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 為學 為所——紀念鄧紹基先生

鄧紹基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他的為人風范、學術業績以及為文學研究所發展建設作出的貢獻，迄今留在全所同仁的心中，我相信，所有與他有過接觸的人，對此也都會留下深刻印象。

兼濟天下的情懷 為人敬仰

為人處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或有兼濟天下的抱負，或求獨善其身的結果。凡有兼濟天下情懷的人，做事總是先為他人著想。鄧先生就是這樣的人，幾十年如一日，有口皆碑。他長期擔任文學研究所的領導工作，識大體，顧大局，謙和待人，嚴于律己。

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在文學所攻讀博士研究生，對鄧先生最初的印象是他很有學者風度，器宇軒昂，眉目之間流露出來的謙和與自信，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一種正能量的化身。多少年后，盡管他年事已高，在很多年輕學者眼中，他還是文學所的品牌和驕傲。

開始的時候，你會覺得他不易親近。時間久了，你會發現，他接人待物很有分寸，很講究方式，讓每個人都覺得他是最了解你的人。在他面前，你不會有壓力，不會有顧忌，更不會掖著藏著，把話憋在心里。每次向他求教問題，他總是循循善誘，娓娓而談，沒有任何架子，很有老派學者風度�！叭玢宕猴L”，大約就是這種情境吧。幾十年來，所里人都說幾乎沒有看見先生紅過臉。即便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他會有所表達，但絕不失雅量。

80年代以來，鄧先生主持了很多集體項目，他總是邀請年輕同志參加，遇到問題，他從不以長輩自居，而是平等地交換意見。他是主編，總是謙遜和善地提出建議，讓作者修改，然后他再字斟句酌。

在文學研究所，鄧先生這一代學者處在承前啟后的位置。他們有機會近距離地接觸老一代學者，頗得前賢濡染。先生一生待人熱情，做事低調，很怕麻煩別人。日常交往中，他也有求人的時候，別人幫他做了一點點小事，他總是放在心上，有機會一定通過不同方式表達感謝，溫文爾雅，恰到好處。他對別人的請求，也總是盡力協助解決，絕無推衍。

鄧先生去世一年來，他的身影總是浮現在我的眼前，和藹地看著我們，不時會像朋友聊天一樣，半瞇著眼睛，率意地表達他自己的想法。我常常想，有這樣的忠厚長者在，真是我們的福分。

多領域研究成就卓著 惠澤后學

鄧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工作，研究內容涉及面很廣，在唐代詩歌、元代文學、中國古代戲曲、中國古代小說等研究領域都建樹頗豐，尤其在古代戲曲研究領域，成就卓著；關于近代文學、現當代文學也發表過系列學術論文，成就令學界矚目。鄧先生的學術特色，可以用專、寬、通三個字來概括。

首先是他的專。早在1948年，先生還在常熟中學讀書時，就在無錫當地報紙上開辟“舊劇新話”專欄，發表劇評。就讀復旦大學后，在趙景深、劉大杰等前輩學者鼓勵下，他較早決定以元代戲曲方面作為自己專攻方向。從50年代開始，他就陸續發表多篇論文，涉及元雜劇的內容、格律、版本和作者生平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張，如元曲“四大愛情劇”說，如文學古籍尤其是戲曲小說典籍，不能簡單地套用傳統的經史校勘的方法，必須考慮到案頭閱讀與表演腳本的差異等。這些論斷，援據精博，多為學術界所認可。

作為中國文學通史之一的《元代文學史》就是由他主編的，這是百年來第一部關于元代文學的全面系統的論著，在學術界影響很大，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此外，《〈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兩個特色》、《關于〈儒林外史〉的版本》、《曹雪芹卒年問題商兌》以及立足于明清戲曲小說的主題學研究論文《典實與傳說：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張騫故事》、《關于 “離魂型”、“還魂型”和純一人鬼相戀型文學故事》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論著。他提出的明代成化、隆慶時期“三大傳奇”和清初“吳縣作家群”等重要觀點，也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

如果從1948年開始算作他涉獵戲曲領域的話，到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結集出版《古典戲曲評論集》，鄧紹基先生在古典戲曲小說領域，辛勤耕耘長達65年之久，真可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

