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追記恩師王運熙先生

運熙先生氣度平和，著述撰文，遵循實事求是原則，務求用詞精準，力摒多余修飾，與人立異，亦措語謹慎，力避鋒芒，故呈現出平實的表象。

2014年2月8日凌晨，恩師王運熙先生在醫院溘然離世，驚悉噩耗的師長、同門、后學及媒體記者，紛紛以自己的方式悼念、追懷先生。作為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執教50余載并創建復旦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的老輩學人，運熙先生將自己的才識精力全部投注于教學與研究，他以一位學者的本分，吸引校內外諸多后進在精神上追隨于他，真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瞻之弗及的樂府詩研究

王運熙先生1947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以文學院總成績第一名，留任為中文系助教。次年，在當時的中文系主任陳子展先生啟發下，從讀王闿運編《八代詩選》入手，研究雜體詩，撰寫首篇論文《離合詩考》，于1949年發表在《國文月刊》第79期，接著因研究雜體詩中的風人詩，開始細讀樂府清商曲辭中的吳聲歌曲、西曲歌，撰成《論吳聲西曲與諧音雙關語》，同年發表于《國文月刊》第81期。之后運熙先生對吳聲、西曲的產生時代、地域、淵源，樂曲中的和送聲作用以及《子夜》、《讀曲》等重要曲調的作者、本事等問題做了詳細考證，相關的7篇論文結集為 《六朝樂府與民歌》，1955年由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這部從20歲伊始開始寫作，30歲前公諸學界的專著，幾乎窮盡了與課題相關的所有材料，經作者縝密的考辨，復原了吳聲、西曲如何以民間歌謠與貴族所制樂曲相配的復雜狀況，糾正了“五四”以來學者僅視之為里巷風謠的認識誤區，也證實了《宋書·樂志》及郭茂倩《樂府詩集》的記載。此書是運熙先生以釋古求真態度奉獻給學界的最早成果，然影響可謂深遠。

先生胸襟通達，處世云淡風輕，在后生晚輩眼中頗有遁跡世外之致，或視之為前輩宿學，似乎高深不測，其實與他接觸較多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那種文人氣質：敏感多情，面對世事多顯木訥。長達60余年的學術生涯中，先生始終能保持其深摯的文學情懷。2005年《六朝樂府與民歌》出版50周年之際，他特意錄舊作一首以志紀念：“吳聲西曲譜新篇，子夜悲歌最可憐。軟語歡郎情懊惱，清音明轉出天然。”先生在詩中毫不掩飾對此類題材的由衷喜愛。

完成了《六朝樂府與民歌》后，運熙先生將樂府詩的研究范圍擴展到漢樂府，重點放在相和歌辭方面，并對漢魏六朝的通俗樂曲作了一些整體研究，共撰文11篇，編為《樂府詩論叢》，1958年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匯編先生的樂府詩論文時，除了以上述二書為上編、中編外，先生又將之后發表的18篇論文作為下編——《樂府詩再論》收錄，全書定名為《樂府詩述論》。2006年出增補本時又補入3篇新作。至此，從考析吳聲西曲如何用諧音雙關語表達思想感情這一小問題入手，經過日益深入的開掘，他為漢魏六朝樂府的研究開出了一片大境界。當然，他后來從事唐詩研究，也論及唐代的樂府詩，他在這個領域也甚有心得，其卓越見解還有待相關的行家去總結。

批評史研究與文學史研究相結合

20世紀50年代中期后，運熙先生研究重心轉移到唐代文學方面。60年代初，因在復旦中文系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同時參加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教材的編寫，他又進入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領域。

