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柱圖錄整理工程已經完成
由貴州大學張新民教授主持的國家重大招標課題“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項目批準號 11&ZD096 ), 目前已按計劃完成了近七千件文書的搜集、入錄、編號、擬題和編纂工作。目前圖錄書稿已送江蘇鳳凰出版社編輯發排,清稿積十余人之力,費時六月,已大體審定,或九月下旬即可推出三輯二十二冊精裝本圖書,與原有的六千件課題設什數相較,已增多了近一千件珍貴圖錄文獻,誠可謂文書學整理的洋洋大觀者,契約檔案出版的巨大工程,民間鄉土文獻的集大成專書。
《天柱文書》的出版,乃課題組成員歷時多年辛勤勞作的集體成果。該書主要搜集地契和林契,內容則有賬簿稅單、納糧執照、訴狀、判辭、官府告示、算命書、休書、碑銘、日記等,涵蓋了極其廣大的地緣-民族生活世界的歷史變遷狀況,反映了林林總總復雜萬千的社區生存與生活的文化事相,完整地再現了地方經濟文化變遷發展的全貌,有裨于還原族群禮法秩序的具體運作方式,展示地緣族群互動交往的文化動力機制,填補因缺乏原始文本資料導致的諸多研究領域的空白,擴大了新材料與新問題融為一體所產生的知識學觀照范圍或思考題域,豐富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民族學、人類學、生態學、法學等學科研究領域的成果。最終則擺脫長期盲從歐美時髦理論導致的弊端偏失,重新依據自己的鄉土經驗建構必要的社會知識學體系。
貴州大學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課題組自21世紀伊始,便極為重視清水江文書的搜集整理工作,曾多次組織專家學者赴清水江流域開展調查研究,呼吁政府部門與學術同仁協商制定整理規劃,既要避免文書可能發生的流散亡佚,也要以出版的方式向學界公開,不能重演“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西方”的歷史性悲劇,引起了中央及省州縣各級領導的重視,有力地推動了清水江文書的征集搶救和整理編纂工作,并促成了預算經費為一千二百萬元的錦屏博物館的修建。與此同時,從拍照入錄到題名編號,從題名編號到錄文校勘,從錄文校勘到分類合編,課題組均作了嚴格的規范和精心的布置,同時多次邀請全國各地著名學者親臨現場指導,盡可能地確保項目成果達到高質量的一流水平。
該書在整理編纂過程中,曾邀請部分著名文書學專家進行指導,并獲得了好評。如著名文書學專家欒成顯先生指出:“隨著這些文書的陸續發表,清水江文書研究的熱潮乃至國際性的清水江學是可以期待的。貴州大學擬推出的《天柱文書集成》,是清水江文書系統中保存得最完好的一部分,其中多有精品。張新民教授領導的貴州大學的整理團隊,具有很高的學術水準,文書復印清晰、錄文準確、考釋精當。因此,本集成可以作為清水江文書整理的一個典范。”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卞利教授也高度評價說:“清水江文書發現、整理和出版,是近年來震驚學術界之大事,令人欣慰!(張新民)先生于搶救整理清水江文書功莫大焉。”(以上見林東杰等整理《開創文書學研究的新天地》,載《人文世界》2012年第5輯)著名經濟學家朱蔭貴教授也認為:“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的同仁們在堅持原有研究的基礎上,目前正在做一件新的極有意義且影響深遠的大事,這就是他們以及他們聯合的院外有志者開始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貴州黔東南地區清水江流域遺留下來的民間文書。……從更大的視野看,清水江文書的發現和整理研究,將為今后更長期的歷史文明文化研究和從更廣泛的角度研究中國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能夠使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在某些領域和課題上具有更加鮮明的中國特色,并大大增強站在世界學術研究前沿的可能性。”(朱蔭貴《紀念貴州大學成立十周年》,載張新民主編《螢火集》,巴蜀書社2013年版,第119-120頁)
清水江文書的整理編纂工作,數量龐大,工作繁難,任務艱巨,責任重大,乃是一人勞而千人逸的重大文化工程,由于海內外專家的協作推薦,遂得以順利納入江蘇鳳凰出版集團“十二五”重點出版規劃,由對方多方籌集巨額資金精裝出版發行,可期不久即會產生巨大的國際性學術影響。
二、發表了一批重要學術研究成果
以扎實的文獻整理工作為前提,在翻閱大量契約文書原始資料的基礎上,課題組也發表了一批較有分量的學術論文。
