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就業結構性矛盾的“杠桿解”

摘要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宏觀經濟及勞動就業，面臨“外三化”（即數字化、全球化和綠色化）和“內三化”（即工業化、市場化和城鎮化）“內外交困”的多重壓力和挑戰。伴隨著“劉易斯拐點”或遲或早的到來，中國勞動力在總量上無限供給的時代終將會過去，但隨著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深化、工業化發展峰回路轉、人口和勞動力城鎮化轉移走向市民化，中國轉型期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將進一步加劇，未來通過深化改革促進就業發展的戰略指向將會成為必然選擇。

關鍵詞 就業 中國就業政策 總量供求 結構矛盾 戰略指向

深刻認識就業及就業政策的重大戰略意義

就業，不僅是民生之本，而且是民權之根。充分就業，是世界各國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標，是他們以保護民權為己任、得到選民支持都不得不放在首位的宏觀政策目標。對于處于轉型期的中國政府來說，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是推動實現國民經濟包容性增長、可持續發展、順利實現“中國夢”的必要條件和必然選擇。

首先，以傳統勞動經濟學理論視點來看，勞動作為人們謀生的基本手段，就業確實關乎“民生之本”。人為什么要勞動，或者說，勞動對于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意義究竟何在？再換句話說，勞動對人來說究竟是一種“外在”被迫的人生苦難，還是具有“內在”價值和意義的生命體驗？對此，傳統經濟學（特別是勞動經濟學）的回答是：勞動對人來說意味著一種“外在”的苦難。它將勞動假定為一種給人帶來“負效用”的東西，是人們“謀生的手段”。其基本理論基礎就是：勞動是為了謀生，為了解決“吃飯”，人們都是為了“掙錢”、“吃飯”而不得不勞動，所以勞動就業才被看作是“民生之本”。其實，這是一種局限于特定歷史條件、基于物本功利主義的膚淺偏見，即用勞動價值論和唯物史觀的觀點來看待勞動就業。如果從正在走向“后工業化”的現代社會實際情況出發來看問題，那么，這種觀點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不合時宜”、“不負責任”的想當然假定。

早在1876年，恩格斯就曾寫過一篇著名文章，題目為《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20年后在《新時代》雜志上發表。在這篇帶有科學考證性質的哲學論文中，恩格斯根據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觀點，充分肯定了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發揮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重要作用，實際上已經正面地觸及了“人之所以為人”這個本源性哲學問題。他在開篇一段是這樣說的：“政治經濟學家們肯定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勞動確實跟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提供勞動的材料，而勞動把材料轉變為財富。但是，勞動的意義遠遠不止于此。它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應該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①可見，從勞動價值論和唯物史觀看，勞動是人區別于其他低等動物的根本標志，工作是人類實現自我價值的基本途徑和方式。也就是說，人需要通過勞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只有通過工作才能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生命意義。對于“真正意義上的人”來說，勞動不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其本身就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具體生命形式，具有內在的人生價值意義。

不錯，人類勞動曾經歷原始社會“蒙昧初開”狀態，那時候人類勞動往往與生物界捕食性活動“自然一體化”，不分彼此、難分高下；后來歷經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雇傭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帶有“輕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的專制性和邪惡性，也都使一大部分人（如奴隸、農奴或雇用工人）的勞動或工作“非人化”，異化為一種外在的、被迫的、不自由和不人道的，甚至是“苦難深重，牛馬不如”的體能勞作。但是，對于“人”來說，這是一種“勞動異化”，它畢竟不屬于人類社會的“本質”，不代表人類社會進步的“正義”指向。歷史應該是超脫于自然的“真正人的社會史”，我們不能對這種非本質、非人性、非正義、非正常的假象“信以為真”，去誤解“人”乃至誤導人的“勞動價值”。對此，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也有經典論證。韋伯畢生致力于世界各民族宗教“經濟倫理觀”和“精神文化氣質”的比較研究，他在20世紀初發表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這本書中，韋伯認為，西歐民族經過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各派“新教”，其主要教義即“神召天命”思想乃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精神動力。新教提倡每個人所從事的職業工作都是“神的召喚”，都體現著“上帝的意志”，從上帝的角度看，所有人的所有職業、工作和世俗事務本身都是正當的、崇高的道德活動，工作成就和成功正是一個人真正屬于“上帝子民”的最直接、最崇高體現；人努力勞動、積極工作，不是為了追求超越需要的外在物質利益（這種追求不僅是“不正當”的而且是“邪惡”的），而是要體現“神的意志”，形成一種“善”的人生目標和精神追求。②其實，這種從宗教意義上引申出來的“工作態度”，不僅是一種“資本主義精神”，而且蘊涵著更深刻的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

