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衛平 陳文：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政局變化及其啟示

作者單位：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黃衛平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外長期執政政黨的制度建設研究”首席專家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是東南亞馬來半島上彼此相鄰的兩個國家，歷史上都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在上世紀50年代后期獨立，兩國曾在1963年一度合并籌組“馬來西亞聯邦”，直至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兩國分別由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和以“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為首的政黨聯盟“國陣”長期執政50多年。進入本世紀以來，兩國的政治生態和政治發展都呈現出重大的轉型趨勢，執政黨雖然獲得多數議席，但在2011年新加坡第12屆國會選舉和2013年馬來西亞第13屆國會選舉中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從總結長期執政政黨的經驗教訓角度，客觀分析兩國的大選特點與政局演變趨向，或許會獲取一些耐人尋味的啟示。

不僅要堅持發展經濟，更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在國際社會以廉潔高效著稱，連續執政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2010年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高達14.7%，人均GDP高居世界前列，失業率降至2.2%。然而，人民行動黨在2011年國會大選中的得票率卻降至歷史新低，僅為60.14%，比歷史最低年份1991年大選的61%還低，更低于1997年的65%、2001年的75.3%和2006年的66.6%。馬來西亞近年來也一直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2011年和201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保持在5.1%和5.6%左右。但在2013年大選中，連續執政56年的執政聯盟“國陣”在222席國會中只贏得133席，與2008年相比下降7席，為歷年來最低，其全國得票率更是不到半數，只有47.42%。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當今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不是因為其干得不好，而是民眾要求其干得更好；不是因為其政績不彰，更不是因為貪污腐敗，而是民眾不僅對物質利益的需求在增長，而且對公平、正義、民主的呼聲也日益高漲。一些選民批評人民行動黨作風“傲慢、自戀、自傲、自滿”，開始對新加坡傳統的“高薪養廉”和“高薪攬才”政策提出質疑，對新加坡部長級薪金位居世界第一，并與GDP增長掛鉤，2010年普漲5%，而普通民眾收入僅增長1%的重大差距表示不滿。反對黨甚至喊出了“我們不是用來成就經濟增長的工具，我們不是一堆數字”和“建設一個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的口號。

在馬來西亞，馬來人占全國人口的55%、華裔占24%、印度裔占7.3%、其他民族占13.5%（2012年）。在“國陣”的長期執政體制下，馬來人有種族優先的傳統特殊地位，雖然大部分的華裔選民在城市中有較高的經濟地位，但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一直較低，在考錄公務員、擔任政府要職等方面存在諸多約束性條件，事實上屬于“二等公民”，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適應的平等政治地位之愿望日益強烈。因此，大部分華人在大選中把選票投向反對黨，從而導致“國陣”得票率在華人集聚的城市地區的持續下降。

為適應新的政治環境，鞏固執政地位，李顯龍總理在大選揭曉后明確表示“行動黨必須有好的政策，也有好的政治”，決定將人民行動黨自我改造成一個更具活力，更能了解及滿足國人需要的政黨，以便在新的政治時代中繼續獲得選民的委托。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在大選后為國陣成員黨民政黨代表大會主持開幕時，也強調“國陣”政府會繼續秉持中庸、進步、溫和、包容及公平五大原則的施政路線，拒絕極端政治及任何會破壞國家基礎的舉措，指出“最重要的是我們已開始改革，要相信我們已走在正軌上，我們會繼續轉型的道路，直到目標達成”。

既要重視城市中產階層的參與訴求，又要滿足農民的民生需求

城市往往是中產階層的聚居區域，隨著經濟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在滿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希望更多的參與機會和公民權利日益成為其主要訴求。而農村地區由于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生活水平不高，農民對于改善民生的需求往往更為迫切。

如在作為城市國家的新加坡，由于民眾權利意識和法治觀念的增強，民眾不再僅僅滿足于經濟增長而要求公民權利和政治參與，其開始認為對于執政黨，哪怕是一般的錯誤或些許瑕疵就理應承擔責任。“干得好是應該的，干得不好就用選票給他們教訓”“讓反對黨在國會有更多監督和制衡的力量”逐漸被新加坡較多民眾所認同。

而在馬來西亞，城市日益成為反對派活動的主要陣地，伴隨幾十年來的經濟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諸如吉隆坡、檳城等主要城市集聚了大量屬于中產階層的市民，這其中又有相當大一部分為華人，目前約占吉隆坡總人口的40%，隨著其經濟地位的提高，他們希望有參與改變種族歧視政策的機會。不但華人希圖改變現狀，而且隨著城市中諸多屬于中產階層的馬來人的民主意識逐漸覺醒，獨立判斷政治體系的能力日益提升，不少民眾對“國陣”高級官員貪污腐敗、物價上漲、聯邦政府債務快速增加、大量人才流失海外等現象表示不滿。