(一) 如何利用新材料以研究新問題,并通過與敦煌文書、徽州文書的比較,客觀評價清水紅文書的史料利用價值,從而推動相關學科領域的發展,乃是文書整理和研究工作不能不重視的一大問題。針對此問題,課題組成員發表了不少重要論文。較可舉者如張新民的《走進清水江文書與清水江文明的世界》一文(《貴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強調清水江文書乃是極為珍貴的世界記憶文化遺產,也是可與敦煌文書、徽州文書并埒的三大文書系統。憑借“采山之銅”以鑄新錢的材料挖掘、征集、整理和公布的功夫,必將開出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獲取新成果的繁榮學術局面。至于不斷拓寬專題探討分析范圍,同時也注意交叉綜合研究,采取微觀與宏觀結合,契約文書與典籍文獻結合,田野調查與案頭作業結合,即多種材料和方法齊頭并進互補共用的方法,也必然有助于我們走進清水江文書的世界與清水江文明的世界,走進鄉民生活的世界和鄉土中國的世界,最終則必然能夠將地域性的清水江學提升為國際性的專門顯學。羅正副的《清水江文書研究的新維度》(《光明日報,》2012年12月26日,第011版)也談到新史料的發現,不僅有裨于新領域的開拓,而且可能突破傳統研究視角,建立起新的研究范式。特別是清水江文書的歸戶性特征極為突出,既能滿足史學研究必需的時空準確定位,也提供了田野調查的可靠定點線索,能夠在民族史、文明史、家庭史、文書史、區域史等諸多方面,形成新的研究視點或開拓新的致思維度。張新民、朱蔭貴、阿風、馮祖貽四位學者的筆談專《共同推動古文書學與鄉土文獻學的發展》(《貴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則指出清水江文書是徽州文書之后,目前所見第二大民間契約文書系統。它不僅充實或完善了中國民事法權體系的認知內容,且豐富或擴大了明清以迄民國社會經濟史的探討題域,既提供了多學科交叉研究的資料來源憑借,也初步奠定了形成國際性顯學——清水江學——的基礎。扎實認真地開展清水江文書的整理研究工作,不僅標志著中國古文書學又有了新的資料與成果的積累,而且象征著創建鄉土文獻學基礎學科已勢在必行,必須凝聚各方面的力量開展前期性的拓荒工作。
(二)清水江文書的整理與公布,乃是一人勞而千人逸的工作,其中之種種艱難辛苦,非局外人所能知曉。為了做好這一工作,課題組專門組織刊發了一組筆談稿,刊布于《貴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清水江學專欄”。其具體篇目為:(1)馬國君《清水江流域白市、江東、渡馬三地文書考釋與研究》;(2)閆平凡《清水江流域竹林、坌處、遠口三地文書考釋與研究》;(3)安尊華《清水江流域高釀鎮文書考釋及研究》;(4)張忠奎《清水江流域藍田、甕洞兩鎮文書的考釋與研究》;(5)廖峰《清水江石洞鎮文書考釋與研究》(6)吳述松《清水江文書與清水江流域社會變遷芻論》;(7)閆平凡《淺析清水江文書俗字的價值》。張新民在筆談稿主持人語中指出:清水江流域高釀、竹林、坌處、遠口、白市、江東、渡馬、石洞、藍田、甕洞等地,均為契約文書分布相對集中的區域,既是西南地區憑借清水江航運出入中原的重要通道,也是經長江入沅江直達西南邊隅苗疆腹地的戰略要區,如果要了解清水江文化走廊溝通連接多種族群社區或地緣文化的樞紐功能和區位意義,重新在苗疆發現歷史,便不能不認真研究或解讀數量頗為浩繁的地方契約文書,揭示隱藏在文書背后的鄉土中國社會。這就有必要從 “死”材料中料簡出“活”意義,為未來的多學科交叉研究開辟由江入海般的廣闊空間。而清水江文書不僅是邊緣交叉學科——文書學——的重要資料寶庫,而且也是明清以迄民國歷史的史料大宗,著眼于清水江流域長時段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實際,清水江文書所發揮的價值意義將難以限量。
(三)與錦屏地區林契多而地契少不同,天柱地區則是地契多而林契少,說明區域差序格局的客觀存在,或多或少亦影響了文書的地域分布類型。以往的學者研究林契者多,研究地契者少,故課題組所發表之數篇文章,均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較有代表性如林芊的《從清水江文書看近代貴州民族地區土地制度》一文(載《貴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利用大量土地契約文書,采取計量統計的方法,分析當地凸洞侗族地區,僅就土地產權轉移而言,自1781至1950年代,前后凡168年,便地權轉移數為2098次,購進土地者為465人,說明地權轉移較為自由,參與地者亦較多,然規模均不大,土地量亦相對較少,可見自耕農小土地所有者人數甚多,土地兼并的程度并不激烈。地方經濟關系與民族文化傳統高度統一,始終維系著當地小農社會的經濟文化特征。