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1、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檔案事業史”2010年底正式立項。“三史一庫”是本項目總體結構的凝練概括,共計四個子課題。所謂“三史”是指將《中國檔案事業史》分為中國檔案史、中國檔案管理史、中國檔案學史三個專題史來撰寫;而“一庫”是指《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為中國檔案事業史搜集和整理學術資料而建設的數字資源庫。自立項以來,“中國檔案事業史”課題組以極大的學術熱情和學術責任投入項目研究,基本按照研究計劃開展工作,不斷擴展廣度和深度。項目的總體執行情況如下:
第一 制訂項目研究凡例和規劃
由于三史與《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各具自身特點,課題組將兩者分別制訂具體設計研究計劃。在立項通知書下達后,在首席專家周雪恒教授主持下,2011年3月制訂《<中國檔案事業史>編寫凡例》,經過課題組討論后形成《<中國檔案事業史>編寫凡例》(試行),為三史撰寫確立總綱與細則。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根據研究中出現的新問題,2012年12月,對《<中國檔案事業史>編寫凡例》作了較大修訂。
與三史規劃相同步,《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于立項之初提出《<中國檔案事業史>數字資源建設初步規劃》、《<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任務分工和工作規劃》,為《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建設逐步開展和深入討論提供了工作基礎。隨著工作進展,《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目前已基本完成后臺系統和前臺網站設計。
第二 資料搜集與實地調研
從2011年開始至本年6月,在凡例和規劃的總體指導下,課題組主要開展資料搜集工作。資料搜集有兩個目的:一是為三個子課題中國檔案史、中國檔案管理史、中國檔案學史撰寫提供史料支撐,一是為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子課題系統建設準備文獻資源。本項目在研究人員的組配上,考慮了到實地調研的便利,吸收了一史館、二史館等館內相關專家參與課題研究。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來自高校課題組成員赴南京等地作實地調研。
第三 確定體例和大綱。
本項目原計劃“三史”采用“通史”與“專題”相結合的寫法,各作一卷,總計三卷。三卷本《中國檔案事業史》撰寫緊扣兩條主線。這兩條主線是:其一,梳理、總結中國檔案事業發展脈絡和歷史規律;其二,探索中華文明和檔案事業之間的互動關系。目前課題組經過嚴格論證,認為在保持項目總體框架不變的前提下,有必要進一步擴大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因為就歷史檔案的實際遺存來看,明清以來的歷史檔案最為豐富,而近代以來檔案管理在繼承與開新中持續發展,對于現代檔案管理的啟示意義也更為直接。因之課題組增加研究力量,在卷目設置上略遠詳近,緊扣主線,增大了明清以來檔案事業史的研究份量,計劃將《中國檔案史》和《中國檔案管理史》“通史”部分各作四卷——先秦至宋元卷、明清卷、中華民國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卷,“專題”部分合為一卷單行。《中國檔案學史》按照歷史階段分為中國古代檔案學史、中國近代檔案學史和中國現代檔案學史三卷。簡言之,“三史”由原來三卷增至十二卷,項目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擴充了。目前三史寫作大綱已經過多次修改完善。
第四 組織管理
立項之初,以任務書的形式通知課題組成員所負責的課題任務以及工作期限。目前,課題組重要研究成員由15人增加至21人。新增加6位成員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高煥婷、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研究員孫武、湘潭大學副教授仇壯麗、中國人民大學檔案館研究員張世林、北京城市學院副教授劉希慶、蘇州大學教授蔣衛榮。課題組還組織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和歷史學院研究生和高年級本科生參加《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數據采集工作。前后共計有40余位同學參加了此項工作。
根據項目規模大、成員多的特點,課題組將整體規劃與細節控制緊密結合起來,積極推進項目進展。首席專家周雪恒邀請課題組梁繼紅副教授擔任項目第二主持人。2012年12月,還發起成立項目工作辦公室,邀請課題組安清福副教授擔任辦公室主任,張全海博士擔任辦公室秘書,負責項目組織協調及會務等行政工作,極大地推進工作效率。
另外,課題組還聘請了五位檔案界在學術研究、檔案事業管理以及項目組織管理等方面具有極深造詣的前輩擔任項目顧問。他們是:原國家檔案局副局長劉國能、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副館長秦國經、原青海省檔案局局長牛創平、原《中國檔案報》總編輯王德俊、原《中國檔案》總編王景高。
2、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第一 中國檔案史子課題進展情況
