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亞地緣環境的三元變化與中國方略

中國的東北亞綜合方略的戰略目標就是，充分利用權力、制度和認同等戰略手段，塑造有利于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地緣政治、經濟環境，確保我國的領土主權與國家安全免遭侵害，拓展我國參與、應對東北亞地緣環境變化的影響力。中國的綜合方略必須具備綜合性、統籌性和漸進性原則。以中美在地區內的權力轉移為主線，設計中國應對東北亞地緣環境變化的路線圖。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世界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金融危機加速了國際力量的消長，美國為重振其亞太領導地位，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東北亞地區作為傳統大國力量博弈激烈的戰略區塊，圍繞美國戰略東移、中國和平崛起、日本政治右傾化、朝鮮半島核危機、俄羅斯“東進”戰略與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推進等事態發展，東北亞地緣政治、經濟環境日趨復雜，中國的周邊環境也增添諸多變數，要求我國作出有效應對事態發展的綜合方略。

東北亞地緣環境變化中的三大矛盾

東北亞是由中、俄、朝、韓、蒙五國構成的歐亞大陸和美日結合的海洋地緣戰略區，它是兩大戰略區的結合部和兩股力量與矛盾的交鋒區，更是中美日俄四大國戰略利益交匯區和碰撞地帶。理解東北亞區塊，必須對影響東北亞地緣環境的諸多變量進行研判。從權力、制度與觀念層面的三元結構，把握第二個十年東北亞地緣環境的動態發展趨勢，才能更好地理解三元結構下的地緣環境變化特征。目前，東北亞地區主要存在三大矛盾：

中美兩國在未來地區主導權（如海洋控制、地區合作機制、經濟中心地位）方面呈現競爭性共存。中國在地區的硬權力迅速提升，亞太戰略力量微妙地出現向中國傾斜地消長。美國戰略東移使得中美在東北亞的地區合作受到權力博弈等冷戰思維的影響。美日、美韓軍事同盟關系加強，加劇地區國家間的地緣競爭態勢，促使地區軍事力量格局和大國關系發生變化。朝核問題事關朝鮮半島未來走向，中美在實現半島無核化上有合作和共識層面，也有爭奪主導半島未來發展的對立競爭性層面。地區海洋爭端中反映出中美權力上的競爭、制度上的合作緩慢和觀念上的戰略互疑。這些體現出三元結構下，中美在地區安全環境中的不同表現。

東北亞各國在海洋權益上的矛盾加劇，特別是以海洋領土爭端為主的矛盾，成為影響大國關系和地區穩定的主要問題，掀起東北亞國家間的海權爭奪戰。東北亞地區領土爭端主要以中日釣魚島爭端、日韓獨島爭端和日俄北方領土爭端為主，同時，地區國家間在專屬經濟區的劃分和海洋資源的分配方面也存在著爭議，這使得東北亞海洋權益之爭變得更為撲朔迷離。其中，中日海洋權益爭端的影響具有地區全局性特性，且與中美的矛盾也有著密切邏輯關聯。美日同盟將島嶼爭端視為地區海權實力的較量和地區海洋秩序的維系。在缺乏地區海洋安全機制和對海洋法認知差異的情況下，權力成為大國維護海洋權益，爭取海洋發展戰略空間的主要手段。中美日海上力量對比變化，將牽動東北亞權力結構的穩定，繼而對地區海洋秩序形成影響。

朝鮮核地位固化與大國棄核共識的矛盾將更加突出。朝核問題具有爆炸性、震撼性和散發性的效應，它能夠在短期內刺激地區力量關系的重大調整。未來朝鮮在核問題上的態度將由“戰略防御”轉向“戰略進攻”，爭取國際社會承認朝鮮的核國家地位。朝鮮發展并提升核能力的趨勢不會改變，東北亞地區可能出現潛在的核軍備競賽。朝鮮半島沒有和平機制、東北亞安全機制和應對突發事件的危機管理機制以保障地區穩定，六方會談機制發揮作用有限。美朝相互間認知差異較大，中美在應對朝鮮核問題上的立場認知也有所不同，美日在綁架問題與朝鮮核問題關系上也出現理念差異，美韓在對朝問題上有時存在觀念分歧。這些均使得朝核問題更為復雜多變，依然是我國地區外交中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