其次是他的寬。鄧先生是我國古典戲曲小說研究方面的大家，他在70年代又潛心于杜甫研究，完成了一系列論文，匯集而成《杜詩別解》。他還長期關注近、現代文學，發表了多篇論文，提出了“狹義公案小說”等重要觀點和命題，對于近代文學研究作出了貢獻。他還把自己的研究觸角延伸到當代。此外，他對先秦文學、漢魏六朝文學、唐宋文學等，也有很多重要的論述，多要言不煩，見解獨到。

再次是他的通。60年代他就參與了余冠英先生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80年代又主編了十四卷本 《中國文學通史》，至90年代，與張炯、樊駿先生合作組織編寫《中華文學通史》，實現了學術界期盼多年文學史研究的 “三通”，即在時間上，古今文學打通；在空間上，各民族文學打通；在體裁上，各種文體打通。此外，他還參與主編了《中華文學通典》和 《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及《古本戲曲叢刊》等。在從事文學史研究過程中，他一直在思考著文學史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思考著古代文學學科建設問題。早在1956年，他就發表《反對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庸俗社會學傾向》，當時他剛20出頭，就針對當時學風方面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此后，陸續發表了若干宏觀文學研究方面的論文，高屋建瓴地考察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規律以及古代文學研究的范圍、方法、成就等，具有指導意義。

為學科建設承前啟后 鞠躬盡瘁

鄧先生在文學研究所的工作崗位上度過了45個春秋，可以說，他的一生是與文學研究所發展建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是繼文學所創始人鄭振鐸、何其芳之后第二代學者的領軍人物，起到了承上啟下的橋梁作用。早年，在何其芳所長的引導下，他參與了文學研究所很多重大學科建設和學術活動。在紀念文學研究所成立50周年的時候，鄧紹基先生在回憶文章《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記文學所前輩學者之間的情誼》中談到，鄭振鐸、何其芳在籌建文學所時確立了四個方面的工作重點：第一是系統的中外文學理論建設；第二是大型的多卷本中國文學史編寫；第三是編選具有大型文獻功能的 《古本戲曲叢刊》和《古本小說叢刊》；第四是編選一套歷代詩歌選本，并且要由著名學者來選編。今天來看，建所之初所確定的這四個方面的業務工作多已完成。其中，也融入了鄧紹基先生的心血。

在中國學術史上，向來有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分別，多數學者追求為己之學，視為安身立命的根基。以鄧先生的性情資質與學術理想，他完全可以堅守自己的學術園地，精耕細作，成為某一領域的第一流專家。但是，他被很多事情推著走，不得不騰出大把時間用于學術組織與行政協調。盡管如此，他從來沒有因為個人的興趣而耽擱工作。這一點，很像他的引路人何其芳先生。我們從回憶文章看到，何其芳先生身居領導崗位后，沒有時間從事創作，頗感不安，多次說到，“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寫”。他還對無休無止的會議，深感厭煩。但是，他受黨教育多年，服從工作的調遣。鄧先生也是如此。他多次說過，行政工作可能會耽誤業務學習，但是從大局考慮，從長遠考慮，這種犧牲又是必要的，不能選擇。文學研究所有很多像何其芳、鄧紹基先生那樣的“雙肩挑”干部，代代傳承，默默奉獻，克盡厥職，照亮他人。在當今這樣一個特別強調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他們的為人、為學風范，越發顯得珍貴，越發令人感念。

今天，我們紀念鄧先生，不僅僅是紀念他個人，也讓我們有機會回顧老一代學者為文學所發展建設作出的重要貢獻。筆者在紀念文學所成立60周年時曾在《追尋文學所精神》一文中寫到：“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或許可以視為文學所精神的一個基本內涵。謙虛，是就為人而言，低調做人，和諧共事�？炭�，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繼晷，鉆仰終身。而實事求是，則是做人做事必須遵循的原則，是這種工作作風的核心所在。正是在這種精神的引導下，60年來，文學所艱辛地探索出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形成自己的傳統”。鄧先生可以說是繼承這種傳統精神的一個典范，值得我們學習。（劉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