他的另一篇論文《近代天柱凸洞侗族地區的土地買賣和地權分配》(載《貴州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也采用了類似的方法,指出土地買賣活動主要在中小農戶中間進行,并未形成少數人占有較大量田地的局面,故當地鄉民多由自耕農組成,即經濟史家通常所謂“農民所有制”社會,并無嚴格意義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其他相關論文尚有廖峰的《晚晴天柱地區土地的集中與分散:》,則探討了清水江地區劉氏家族土地經營的情況,揭示了當地土地經營的一般性特點:集中與分散。當地至遲晚清時期,士地經營已從單一區域型走向了多種區域型。作者的分析有裨于了解清水江流域特殊的土地經營模式。謝開鍵等的《民國時期農村婦女的權利和地位:以天柱土地買賣文書中的女性為中心》(載《貴州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林芊的《清代民族地區的田價簡論》(載張新民主編《螢火集》,巴蜀書社2013年版,第428-448頁),均值得一讀。
(四) 利用清水江文書展開多方面的研究,當有裨于新的學術領域的開拓,填補西南史地文化研究的空白,形成中國學術自身應有的本土特色。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總體的數量仍不算太多,但畢竟已有了一批嘗試利用新資料,力圖開拓新領域的新人新作。如謝開鍵的《民國時期農村婦女的權利和地位:以天柱土地買賣文書中的女性為中心》一文(《貴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主要以天柱土地買賣契約文書中的女性為研究對象,從賣主、買主、憑中等不同的社會身分角色,觀察她們所享有的權利和地位,認為從整體上看,她們依然缺少爭取法律保護的自我權利訴求,傳統歷史文化因素仍在暗中發揮著制約作用。安尊華的《清水江流域分家文書所體現的哲學觀》(《貴州社會科學》,2012年第11期),則以析產分家中的拈鬮字號,如“天““地”“人”、“仁”“義”“禮”“智”“信”等,分析隱藏在村民樸素文本表達背后的階值訴求,雖然“哲學觀”一辭用語未必準確,但讀來仍感到頗有新意。李士祥的《18至20世紀中期清水江地區分家析產探析》(《貴州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則利用了90份分關文書,分析了當地鄉民分家析產的具體歷史原因,涉及分配原則、分配方式、分配頻率等諸多問題,揭示了鄉村家庭結構變遷的某些側面。 其他文章可讀者尚有謝開鍵的《清水江分家文書檔案考析》(《(浙江檔案》2013年第6期)、安尊華的《試論清水江流域的民間地權轉移》(貴州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均利用了新近發現的文書原始資料,顯示了清水江學研究的廣闊未來空間。
(五)清水江文書涉及的問題頗多,需要探討的問題亦夥。其中如解讀分析契約文書,時常會碰到一些地方術語,引起理解上的歧義或判識上的困惑,必須結合田野調查加以解決。張明的《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傳統糯禾特殊計量單位研究》一文(《貴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主要考證當地糯禾田地面積與收成數目計量單位的歷史淵源及特點,不僅有裨于相關文書的解讀,而且也揭示了苗侗民族生產勞作的特殊智慧。林東杰的《清至民國年間清水江契約文書立契時間校補》(《貴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則以己出版的《貴州文斗寨苗族契約法律文書匯編:姜元澤家藏契約文書>》為研究對象,校正訂補了其明顯存在的一些年代錯訛,或可供文書整理者考證判識立契時間參考。呂善長的《明代清水江流域的民戶人口研究》(《貴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則是考證當地農戶人口的一篇力作。作者認為清水江流域的民戶人口,見諸史籍記載者,主要集中于嘉靖、萬歷年間,然數據變化之大,頗不符合一般常理或常規,不能不結合多方面的文獻資料進行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萬歷末期“苗亂”的發生,,乃是清水江流域民戶人口銳減的一大重要歷史原因。 張忠奎的《清代“苗疆缺”管制研究》(《求索》2012 年8期),則具體分析清帝國設置“苗疆缺”官制的動因,以為乃是為了穩定流官隊伍,減輕其對苗民的剝削,強化苗疆行政管理。“苗疆缺”所涉及的官員品級和名稱繁多,范圍主要在云貴川的少數民族聚居區。清政府可根據形勢的發展,改變“苗疆缺”流官的數量及駐守年限。張新民的《叩開苗疆走廊文化的大門:以清水江流域天柱縣契約文書為中心的調查》(《人文世界》第5輯),以三萬多字的篇幅,根據田野調查所獲取的第一手資料,兼比對各種文獻記載,采取知識考古學的敘事取向,揭示了清水江流域“活態的歷史”。其他如馬國君的《清水江流域林木生產的社會規約探析:以現存契約文書為分析依據》(《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1年第3期)、吳述松的《以特許經營化解農產品低價和農民增收難矛盾:來自清水江流域500年的木業經驗》(《貴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張忠奎的《清代貴州苗疆農業經濟的發展與苗文化變遷》(《農業考古》)2012年第6期)、吳述松的《清水江文書與清水江流域社會變遷芻論》(貴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均有一定的新意,值得向讀者推薦。