運熙先生氣度平和，著述撰文，遵循實事求是原則，務求用詞精準，力摒多余修飾，與人立異，亦措語謹慎，力避鋒芒，故呈現出平實的表象。然深入閱讀后便能感到，無論選題還是論述，先生之文的創新性、說服力總能經受時間的考量。比如他指出古文文句參差錯落，本不如駢四儷六的駢文容易斷句，而韓愈古文也和韓詩基本風格一致，都是力避庸弱，追求奇崛，故中唐“古文運動”并非如胡適所說為文學語言“白話化”的環節，平易流暢的古文風格是宋代以后才出現的。運熙先生的此種見解是廣泛閱讀魏晉至唐宋的駢散文、反復揣摩異同后得出的，有此深厚的文學感知后，他才能對宋元以來的各種相關評論區分正誤，真正做到后出專精，并幫助研習唐代文學和韓愈作品的人，消除因襲的錯覺。在《試論唐傳奇與古文運動的關系》一文中，運熙先生對鄭振鐸先生強調古文運動對傳奇的影響、陳寅恪先生強調傳奇在古文運動中所起的作用都不滿意，同樣通過對傳奇文本的細讀，他指出唐傳奇的語言基本上與漢魏六朝小說相類似，因受當時駢文影響，傳奇句法常較整齊，其駢儷文句的增多，應受當時變文、俗曲等民間文學的影響。以上觀點，基本已被當代治文學史者接受，成為基礎知識傳授于一代又一代學子，然很多人難以想象這種“發千古之覆”的見解，運熙先生僅以數篇文章，四兩撥千斤似地寫出，當與他一貫服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以及“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的古訓有關。

運熙先生晚年曾總結自己的著述特點：“我一直喜歡寫單篇論文，不大喜歡寫有系統的教材一類的著作，因為前者便于以較精煉的文字發表自己的見解，無須為了表述得全面系統，說許多人家以至自己已經說過的話。因此數十年來，除參與一部分集體編寫的教材或教材一類的著作外，大抵均以單篇形式出現。一篇富有創見的高質量的論文，其價值要超過一部平庸的著作。”故其主要學術成果，便體現在《樂府詩述論》、《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文心雕龍探索》、《中國古代文論管窺》四部論文集中。不過若要全面評價其學術成就，是不能繞開他與顧易生先生共同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3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7卷本）教材的。后者曾連獲國家教委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國家圖書獎等殊榮，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里程碑式的巨著，而其中他與楊明合撰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因有《文心雕龍探索》及《中國古代文論管窺》涉及相關課題的研究積累，故能避免一般教材寫作的弱點，新見疊出，在敘述基礎知識的同時畫出該領域的研究前沿。值得一提的是，運熙先生的批評史研究，強調與文學史研究相結合，即隨時要用文學作品來驗證或考察相關的批評理論，這樣才能避免片面理解，發掘出批評的本真之意。

親定文集 梳理學術理路

熟悉運熙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早年即患眼疾，23歲起“視力衰弱，從此夜間不能讀寫，白天工作時間亦須控制”。時間對他來說尤為寶貴，但他在帶學生時，卻從不吝惜自己的寶貴時間。師兄們回憶，因看不清手寫體字，運熙師要求學生將寫好的各篇文章從頭至尾讀給他聽，有問題，他總能當場指出，對文中不夠準確的表達，甚或一個可有可無的形容詞都不姑息。如今運熙先生的言傳身教，已成為眾弟子最為珍惜的記憶，而五卷本的《王運熙文集》（以下簡稱《文集》）亦是大家案頭必備之書。

因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的緣故，我有幸成為《文集》的責編。2010年9月社里批準選題后，運熙先生即開始編集。他的思路是將已出版的四種論文集及《望海樓筆記》作為基礎，新寫的相關文章按類歸屬其中，或對已有的歸類作更合理的調整。這一工作他實際早已開始做，在20世紀90年代編《樂府詩述論》時，新增的下編，除了未曾入集者外，還將原收入《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的4篇論文移入。這種不斷新增與調整的背后，是先生學術理路的日漸清晰：漢魏六朝唐代文學、中古文論研究是兩個大塊面，樂府詩、文心雕龍兩大個案，都做得精彩紛呈，而《望海樓筆記》中指點青年學子治學入門、金針度人之語及有意普及研究心得的短文又是他推己及人的仁心所成，故可壓卷視之。

2012年《文集》出版，次年3月在《文集》發布會暨王運熙先生學術研討會時，先生卻因車禍住院，日漸衰弱，無法出席，亦無法與大家再作深入交流。如今，想念他時，只能捧讀《文集》，從一篇篇擲地有聲的論文中繼續受他教誨。這些文字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知先生身后終不寂寞，只因自己無超師之見，不堪發煌之責，故臨文未免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