上述三大矛盾是動態發展的，它們對地區安全和中國利益上的影響與重要性是呈階段與事態的變化而浮動的。可以說，這三大矛盾也是影響東北亞地區安全環境的三大變量，任何議題的變化都會對地區安全環境形成程度不等的沖擊與挑戰，也會對地區國家間關系，特別是大國關系的協調增加難度。作為東北亞地區的國家，中國是這三大矛盾的當事方，在矛盾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發揮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都直接關系到事態的發展和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走勢。

東北亞地緣環境三元變化的特征

東北亞三大矛盾變化的深層因素主要在于三元結構性動力與障礙：權力結構的不對稱均勢發展，導致對不同問題領域的主導權的擴張性競爭；地區集體安全制度的缺失和盟國制度主導地區安全架構的強化，擴大了軍事權力的對峙與博弈；由現實主義思想主導的戰略認同，加劇了東北亞國家間的戰略互疑與博弈。

這三元結構是自變量，而東北亞地緣政治、經濟關系的變化是因變量。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內，東北亞地緣環境在權力、制度、觀念層面間互動形成的結構性特征，是理解和分析東北亞地緣環境變化的根本性原因。三元變化特征具體體現為：權力結構多極調整、區域制度緩慢構建、戰略觀念互疑上升。

權力結構多極調整。冷戰結束后，全球力量格局呈現出“一超多強”的特征。在歷經十年的反恐戰爭和金融危機的沖擊之下，美國全球力量的弱化促使其將重心轉移至亞太，以借助亞太地區快速增長的經濟環境，提振美國在地區乃至全球的領導地位。中國經過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由一個內向型經濟體轉變為外向型經濟體。中國崛起為地區性大國，在地區內的影響是全面性的，關鍵是對地區的力量格局構成沖擊。日本在經歷多年的政權不穩之后，安倍政權操控民族主義再次上臺，其內外政策理念將日本向右傾化道路上引領，日本自主外交、動態防御等政策再造日本“普通國家”地位。朝鮮擁核已是事實，爭取并利用核國家地位，成為地區權力結構中的重要力量，以維護其國家安全和政權穩定。地區權力結構將面臨多極力量間的博弈與相互間的關系協調。

區域制度緩慢構建。制度作為緩解權力競爭的重要調和手段，在冷戰結束之后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權力地位下降、制度作用上升成為全球化與一體化背景下的發展趨勢，但是權力、制度在不同區塊中的地位仍有所差異。東北亞地區，在經貿層面，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受制于政治關系發展，在推進談判進程中相對緩慢。在政治安全層面，六方會談機制在穩定朝鮮半島局勢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但仍不足以在地區內形成一套穩定東北亞安全環境的有效機制。近年來，海洋權益爭端成為影響地區國家間政治關系的主要問題，探討傳統海洋安全領域的磋商、危機管理機制和非傳統海洋安全領域的合作機制，仍然難以切實推進。區域制度建設緩慢，致使地區權力在三元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美日、美韓軍事同盟強化，加劇了地區安全局勢的緊張。

戰略觀念互疑上升。金融危機以來，中美關系中競爭層面在上升，戰略互疑似乎在兩國均有增長，美國認為中國要將美國排擠出亞太地區，中國認為美國要遏制、圍堵中國的崛起；中日之間結構性矛盾在觀念層面突顯，中國認為日本右傾化勢頭加強，意圖打斷中國第三次現代化進程，走軍國主義的老路，日本則認為中國崛起要在地區內恢復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體系，“威脅”日本的領土與國家安全；朝美相互敵視，朝鮮認為美國以棄核為借口，謀求對朝鮮的“政權更替”；美國認為朝鮮發展核武將對美國本土在內的目標造成毀滅性打擊，也會威脅到美國與同盟國的關系，朝鮮核擴散也會給美國造成更大威脅。由于相互認知出現對立而引起戰略互疑，進而對國家的外交、安全戰略制定產生影響。

