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眼世界中增強道路自信

　　寧 騷

　　韓振峰

　　郭萬超

　　夏春濤

　　編者按

　　近日，全國社科規劃辦在京組織召開了“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專家座談會。來自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北京市社科院、國防大學的7位專家圍繞會議主題進行深入研討。專家們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被歷史和實踐證明了的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唯一正確的道路，隨著中國發展取得巨大成功，中國道路正越來越引起世界的關注，并成為西方學者研究的熱點。立足中國實際，深入研究和充分闡釋中國道路的由來、特點、價值和意義，進一步堅定人們的道路自信，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肩負的重大責任和崇高使命。本版今天選取其中4位專家的發言擇要刊登，以饗讀者。

　　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評估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

　　現代化這一世界歷史進程是由西方開啟的。西方國家都經歷了從不發達到發達的歷史過程，分別走過了不同的發展道路。20世紀下半葉，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要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發展模式輸出的時候，就開始持續不斷地對它們自身各不相同的發展道路進行總結、提煉，最終形成一個看似統一的發展模式，這就是所謂“華盛頓共識”。西方發達國家一直熱衷于推銷這一模式。在他們看來，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如果偏離西方模式就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對于中國的現代化另辟蹊徑，堅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那些輸出和主張復制西方模式的人士一直不看好，一再花樣迭出地鼓吹“中國崩潰論”。

　　然而中國道路成就了中國崛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的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實現了對西方發展模式的成功突破，正在并將繼續改變西方發展模式主導全球發展的壟斷局面。各種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共存、競爭的多元化時代已經到來。

　　如果說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終結了“我們將要埋葬你們”這種赫魯曉夫式的機械的歷史決定論；那么現時代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的多元化，則打破了西方發展模式被視為“普世模式”的神話，意味著弗蘭西斯·福山宣稱的“歷史終結論”這種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歷史決定論的終結。

　　中國崛起給我們提出了這樣的課題：應當以什么樣的歷史觀為指導來評估中國道路或模式的世界意義。對此，我的一個基本看法是：評估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不能剝離中國道路的特定內涵。中國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人民在新的偉大實踐中所作出的歷史性選擇。這一道路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因此，評估中國道路世界意義的正確方法應當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

　　評估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必須正確解讀現代化的世界歷史進程的統一性、世界各國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的多樣性、中國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成功的必然性，而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則為這些方面的解讀提供了明確指導。

　　中國道路體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集中地體現在中國道路形成和展開的基本依據是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這個階段則是中國經歷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依次更替的各個經濟社會形態和技術社會形態這樣“一種自然史的過程”的延續。第二，集中地體現在中國道路具有現代化的世界歷史進程的統一內涵。現代化在當代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是一個統一的歷史過程，具有統一的內涵，即現代化就是指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以現代生產力、科學和技術革命為推動力，實現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轉變，并推動著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以及社會組織和社會行為都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過程。統一性的這兩個方面都意味著世界歷史進程是有規律可循的，是受客觀規律支配的。中國道路的形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努力探尋規律并按照規律辦事的結果。

　　現代化的世界歷史進程的統一性體現了各國、各地區現代化的歷史必然性。同時，這種統一性是通過多樣化的形態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是建立在多樣性基礎上的，而多樣性則體現了現代化發展的個別性、具體性和偶然性。中國道路是現代化的世界進程多樣性的一個樣本，也就是說，中國道路只是當今世界各國眾多發展道路中的一種。與其他各種道路相比較，中國道路具有特別的內涵，它形成和展開的歷史與現實條件有自己的特點。多樣性展現的是各種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的特殊性，所以就此而言，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任何道路或模式都只有在特定的歷史和現實條件下才能獲得成功。基于這一認識，我們反對照抄照搬其他任何發展模式，同時也不謀求輸出中國道路或模式，不要求其他國家復制中國經驗；同樣是基于這一認識，我們認為西方發展模式的確是西方國家推進現代化的經驗總結，但它只是當代世界多樣化發展模式中的一種，不能作為普世模式輸出到世界各地。