中國檔案史子課題以撰寫《中國檔案史》通史為主體內容。《中國檔案史》采用通史體裁,以文字解析、敘述評論為主,輔以圖片。此體裁能表現檔案總體發展演變的歷史脈絡,不僅有對每一政權檔案立體的全面綜述,且可呈現前后連接、上下貫通的縱向發展線索。它還便于從檔案的角度揭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一貫性。總的安排為:按照歷史時期先后為序,分為夏商至宋元卷、明清卷、中華民國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卷,共四卷,每卷下設若干章節(其中夏商至宋元卷按照朝代設立章目)。每章內容涉及:(1)各時期文書、檔案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包括:①各時期政治制度、國家機關中文檔機構的設置 ②各時期社會經濟文化等狀況;(2)各歷史時期文書、檔案存在狀況。從兩條線展開:①檔案制成材料(載體)的發展演變,從原始檔案(甲骨、金文、簡牘、石刻等)到傳統檔案(紙質檔案),直至現代檔案(聲像檔案、電子檔案等);②檔案內容(信息)。檔案分類可從多維度多層面進行,《中國檔案史》僅從檔案承載的內容進行分類。據此,無論從檔案內容涉及的范圍,還是檔案內容反映的社會性質,可歸納為兩大類:即政務檔案和專門檔案。前者與文書為同一事物的兩個階段,即文書處理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后者多數則是處理某種專門事務(如賦役檔案、律法檔案等),或是前人檔案意識的產物(如記注、譜牒等)。(3)該時期檔案(具體一件,或檔案整體)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即在檔案的發展演變中探求其與社會諸因素的辯證關系,說明它們既是這一階段文明發展的產物,又促進了這一歷史時期文明的發展。(4)該時期重大檔案事件述評。(5)現存歷史檔案簡介(包括出土地、現藏地、數量、種類、主要內容、價值、著錄情況等)。(6)精選歷史檔案圖片及述評。原則上每個歷史時期選取5-10幅,增減視該時期檔案史料狀況而定。圖片應具典型性、代表性,盡可能在存世檔案中選取,如果存世檔案中缺乏,則可選取文例。
中國檔案史子課題以歷史檔案專題研究為輔,以具體研究某一檔案專題,如某一載體、某一文種、某一專門檔案的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或對其價值、意義、特點等進行論述闡發。目前設立的專題有律法、戶籍、賦役、輿圖、譜牒、民族等專門檔案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將納入《中國檔案事業史專論》中。
目前中國檔案史各負責成員大部分已從資料搜集、試寫稿練筆、大綱修改完善進入到書稿撰寫階段。
第二 中國檔案管理史子課題進展情況
中國檔案管理史子課題以撰寫《中國檔案管理史》通史為主體。《中國檔案管理史》采用通史體裁,按照歷史時期先后為序,分為先秦至宋元卷、明清卷、中華民國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卷,共四卷,每卷下設若干章節(其中先秦至宋元卷按照朝代設立章目)。其內容涉及:(1)各時期的政治制度及國家機關中文檔機構和文檔職官的設置;(2)各歷史時期的文書處理制度;(3)歷代文檔職官職任、地位、作用的演變,及其與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關系;(4)歷代檔案的收集、歷代檔案的保管(現行機關文書保管、專門檔案館庫設置)、歷代檔案的利用(檔案如何提供社會多方面利用,其中應包括不同歷史時期對檔案提供社會利用的思想觀念及其評析,檔案提供利用的程序、方法述評以及檔案提供社會利用后的成果等);(5)歷代統治者與檔案事業的關系(包括檔案事業的建設與破壞,對文明興衰的影響等);(6)所述制度對傳承、弘揚中華文明的無可替代的重大影響和作用。
中國檔案管理史子課題以以問題為中心的研究為輔。如從宏觀上研究檔案事業與中華文明的關系,從起源、傳承、特質等方面論述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中國歷史上“史存檔消”的獨特現象;從縱向評析我國檔案管理在各個環節上的歷史特點,等等。這些研究成果納入《中國檔案事業史專論》。
目前中國檔案管理史各負責成員大部分已從資料搜集、試寫稿練筆、大綱修改完善基本進入到書稿撰寫階段。
第三 中國檔案學史子課題進展情況
中國檔案學史子課題為撰寫三卷本的《中國檔案學史》。《中國檔案學史》采用通史體裁。按照檔案學自身發展演變的軌跡分為《中國古代檔案學史》、《中國近代檔案學史》和《中國現代檔案學史》三卷。
《中國古代檔案學史》卷,通過對文獻資料的全面把握,搜集中國古代檔案學的眾多文本,理清中國古代檔案學發展演變的脈絡,探尋中國古代檔案學特有的表達方式,再現中國古代檔案學的整體面貌和知識結構,在此基礎之上,找尋中國檔案學的歷史傳統,為發展現代檔案學提供歷史借鑒和研究基礎。
《中國近代檔案學史》卷,探討中國近代檔案學產生的推動因素和發展階段;中國近代“檔案學”學科概念的提出與學科獨立地位的確立;中國近代檔案學的學科知識體系、研究方法、學術成績和學術傳統;近代檔案學者個案研究,分析其從事檔案學研究的學術歷程、學術成果以及學術影響等。
《中國現代檔案學史》卷,探討中國現代檔案學產生的背景和發展脈絡、學科體系、學術成就、利弊得失、發展趨勢以及與國際檔案學界、相關學科的關系等;現代檔案學者個案研究。
目前中國檔案學史已從資料搜集、大綱修改完善進入到書稿撰寫階段。
第四 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子課題進展情況
《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分為傳世文獻資料庫、出土文獻資料庫、檔案館藏資料庫、學術研究成果庫四個子庫。2011年9年,課題組完成對《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數字資源建設規劃的初步討論,文獻收集與系統開發同步進行。2012年3月,課題組完成了《中國檔案事業知識庫》各子庫數字資源收集范圍、分類體系設計、文獻著錄項目規范以及各庫工作步驟論證。在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的大力支持下,知識庫系統開始進入設計實施階段。知識庫系統開發由項目組經過考核,聘請在文檔管理系統開發方面比較有經驗的北京浮點科技公司承擔。與此同時,各字庫負責成員帶領工作團隊,開展數據搜集和著錄工作。
傳世文獻資料庫,按照大的歷史斷限,分為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等六個大類,每個大類再按照專題分為檔案機構與檔案官吏、管理制度與政策法規、文書檔案種類、檔案的保藏與利用、檔案的搜集與損毀及其他等六個子類。傳世文獻資料庫文獻著錄項目包括:文獻題名、作者、朝代、文獻出處提要、文獻出處鏈接、卷次、摘要、關鍵詞、鑒選背景、密級、獲取方式、收集人、收集時間等。文獻題名是指從傳統經史子集等傳世文獻中輯錄出的與中國檔案事業有關的篇章。這些篇章可能是全選,也可能是節選。如全選,則使用原文獻標題;如節選,則著錄時標以新題名,并加標注說明。文獻出處提要,則是指為被輯錄文獻,意即從中輯錄出與檔案事業相關篇章的整部文獻,寫作一篇提要。這個提要將有助于使用者增進對輯錄文獻的理解,擴大使用者的文獻知識。文獻出處鏈接,是指提供一個閱讀整部被輯錄文獻電子版的鏈接地址,以擴大使用者的文獻閱讀范圍。