關于工作的內在價值及激勵意義，不僅有大量的直覺經驗支撐，而且在理論上西方管理學家早有經典實證論析，其中最具典型代表意義的，就是赫茨伯格等人的激勵—保健雙因素理論（motivation-hygiene factors）。1959年，美國心理學家赫茨伯格（F.Herzberg）與莫斯納（B.Mausner）、斯奈德曼（B.Snyderman）合作，對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一家企業200名工程師和會計師工作滿意情況進行了實驗調查，并在此基礎上出版了《工作激勵》一書，首次提出激勵——保健雙因素論；1966年，赫茨伯格在《工作與人性》一書中對于激勵—保健因素論作了進一步的闡發，受到了廣泛好評并產生深遠影響。③赫茨伯格等人采取關鍵事件訪談調查方式，即通過訪問被調查者，請他們回答在工作中哪些事件使其感到“非常滿意”或是“非常不滿意”。經過分析調查結果，他們發現：對于工作感到“滿意”的因素與“不滿”的因素是有明顯分別的。當被調查者對工作“滿意”時，他們傾向于認可與工作內在有關的因素，諸如富有成就感、工作成績得到認可、工作本身具有挑戰性、負有重大責任、充滿晉升機會和成長發展前景，等等；而當感到“不滿意”時，他們則傾向于抱怨那些屬于外在條件方面的因素，如公司政策不合理、監督管理不當、與主管關系不協調及工作條件差等。赫氏激勵—保健雙因素理論的基本政策含義就是：工作本身是最直接、最根本的激勵因素，賦予人們“豐富化”的工作及充滿“挑戰性”、“成就感”和內在價值意義的就業機會和職業發展空間，是避免“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困境、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保證社會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出路及政策取向。