　　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評估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還必須回答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中國道路成功的必然性。中國道路成就了中國崛起，因此中國經驗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視。而對中國經驗的正確總結和闡釋，就是從社會歷史活動的規律性上去回答中國道路為什么成功。在中國道路形成和展開的歷史過程中，在這個過程的各個階段、各個環節上，都有不可勝數的因素影響著中國道路的成敗。由于中國道路的特定內涵能夠有效地調動積極因素，化解消極因素，引領全國人民一心一意謀發展，所以能夠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對中國道路成功的必然性的揭示和闡釋，能夠從根本上積極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經驗的關切，使中國發展道路獲得更加廣泛的理解和認同。（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寧騷）

　　中國道路 世界影響

　　一個國家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決定著這個國家的根本方向和前途命運。習近平同志指出：“無論搞革命、搞建設、搞改革，道路問題都是最根本的問題”。“只有走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道路，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最終才能走得通、走得好。”這是總結長期歷史經驗所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經過長期探索而找到的一條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的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于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只有繼續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但是，必須清醒認識到，具體國情不同，發展道路也不會完全相同。習近平同志2013年3月在坦桑尼亞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發表的演講中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模式，中國將繼續堅定支持非洲國家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這就告訴我們，不同國家由于具體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也不會相同。

　　我們常說，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但每個國家發展的具體道路卻是多種多樣的。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論證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這是建立在社會發展客觀規律之上的科學真理。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一切民族、一切國家都將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是，一切民族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具體道路卻不可能完全一樣，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俄國十月革命道路和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歷來反對把他們的理論當作固定的模式或教條來機械照搬，他們一再強調：“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締造者的列寧也認為，社會主義建設不可能存在一個統一的模式，也沒有一個先驗的公式，而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各個國家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他指出：“需要獨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為它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明確提出“以蘇為鑒”、探索有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思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全面總結中國和國際共運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發展模式”問題進行了重新反思，明確指出：“各國共產黨應該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鄧小平在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也指出：“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這充分表明，各國應當根據本國的國情特點來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但是，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不意味著閉關自守、孤芳自賞。恰恰相反，既然中華民族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文化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各國同處于一個“地球家園”之中，那么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間，也應該相互溝通、相互影響、相互借鑒。中國道路不僅給13億人口的中國帶來了巨大成功，而且也對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正確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產生了巨大影響。

　　具體來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際影響和世界意義表現在：第一，中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用短短30多年時間成功探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極大地提高了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解決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飯問題，創造了人間奇跡，為世界減除貧困作出了實質性貢獻，為世界和平提供了穩定性和建設性因素。第二，中國道路摒棄了傳統大國崛起的發展模式，既通過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通過自己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中國選擇了一條與20世紀大國爭霸截然不同的和平發展道路，開創了人類和平發展的新紀元。第三，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這本身既是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做出的有益探索，同時也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探索自己的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借鑒。

　　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是封閉的、僵化的，而是開放的、發展的。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然會越來越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必然越走越寬廣。與此同時，中國發展道路對世界各國尤其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建設也必然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作者為北京交通大學教授 韓振峰）

　　怎樣才能讀懂當代中國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全面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做宣傳思想工作，一項重要任務是引導人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可以說，讀懂當代中國意義重大，它關乎中國自信的樹立，關乎全社會正能量的積聚，關乎中國夢的最終實現，也關乎人類文明發展道路的創新。在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歷程中，雖然國內外不乏中肯客觀的評價，但各種唱衰中國的論調一直不絕于耳，最為悲觀的就是“中國崩潰論”。但這些論調都已被實踐證明是十分荒謬的。中國不僅戰勝了一個又一個重大困難和挑戰，而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那么，認識與實踐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大的反差？究竟如何讀懂當代中國？在我看來，應當從以下兩個方面著力。