三、展開了多方面的學術交流
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自承擔國家重大招標課題以來,與海內外學術界展開了多方面的學術交流。為了更好地推動清水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又特別成立了貴州大學清水江學研究中心,聘請知名學者30余人擔任兼職教授或客座研究員,并與中國社科院徽學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歷史系、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等多家學術單位建立了長期友好合作關系,并開展了以下重大學術活動。
(一) 2012年5月3日與吉林大學國家教育部“中國歷代邊疆治理研究”重大攻關課題組共同舉行了小型學術研討會,吉林大學出席會議的有程妮娜、衣保中、高福順、孫久龍等學者,貴州大學張新民主持了會議,雙方就中國邊疆治理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張新民發言強調:(1)中國歷代邊疆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無論南方、北方,凡涉邊疆戰略大事,其治理的好壞與否,都會對王朝國家的穩定產生重大的影響,必然引發相應的治邊政策的調整。貴州雖辟處西南一隅,然從國家邊疆體系的建構活動如實進行觀察,仍為整體格局中不可分割的一環,無論任何—個方面的發展變化,都與全國政局興盛起伏息息相通,形成連環互動的整體格局。而中央政權經營西南地區,無論政策舉措有何松緊緩急,也同樣必須從全國大局出發,兼顧西北、東北、西南、華南等地區,進行必要的軍事政治的聯結溝通與區分切割,乃至無論有形或無形,動亂或和平,都必須確保國家力量的及時到場。因此,所謂邊疆治理問題和邊疆戰略體系建構活動,其實也必須著眼于各大地理板塊聲勢相倚盛衰連環的關系,依據各大政治文化區域利害關系互伏互依的整體格局,才能作出恰當適合的戰略決策。這當然也是邊疆研究不可不注意的觀察視野,分析任何表面只是局部地區的邊疆治理或經營開發問題,都有必要從全國宏觀大格局來加以適當的定位;反之,了解全國性的宏觀邊疆關系的連環性大格局,也有助于加深局部邊疆處理問題具體實情的分析。(2)就西南邊疆體系的建構而言,貴州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所謂“黔治則滇治,黔亂則滇亂”,即說明王朝國家經營貴州的一大戰略目的,便是強化西南邊疆體系。因此,研究貴州區域問題固然不能忽視微觀個案,但也必須關注西南整體戰略格局,而關注西南整體戰略格局,又不能不具備國家視野,只有國家視野下的區域研究或個案研究,才能在小歷史中見出大意義。(3)貴州地方歷史文獻資料,從《華陽國志》到(萬歷)《貴州通志》,從(萬歷)《貴州通志》到(乾隆)《滇黔志略》,已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方志學知識系譜,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或了解西南邊疆問題。但仍需要不斷擴大歷史文獻的搜考和認知范圍,從而更好地把握大—統國家長期積累的政治經驗與政治智慧,了解邊疆體系歷史性建構或形成過程中一切值得總結的得失成敗教訓。清水江文書的搜集、整理、公布和出版,能夠豐富或擴大研究工作必須的學術資源,不能不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完成這一大規模系統結集梓行的工程。吉林大學程妮娜則介紹了完成“中國歷代邊疆治理研究”重大攻關項目的構想,由于課題內容涉及中國歷代中央王朝治理邊疆的政策與思想、中央王朝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政策、邊疆地區人口的遷移、邊事以及邊疆經濟開發等,希望通過與貴州大學的學術交流,能夠進一步加強合作的深度與廣度。
