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良駿：瑣憶王瑤先生

我不是王瑤先生的入室弟子，只是他教過的廣義的學生之一。我與他的交往雖不少，但對他的了解不深。這里寫下的只是我師從王瑤先生的點點滴滴。

旁聽先生的“魯迅研究專題課”

我是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頭一年不分專業，語言課和文學課各占一半。這些課都是所謂“基礎課”，是必須學好（至少必須考試及格）的。當時的系主任、著名的元曲專家和文藝批評家楊晦先生特別強調這一點。他不讓學生搞創作，說那是“不務正業”；甚至說“想當作家的不要留在中文系”。比我高兩級的劉紹棠本是通州區小有名氣的青年小說家，便是在這一觀點影響下到作家協會去的。我們循規蹈矩，按照課程要求念參考書。加之西洋小說、蘇聯小說的吸引，忙得不亦樂乎，哪有時間寫作？哪又敢違規寫作呢？

聽課，是有點“學問”的。有專注本年級所開課程的，也有到系內別的年級甚至外系旁聽的。有一天我就擠到一間大教室旁聽起來。講課的老師個子不高，40多歲，叼著個大煙斗，講著講著自己便哈哈大笑起來。聽講者也跟著哄堂大笑。老師話音很難懂，我幾乎一句也沒聽懂。事后我才打聽出，這位老師便是大名鼎鼎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的作者王瑤先生，他講的正是為中文系三、四年級開的“魯迅研究專題課”，那天分析的是《野草》中的一篇。

說來很奇怪，這堂一句也沒聽懂的旁聽課，卻在我腦子里扎了根，先生的大煙斗和談笑風生的印象再也無法忘懷了。這或許為我后來走進魯迅研究領域種下了一個“情意結”。

先生表揚我組織編寫《魯迅雜文選講》

20世紀70年代初那個特殊的時代，為了工農兵學員學知識學文化的需要，我們成立了大寫作教學組，專門教認字和寫作。李慶榮同志和我便是這個大寫作組的負責人。

寫作組成立后，18個教員每人負責3個學生，共50多個學生。但加上輪流上課（講寫作知識），教員還是行有余力，“吃不飽”。因為中文系雖有100多名工農兵學員，但除去學軍、學工、學農、學商以及其他臨時任務，經常需要寫作組包干的并不多。于是，我想出了一個主意：集體編寫教材。當時，我們接觸較多的是魯迅雜文，上課分析最多的也是魯迅雜文。我和李慶榮一合計，便決定寫一本《魯迅雜文選講》，作教材之用。辦法是教員自選篇目，各選一篇，3個月內寫出初稿，然后全組討論、修改、定稿。為了樹立樣板，請樂黛云同志先分析一篇，作為參考。說實話，寫作組的18名教員，并不都具備編寫這本書的條件。因為除樂黛云、金申熊二位系統講過魯迅作品外，其他同志大都只講過一兩篇魯迅作品，對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學知之甚少。但大家心比較齊，都躍躍欲試，于是很快便“土法上馬”了。大約用了半年的時間，在教學之余，名為《魯迅雜文選講》（共18篇）的內部教材便印了出來，并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頗為中文系增了光彩。魏建功先生親自題寫了封面，楊晦、吳組緗等先生也都表示嘉許。特別是王瑤先生，私下對一些同志說：“應該好好表揚表揚這個袁良駿�！碑斘衣牭较壬�的這個話時，頓時生出無限惶愧和感激，這本教材是大家的功勞，我不過是張羅張羅而已。但王先生的這番心意成了對我的有力鞭策。后來，這本《魯迅雜文選講》先后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在北京出版社的征求意見會上，王先生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也當面給了我們很多鼓勵。