出土文獻資料庫,按照文獻載體分為甲骨檔案、金文檔案、石刻檔案、簡帛檔案、紙質檔案。甲骨檔案,按照歷史時期分為殷商甲骨檔案、西周甲骨檔案和漢代甲骨檔案。金文檔案,按照歷史時期分為殷商金文檔案、西周金文檔案、東周金文檔案,以及秦漢金文檔案。石刻檔案,按照歷史時期分為先秦秦漢魏晉六朝石刻檔案、隋唐石刻檔案、兩宋石刻檔案、遼金元石刻檔案,以及明清石刻檔案。石刻檔案部分還附以鐵券檔案、磚瓦檔案和璽印檔案。簡帛檔案,按照載體分為簡牘檔案和縑帛檔案,其中簡牘檔案下再按歷史時期分為戰國簡牘檔案、秦朝簡牘檔案、兩漢簡牘檔案、魏晉簡牘檔案。紙質檔案按照目前出土地點分為吐魯番文書、敦煌文書和黑城文書。出土文獻資料庫的著錄項目包括:題名、作者、受文者、形制、成文時間、摘要、評價、關鍵詞、藏址、鑒選背景、密級、獲取方式、鏈接地址、收集人、收集時間。其中題名的著錄一般根據學術界通行觀點,如金文檔案題名,一般以器主、器名再加“銘”的形式,并采用學界通行題名。甲骨檔案類還從內容角度設置字典型著錄項目,即祭祀、階級、征伐、田獵、疾病、天氣、其他等七個專題。金文檔案則從器物角度設置字典型著錄項目,即鼎、盤、簋、鐘、壺、尊、卣、彝、觶、盉、鑒、鎛、缶、其他等十四種器名。石刻檔案從石刻文字類型角度設置字典型著錄項目,即碑石、墓志、摩崖、造像題記及其他五類。簡帛檔案從出土地點的角度設置字典型著錄項目,即湖南、湖北、河南、新疆、甘肅、陜西、青海、江蘇、山東、安徽、江西、北京、天津、河北、內蒙、四川等。紙質檔案從文種和藏址的角度設置兩個字典型著錄項目,文種包括詔令文書、章奏文書、官府行移、私人文書和簿籍檔案等五類,藏址包括中國、日本、英國、法國、俄國、美國等六類。
檔案館藏資料庫,以檔案館級別和功能為分類標準,分為國家級檔案館、省市縣檔案館、港澳臺檔案館、海外珍檔、專業檔案館等五類。檔案館藏歷史檔案資料庫的著錄項目包括:題名、檔號、關鍵詞、摘要、責任者、受文者、時間、載體類型、文件狀況、概述、史料價值、密級、獲取方式、鏈接地址、文件名、收集人、收集時間等。著錄項目參照了《檔案著錄規則》和《革命歷史檔案著錄細則》等檔案著錄標志規范。其中題名是指歷史檔案題名,如果原題名不能反映主要的文件要素時,則重擬新題。新擬題目要符合檔案標題擬制要求。檔號,包括著錄檔案所在檔案館的全宗號、目錄號、案卷號和文件號。所謂全宗號,是指著錄檔案所在全宗的編號;目錄號,著錄檔案所在案卷目錄的編號。案卷號,著錄檔案所在案卷的編號。文件號,著錄檔案所在案卷內每一文件的順序號。關鍵詞,包括檔案所涉及的人物、地名、組織機構、會議,以及主題詞和自由詞。責任者,是指制發文件并對文件負有責任的團體或個人。個人責任者著錄姓名,以及職務。團體責任者著錄全程或通用簡稱。時間,指文件形成時間,一般文件為發文時間;決議、決定、命令為通過或發布時間;條約、合同為簽署時間;計劃、報表為編制時間;工程、產品圖紙為設計時間。文件狀況,指檔案出現的破損、缺頁、字跡不清等狀況。載體類型,包括紙、照片、縮微型、數字型等。受文者,包括個人受文者和團體受文者。概述,是對文件內容的簡要概括,史料價值,則是對文件史料價值的簡要概括。檔案館藏歷史檔案資料庫,還設置兩個字典型著錄項目:一是時代,分為唐、宋、元、明、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七類;一是專題,分為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名人、社會等六類。
學術研究成果庫,以學術研究對象的時代分期為標準,分為通史、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遼西夏金、元、明、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共十四類。著錄項目包括:題名、作者、作者單位、作者簡介、出版單位、出版時間、發表期刊、發表卷期、原文摘要、編者輯錄、編者敘錄、關鍵詞、密級、語種、收集人、收集時間等。其中:作者簡介,是選擇在中國檔案事業史研究領域卓有成績的學者,簡述其學術經歷和學術成果;原文摘要,是指原著作發表或出版時附帶的摘要,而編者輯錄,是指編者對該著作前任評述的輯錄,編者敘錄,則是指編者所作關于該著作的解題。近現代學術研究成果庫還設置了專題和文獻性質等字典型著錄項目,其中專題包括文書檔案、文書處理、檔案管理、檔案保護、檔案損毀、檔案法規、檔案機構、檔案人員、學術思想、檔案教育、檔案宣傳、對外交流等十二類,文獻性質包括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教材著作、法規制度、調查報告、翻譯著作等六類。
各個子庫以提供原文閱讀、釋義、內容價值解析為主體,并將對各個子庫及其子類撰寫序言,強化知識庫學術知識的推送功能。
《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子課題參加者主要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的師生,計約40人。課題組建立了便捷的通訊聯系方式,并及時與系統開發公司交流。為了便于項目組織管理,制定了《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工作組織》。課題組分為指導工作組和著錄工作組。指導工作組由課題組主要成員張斌、安清福、李曉菊、何莊、梁繼紅、薛四新構成;著錄工作組則由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和歷史學院高年本科生和研究生構成。指導工作組負責知識庫分類架構、文獻范圍、著錄規則等制訂,以及指導和研究解決著錄工作中遇到的文獻釋讀、提要編寫等疑難問題。每個庫各有一位主要負責人,李曉菊負責傳世文獻資料庫,何莊負責出土文獻資料庫,安清福負責檔案館藏歷史檔案資料庫,梁繼紅負責近現代學術研究成果庫。著錄工作組在指導工作組指導下按時按質完成具體文獻著錄工作。這樣的組織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項目的順利開展。
《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指導工作組先后召開了10多次范圍不等的研討會,討論知識庫系統建設方案,每一次研討會都解決難題,將課題向前一步推進。