(二)與復旦大學歷史系開展了實質性的合作,雙方學術交流活動極為頻繁,尤其是兩校科研人員的定期互訪,實現了高校與高校之間的強強聯合。如2011年11月16日至18日,國家重大課題正式公布后未久,貴州大學張新民即應復旦大學的邀請,前往該校作了一系列的學術講學訪問活動。而復旦大學朱蔭貴教授也三次訪問貴州大學,達成了與貴州大學共同組成課題組團隊,共同推出相關科研成果的的共識。張新民在復旦大學期間,還應該校師生的邀請,作了題為“西南邊疆體系的戰略開發與清水江文書的研究利用價值”的專題學術演講,不僅介紹了清水江與清水江文明的概況,而且分析了清水江流域多元民族文化形成的原因,認為清水江很可能是長江上游文明極為重要的源頭產生地之一,在中央王朝開發之前已經有了地方世居民族所創造的燦爛文明,是長江文明體系構成的一大重要因素。則清水江文書的發現打破了原先民間地域文獻分布的不均衡性,填補了西南地區契約文書較少系統發現的空白。從長時段的視野看,清水江文書又與敦煌文書、徽州文書前后相銜,形成了可供大跨度歷史觀察和客觀分析的文書學史料系統,可以更好地促進已初具規模的邊緣交叉學科——文書學——的成熟與發展。朱蔭貴點評時亦客觀分析了清水江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價值,高度評價了清水江學的未來學術遠景,希望復旦大學和貴州大學都有更多的學者投入時間和精力,作好前期性的文書整理和研究的拓荒工作。
(三) 與復旦大學課題組聯合舉辦了“黔滬兩地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凡三十人,就如何更好地推動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展開了熱烈、深入、廣泛的討論。討論范圍涉及地方民眾的地權觀、財富觀、婚姻觀、互助觀、族群觀,以及社會控制、經濟變遷、財富流轉等諸多重大學術問題。朱蔭貴教授總結時,特別指出清水江文書的三大重要特點:一是數量巨大,歸戶性強;二是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少數民族地區資料嚴重缺乏,而清水江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可以填補相關空白;三是清水江文書原始性強,是反映西南地區歷史情況的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資料。這些特點決定它擁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張新民教授也根據大家的發言,高度評價了清水江文書的史料價值。他認為清水江作為文化交流的一大重要航運通道,它的功能和作用可能類似彝藏走廊。復原清水江文明一定程度上就是復原南方文明,而復原南方文明則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中華文明。清水江文書作為未來多學科交叉研究工作的突破口,已經以學問資料的形式奠定了科研成果不斷涌現的基礎。復旦大學對貴州大學無私開放清水江文書研究的相關資料,不斷擴大清水江文書研究隊伍的做法,多次表達了深切的謝意。
(三)2012年9月,假復旦大學歷史系主辦“明清江南與近代上海”國際學術討論會之機,貴州大學與復旦大學課題組成員專門設立了“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分會場,相關與會論文則有朱蔭貴的《從貴州清水江文書看近代中國的地權轉移》、安尊華的《論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區的土地買賣:以天柱縣高釀鎮木杉村為例》、吳述松的《二百余年爭江案判決大價值:化苗墻為民族區域自治》、張明的《明清至民國時期苗侗民族的傳統糯禾生產:以清水江文書為中心的歷史考證》、戴鞍鋼的《山林權的日常經營:讀〈清水江文書?天柱卷〉》、林東杰的《清至民國年間清水江契約文書立契時間校補:以〈貴州文斗寨苗族契約法律文書匯編:姜元澤家藏契約文書〉為中心的研究》、陳雁的《“清水江文書”中的女性與婚姻》、謝開健的《民國時期農村婦女的權利和地位:以天柱土地買賣文書中的女性為中心》等,都是利用貴州大學搜集整理的清水江文書撰寫的新作,引起了與會專家的好評。大會學術委員會主席朱蔭貴總結會議成果時,亦用專門的時間高度評價了清水江文書的學術研究利用價值。
(三)為了確保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工作的順利開展, 貴州大學于2013年4月27日下午,“貴州大學清水江學研究中心揭牌儀式暨學術研討會”在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舉行,來自貴州大學、貴州師范大學、貴州民族大學、貴州財經大學、貴州師范學院、貴州省文聯、貴州省考古研究所、貴州省社科院等十余家單位的70余位專家學者蒞臨了會議。