　　第一個方面，快速變革發展的中國從現象看很復雜，但要把握其發展主流和基本趨勢，這是科學方法問題。中國30年的發展相當于西方200年走過的路程。所以，中國看起來會比較復雜，對復雜事物每個人觀察的立場、視角不同，就會得出不同結論，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一些暫時性的表面性問題也很容易蒙住人們的眼睛，讓人看不到事物發展的本質和方向。全面客觀地看中國，需要“莫為浮云遮望眼”“風物長宜放眼量”的大視角、大氣度。判斷中國的未來前景，要看主流、看總體趨勢，不能只看次要問題、看個別現象。越是快速發展，問題與矛盾就越多。但是，一個國家總體發展趨勢上升，短期問題就不能左右大局，因為那都只是暫時的。當然，我們也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識。

　　有些人只看到某個方面的問題就無限放大，得出聳人聽聞的片面論斷，而對中國整體上升趨勢置若罔聞。特別是西方一些學者和媒體人士，他們看中國可用三個詞形容：瞎子摸象、隔靴搔癢、霧里看花。這是因為，他們喜歡照搬西方經典理論解讀中國。

　　無可否認，西方理論在解釋最發達國家現象時有其價值，但如果不加消化，不結合實際，在解決后發國家與轉型國家問題時就會遇到“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困境。這是因為，西方的理論絕大多數是由生活、工作在最發達國家的學者，依據他們所觀察到的最發達國家的現象提出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西方學者的理論還會打上西方文化認知模式的烙印，而文化認知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地方性的現象。理論的文化隔閡比我們想象的更深，學者們并不能因為他們專業研究者的角色而使自己更客觀，恰恰相反，這種角色使他們因受某種理論傳承影響過深而比其他人看問題更為偏頗。

　　事實上，當理論難以解釋一種新的現實時，學者就有責任創新發展理論，而不是讓現實去遷就現有理論。可以理解，面對中國急劇而又獨特的發展，許多堅信西方資本主義經典理論的學者自然充滿困惑和痛苦，誰都不愿意輕易放棄自己畢生研究和信仰的理論，一旦發現自己心愛的理論遭到實踐證偽，自然的反應不外是拒絕承認現實、錯誤解釋現實，甚至充滿偏見地歪曲和攻擊現實，這就是為什么30多年來西方學者對中國的預言與判斷頻頻出錯的重要原因。

　　第二個方面，對發展中出現的個別矛盾和問題不應以感性思維無限放大，要以建設性精神培育正能量，這是正確態度問題。毋庸置疑，中國在整體進步的前提下，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也不少，但不能帶著情緒去看，更不能無限渲染，人為放大。其實，現今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比我們要嚴重得多，日本海灣當年也是烏黑一片，倫敦的霧霾造成幾千人死亡，美國發展初期幾近使印第安人滅絕，中國勞工也很多客死美利堅。相比之下，中國走的是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路，中國的發展是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

　　一個社會如果總體趨勢是上升的，我們就應該以建設性的態度促其完善，而不是無限放大它的問題。現在個別人對中國共產黨說三道四，但實事求是地說，中國離開中國共產黨，誰也不行。發展經濟學奠基人之一、著名經濟學家羅斯托表達過這樣的思想：“在更一般的情況下，起飛的到來不僅要等到社會基礎資本的積累和工業、農業技術的迅猛發展，還要等到一個準備把經濟現代化作為嚴肅的、最重要的政治事業的政治集團的出現。”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的政治集團，它不是一個外來力量強加于中國的政黨，而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探索最終脫穎而出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從目前來看，并非完美無缺、無可挑剔，但平心而論，中國共產黨為了國家發展、社會進步真干事、干實事，是中國走向繁榮發展、走向民族復興當之無愧的領導核心。

　　對于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我的觀點是，飯要一口一口吃，房要一層一層蓋，本事要一點一點積攢，僅靠某些外國人的蠱惑煽動就幫外人詆毀自己的國家不算什么本事。從自己做起，同時互相鼓勵鉚足勁往前趕，才是正解。（作者為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員 郭萬超）