因此，基于三元維度變化及其彼此間的互動，導致三大矛盾的形成、發展，進而對東北亞地緣環境變化產生影響。其中，權力維度起著最為關鍵的作用。權力政治及其關系決定著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博弈，權力政治的演化對我國的國土與周邊區域安全和制衡能力帶來諸多不確定因素和隱患。區域制度緩慢構建和戰略觀念互疑成為塑造東北亞地緣環境的短板，這也使得中國在塑造地區三元結構中必須重視制度與觀念的建設，以平衡和穩定東北亞的地區安全挑戰。

應對東北亞地緣環境變化的總體方略

要理清東北亞地緣環境中的三大矛盾對我國周邊外交和國家戰略的影響，需確定三大矛盾在中國國家戰略中的重要性的排序等級；判斷它們能夠得到處理的路徑、可能方案和今后走向的多種結果及影響；明確三大矛盾之間的邏輯關系。據此，在對三大矛盾發展態勢作出判斷之后，利用“權力—制度—認同三位一體”的三元架構，提出我國應對東北亞地緣環境變化的總體方略。

權力競爭的應對路徑是：1、在發展綜合軍力的基礎上，利用復合均勢和“大周邊”戰略來平衡美國試圖主導的東北亞新政治地緣環境，同時與美國在全球與地區重要議題上建立協調關系。2、彰顯存在，有效威懾。應對東北亞海洋權益爭端和海權競爭應當注重運用海上執法力量對管轄海域的監管和控制，對侵犯我國海洋權益的非法行為予以有效威懾，將海洋爭端置于可控狀態。3、中國對朝政策的目標應是確保政權穩定，弱化朝鮮核力量，防止與管控半島可能出現的沖突。中國權力的上升有助于各方堅持政治談判磋商，和平方式應對半島核危機。

區域制度構建的應對路徑是：1、設計東北亞安全機制構建的“中國方案”。中國在東北亞安全機制的構建中，既要做建設性的危機調解者，更要做具有引領作用的領導者。中國要提出創設東北亞安全機制的設計藍圖，確立東北亞安全機制創設的階段性目標。2、探討中國倡導的多邊合作與美國主導的雙邊同盟兼容共存的“雙重領導”體制，形成中美“競合”關系的框架，穩定雙邊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關系。3、在經濟上構建和諧安全環境與利益帶的地區制度建設（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區域一體化建設和制度性合作，中國應在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和地區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方面發揮積極、建設性作用。

戰略觀念認同的應對路徑是：1、戰略互疑是影響東北亞國家間應對問題的障礙之一。探討增進東北亞各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并在政治互信中融入實質性內容，有助于破解諸多矛盾的癥結。2、推動建立東北亞國家的“集體身份”認同。在提高東北亞國家的區域意識和建構“集體身份”認同方面提出新思考，尤其注重從歷史上東北亞國家曾擁有的共同文化和文明上吸取智慧。3、通過制度逐步加強共有觀念對主體身份和利益認知的建構，從而建立新的觀念與新的價值，再通過制度內化成共有的觀念，逐步鞏固各國的合作。

總之，中國的東北亞綜合方略的戰略目標就是，充分利用權力、制度和認同等戰略手段，塑造有利于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地緣政治、經濟環境，確保我國的領土主權與國家安全免遭侵害，拓展我國參與、應對東北亞地緣環境變化的影響力。中國的綜合方略必須具備綜合性、統籌性和漸進性原則。以中美在地區內的權力轉移為主線，設計中國應對東北亞地緣環境變化的路線圖。

（作者分別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北亞地緣政治環境的三元變化與我國的綜合方略》課題組首席專家、上海社科院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員，課題組成員、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