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學科壁壘 觸碰問題本真——記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勇安

“打破學科壁壘、跳出學科限制，重視問題的本真面目，可以進一步推進和探索新的學術研究。”張勇安的研究呈現奇妙的“多面性”：醫療社會史、國際禁毒政策史和冷戰國際史，這些研究既屬歷史學范疇，又涉及醫學、法學、政治學、國際關系等諸學科。

跨學科探究美國毒品管制問題

“我喜歡這個行當，學術研究充滿樂趣，但是要做好學問、真學問卻很難。”張勇安坦陳，直到博士時期他才下決心以學術為志業。

從碩士時初入門徑關注美國毒品問題，到讀博期間探究美國大麻政策，張勇安的研究由淺入深。2005年，從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取得博士學位后，張勇安來到上海大學社會學博士后流動站，“這有利于拓展社會學的理論和知識，實現跨學科研究。”張勇安說。此后他所進行的課題“美國醫學會與毒品管制的源起”與社會學更為接近，該課題主要探討醫學利益集團及其他利益集團是如何影響政府決策的。

與美國軍事、政治、外交研究相比，美國毒品史處于相對冷門且邊緣的地帶——并非這個問題不重要，而是搜集資料之難令人生畏。

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張勇安注意到不同利益集團在毒品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美國醫學會的資料是展開這項研究的關鍵”。至今，他還記得在上海市檔案館辛苦查閱資料的情形：由于是過刊，也沒有目錄，只能一期一期翻閱找尋。

功夫不負有心人，一次偶然的機會，在復旦醫學院圖書館九樓，他竟找到了整套 《美國醫學會雜志》。“你知道‘整套’是什么概念嗎？是從1847年開始直到現代的全部雜志！而且是周刊，數量之大超乎想象。”張勇安難掩興奮地告訴記者。

與國外學者在同一平臺對話

在歐美，美國毒品史研究已相當成熟，學會組織眾多、雜志門類齊全，已建立全球毒品政策網絡。張勇安要求自己的研究能與國際學者在同一平臺上交流對話，甚至有所超越。

在文件、資料、檔案等原始材料的占有上，張勇安力求翔實全面。他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查閱到的資料，有些連國外學者也未涉獵；而“美國醫學會與毒品管制的源起”這一嶄新課題，此前還未有過專門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的視角與眾不同：無論是對美國大麻政策和美國醫學會的關注，還是對美國與全球禁毒體系建立的研究，他所著力探討的并不是毒品問題本身，而是其背后的“動力學”機制。張勇安稱其為“毒品政治學”。

2009年9月至2010年8月，張勇安赴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醫學史系訪學。在近一年的時間里，張勇安得以與眾多享譽國際的學術大家近距離交流，查閱檔案資料也相當便利。然而，與鉆進圖書館一心寫文章的為學方式相比，張勇安更看重外圍學術網絡建立的意義，“無論對于未來發展，還是相關平臺和基地的建立都大有裨益”。如今，張勇安與包括酒精與藥物史學會在內的國外學術團體和學者建立了良好的學術合作。

從研究歷史到關注“當下”

毒品史研究既關乎歷史，又涉及現實。長期進行歐美毒品管制政策研究對當下的中國頗具啟示意義。張勇安注意到，美國和歐盟每年都會公布新出現的毒品，無孔不入的新型毒品可能會很快流入中國。研究和關注其他國家的毒品形勢，有助于預判中國的毒品問題；此外，歐美提出的一系列毒品預防措施對中國禁毒政策的調整也有啟發。比如從強調強制隔離戒毒到社區戒毒，從把吸毒者看作罪犯到將其主要視為病人，以及開始推進的以減少傳染性疾病傳播為目的的注射器交換項目，都對中國具有啟示作用。

2010年8月，張勇安到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擔任客座研究員。與耶魯大學的研究路徑不同，布魯金斯學會更關注“當下”。時任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曾直截了當地對張勇安說：“你在歷史方面的研究已經不少了，現在可以多關注當下。”

在布魯金斯學會工作的四個月里，他開始對如何搭建學術研究與公共政策之間的橋梁、如何讓研究為當下社會服務有了更深刻的體悟。受此啟發，回國后，張勇安與上海市禁毒委合作，主辦了內刊《禁毒研究》和月刊《禁毒參閱》，以便更好地為政府部門提供決策。

作為一名中國學者，他注意到世界非常希望聽到來自中國的聲音。由此，近年來他轉向關注與中國有關的問題。去年，他成功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冷戰時期中美禁毒博弈過程研究”，希冀能夠立足中國視角探討跨國歷史。（記者 胡言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