《貴州日報》、《當代貴州》等媒體的記者也參與并報導了會議盛況,會議認為清水江文書是苗、侗、漢各兄弟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財富,清水江文書的整理公布與清水江學專門性學問的成立,至少有四個方面的意義和價值,即(1)通過清水江學的提倡、宣傳和介紹,特別是研究成果的陸續問世,可以強化當地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記憶,獲取更多的各兄弟民族和諧相處的本土經驗;(2)豐富文化傳承必不可少的民族或地域傳統組成基因,了解鄉土中國社會構成的秩序化要素;(3)以契約文書研究為突破口,推動清水江兩岸古驛道的保護與開發工作;(4)加強文書語言學的甄別工作,了解苗侗語言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點;(5)多出具有典范意義的學術成果,豐富區域史、民族史、文書學史的地緣內容;(6)擴大清水江學的研究內容,將地域涵蓋范圍擴大至舞陽河、古苗疆走廊等地區;(7)關注清水江流域的考古學成果,盡可能地采用考古材料、契約文書、傳世文獻多重比對互證的研究方法;(8) 民族性與地域性兼顧,注意揭示文化的復合形態,只有將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文化結合起來分析,才能如實把握文化的多樣性和族群的復雜性。
(四)與貴州省檔案館、貴州天柱縣人民政府合作,開展多方面的田野調查,希望整合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動清水江文書整理事業的繁榮發展。目前擬出版的22冊天柱文書,即由貴州省檔案館、天柱縣人民政府、貴州大學等單位聯合署名推出。課題組還結合田野調查,撰寫了《關于如何做好清水江文書搶救征集與整理研究工作的調研報告》。該報告上報省委、省政府后,引起了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促進了清水江文書搶救、征集與整理工作的有序化發展。《報告》特別強調,為了摸清現存契約文書的家底,應逐村逐寨開展文書藏量統計的普查工作。為了取得較為合理科學的經驗,應當先選擇一至二個縣(鄉鎮)作為試點,獲得突破性成績之后,再向清水江流域各縣推廣。最后則以清水江文書整體調查經驗為依托,開展全省性的鄉土文獻——如文書、家譜、典藉、碑刻、摩崖等——的普查工作,從而全面掌握民間文化財富的家底,開出鄉土文獻的總賬目,以方便征集者、保管者和研究者的按圖索驥。也就是說,我們應當像人口普查、資源普查一樣,搞好貴州地方文獻的普查工作。在普查和摸清家底的基礎上,再通過系統化的整理和研究,以及必要的開發與利用,將原來的“死”材料轉化為“活”資源,“私”文本轉化為“公”文本,不斷推動地方經濟文化的發展,為鄉土文獻和民族文化資源的保護工作,做出可供全國借鑒的示范性樣本。
(五)撰寫了《民間契文書與鄉土中國社會》一書,已交江蘇鳳凰出版社近期出版。該書乃貴大與復旦強強聯合的首批學術成果,收錄兩校作者近二十篇新撰學術論文。全書由張新民與朱蔭貴主編,并分別撰寫序言。張新民在序文強調學術合作的重要,認為清水江文書的整理工作自始至終“得到了以朱蔭貴教授為首的復旦大學學術團隊的有力支持,雙方不僅共同成功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和復旦大學985三期工程項目,極大地強化了清水文書整理研究工作重要性的社會認可度,更重要的還開展了一系列的實質性的合作,實現了學術資源共享互用的目的訴求。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專著就是共同心血凝集出來的產物,期望它能成為清水江學研究的歷史性標志成果。”朱蔭貴也在序文中指出:“在這本論文集即將出版之際,我僅代表復旦課題組向貴大中國文化書院張新民教授課題組表示衷心的感謝:正是您們的熱情和無私,使我們得以參與這項重新在西南發現歷史的重大課題,這對于研究者來說,是重要和難得的機遇。”足證兩校的合作乃是優勢互補的合作,值得進一步總結經驗發揚光大。
四、成果宣傳介紹及相關研究體會
貴州大學“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課題組召開的學術會議,地方媒體如《貴州日報》、《金黔在線》均有所報道。《貴州日報》2012年11月2日尚以《民間鄉土文獻凸顯貴州歷史文化:清水江文書整理和研究延展貴州地域文化價值》為題,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朱蔭貴、阿風、張新民三人的新聞采訪稿,文前冠有“新聞背景”說:“清水江文書是廣泛遺存于我省黔東南州清水江流域地區的民間鄉土文獻。主體部分大約從明末清初直到二十世紀50年代為止,延續400多年到500年;現在初步發現的就有10多萬件,遠景估計可能有30萬件以上;在黔東南州臺江、三穗、劍河、錦屏、黎平、天柱等縣均有分布,在一個地區發現如此長時段的民間文書,數量大且有連續性,其珍貴性不言而喻。……清水江文書是一種活態的民間史料文獻,是15世紀以來當地苗、侗、漢各族人民生存生活的實物見證,是各種不同身份的人(群)不斷調整和分配自己的自然和社會財富資源的法權表達。文書本來就是他們生存、勞作、協商、談判的存在見證,不但表征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反映了資源分配和流傳的過程,而且也展示了社會結構的多元復雜,暗藏著各種活生生的具體的人的身份處境關系。可說既隱藏著大量的家族興衰起伏故事,也承載著無數的社會文化變遷信息。無論研究經濟史、社會史、法律史、民族關系史、日常生活史,清水江文書都能提供大量的材料依據,可稱其為民間史料的巨大寶庫。”該文的發表加深了人們對契約文書珍貴價值的認識,同時也擴大了國家重大招標課題的影響范圍。