(二)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中國檔案史》、《中國檔案管理史》、《中國檔案學史》三個子課題按照項目研究計劃首先進行文獻資料收集整理。文獻資料收集范圍包括傳統經史子集等四部文獻,出土文獻中關于文書檔案資料,現存歷史檔案,學術研究已有成果。本項目將這些資料與《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子課題建設結合起來,前三個子課題與知識庫子課題在文獻資料收集上互通消息,提高文獻資源搜集工作效率和范圍。前三個子課題在資料搜集上尤其強調基本史料的系統調查,對每一章節均要列出基本史料范圍或編纂史料長編。
《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在傳世文獻資料庫中以學術界已有成果為基礎,即已出版的中國檔案事業史和歷史文書的參考資料為基干,面向經史子集擴大材料搜集范圍,將與中國檔案事業發展有關史料作最大可能的擴展。出土文獻資料庫主要是圍繞甲骨、金石、簡牘等檔案,選擇史料價值重要,反映出不同時期和載體的歷史檔案精華,呈現出檔案學的研究視角。檔案館藏歷史檔案資料庫面向國內(包括港臺地區)中央到縣級各級各類檔案館,先從特藏入手,做資料搜集和整理著錄,此外,還包括對海還珍檔的調研。近現代學術研究成果庫文獻搜集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近現代檔案界檔案事業史的學術研究成果,一是文史學界檔案事業史的學術研究成果,一是海外漢學界檔案事業史的學術研究成果。目前從建國以來檔案界學術研究成果大部分以完成,數據處在檢核中。民國部分已經開始著手著錄。
自立項以來課題組已經召開了十余次范圍不等的學術討論會。主要列舉如下:
第一,2011年3月26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檔案事業史開題論證會。
第二,2011年9月5日,《中國檔案事業知識庫》啟動準備會,商討《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數字資源建設初步規劃》,四個子庫的工作分工等。
第三,2011年9月15日,《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啟動會,商討知識庫的功能和資源范圍。
第四,2011年10月8日,《中國檔案事業知識庫》各子庫的分類體系和著錄項目討論會。
第五,2011年10月22日,《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著錄工作會議,公布各子庫建設方案與著錄規則。
第六,2011年10月26日,《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著錄項目深入討論會。
第七,2011年12月31日,討論浮點公司后臺管理系統,以及檔案館藏歷史檔案資料庫著錄疑難問題。
第八,2012年1月9日,《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權限范圍與著錄規范討論會。
第九,2012年3月2日,《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后臺管理系統修改完善討論會
第十,2012年6月13日,《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前期工作總結會,總結前期工作成果、問題與B/S系統。
第十一,2012年10月21日至22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檔案事業史”2012年學術討論會,參加者為課題組全體成員及學術顧問,項目組成員匯報前期研究及存在問題。
第十二,2012年12月1日,中國檔案事業史課題組專家座談會,參加者為課題組成員與學術顧問,討論中國檔案史與中國檔案管理史寫作大綱與《凡例》修訂。
第十三,2013年4月,黃長著先生蒞臨指導項目進展座談會。課題組匯報前期進展,黃長著先生提出切實推進項目進展的建議和意見。
第十四,2013年1月30,《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系統完善工作討論會。
第十五,2013年4月13日,檔案事業與中華文明學術討論會,中國檔案事業史課題組成員、學術顧問以及來自全國從事檔案事業史研究的專家學者。
此外,《中國檔案事業史》各子庫負責老師還多次主持小組工作會議,給予著錄小組成員以指導,商討解決著錄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以上每一次會議,課題組都詳細做好會議記錄,以備項目工作查尋,積累項目進展的研究材料。2013年5月,課題組將項目進行中所有行政文件匯集成冊,以備參考。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檔案事業史》不僅在探討中國檔案事業發展史,還要從檔案視角出發探討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歷史。課題組將《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建設成展示中國深厚檔案文化的重大文化工程。向海內外展示檔案視野下的中華文明是課題組的一個重要目標。因此,課題組非常重視將研究成果向海外宣傳,尋找合作方式。2012年5月24日,加拿大UBC大學謝麗教授與課題組成員會面,尤其對《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子課題表現出極大興趣,提供了尋求國際交流和合作的可能方式。2014年上半年,課題組計劃與國外學者建立更廣泛的學術聯系。
(三)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2011年2月26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檔案事業史”開題論證會在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順利召開。“中國檔案事業史”是迄今為止檔案學科獲得國家立項的最大縱向課題。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馮惠玲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院長趙國俊教授,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原副館長、研究館員秦國經先生,青海省檔案局原局長、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牛創平先生等領導和著名檔案史專家出席了此次論證會。秦國經先生和牛創平先生給課題組提出寶貴建議和意見。開題論證會召開后,課題組撰寫會議通訊稿在中國人民大學網站、《中國檔案報》等媒體上登載,有力宣傳項目,在檔案界產生廣泛影響。
