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重在制度建設

談生態文明，說美麗中國，都離不開一個關鍵詞——“和諧”。從歷史上看，人類社會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等文明形態，原始文明的生產形態特點是淳樸，人類完全依賴自然、順應自然，幾乎不會對自然生態系統構成傷害。農業文明的生產形態特點強調勤勉，人類依賴自然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可以靠天吃飯，隨遇而安，能夠影響自然生態環境，但也不會對自然生態體系造成破壞。而工業文明的生產形態特點強調進取，在許多情況下具有掠奪性，這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人們之前完全依賴自然而存在的生產心理，“掠奪”性地改造自然給自然生態系統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有的地區甚至出現了自然生態系統無法修復的局面。面對此種危局，我們急需倡導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并以此來糾正不可持續的發展理念，進而保障我們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生態文明是取各階段文明之長的高等文明形式，同時避免了各階段文明的欠缺。尤其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既反對靠天吃飯的無為，也摒棄人定勝天的錯誤，更加強調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最終達到人與自然的協同進化。

生態文明建設理念，是我們黨在總結實踐經驗、反思現實困境的基礎上提出的先進理念。我們現在面臨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重大現實問題。解決這一難題，我們需要新的發展動力，需要尋找更為有效的制度性解決方案。

從人民的需求來看，我們迫切需要清新的空氣、清潔的水、安全的食品、舒適的人居環境等公共生態產品和有效生態服務，同時，也迫切需要解決很多由于過度開發和污染引起的環境安全問題。這是百姓的期望，也是政府首先應該解決的。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靠制度設計、科技進步和社會整體生態文明意識的提高。而這要有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要轉變發展方式。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問題，或者說是發展不當帶來的問題。我們的生產方式脫胎于傳統工業化的路子，以往主要靠拼資源、拼環境容量消耗得來的發展成果，在今天沒有被廣大人民所享受，由此付出的代價反而成為制約國家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巨大障礙。針對這些問題，解決的出路離不開相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從傳統發展模式中解脫出來，減少資源能源消耗，以最集約的方式達到最大的發展成效。

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必須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相結合。近年來，因環境污染損害群眾財產和健康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越來越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這些問題的徹底解決，有賴于相關制度的創設與更新。

傳統意義上的制度，主要是調整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而與生態文明直接相關的制度，則更注重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各種關系。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需要做好頂層設計，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放在突出地位。我們需要從資源管理、環境管理、生態管理三個視角創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第一，創新自然資源價格、稅費和管理制度，推進資源節約。加快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使其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環境污染代價、生產安全成本；加快壟斷行業改革，為資源價格市場化改革提供可能；加快資源產權制度改革，建立邊界清晰、權能健全、流轉順暢的資源產權制度；加快資源稅費制度創新，以資源保護和節約為宗旨，系統優化稅收結構；調整資源稅費結構設計，調整水資源費、礦產資源補償費、耕地征占補償費標準；改革資源管理體制，推進形成資源一體化管理體制，強化各級地方政府的資源管理權責。

第二，創新環保制度，提升環境質量。完善環境質量標準制度，形成定期修改環境質量標準制度以及多元主體參與制定標準制度，使環境質量標準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改進環境評價制度，系統開展建設項目、專項規劃、發展戰略等層次的環境評價，提高環境評價的獨立性、客觀性、公正性，嚴格環境評價公示和聽證，充分發揮社會對環境評價的監督作用；建立健全污染者付費制度，嚴格排污者問責、付費制度；改進環境信息公開制度，擴大環境信息特別是公共環境信息的發布范圍，完善環境信息發布機制；完善環境信息依法申請公開制度，積極應對公眾環境意識提高態勢；建立健全環境輿論預警機制和環境事件應急處理機制。

第三，創新生態制度，增強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建立健全生態補償制度，加快制定和實施生態補償條例，健全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引導社會資金投資生態建設，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生態投入保障機制；建立健全生態修復治理制度，在重點生態修復區域，真正落實封禁制度；積極實施生態修復保證金制度，落實生態修復治理的責任；建立健全生態修復重點工程的財政投入長效機制。

第四，創新考核制度，發揮保障作用。考核制度是轉變觀念的重要指揮棒。指揮對了，我們基本國策的執行、生產布局的優化、發展方式的轉變等就都有了動力。有人說制度建設容易出現難以操作的問題，我認為，這是可以解決的，各級政府都應該按照頂層設計的要求，有針對性地努力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將工作落到實處。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環境績效管理體系研究”首席專家、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