放眼世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基本事實就是：就業還是失業，人們有沒有工作機會，不是一個簡單的“吃飯”問題，而是重要的“民權”問題。在當代社會，一個人沒有工作機會，即所謂“非自愿失業”，已經不是“沒飯吃”那樣簡單的謀生問題，而是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民權”問題，即一個公民天然的、絕對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被剝奪的關于“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權利問題。正因為如此，現代世界各個國家，無論大小窮富，無不將“充分就業”作為政府首要宏觀政策目標和施政任務來抓，從不敢稍有疏忽懈怠。在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英國、瑞典、挪威等北歐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完善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號稱“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福利主義政策保護下，一個勞動者即使失業，不僅“吃飯”（維持生存）不成問題，而且可能還會吃得很好，甚至可能過上很“奢侈”的生活，但即便如此，幾乎所有現代國家政府都仍然將充分就業作為其施政的首要政策目標。例如，1992年美國總統競選中，身為阿肯色州州長的民主黨候選人比爾·克林頓之所以打敗前總統喬治·布什而獲勝，相當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利用選民對“當前愚蠢的經濟（形勢）”下持續升高的失業率（從兩年前的5.2%上升到7.8%）的失望；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12年前，即1980年共和黨候選人羅納德·里根與時任總統的民主黨人吉米·卡特的總統競選博弈中。④對此，如果不從“就業乃民權之根”的意義去深刻認識，這些會讓人覺得“不可理喻”。一個人通過雙手勞動謀取的，不僅是外在的物質條件和生存手段，而更重要的是“作為人”的生命價值和生活意義；同樣，通過就業（即正當的社會工作）來獲得的，也不僅是外在的職業體面或社會地位，而更重要的是自我人生價值的具體體現及高度實現。一個人失去工作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失去了實現自我價值的權利。這應該成為我們看待就業、政府推行充分就業政策最具根本性、最有說服力的理由或理論根據。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宏觀經濟及勞動就業，面臨“外三化”（即數字化、全球化和綠色化）和“內三化”（即工業化、市場化和城鎮化）“內外交困”的多重壓力和挑戰：在遭遇金融危機、走向綠色發展的數字化生存時代，多年來主要依托“中國制造”支撐和推動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能否可持續？伴隨著城鎮化這個主旋律，人口與勞動力在空間區域流動配置上顯著的城市集群化和東部沿海集聚化究竟意味著一種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在多重的社會矛盾中，怎么釋放和分享“改革紅利”才能使市場化改革堅定不移地持續下去？所有這些問題都給中國政府宏觀經濟及就業戰略選擇帶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和潛在風險。⑤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循序漸進，以及人口再生產方式及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中國就業形勢也有所變化和緩解，政府在解決和安置勞動力就業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目前及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形勢仍很嚴峻，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尚未根本改變，轉軌中的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運行規律及一系列特殊人群的就業問題及其深刻根源尚不清楚，對此，社會各界特別是學術界專家學者都予以了極大關注，并進行各自的理論解釋，相關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賴德勝教授及其團隊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研究”就是其中一項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該成果已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并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⑥該項目從供給、需求和供需匹配等研究視角出發，通過理論研究和經驗分析來解釋轉軌時期中國就業問題的特殊性，從而為正確認識和解決就業問題提供重要依據。筆者將在下文中對其相關觀點作商榷性評述。

勞動權、工作機會本身對于一個人之所以為“人”具有決定性的內在意義。如果失業，就意味著失去了做“有用之人”的機會，喪失了創造價值和實現自我價值的必要條件。正因如此，失業才成為普遍關注的嚴重社會問題，保障充分就業成為世界各國政府首要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也是轉型期中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

關于轉型期中國就業形勢、焦點問題及未來走勢的基本判斷

賴德勝教授認為，當前我國就業領域的主要矛盾表現在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矛盾、國民經濟重型化與擴大就業的矛盾、流動人口增加與城市就業壓力增大的矛盾以及就業難與技工荒并存的矛盾，而轉軌就業、青年就業和轉移就業是目前就業領域的重點和難點，這也決定了中國就業政策的多重性和復雜性。大體上說來，這一判斷抓住了中國就業問題的癥結和要領，但相關理論邏輯及現實根由有待進一步探究。

首先，應該承認，在經濟學意義上，勞動就業作為一種引致性需求，經濟發展方式對其有著決定性影響；而工業化是中國“發展中”經濟最顯著的特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依托“中國制造”支撐和推動的，這也是毫無疑問的客觀史實。1978年～2008年，工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份額在35%～45%間徘徊，工業增加值增長率與GDP增長率高度同步；在波動方向和幅度上，工業增長率對整個經濟增長率具有明顯的引領拉動作用。1980年以來，在中國出口總額及其變化中，食物及主供食用的活動物、飲料及酒類、動植物油脂及蠟、非食用原料、礦物燃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等初級產品的出口份額不斷下降，而化學品及有關產品、紡織產品、橡膠制品、礦業產品及其制造、機械及運輸設備、雜項制品等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份額不斷快速增加，后者最低占到60%多、最高接近95%，特別是2001年以來，中國出口規模的快速增加，其主要動因是來自工業制造業的拉動。⑦顯而易見，近年來享譽世界市場的所謂“中國制造”現象，就是依托廉價勞動力發展低端出口制造業獲得巨大經濟成就的一個寫照。關于經濟發展方式對就業的影響，賴德勝教授明確指出：經濟增長是擴大就業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經濟增長并不必然或自動地促進就業增長，經濟高增長、資本高投入能否帶來就業增長和擴大就業機會，不僅僅依賴于經濟增長率，還取決于采用何種增長模式；長期以來，投資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00年以后資本深化對就業負效應顯著增長，資本正在加快替代勞動，這是2000年以后就業增長緩慢的原因之一；國民經濟重工業化導致經濟超常增長并沒有帶來就業的同步增長，加上在低層次勞動力供給過剩情況下，以較低的工資實現了一定幅度的就業增長，進而導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以及出口下降導致就業崗位縮減等，都成為影響就業擴大的主要因素。

