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家張載將學者的使命歸納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顧炎武則提出“君子之為學,是明道也,救世也”,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就以服務國家、服務社會為自己的崇高使命,形成了知識報國的深厚傳統。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千年大變革時代。經濟改革、社會轉型、科技進步、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不僅使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正日益深刻地影響著整個世界。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學者服務國家、服務社會也即知識報國,更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因為國家發展需要學者智慧,世界發展需要中國經驗。
堅持實踐性,是知識報國的基礎。實踐出真知,只有源于實踐的理論才能高于實踐并用以指導實踐。在這方面,費孝通先生堪稱典范。費先生一生志在富民,年逾九旬還堅持深入鄉村社區調研,這使得他的學術思想能夠成為世界社會學領域打上中國烙印的奇葩,并為我國的改革與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16字箴言更可成為構建和諧世界的行為準則。
堅持建設性,是知識報國的基點與歸宿。學者必須要有批判精神,人云亦云不可能推動學術發展與文明進步,但批判的目的不是為了破壞而是為了建設,是唯愿國家越來越強盛,百姓越來越幸福,這是學者應有的良知與情懷。大變革時代需要批判者,更需要建設者,但凡有利于國家發展與民生福祉,無論哪種場合都不隱諱自己的不同觀點,都能從積極建設的角度來陳述自己的主張,這才是負責任、敢擔當的當代學者。
堅持辯證性,是知識報國的正確途徑。任何事物都有兩面甚至多面性,對現實一味地否定和一味地肯定都不客觀,只有辯證地看待發展中的問題,才能建設性地解決好現實問題。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學者的理性建言有益于國家健康發展,而極端主義卻會給社會帶來災難。如農民工問題是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收入差距是從共同貧窮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經階段,其首先代表的是發展與進步,但兩者又確實到了需要妥善解決的時候,這就是辯證法。
總而言之,當代學者生逢大時代,任務艱巨、使命光榮,確實需要超越左右、超越虛無、超越極端,真正將國家前途、民族利益擺在首位,為祖國強盛和民生福祉不遺余力地貢獻才智。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殘疾人事業發展的理論與政策研究”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