　　兩個“復興”視野下的中國道路

　　如何看待中國道路及其世界意義？我認為有以下兩個角度。

　　首先，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角度看。西方國家通過政治革命、工業革命崛起后，“西方中心論”隨之產生，認為西方文明是世界最好的文明，西方社會是世界各國萬流歸宗的“范式”。西方在全球進行血腥殖民擴張和掠奪的過程，同時也是進行制度擴張、文化滲透的過程。倚仗軍事優勢，西方恃強凌弱，其心理優勢愈益膨脹。中國是西方列強加害最深的國家之一。當時的西方人以居高臨下的心態看中國，認為中國要擺脫停滯、落后現狀，只能走西方已走過的道路，向西方式社會看齊。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并不真心希望中國由弱變強，所以“先生老是侵略學生”，“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

　　在人類歷史上，文明興衰、強弱轉變是一種常見現象，是由諸多因素決定的。近代以來，西方的強勢地位沒有被撼動，“西方中心論”沒有被質疑。蘇東劇變后，世界政治版圖出現新變化，西方國家不戰而勝。“西方中心論”隨之達到頂點，最具代表性的是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

　　進入21世紀，情況又有變化。西方麻煩不斷，經濟低迷，發展乏力。中國則發展勢頭強勁，后來居上趨勢明顯，走出了一條立足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崛起是西方不愿意看到、卻又不得不正視的事實。2004年美國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識”概念，以及國際上廣泛討論“中國模式”，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北京共識”、“中國模式”，與“華盛頓共識”、“西方（美國）模式”是兩組不同概念，是為了區分不同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而這些概念卻是西方人提出的。

　　今天，中國國力日趨強盛，距離民族復興的目標越來越近。這打破了蘇東劇變后西方長期形成的心理定式，沖擊和撼動了傳統的“西方中心論”。西方關注中國的心態是復雜的，不會丟棄“西方中心論”。我國一向倡導世界文明多樣性、發展道路多樣化，始終鄭重承諾永遠不稱霸，無心也不會與西方爭做什么“中心”。西方在20世紀沒有做到用西方模式一統世界，在21世紀同樣也做不到，中國用自身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

　　其次，從世界社會主義復興的角度看。“復興”的本義是指恢復歷史上的興盛狀態，但今天所說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簡單地復制漢唐雄風、乾嘉盛世，而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說到底，中國夢是社會主義強國富民之夢，是在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個整體，“社會主義”4個字是定性的。中國道路的成功，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成功。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原本是從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的角度談的，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和最后形式。因此，談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無法回避世界社會主義這個話題。

　　與資本主義相比，社會主義是新事物新實踐，出現曲折和反復并不奇怪。世界社會主義在蘇東劇變后陷入低谷，現在也難說走向了復興，但社會主義歷史并沒有終結。中國的崛起說明，世界社會主義具有旺盛生命力，仍有走向復興的希望。鄧小平說過：“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

　　中西方政治有沒有可比性、能不能比？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事實上，你不比，別人也會比較。西方有人說我們搞的是“資本社會主義”，甚至說成是“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這種說法把成績都算在資本主義因素身上，把問題都算在社會主義身上，特別是把矛頭指向黨的執政地位。這如果不是別有用心，起碼也是失之偏頗的。

　　中國搞的是不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原本是清楚的。30多年來，我們向西方學習借鑒了不少東西，但不是照搬，更不是搞西化，而是消化吸收，是為了更好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核心價值始終沒有變，社會主義性質和發展方向始終沒有變。

　　應該看到，在發展中一點問題都沒有，這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做不到。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發展歷程，這在世界上更沒有先例，而我們做到了，說到底，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

　　所以，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這一點要十分清楚，要理直氣壯，不能回避。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定要看清我們為之奮斗的現實目標和遠大目標。他說，我們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全力為現階段的目標而奮斗，但如果丟失了我們共產黨人的遠大目標，就會迷失方向，變成功利主義、實用主義。這些話值得我們牢記在心。總之，“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有社會主義中國存在，世界社會主義就存在走向復興的希望。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夏春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