與此同時,為了提高學報的辦刊質量,顯示貴州大學契約文書研究的隊伍的陣容,《貴州大學學報》編輯部主動與課題組聯系,創辦了“清水江學研究專欄”,定期發表課題組成員的最新學術研究成果。該專欄自創辦以來,即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好評,也獲得學術界的充分肯定,目前已成為清水江文書與清水江文明研究的權威專欄,發揮了引領學術風氣的作用。而清水江學雖起步甚晚,但由于學術前景廣闊,仍可望在不久的將來,形成與徽學、敦煌學比肩并列的局面。
課題組的研究動態與相關學術成果,擬以每年一期的方式匯編為《簡報》。第一期《工作簡報》已于2012年底以紙質及電子本的方式,報送國家社科基金規劃辦。第二期《簡報》已在組稿編輯,擬于今年年底提交國家社科基金規劃辦。
清水江文書的整理編纂乃是一件艱巨繁難的工作,必須發揮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力戒浮躁學風,不追趕功利思潮,才能做好此項基礎性工作。其中之喜樂甘苦,雖難以為局外人所知,但既然一切均出自本心本愿,故相信所作所為者必為可久可大之盛事。
階段性成果
序號 |
成果名稱 |
作者 |
成果形式 |
刊物名或出版社、刊發或出版時間 |
字數 |
轉載、引用、獲獎等情況 |
1 |
共同推動古文書學與鄉土文獻學的發展—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四人談 |
張新民;朱蔭貴;阿風; 馮祖貽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
10000 |
已被引1次 |
2 |
走進清水江文書與清水江文明的世界—再論建構清水江學的題域旨趣與研究發展方向 |
張新民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
10000 |
已被引6次 |
3 |
從清水江文書看近代貴州民族地區土地制度—清水江文書<天柱卷>簡介 |
林芊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
13000 |
已被引1次 |
4 |
近代天柱凸洞侗族地區的土地買賣和地權分配—清水江文書(天柱卷)研究之一 |
林芊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
11000 |
|
5 |
明代清水江流域的民戶人口研究——以今黔東南苗侗自治州為例 |
呂善長;林芊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
8500 |
|
6 |
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傳統糯禾特殊計量單位研究 |
張明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
6500 |
|
7 |
清水江流域林木生產的社會規約探析—以現存契約文書為分析依據 |
馬國君;黃艷 |
論文 |
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1年第3期
|
12200 |
已被引1次 |
8 |
晚晴天柱地區土地的集中與分散—以劉文舉、昌儒父子土地經營為個案 |
廖峰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
4500 |
|
9 |
清水江文書研究與清水江學建立的學術遠景瞻望—基于貴州大學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開題論證會的梳理 |
王勝軍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
5500 |
已被引1次 |
10 |
清水江流域分家文書所體現的哲學觀 |
安尊華 |
論文 |
貴州社會科學,2012年第11期。 |
8000 |
已被引1次 |
11 |
清代“廟疆缺”官制研究 |
張中奎 |
論文 |
求索,2012年8期
|
5600 |
|
12 |
清代貴州苗疆農業經濟的發展與苗文化變遷 |
