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中：關鍵詞研究開啟中華文化現代意義世界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文化元典關鍵詞研究”首席專家、武漢大學教授

語言是人在天地間的存在方式，關鍵詞則是樞機性、概要性或精粹性語言，而文化關鍵詞是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文化本質，是中國人在意義世界的存在方式，更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現代意義上的關鍵詞研究始于20世紀初，如張岱年的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研究等。21世紀初，國內學界興起“關鍵詞”研究熱，以“關鍵詞”為關鍵詞的論文、著作和叢書，涉及文化與社會的諸多領域，研究方法除詞匯釋義外，兼具對象與方法之雙重內涵。目前，關鍵詞研究已成為開啟中國傳統文化之現代意義世界的金鑰匙。

中華文化意義世界的語義根源

人類文化對意義世界的建構，于軸心時代（公元前800—前200年）不約而同地取得了輝煌成就。就華夏文明而言，時空節點是殷商西周及春秋戰國，經典文本是六經及諸子，語義根源則是先秦元典關鍵詞。以《易》為例：書名“易”乃總關鍵詞，八經卦為元關鍵詞，六十四別卦為核心關鍵詞，而經之卦爻辭與傳之《文言》、《彖》、《象》、《系辭》等，則是對各層次關鍵詞的詮釋。先秦諸子已經注意到六經的核心觀念（即關鍵詞）問題，如《莊子·天下》有“《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儒效》亦有類似的說法。就詞的語用狀態而言，不同典籍或流派常共用相同關鍵詞，如“天”、“道”、“心”、“性”等，而不同文化流派對同一關鍵詞的釋義和使用常常見仁見智，甚至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關鍵詞在語用層面的詮解分歧，又由詞的語義之源所決定。篆體的“道”，左邊義旁由“行”與“止”組成，此乃“道”之詞根性的真實寫照。諸子百家各道其道，墨法強調“行”，老莊看重“止”，孔儒在“行”與“止”之間，等等。溯源追根，“道”所包含的終極追問、規律尋求和方法擇取等形而上意蘊，依次源于與“道”之行止相關的詞根性規定：起點與終點，在道上行走，以及行道之方式。

源起于軸心時代、扎根于先秦元典的中華文化關鍵詞，在漫長的演變歷程中標舉特定時空的文化觀念，接續前世與后代的文化命脈，從而成為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坐標。同樣是“道”，兩漢經學講述“道沿圣以垂文”，魏晉玄學復興“道法自然”，唐代文化兼宗“道教”與“佛道”，宋代文化援玄佛入儒而成“道學”，清季以降則以“道—器（技）”博弈和“道—logos”對談應對中西文化沖突。如果說，不同時代的“道（本體）”之“道（言說）”，標識不同時代之文化的核心價值、認知路徑和言說方式，從而鑄成“道”的坐標性；那么，當“道”與異域關鍵詞（如buddha、logos等）對話時，“道”則具有了轉義性或再生性。從軸心時代到全球化時代，漢語關鍵詞以詞根性固其本，以坐標性續其脈，以再生性創其新，從而建構起中華文化的意義世界。

跨越學科區囿 返回語義現場

先秦六經及諸子的創制者，用關鍵詞建構中華文化的意義世界，而這個意義世界是沒有學科區囿或壁壘的。先秦元典中的文化關鍵詞多具有某種“全息”特征，一詞一世界，一個關鍵詞幾乎包括了中國文化的全部信息。前述“道”兼具形而下與形而上之義，有如八經卦中的“乾”，三根爻線，天地人盡在其中。甲骨文表人的字占五分之一以上，故“天”、“文”、“心”、“性”等元關鍵詞因其“屬人”或“從人”而秉有無限豐富的文化內涵。

一個關鍵詞由“詞根”到“坐標”到“轉義”或“再生”，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變的，而是既有曲折之過程，更有復雜之語境。比如“仁”，僅在《論語》一書中就出現109次，其語境之異必然導致語義之別。“仁”在道家、墨家、法家乃至兵家的元典中也頻繁出場，不同文化場域中的語義所指更是大相徑庭：在儒家是有等差的“愛人”，在墨家是無差別的“兼愛”，在道家是“自愛”，在法家是“自為”，在兵家則與“詭道”相關……若忽略具體時空語境和文化爭鳴現場，則難解“仁”之真諦和奧義。

語言是人在天地間的存在方式，關鍵詞則是樞機性、概要性或精粹性語言，而文化關鍵詞是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文化本質，是中國人在意義世界的存在方式，更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國人的生命本體、語言存在、民族精神和道德理想是由關鍵詞所命名和指稱的，中國人對天人、人人、人我關系的體悟和理解是由關鍵詞所辨析和描述的，中華文明的孕育、誕生、成長、成熟、再生、新創是由關鍵詞所承續和光大的，中國文化的傳播接受以及與異域文化的碰撞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關鍵詞所擔當和完成的。因而，對關鍵詞與意義世界之內在關聯的揭示及闡發，僅依靠各自學科的分科釋詞是難以完成的。用關鍵詞研究開啟中華文化的意義世界，需要跨越學科區囿，返回軸心期百家爭鳴的語義現場，對關鍵詞作整體觀照和系統闡釋。

作為方法的“關鍵詞研究”

關鍵詞是有生命的，它雖可以衰老乃至死亡，卻也可以再生甚至永生。前述《墨子·經說》的近百個關鍵詞，有的已經逝去，有的依然活著，后者如“仁”、“義”、“中”、“合”、“夢”等等。關鍵詞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而關鍵詞研究的歷史使命，說到底是要通過開啟文化的意義世界而激活文化的生命力。欲實現這一目標，除了打破學科藩籬以實現路徑更新外，還要有研究方法的更新。

學界既有的關鍵詞研究不外乎三種模式：“標準答案、一錘定音”的辭典式，“語料匯抄、詞義類聚”的類書式和“范式歸納、體系構建”的范疇式。三種方法又以“辭典釋義”為基本模式：類書是為辭典準備語料，范疇則是擴展版和理論版的辭典。對關鍵詞研究而言，三種模式均有使用價值，其通病則是缺乏對關鍵詞生命歷程的動態把握和現時關注。就方法論而言，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研究”法即“歷史語義學”，對中國學界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關鍵詞》中文譯者在該書導讀中指出，作為方法的“關鍵詞研究”，特征是“不僅強調詞義的歷史源頭及演變，而且強調歷史的‘現在’風貌與‘現在’意涵”。因而，關鍵詞研究尤其要關注詞語的古今關聯及語義變遷。闡釋主體若不能站在現代文明的高度辨識關鍵詞在當下社會中的轉義、變異和更生，不能客觀把握關鍵詞之再生性所折射出的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沖突及融合，則必然遮蔽關鍵詞的現代價值，阻礙關鍵詞研究對中華文化意義世界的開啟。

筆者主張在通變傳統釋詞方法的基礎上新創“生命歷程法”，厘清并描述關鍵詞從誕生成長到更新再生的生命歷程，從而在詞根性、坐標性和再生性的不同階段和層面，展示關鍵詞鮮活的生命力和強大的文化影響力。關鍵詞闡釋的“生命歷程法”，不僅要繼承小學、經學、子學及史學傳統，亦要吸納文化語言學、認知語言學、語言哲學、闡釋學等外來研究方法。“生命歷程法”的新創與應用，不僅對關鍵詞研究，而且對相關領域如中國哲學、美學、文學及文論研究均具較高學術價值。概言之，用心鍛鑄“關鍵詞研究”這枚金鑰匙，可望重啟中華文化之樞機，重睹中華文化意義世界之神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