2013年4月13日,課題組在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的支持下召開2013年學術討論會,會議的主題是檔案事業與中華文明。課題組特邀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馮惠玲教授、原國家檔案局副局長劉國能先生、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副館長秦國經先生、原青海省檔案局局長牛創平先生、原中國檔案學會常務副理事長王德俊先生、原國家檔案局政策法規司司長王景高先生及來自全國高校檔案專業的教師和研究生出席會議,項目首席專家周雪恒教授、課題組成員及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參與項目的部分學生等共40多人參加了會議。檔案和檔案事業對維護中華文明一貫性和穩定性曾起到關鍵的歷史作用。從檔案學的視角出發,追尋中華文明發展脈絡和特征,探討檔案在傳統文化構建中的地位、作用及影響,總結當代中國傳承中華文明的歷史經驗,是 “中國檔案事業史”課題組的既定課題和學術使命。這次學術討論會將課題組學術研究成果與檔案學界同仁廣泛交流意見。
項目自立項以來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辦公室前后報送了10期工作簡報,每期大約3000字。第1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檔案事業史”開題論證會在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召開》,第2期《新三卷本<中國檔案事業史>制定撰寫<凡例>》;第3期《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確定數字資源分類框架和著錄規則》;第4期《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子課題召開著錄工作會議》;第5期《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子課題系統上線運行》;第6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檔案事業史” 2012年學術討論會在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召開;第7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檔案事業史”學術座談會在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召開;第8期《<中國檔案事業史>編寫凡例》修訂完成;第9期黃長著教授檢查指導“中國檔案事業史”項目研究進展;第10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檔案事業史” 2013年學術討論會在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召開。
項目自立項以來共向國家社科基金辦提交成果要報3篇,即《為中國古代檔案學正名》、《檔案“集中統一”原則的歷史考察與現實意義》以及《我國檔案“災備”策略研究——以60年代檔案“戰備”為鑒》。其中《為中國古代檔案學正名》被國家社科基金專刊《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4月19日摘要發表,題目為《中國古代檔案學的學術傳統與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9月19日第358期刊載《打造信息時代的學術利器——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數據庫建設與研究進展》推薦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數據庫成果,《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名列其中。這是《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課題組工作一年多來獲得的最大肯定和鼓勵。
2013年6月3日,課題組接受《光明日報》理論版記者周曉菲采訪。首席專家周雪恒教授以及子課題負責人張斌教授、梁繼紅副教授介紹了中國檔案事業史項目的立項背景、內容、意義,以及課題組踏實的學風。
代表性成果簡介
1、《<中國檔案事業史>編寫凡例》試行及修訂
《<中國檔案事業史>編寫凡例》是《中國檔案事業史》撰寫的綱領和細則。凡例共分為五個部分:一是界定《中國檔案事業史》的時間斷限和內容主線;二是確立《中國檔案史》、《中國檔案管理史》、《中國檔案學史》的體裁與體例;三是規定中國檔案事業史研究中材料處理與觀點歸納的基本處理關系;四點是指示《中國檔案事業史》的文體文風;五是說明三卷本《中國檔案事業史》注釋引文和注釋規范。
《中國檔案事業史》不僅是一部檔案事業專門史,還是一部從檔案的視角探討中華文明發展軌跡和脈絡的文明史.檔案是中華文明的源頭和核心載體,其所承載的內容是中華文明的精髓。檔案和檔案事業對維護中華文明一貫性和穩定性曾起到關鍵的歷史作用。通過研究中國檔案事業發展的歷史,追尋中華文明發展脈絡和特征,探討檔案在傳統文化構建中的地位、作用及影響。《中國檔案事業史》編寫緊扣兩條“主線”。第一條“主線”是,梳理和總結中國檔案事業發展脈絡和歷史規律;第二條“主線”是,探索中華文明和中國檔案事業之間的互動關系。這是本項目的核心價值和靈魂所所在。
2、《中國古代檔案學的學術傳統與價值》