其次，對于中國這樣的“三農大國”來說，在“改革開放”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伴隨著城鎮化這個主旋律，人口與勞動力在空間區域流動配置上，呈現出一種顯著的城市集群化和東部沿海集聚化的大潮流或大趨勢。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城市化，起始于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城市化率才達到10%左右），一直處于低水平起步狀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發展大致經歷了前后兩個階段：前十年隨著經濟改革在農村啟動，主要依托農村鄉鎮企業發展，走出了一條小城鎮為主的分散式城鎮化發展道路；而后十年來，隨著戶籍管理制度的松動和勞動力市場的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從候鳥式的民工流動潮逐漸演變為遷徙鳥式的城市準居民定居狀態，農村、小城鎮逐漸衰敗而大城市擁擠不堪乃至惡性膨脹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伴隨著城鎮化進程，人口區域流動和剩余勞動力非農化轉移成為必然趨勢。與發達國家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口自由遷移流動所不同的是，由于受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管理等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中國人口遷移流動也就相應地表現為兩種形態：一種就是正式永久性遷移，可以通過升學、提干、招工和參軍，以及家庭團聚、在城市購買住房或土地被政府征用等正式渠道獲得了城市戶籍，而永久性地遷移到城市工作和生活；⑧另外一種則是非正式的臨時性流動，即沒有獲得城市戶籍而以尋求就業機會、為改善經濟社會生活條件而“候鳥”式的流動。后者的典型表現形態即“民工潮”，這是由于城鄉的戶籍制度、就業政策及社會保障等制度性障礙的存在，使得人口和勞動力從農村遷移流動出去后，大多數并不能在所遷入區域和城鎮永久性地居住下去，不得不回流到原來的農村。⑨就其實質來看，以“民工潮”為主流形態的勞動力轉移流動，是市場化改革過程中農民繼聯產承包制、鄉鎮企業之后，針對城鄉隔絕、區域封閉的舊體制的第三次改革潮。其結果是，為城市和發達地區提供了急需的勞動力要素，促進了流入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但也加劇了流入地城鎮就業的壓力。多少年來，席卷全國、浩浩蕩蕩的“民工潮”，由西向東，由經濟落后和貧困內陸邊遠地區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流動，而且其“潮勢”越來越猛，一度成為政府和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焦點。但是，近年來從沿海浙東南及閩東南地區，在不知不覺中涌來了另一股潛流：“民工荒”。對此，有學者判斷，這是勞動力市場供求的臨時性現象，也有學者預言，這是“劉易斯拐點”即將來臨的先兆。事實上，近年來“民工荒”現象的形成，有總量問題，但主要是區域性和結構性的，它其實是不健全勞動力市場機制作用的自然結果，并折射出一系列重要問題。