但是在馬來西亞馬來人占大多數，且大部分居住在農村地區，由于農民的生活條件普遍較差，農村選民更多地要求執政黨能夠滿足他們對于提高生活條件、改善基礎設施、維護土地權益等方面的具體物質要求。執政聯盟“國陣”有自主劃分選區和行政動員的優勢，在選區劃分上有意保持了農村馬來人聚居地區的比重，而限制城市選區的權重。“國陣”中的巫統也始終堅持馬來人優先的立場，積極加強農村馬來人居住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改善，使得農村的馬來人獲得了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最終雖然其全國得票率只有47.42%，但在222席國會中仍贏得133席的優勢。而反對黨聯盟“民聯”雖然獲得全國50.83%的選票支持，也只能獲得3個州的執政權和國會89個議席。因此，執政黨的農村政策決定了廣大農村馬來選民的選票意向，加強農村的民生政策有利于鞏固政權，對維護執政黨在農村地區的政治合法性和實現政治穩定具有重要作用。

執政黨必須保持內部團結，并有效遏制權力腐敗現象

在新加坡，由于長期以來人民行動黨政府執政績效優異，執政團隊廉政形象鮮明，長期蟬聯國際透明組織發布的全球廉潔國家排行榜前列，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總體上是團結的，人民行動黨在現有政治格局中仍然位于主導地位，反對黨并不能奢望馬上成為更換執政黨的“替代”性政黨，而只是期待有機會成為國會中的“平衡”性政黨，以增加在國會中的監督和制衡力量，為目前的“一黨獨大”體制提供一些競爭因素。

但是在馬來西亞，主要執政黨“巫統”由于內部權力斗爭和政見分歧，曾任馬來西亞副首相的安華，1998年遭時任首相馬哈蒂爾革職，并被法院判定瀆職和雞奸罪入獄。由此逐步分裂出由原副首相安華為首的一部分馬來人政治力量，其部分黨內支持者“另起爐灶”組建人民公正黨，執政黨內的矛盾逐漸演變成公開的黨外挑戰。

而且在馬來西亞的政治生活中，由于領導者的權力過大和缺乏有效監督，代表國陣的一些高級行政官員的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傳聞，個人生活腐化、奢侈現象經常被新聞媒體揭露。大選中反對黨抓住執政黨的此類腐敗事例，對其執政能力和官僚作風進行猛烈批判和攻擊，這也給選民留下了惡劣的執政印象，極大地削弱了執政黨的權威，從而導致不少選票流失，其全國得票率創歷史新低。

因此，長期執政的政黨內部需要切實加強民主制度建設，讓黨內不同政見人士可以通過常態化的民主渠道和機制表達意見，避免由于路線之爭導致黨的分裂和體制外的分庭抗禮，未雨綢繆積極吸納社會精英和民意領袖，尤需認真對待和切實解決各種腐敗問題，加大反腐倡廉力度，重塑廉潔政府形象，以贏取更多民眾的支持。

不但要重視老年人需求，而且更要引領富裕時代的青年民意

人口年齡結構、人口數量增減趨勢及其需求特點，往往對現代國家的政治力量對比具有重要影響。新加坡于2000年左右進入老齡化社會。2009年，馬來西亞的老年人口數為203萬，占全國總人口數的7.1%。隨著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進入老齡社會，老年人總體上傾向保守，他們大多經歷了現代化進程中的艱苦生活，對新舊時代的天壤之別有著深切體會，希望維持來之不易的現有富裕生活和福利待遇，對一些社會現實問題也能夠保持“容忍”態度，往往成為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因此，在大選中老年人雖然不如青年人在公共場合大張旗鼓地積極表態，也不熱衷于在互聯網上發表政見，他們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數中的主流，但在投票的關鍵環節往往會選擇執政黨。因此，在老齡化時代，執政黨積極的民生福利和養老保障政策，往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大選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大量在富裕時代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參與到政治過程，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并更多接受西方的政治文化影響，對于長期執政的執政黨及其聯盟以前成功的執政歷史沒有切身體會和政治依戀，也較少受制于傳統威權體制下的人身束縛，而對現行政治體制和公共政策有自己的獨立判斷和見解，因此相較于老一輩人，其具有更為強烈的權利訴求和政治參與意識。如2011年新加坡國會大選是其獨立以來選民投票最為踴躍的選舉，共有205.77萬人投票，投票率高達93.06%，其中約有60萬21-34歲的年輕人第一次參與投票。在馬來西亞，40歲以下的青年人占總人口的72%，年輕選民逐漸增多，而執政聯盟“國陣”和反對黨聯盟“民聯”傳統“鐵票”基本都有30%-35%的固定票源，而剩余的約30%選票屬于青年人為主的“游離選民”，他們的政治傾向將逐步左右未來的政治走向。

為重塑執政黨在新形勢下的民意基礎，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強調要更加注重贏取“年輕選民”的支持，行動黨必須與新一代選民建立同樣牢固的情感聯系，才可以繼續為人民服務。他強調，行動黨不只能跟老一代選民聯系，更要與新一代選民聯系，必須往前看，與年輕選民緊密合作，共同塑造一個有利于他們實現理想和改善生活的條件。同時，他還指出在爭取年輕選民的時候，絕對不會忽略年長選民的期望和需要。

因此，關注年齡結構的數量變遷與政治傾向的關系，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注重老年人的福利保障，對于執政黨鞏固政權有著重要現實意義。同時更要特別重視青年人的發展空間，切實了解其實際需求、生活方式和政治意愿，有效解決青年人的就業問題，積極培育和吸納青年才俊成為政治精英以引領青年民意，并提高利用新興網絡媒體聽取民聲、疏導民意、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