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華瑜：毛澤東文藝思想與文化“中國夢”

作者為國家社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形態研究”課題組成員、湖北警官學院教授

在今天市場化、網絡化、全球化情境下，堅持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人民性、實踐性和民族性，是實現文化“中國夢”的必然要求。

毛澤東文藝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文藝領域的結晶。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在文藝思想方面與之相對應的是文藝的實踐性、人民性以及民族性內涵。在今天市場化、網絡化、全球化情境下，堅持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人民性、實踐性和民族性，是實現文化“中國夢”的必然要求。

市場化情境下堅持人民性的價值立場，文藝要努力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新世紀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給人民群眾帶來了豐富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產品，同時也給精神文化領域帶來一定的沖擊，相當數量的作品表現出明顯的“逐利”動機，急切迎合庸俗的市場消費心理。從文藝作品的社會教育功能來說，這些作品蘊含的不良價值觀念在長期潛移默化中會導致群眾把不正確的生存理念帶入現實生活。這種現象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文藝創作者缺乏“人民性”價值立場。

“人民性”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核心內涵和價值立場。“人民性”的概念來自19世紀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后來為革命導師所吸收和發展。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指出：“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列寧還說：“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最深厚的根基。”毛澤東文藝思想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民主體觀念，也繼承了列寧等人的“人民性”思想，并與中國革命文藝的經驗和實際相結合。延安時期，毛澤東深入分析和認真總結了我國文藝運動的歷史和現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指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這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人民性”核心內涵。在創作上堅持“人民性”，就“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

今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文藝創作的繁榮不應以淡化文藝的“人民性”為代價，因為文藝創作者的精神生產屬性決定了理應具有更多的社會擔當意識。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文藝工作者更應有意識地追求這個目標，不斷培養和增進對人民群眾的感情，創作出表現人民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優秀作品。

網絡化情境下堅持面向生活的實踐論，文藝要更加注重貼近真實的生活

網絡具有大眾化、游戲化的特點，也直接反映于網絡文藝領域。網絡媒體的低成本和即時化、交互化使得文藝的生產傳播與接受消費便捷，大容量的數字化存儲以及便捷的手機終端的出現，讓每個網民都能隨時隨地參與進來。一定意義上說，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文藝界呼吁的“文藝大眾化”在今天的網絡時代得以實現。

但與此同時，伴隨網絡文藝大眾化的是文藝的粗淺化、零碎化、散沙化以至審美品格劣質化現象的出現。基于信息技術制造出的文字、聲音、圖像兼備的超文本，以及虛擬和游戲的玄幻、穿越或無現實根基的戲說作品，十分容易俘獲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從網絡文學來看，創作中大量存在著以游戲沖動代替審美沖動、以工具理性代替價值理性等深層次的積弊。因此，我們期望網絡文學創作者既能包容網絡空間的生活，又能涵蓋客觀的社會現實生活。也可以說，網絡文藝應當堅持毛澤東文藝思想中面向生活的實踐論，需要更加注重貼近真實的“線下”的火熱生活。

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說：“人的社會實踐，不限于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它的形式，階級斗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顯然，網絡文藝本質上仍然是人們的社會實踐形式之一。實踐是人們有目的地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而人只有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才能實現對客觀世界的有目的的改造。過度醉心于網絡生活必然會與真實生活產生隔絕。今天我們正全力以赴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當代文化領域的重要陣地，網絡文藝理應有自己的責任擔當。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號召“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這樣的“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文學藝術來源于實際生活又高于實際生活，這是文學藝術與社會生活的辯證關系，應當成為網絡文藝工作者勇于擔當的必然選擇。

全球化情境下堅持民族性的本位目標，文藝要著力助推文化繁榮復興的“中國夢”

全球化和民族國家都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當前，信息交流的便捷化、資本投資的國際化和全球貿易體系的形成，極大促進了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但并未加速傳統民族國家的消亡。相反，全球化環境下各民族國家更加重視自己的傳統，更加珍視自己的文化身份。

文藝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建設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本位目標。在1938年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曾提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指出，“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民族性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今天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各民族都越發重視自己民族的文化，并通過文化發揮凝聚民心的強大功能。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血脈，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重視、傳承并發展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并以之豐富廣大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

毛澤東主張文藝的民族性與現代性相統一，強調文藝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這在全球化時代十分有意義。文藝的民族化是一個與現代化的雙向選擇過程，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文藝的現代化。1956年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指出，“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民族形式是植根于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中的。關于如何對待外國文化，毛澤東指出，“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當前，中國與世界已成為命運共同體，“中國夢”的實現離不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離不開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與融通。習近平指出：“中華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也一定能夠創造出中華文化新的輝煌。”只要我們真正做到以民族自身為本位，以現代化為目標，我們的文藝和文化建設就一定會在繼承與開放發展中走向新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