其三，教育規模擴張對畢業生就業狀況有著重要影響。“學生就業難”是近年來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熱門話題，2013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再創新高，達到了699萬，同時，預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又有所降低，因而有“史上最難就業季”之說。對此，很多人認為，大學擴招過快是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但賴德勝團隊的實證研究結論似乎不支持這種想當然的判斷。他們利用四個年份的全國性抽樣調查數據（CNPC，2000；CHIP，2002；1%SPC，2005；CHIP，2007），以失業率作為核心指標，考察了各級教育畢業生的就業狀況。結果發現，失業率隨年齡的增長有一個自然的變化：不論對于哪級教育程度的個體，自其進入勞動力市場開始至28歲左右，經歷了一個高失業率到低失業率的轉變，28歲以后，失業率相對保持穩定。在各個年齡階段，教育程度越高，失業率也越低；而對于一個大學畢業生來說，如果他不上大學，其失業率會更高，勞動參與率會更低，更不會得到一份勞動合同以及社會保險，這說明教育擴展并沒有使個體就業狀況變得更差。基于此，賴德勝教授認為，大學擴招是中國經濟及教育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經階段，這既是經濟增長的需要，更是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政府的大學擴招決策是明智而正確的選擇；大學生就業是青年就業的一部分，如果大量高中畢業生上不了大學，今天就業難的對象也許不是大學畢業生，而是高中畢業生，這絲毫不會減輕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大學擴招對創新和發展的綜合效應短期內很難顯現出來，長期來看，最近十幾年的高等教育擴招很可能成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源泉。⑩對此，筆者看法稍有不同。教育是一種短期消費，更是一種長期的、戰略性的人力資本投資，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戰略性產業地位和作用主要體現在后者而不是前者，而當時出臺的擴招政策的直接動機和理論根據恰恰是將它作為短期內“拉動內需”的策略來推出的；由于高校大規模甚至有些盲目的擴招，造成“學歷注水”或“教育過度”，導致青年勞動力供給與國民經濟產業需求出現嚴重的結構性錯位，才導致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大學生就業難”與“技工荒”同時并存的尷尬局面。這能說當初擴招決策是一種“明智而正確的選擇”嗎？似乎很難說。當然，賴教授也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承認大學畢業生就業難與高等教育快速擴招有一定聯系：從數量上來看，大學畢業生的供給大幅度增加，其對就業崗位的期待要高得多，而需求的調整則相對較慢，導致供需出現缺口；從質量上來看，大學擴招是在準備不是很充分情況下啟動的，很多承擔擴招任務的院校無論硬件和軟件都達不到有關要求，結果，人才培養的質量也就難于適應市場的需求。

當然，如果深究起來，大學生就業難還有更深層次的體制根源。由于勞動力市場存在著嚴重的制度性分割，地區、部門、單位之間的福利待遇差別很大，相互間的流動性受到了有形無形框框的限制，如果去了條件不怎么好的地區和單位工作，再選擇和再流動的成本會很高。因此，很多畢業生寧可漂在北上廣，也不愿回家鄉或到其他地方工作，導致的結果是大學畢業生區域或單位配置的兩極化。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問題，還得進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降低勞動力流動成本。為了更科學客觀地描述、分析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對就業所造成的影響，賴德勝團隊采用半對數線性回歸模型，選取了勞動力市場信息完善、勞動力市場分割、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外商直接投資五個變量作為失業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勞動力市場信息作為關鍵解釋變量，選擇職業介紹機構數、職業介紹機構人數和網民比例三個指標，經濟增長由人均GDP來表示，產業結構使用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外商直接投資用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比例表示，勞動力市場分割用國有企業職工占全體就業人員的比例來表示。研究結果表明：勞動力市場信息完善程度與失業率負相關，市場信息越完善，失業率越低；經濟增長與失業率的變動呈正向變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對失業率沒有顯著影響；勞動力市場分割越嚴重，失業率越高。這從宏觀層面驗證了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對就業所造成的根本性影響。

對于當前中國就業領域的重點和難點，賴德勝教授形象地比喻為“就業三碰頭”，即“轉軌就業”、“青年就業”和“轉移就業”三大重點難點問題同時聚集在了一起，造成了近年來擴大勞動就業前所未有的困境。筆者以為，這個“三碰頭”的說法很形象，大體上把準了就業形勢的基本脈搏，但如果細究起來，其在邏輯上多少有點不通：“轉軌就業”或“轉軌失業”，實際上是指市場化體制轉軌過程中導致的就業問題；而所謂“青年就業”或“青年失業”，是指15歲～24歲的勞動力群體，特別是青年大學生和以青年為主體的農民工群體的就業或失業問題；至于“轉移就業”，后文又叫“農民工就業”，是指城鎮化帶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這樣三個概念其實不在一個邏輯層次，而是相互參合、彼此交錯的。