張中奎 |
論文 |
農業考古,2012年第6期
|
5000 |
|
13 |
以特許經營化解農產品低價和農民增收難矛盾——來自清水江流域500年的木業經驗 |
吳述松 |
論文 |
貴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 |
10000 |
|
14 |
清至民國年間清水江契約文書立契時間校補—以<貴州文斗寨苗族契約法律文書匯編:姜元澤家藏契約文書>為中心的研究 |
林東杰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
8600 |
|
15 |
民國時期農村婦女的權利和地位—以天柱土地買賣文書中的女性為中心 |
謝開鍵;肖耀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
11000 |
|
16 |
18至20世紀中期清水江地區分家析產探析—以<清水江文書考釋·天柱卷>分關文書為中心的考察 |
李士祥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
8500 |
|
17 |
叩開苗疆走廊文化的大門——以清水江流域天柱縣契約文書為中心的調查 |
張新民 |
論文 |
人文世界——區域、傳統、文化,第5輯,四川出版巴蜀書社,2012年10月版 |
31000 |
|
18 |
試論清水江流域的民間地權轉移——基于文書的考察 |
安尊華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
14400 |
|
19 |
清水江分家文書檔案考析 |
謝開鍵 |
論文 |
浙江檔案,2013年第6期 |
5000 |
|
20 |
清水江文書研究的新維度 |
羅正副;王代莉 |
論文 |
光明日報,2012年12月26日,第011版 |
2000 |
|
21 |
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筆談 |
張新民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
2000 |
|
22 |
淺析清水江文書俗字的價值 |
閆平凡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
3500 |
|
23 |
清水江流域白市、江東、渡馬三地文書考釋與研究 |
馬國君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
40000 |
|
24 |
石洞文書考釋與研究 |
廖峰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
2500 |
|
25 |
清水江流域高釀鎮文書考釋及研究 |
安尊華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
2000 |
|
26 |
清水江流域藍田、甕洞兩鎮文書的考釋與研究 |
張中奎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
2200 |
|
27 |
清水江流域竹林、坌處、遠口三地文書考釋與研究 |
閆平凡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
4300 |
|
28 |
清水江文書與清水江流域社會變遷芻論 |
吳述松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
4200 |
|
29 |
清水江文書信息數據庫的建設 |
廖峰 |
論文 |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
3000 |
|
30 |
開創文書學研究的新天地—貴州大學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開題論證實錄 |
林東杰;楊喬文;蔡明均;黃健琴;張永強 |
論文 |
人文世界——區域、傳統、文化,第5輯,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12年10月版 |
18000 |
|
31 |
清代民族地區的田價簡論—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書研究 |
林芊 |
論文 |
螢火集—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成立十周年紀念專輯,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13年6月版 |
22000 |
|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