，使文化自覺日益凸顯。

　　文化自覺的核心就在于強化文化的自我意識或主體意識。在文化上走出主體性的迷霧，清醒地認識自我，合理地引導文化的發展，這是文化自覺的要義。如何認識“自我”？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要跳出“自我”，從“關系”中來看待和識別自我。馬克思曾經指出：“人來到世間，既沒有帶著鏡子，也不像費希特派的哲學家那樣，說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別人來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當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羅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對彼得說來，這整個保羅以他保羅的肉體成為人這個物種的表現形式。”（《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頁）正像一個人的“自我”只有在與他人的關系中才能意識到一樣，一個民族的文化“自我”也只有借助于“世界之鏡”才能得到清楚的認識。沒有對世界歷史的充分了解和把握，就很難看清自我的真實存在狀況，也很難激發出自我發展及其價值實現的自覺意識。所以，確立全球視野，這是實現文化自覺的客觀要求。

　　全球視野對于文化自覺的意義，主要是從如下一些重要問題的理解和把握上明顯體現出來的：

　　一是文化的自我定位。伴隨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各個國家文化的聯系日益密切，眾多民族文化編織成了具有整體性的世界文化之網。由于每一個國家的文化都成為世界之網的一個紐結，因而其發展必然程度不同地受到這種世界之網的制約。一個國家的文化發展不在于要不要擺脫這種制約，而關鍵在于能否從復雜的世界聯系中，找到適合自己的獨特發展道路。只有擴展視野，對世界文化發展有一個總體把握，才能清楚地看到我們的文化在世界格局中所處的方位，才能發現其發展的優勢和劣勢。文化發展戰略的制定，就源于對我們的文化所處方位的準確把握。沒有對文化處境的準確判斷，就很難在文化發展上作出合理的選擇，自然在發展的結局上難以收到預想的效果。只有善于從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來觀察、思考問題，才能加深對本民族文化的認識，明確自己發展的方向和目標，選擇適合自己發展的方式和道路。

　　二是文化的自我反思與超越。文化自覺，就是要對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要有自知之明，必須善于反思。進步的文化往往是善于反思、不斷追求卓越的文化，固步自封的文化沒有多少先進性可言。要做到有效的自我反思，必須有全球視野，自覺地將自己放到全球文化格局中來考量，以此來反觀我們的文化。這實際上就突出了比較研究。比較研究對于自我覺解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在比較中可以使我們的文化得到全方位的審查和透視，易于清楚地認識其利弊得失，可以進一步發現我們的文化發展真正存在的問題是什么，原因何在，出路又是什么；由此也可以進一步確定對傳統文化究竟應當繼承什么、批判什么。其次，在比較中可以增強危機意識。全球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局勢對于我們的文化發展既是一種難得的機遇，也是一種尖銳的挑戰，既是一種動力，也是一種壓力。面對這樣的局勢，必須強化危機意識。危機意識的增強，客觀上要求認真進行文化上的自我反省。因為在激烈的文化競爭面前，真正可怕的不是西方文化的威脅，而是我們自身的麻木不仁。在文化上不能自覺發現問題，就不會有求改進；沒有改進，也就不會變被動為主動。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誰能先發現問題并加以改進，誰就能先勝一籌。

　　反思的目的旨在超越和創新。民族文化的發展無疑要以傳承為前提，但傳承并不排斥超越。沒有超越，民族文化就只能在原有的水平上踏步，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而在新的起點上得到傳承。因此，真正的傳承必然是有所超越。站在經濟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待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展，自然不能僅僅停留于原有文化的維持上，因為經濟全球化實踐所提出的許多新課題是傳統文化不能直接回答的，傳統文化必須在其超越、創新中才能展現其當代價值和生命力。就此而言，文化的自我反思與超越是實現文化自覺和文化發展的重要環節。

　　三是文化發展的參照與借鑒。就現實發展來看，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其文化發展也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模式。且不說世界各國，就連西方國家也不相同，每個國家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不過，也應當看到，雖然文化發展沒有統一的模式，但許多國家在其文化發展過程中還是有其共同的經驗教訓，這些經驗教訓恰恰是需要我們認真參考、借鑒的。就世界的總體狀況而言，自“二戰”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相繼獲得了民族獨立解放，開啟了現代化進程，大半個世紀過去了，有些國家的現代化取得了明顯的進展，文化發展水平大大提高，有些國家則基本上維持原狀，還有一些國家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其發展并不順利，飽受挫折。受西方國家的誘導和“示范效應”的影響，一些國家往往把西方的模式看作文化發展的樣板，對西方文化加以盲目接受和效仿。如在文化觀念上，推崇西方價值觀，一味向西方的文化標準看齊，對本民族的文化缺少自信乃至遺棄；在文化市場上，充斥、熱捧的是西方的文化產品，本國的文化產品遭受冷落，文化產業難以形成氣候；在話語、行為上，流行的是西方話語，追捧的是西方生活方式，本民族的傳統日漸瓦解。所有這一切，造成的結果是：文化傳統在破壞，母語在流失，價值體系在動搖，文化主權面臨嚴重威脅。這樣的發展狀況，必然帶來整個民族精神的扭曲發展和社會的畸形發展。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曾用“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癥”來形容那些文化上無所依歸的民族的精神狀態，不管其用意如何，這種狀況確實是存在的。從文化上的分裂走向民族精神和心理上的分裂，將是一個國家、民族發展的最大悲哀。要增強文化自覺，必須注意對這些經驗教訓的總結，善于參照、借鑒。在文化發展過程中，看清別人走過的路，可能更有助于走好我們自己的路。

　　四是文化民族性與時代性的合理把握。在世界文化體系中，每一種文化都有其鮮明的民族性。加強文化建設，就是要保持和增強文化的民族性，使民族文化得到大力弘揚。但是，文化的民族性不能離開時代性。民族文化只有充分體現時代精神并與時代精神相結合，在原有基礎上不斷拓展其時代內涵，才能注入新的活力。因而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性必然同時具有時代性。文化的時代性總是通過文化的世界性體現出來。不同的民族文化盡管千差萬別，但總是包含著某些關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共同認識、理解以及精神追求，因而具有共通性；不論哪個民族的文化，作為人所特有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都要遵循同樣的規律，堅守文明大道，因而具有普遍性。這些共通性和普遍性就體現了文化的世界性。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是相互依存、彼此促進的。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民族文化的發展不可能是一個孤立的過程，而是一個世界性過程。全球性的文化互動使得各個民族文化的聯系日益密切，一個國家要想真正保持自己文化的民族性和自主性，走出一條健康的文化發展之路，只能通過開放，融入世界文化交流之中。易言之，只有積極參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與對話，才能不斷提高自己文化的影響力和競爭力，才能切實保持和增強文化的民族性。因此，應當用世界眼光來把握文化的民族性，自覺增強文化發展的時代意識、世界意識，用文化的世界性、時代性來增強文化的民族性。為此，在文化發展上，一方面要反對無視文化民族性的歷史虛無主義，另一方面又要反對拒斥文化世界性的狹隘民族主義。

　　強調拓展全球視野來增強文化自覺，并不純粹是一個認識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實踐問題。視野的擴展固然需要視角的調整和觀念的轉換，但更需要的是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文化實踐，在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來擴展文化視野。由參與來了解世界，又由對世界的認識來引導文化建設，由此可以形成雙向互動，共同推動我國文化的健康發展。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今時代文化發展的新特點新趨勢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