對待學術研究一絲不茍

大概從1974年開始，北大中文系接受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注釋魯迅著作《墳》的任務，由我和孫玉石同志主持，吸收了兩位工人同志和兩位農民朋友參加，是所謂“三結合”注釋組。兩位工人同志均為高中畢業生，尚可完成一部分工作任務，兩位農民朋友則實在十分困難�！秹灐肥囚斞钢�作中文言成分較多的一部，注釋難度很大。這樣一種狀況如何完成任務？我首先找到了王先生和川島 （章廷謙）先生，希望他們兩位不避勞苦，參加注釋組的工作。兩位老先生一一答應，都準時到注釋組上班。尤其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人心惶惶，天氣又酷熱難耐。但兩位先生依然堅持上班，從無間斷。

進入80年代之后，我從先生那里學到了更多的東西，也得到了更多的啟發和支持。1981年5月，川島先生不幸病逝，我受孫斐君先生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之托，編選《川島選集》。我找到了先生，請他為《川島選集》寫序。先生兩天便寫好交給了我�！缎颉繁憩F了兩位老先生深摯的情誼以及對散文家川島的歷史評價。作為編選者，我從中既受到了感情的陶冶，也開擴了眼界。

魯迅百年誕辰紀念期間，先生一邊忙著參加全國的紀念大會和學術討論會，一邊還應北大校方之請為北大學生作了題為“魯迅和青年”的學術報告。我有幸主持了這場學術報告會，再次聆聽到他的精彩講演，還客串“翻譯”，以便使在場的聽眾能聽懂先生的山西話。

對外籍學者、外籍華人學者的熱情友好，一點也沒有影響王先生一貫堅持的學術原則。改革開放以后，美籍華人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流入國內，頗為引起轟動。1983年夏，《文藝報》主編馮牧同志主持座談會，邀請在京老中青學者30余人，專門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問題。會上，王先生帶頭旗幟鮮明地批評了夏著的一些錯誤和不當之處，而且尖銳地指出：研究中國文學，中國人最有發言權。對外國學者和海外華人學者的學術論著，我們一要歡迎，二要分析，千萬不要盲目崇拜。

懷念先生雪中送炭

先生對他的研究生很嚴格，但對我這個“非嫡系部隊”很寬容。1982年，我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了《魯迅思想“完成”說質疑》一文，并不敢拿給先生看，但他老人家還是看到了。孫玉石兄轉告我：“王先生對你的文章很贊賞，說是一氣呵成，氣勢逼人，像江水泛濫。”我乍聽頗為自得，但過后一想，不對了，這豈不也是很明顯的批評嗎？“江水泛濫”，自然泥沙俱下，先生顯然是不滿意于文章之粗糙，只不過怕我接受不了，故意寓貶于褒而已。

有時，先生對我也坦率批評。一次，我寫了一篇論魯迅文藝思想的文章請他指正。他看后毫不客氣地對我說，這篇文章沒寫好，沒有深入下去，面面俱到，泛泛而談。最好抓住某一點生發開去。這次批評對我后來的學術著述可以說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先生對我的生活也給予很多關心。20世紀七八十年代，工資很低，我上有父母，下有兩個孩子，幾乎每月入不敷出，生活十分困難。有一次，老父親來住了一個月，我簡直無力把他老人家送回家鄉了。于是，我厚著臉皮找先生“告幫”。先生爽快得很，進屋便拿出了一張“百元大鈔”遞給了我，還說：“不夠再來�！焙髞�，我有了稿費，才還了這筆債。但這雪中送炭的溫情是還不清的。

先生對我的《魯迅研究史》的關心與推薦最令我感動。那是先生病逝的前一年，江西的一位朋友給先生寫信，說要編寫 《魯迅研究十二家》，請先生推薦相關學者。先生向他引薦了我及我的《魯迅研究史》。我那本書缺點很多，而且當時只出了上卷，先生那樣器重，實在不勝惶恐！遺憾的是，我還沒有來得及當面向先生表示我的感謝和惶恐，他便撒手而去了。我只好將這種感念之情深藏心底，作為我繼續前進的重要精神力量。

轉眼間，先生離開我們已經2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宛然在我眼前，他的那些風趣幽默的妙語雋言也一直讓我欽佩和回味。昊天不吊，奈何！安息吧，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