文中論述了古代并非中國“檔案學”的“前史”,中國古代檔案學的官方主體和官方特質,中國古代檔案學的學術表達方式與研究重心;中國古代檔案學現代學術視野和思維方式勾勒的學術史等。文章立意為中國古代檔案學正名,更新學術界對中國古代無檔案學或為檔案學產生的孕育期的已有認識。論證古代檔案學有其自身的存在方式,不應從現代學術定性出發,尤其是從近代以來受西方學術表達習慣的影響出發,來審視中國古代關于檔案的學術思考。20世紀初以前,中國檔案學走過了一條具有自身特點的學術道路,我們不能以基于后起的西方學術特質的眼光去檢視中國固有的學術傳統和學術成果。中國古代存在檔案學并有自身傳統和價值。
論文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4月19日發表后,被人民網、檔案知網、信管研究生網等網站、以及博客、微博轉載和引用,產生了一定的學術和社會影響。
3、《中國現代檔案學的初步建立(1912至1949)》
論文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分析中國現代檔案學的推動因素,二是論述了中國現代檔案學學學科概念的提出和學科定位的初步探討。論文以中國現代檔案學之初步建立這一全新視角重新詮釋近代檔案學在中國檔案學史上的地位,全面勾勒出近代檔案學的整體面貌,糾正前人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機關文書檔案工作一隅的偏隘。文中史實梳理與學理辨析緊密結合,以可靠材料為依據,更正學界已有觀點。
4、《近代歷史檔案整理理論研究——以明清檔案整理研究為中心》
論文分為近代明清檔案整理主要理論成果梳理和理論成果評析兩個部分。文中在系統梳理近代明清檔案整理理論文獻的基礎上,對近代明清檔案整理理論研究作了客觀歷史的評價,尤其是對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不失原來之真相”整理原則之理論來源作了實事求是的追溯,認為其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自主理論創造,而非引用自西方檔案學理論,揭示了近代檔案學研究的創造性。
5、《陳垣先生與明清檔案文獻整理》
論文分為陳垣指導明清檔案文獻整理實踐和提出明清檔案文獻實體整理方法與原則,對陳垣整理明清檔案文獻作了系統梳理。文中通過文獻梳理,第一次指出了陳垣提出“秤不離砣”檔案整理原則的時間,分析了這一原則提出的原動力。
該文發表在《文獻》2012年第2期,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檔案學》2012年第5期轉載。
6、《古代公文文種變遷原因探析》
論文對先秦、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等時期公文文種變遷進行梳理,分析了君主專制的官僚政體是古代公文文種變遷的根本原因,具體受制于以下幾個因素:一是中央集權的程度;二是地方行政層級的變遷;三是等級制度的嚴密程度。論文在文書檔案史及其檔案與中華文明的關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7、《中國檔案高等教育發展現狀調研與對策分析》
論文通過調查顯示,目前我國開辦檔案學專業的高校分布比較均勻;培養層次以本科為基礎,以碩士為重點;學生招收規模小,就業率高;教師數量穩定,素質提升;課程內容呈現多元特色;教師成為檔案學研究主力。現存的主要問題有:招生規模與地域分布有增長與優化的空間;課程體系缺乏穩定性與協調性;教師隊伍學緣結構有待優化;科研成果質量受到一定質疑。未來的發展策略應是:適當擴大布點范圍與招生規模;走專業特色化的發展道路;加強專業教師隊伍培養;創新和優化專業課程體系;注重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等等。
該文發表在《檔案學研究》2011年第5期,被多次引用。
8、《西漢詔令的編纂及其得失評價》
論文探討了《西漢詔令》編纂特點、原則以及得失評價。盡管《西漢詔令》存在上述缺點和不足,但在其成書的那個時代仍然是一部體例講求,內容完備的西漢詔令文獻匯編,對后世學者利用正史從事文獻輯錄和編纂起到推動作用,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方法和經驗。南宋樓昉《東漢詔令》、徐天麟《兩漢會要》等,都屬于這類工作。然而,以現代學術觀點來看,無論是《西漢詔令》還是《東漢詔令》,在方法上都還只是就文獻輯錄文獻,隨著二十世紀以來數量豐富的漢代簡帛文書的出土和整理研究,現代檔案文獻編纂學應該對考古資料的利用給予高度的重視, 讓考古文獻對傳世文獻的“證史”、“補史”作用在現代檔案文獻編纂中充分發揮出來,從而在方法和實踐上推進現代檔案文獻編纂的發展。
9、《宋綬、宋敏求家世背景與學術特征——<唐大詔令集>編纂研究的一個專題》
論文旨在通過常山宋氏家族的討論進而對中國古代私家檔案文獻編纂從編纂者的角度加以考察,認為中唐以后乃至兩宋時期,一些學術家族在檔案文獻編纂歷史的成就和貢獻值得關注,他們使唐宋時期的檔案文獻編纂活動的主體、檔案文獻編纂思想與方法等都呈現時代特色。
10、近代文化資源整合的歷史考察
從學術史和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事業史兩個視角出發,本文考察近代在文化資源整合上的思想和歷史實踐。顧頡剛的《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是近代文化資源整合的重要思想史料,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圖書、檔案、器物等文化資源整合,是近代學術研究的內在要求和學術進步的重要推動因素。文化資源的實體聚合,館藏目錄、聯合目錄的編刊,檔案考古材料等的公布,文化資源整合學術基礎和組織合作的構建,是近代文化資源整合的重要實踐。
11、《史記?三王世家》的文書學釋讀
《史記?三王世家》,褚少孫補作,自成一格,與《史記》其他篇世家體例迥異。論文首先判定《三王世家》中文書文種歸屬,統計文中涉及君臣往復文書多至14件,從文種上辨析,計有三種:一是臣僚上奏文書——奏,一是皇帝詔令文書——詔書和策書。其次,解析《三王世家》中文書承轉及其程式用語。最后,指出《三王世家》出現引敘來文的現象及其釋解。
論文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34屆年會上宣讀后,引起《史記》研究專家注意。應南京師范大學趙生群教授要求,論文作者將關于《史記?三王世家》文書部分重新標點,以備中華書局正在進行中的《史記》新標點參考。
12、檔案事業與中華文明