筆者以為，“市場化”、“工業化”和“城鎮化”是當今中國改革轉軌和發展轉型的三大主題，參照著人口和勞動力自然增長、地域遷移和結構變化的大方向和大趨勢，用“一個拐點三個化”來描述中國當前及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的勞動就業態勢，可能會更清楚、更合乎歷史邏輯一些。伴隨著“劉易斯拐點”或遲或早的到來，中國勞動力在總量上無限供給的時代終將會過去，但隨著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深化、工業化發展峰回路轉、人口和勞動力城鎮化轉移走向市民化，中國轉型期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將進一步加劇，未來通過深化改革促進就業發展的戰略指向將會成為必然選擇。

轉型期政府就業政策得失及未來就業戰略的基本指向

賴德勝教授認為，近年來的積極就業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著問題，諸如：積極就業政策與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性有待加強；積極就業政策的重點不突出；一些具體措施落實不力，缺乏可操作性；積極就業政策的配套措施不全，影響了貫徹落實的效果，等等。目前，中國就業戰略的主要特點表現有三：一是強調經濟增長優先，加強增長帶動就業的作用；二是重視政府主導和發揮國有企業穩定就業作用；三是重視以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四是采取不平衡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在總結國內外經驗的基礎上，賴德勝教授提出了實施擴大就業發展戰略的具體舉措，其原則與目標可以概括為“實施一項戰略，做好兩項統籌，實現三大目標”，即實施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做好“城鄉統籌就業”和“地區統籌就業”，實現“規模擴大、結構優化、質量提高”三大目標。筆者以為，這樣的歸納和總結是全面而周到的，但沒有特別突出未來擴大就業的“杠桿解”，即通過深化市場化改革，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以此作為促進就業擴大的根本動力。

賴德勝教授還特別研究了創業帶動就業的效應及其政策選擇，以及特殊群體（如失地農民、殘疾人等）的就業困境及政策取向，這些都是很有見地的學術觀點。但無論是取代傳統“一人一崗”而形成“一人帶動一群崗位”的創業促就業模式，還是大學畢業生、青年農民工、城鎮下崗工人等特殊群體的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其實說到底都是近年來市場化改革滯后，特別是教育、文化等非物質生產領域改革嚴重滯后引起的經濟發展方式難以轉換、勞動力市場嚴重制度性分割、就業崗位供給與勞動力就業需求嚴重錯位等后果帶來的矛盾和困境。因此，“十二五”及未來十年的擴大就業發展戰略目標和任務，要從“量質齊升、和諧勞動、促進創業、提高素質、制度完善”五個方面來落實，其中最為根本的是“制度保障”，抓住了深化改革、全方位反落差市場化改革這個“杠桿解”，才是真正抓住了擴大就業的“牛鼻子”，全面小康中國夢才可能得以最終實現。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2&ZD094）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0頁。

2 參見：［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

3 Herzberg，F.，Mausner，B.and Snyderman，B.，The Motivation to work，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59.- Herzberg，F.Work and the natue of man，Cleveland，OH:World Publishing，1966.

4［美］保羅·克魯格曼、羅賓·韋爾斯：《宏觀經濟學》（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5～56頁。

5 7 李寶元主筆：《企業用工之困：2012中國人本發展報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15、9頁。

6 賴德勝等：《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8 鄧曲恒、古斯塔夫森：“中國的永久移民”，《經濟研究》，2007年第4期。

9 蔡昉：“勞動力遷移的兩個過程及其制度障礙”，《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4期。

10 賴德勝：“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結與解”，《法治周末》，2013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