中國檔案事業與中華文明是同源共生的。歷代檔案管理是中華文明的動態傳承。檔案承載的內容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和精髓。經史是中華文明超越時空的固化傳承。“六經皆史”,“六經”是夏商周之史,而后代依據檔案史料所修之史,尤其是二十四部正史,以及其它官修史書,代表了古代中國官方主流意識形態與文化觀念。自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六經皆先王之政典”等觀點以來,六經皆源于官府檔案的觀點影響深遠。檔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脫胎于檔案的經書與史書,成為超越時空的固化傳承。論文從檔案事業與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傳承關系追溯中概括出中國檔案事業發展的歷史特點與中華文明的特質。
13、檔案文獻:中華文明的核心載體
論文主要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軸心時代”的諸子百家都從三代王官之學中獲得思想突破的養料。中國傳統學術對此最有理的論述是西漢末劉歆的《七略》。經過三代檔案文化的涵養孕育,中國從“前軸心時代”邁入“軸心時代”; 第二,傳世的儒家經書,從內容性質上看,屬于三代政教典章,而從文獻性質上看,屬于官府檔案文獻。自漢劉歆《七略》以來,儒家經典一直居于文獻分類的首要位置而備受人們的推尊,成為中國傳統社會意識形態的核心。隨著歷代經學發展,不斷對原典進行詮釋,形成新的經學文本。源自官學的六經在中華文化中居于最核心的位置;第三,秦漢以后歷朝以檔案文獻為表現形態的政教典章接續三代傳統,居于古代主流意識形態。論文第一次將傳統檔案文獻置于中華文明的視野中考察,指出其性質和地位。
14、檔案“集中統一”原則的歷史考察與現實意義
論文簡要分析了檔案“集中統一”管理原則的基本內涵,考察了其確立的歷史原因:其產生的必要性在于建國初期沿襲的分散管理現狀所暴露的弊端與我國檔案管理的實際目標嚴重沖突,而我國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以及“國家全部檔案”概念的引入為其產生提供了可能性;最后分析了在目前部分檔案領域分散現象仍存的背景下,“集中統一”仍是我國檔案管理應該堅守的基本原則。
15、儒法合流進程中的兩漢文吏——兩漢文檔官吏的角色轉換
論文將兩漢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文檔官吏與當時統治階級的思想的變化密切聯系在一起,探討這一群體如何體現統治思想的變化、分三個階段論述了他們參與儒法合流這一歷史進程的情況,并對儒家思想對這一群體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具體的、統計學意義的分析。論文認為,兩漢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文檔官吏與當時統治階級的思想的變化息息相關,體現了儒法合流進程對這一階層的實際影響,并通過儒家思想對這一群體的影響程度的具體分析,得出儒家對少吏階層影響較小的結論。論文對兩漢檔案工作的主體——文檔官吏的研究是深入細致而有價值的。
16、我國檔案與社會記憶研究述評
論文對上個世紀末以我國檔案界關于“檔案與社會記憶”的研究進行了理梳、綜述與評價。指出我國檔案界應深化“檔案記憶觀”研究,并以此為指導,結合數字時代背景,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積極建設記憶數字資源庫,為保存和傳承中國記憶做出更大貢獻。
17、中國檔案事業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轉折:隋唐之際
中國古代的檔案和檔案管理實踐經過漫長的摸索、積累,到隋唐之際發生了第一次重大變革。這種變革在《隋書?劉炫傳》有頗為充分的闡述和反映。本文通過對《隋書劉炫傳》及唐憲宗年間任吏部侍郎楊于陵旨在建議實施檔案整理與管理的奏疏的梳理與分析,進一步說明了這種變革的全方位性以及檔案管理實務的初步制度化(制度框架)。由此,實現了中國檔案事業史上第一次重大轉折,也為中國古代檔案與檔案管理工作的高峰時期——兩宋時期準備了客觀物質與技術條件。
18、我國檔案“災備”策略研究——以60年代檔案“戰備”為鑒
檔案災難備份在檔案安全威脅日益增多的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本文簡要分析了檔案災備的主要流程和內容,并以我國60年代檔案戰備為例分析當時災備中的合理和不足之處,為目前檔案部門災備工作的開展提供歷史的借鑒。
序號 |
成果名稱 |
作者 |
成果形式 |
刊物名或出版社、刊發或出版時間 |
字數 |
轉載、引用、獲獎等情況 |
1 |
《中國檔案事業史》編寫凡例(試行) |
周雪恒、梁繼紅 |
論文 |
作為《中國檔案事業史》寫作總綱,2011年4月完成。 |
約3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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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中國現代檔案學的初步建立(1912至1949)
|
梁繼紅 |
論文 |
|
約28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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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近代歷史檔案整理理論研究——以明清檔案整理研究為中心 |
梁繼紅 |
論文 |
|
約3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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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中國檔案高等教育發展現狀調研與對策分析
|
徐擁軍、張斌 |
|
《檔案學研究》2011年第5期 |
約1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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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中國古代檔案學的學術傳統與價值 |
梁繼紅 |
論文 |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4月19日 |
約2000 |
人民網、檔案知網等網站、博客轉載 |
6 |
陳垣先生與明清檔案文獻整理
|
梁繼紅 |
論文 |
《文獻》2012年第2期 |
約10000 |
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檔案學》2012年第5期轉載 |
7 |
古代公文文種變遷原因探析 |
何莊 |
論文 |
《檔案學通訊》2012年第3期 |
約6500 |
|
8 |
《西漢詔令》的編纂及其得失評價 |
李曉菊 |
論文 |
《史學史研究》2012年第3期 |
約11000 |
|
9 |
《新唐書·藝文志》史部起居注類“詔令一家”的設立 |
李曉菊 |
論文 |
《檔案學通訊》2012年第4期 |
約6300 |
|
10 |
近代文化資源整合的歷史考察 |
梁繼紅 |
論文 |
《圖書情報知識》2012年第5期 |
約11000 |
|
11
|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政權檔案 (1921-1949年)
|
丁華東 |
論文 |
|
約22000 |
|
12 |
魏晉南北朝檔案 |
何莊 |
論文 |
|
約20000 |
|
13 |
遼代檔案管理史 |
張全海 |
論文 |
|
約8200 |
|
14 |
《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后臺管理系統 |
張斌等 |
系統軟件 |
|
系統收錄目錄數據3081條,原文數據1100條,尚有1000余條數據待檢核入庫,28萬字史料待檢核入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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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中國檔案事業史》編寫凡例(修訂) |
周雪恒、梁繼紅 |
論文 |
針對研究的新進展與新問題,2012年12月修訂完成 |
約4000字 |
|
16 |
宋朝諸臣奏議輔文研究 |
李曉菊 |
論文 |
《中國人民大學歷學院史學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下半年即將出版。 |
約13000 |
|
17 |
宋綬、宋敏求家世背景與學術特征——《唐大詔令集》編纂研究的一個專題 |
李曉菊 |
論文 |
“典籍·社會與文化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34屆年會,會議論文,2013年6月28日至30日。 |
約13000 |
|
18 |
唐代檔案文獻編纂的成就及其歷史地位 |
李曉菊 |
論文 |
|
約6500 |
|
19 |
《史記·三王世家》的文書學釋讀 |
梁繼紅 |
論文 |
“典籍·社會與文化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34屆年會,會議論文,2013年6月28日至30日。 |
約10000 |
|
20 |
檔案事業與中華文明 |
周雪恒、梁繼紅 |
論文 |
“檔案事業與中華文明” |
約3000 |
|
21 |
檔案文獻:中華文明的核心載體 |
梁繼紅 |
論文 |
2013年10月“檔案事業與中華文明”學術討論會宣讀,2013年5月修改。 |
約18000 |
|
22 |
檔案“集中統一”原則的歷史考察與現實意義 |
覃兆劌等 |
論文 |
《檔案學通訊》2013年第3期 |
約5000 |
|
23 |
《我國檔案“災備”策略研究——以60年代檔案“戰備”為鑒》 |
覃兆劌等 |
論文 |
|
約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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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從“國家本位”到“民本位”——論建國以來檔案文化的演變與發展》 |
覃兆劌等 |
論文 |
|
約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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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從敦煌懸泉置<四時月令五十條>看西漢時期生態環境保護的國家意志》 |
劉希慶 |
論文 |
《北京城市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 |
約6600 |
|
26 |
《敦煌懸泉置壁書與西漢官文書制度》 |
劉希慶 |
論文 |
|
約7600 |
|
27 |
中國傳統文檔管理中的政治文明探析 |
張會超 |
論文 |
|
約6500 |
|
28 |
我國檔案與社會記憶研究述評 |
徐擁軍等 |
論文 |
|
約1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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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儒法合流進程中的兩漢文吏——兩漢文檔官吏的角色轉換 |
何莊 |
論文 |
《檔案學通訊》2013年第4期 |
約7000 |
|
30 |
中國檔案事業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轉折:隋唐之際 |
蔣衛榮 |
論文 |
《檔案學通訊》2013年第3期 |
約1000 |
|
31 |
重慶大轟炸時期國民政府檔案管理的困境 |
孫武 |
論文 |
|
約5000 |
|
32 |
《中國檔案事業史知識庫》網站平臺 |
張斌等 |
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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