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
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路徑選擇

《儒學的現代命運——儒家傳統的現代闡釋》是崔大華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最終研究成果。該研究成果史論結合、新見迭出，不論是對我們具體、深入地了解和認識儒家思想與儒家傳統，還是對我們當下形成有堅實基礎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皆有助益和啟迪。

對儒學未來命運的探究實際上是要為困境中的儒學找到一條出路，這其實不是一個新問題。回溯歷史便能清晰地看到，儒學一路走來，并非坦途，總是面臨著這樣那樣的非議和責難，甚至是毀滅性的打擊，有秦一代的“焚書坑儒”、唐宋之際的“佛老挑戰”最為明顯。然而，儒學終能度過艱難歲月而煥發出生機，其中的秘密便在于“唯變所適”。漢代董仲舒言 “天人感應”和宋儒言“理氣心性”，都是孔子所罕言者，然而正是在這種貌似背離的創新中作了最好的傳承，非創新不足以言傳承。儒學在現代的命運也應如此，我們對儒學的認識不應當只把它當作既有的客觀對象，還應看作正在生成的新的傳統。崔大華對儒學的把握正是如此，認為作為觀念形態的儒學根本精神是一種理性的、世俗的倫理道德精神。其主要內涵是：徹底的道義論立場，倫理認同，“知天命”的人生終極理性自覺。與此相應，儒家與先秦諸子百家的根本差別是儒家思想及其建構的生活形態或生活方式的存在。儒家思想建構的生活形態最重要的特質可以概括為二：“其一，儒家以細密的倫理關系之網和道德規范之網構筑了具有封閉性特征的道德生活世界，每個人都以一種或多種倫理角色被嵌定在某個倫理關系位置上，每種行為都有道德規范規約著”；“其二，儒家社會生活中也存在著儒家思想籠罩不住的生活空間……特別是在其缺乏超倫理或非倫理的個人獨立存在空間、公共生活空間和公共道德空間行為規范的社會層面上”。正是這種內在的沖突造就了儒家文化的“寬容”品格。通過對儒家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兩個層面的考察，崔大華不僅揭示了儒家文化的本質特征，而且回答了儒家文化何以具有 “寬容”性的品格——這一實現民族融合、促成沒有文化障礙的世俗生活的生活智慧。

對儒學本質特征的挖掘和闡釋，是為了找到它與當下的契合點，尋找儒學中能為當下所面臨的問題提供的智慧，同時也是為了給儒學尋找生存延續的空間。基于對儒學的準確定位，崔大華從不同層面對儒學的現代命運作了分析。他認為，儒學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將能起到如下作用：一是提供動力因素。“中華民族復興”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強大動力，而對國家的倫理認同、社會責任意識和勤勉的品質，都是從個人對家庭、國家之倫理共同體承擔有義務責任的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和生活中發育出來的。二是提供秩序因素。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儒家傳統的“大一統”政治理念、“義利之辨”的道德觀念對作為社會秩序之核心的國家權力重心的形成與社會生活中行為失范之危機的消解，具有明顯的助益作用。三是提供適應能力。無論從價值層面還是從制度層面，儒學和現代化都有犀通之處，這可以作為精神儲備為現代化進程提供適應能力。現代化是歷史發展大勢，但作為源起于西方的現代化發展進程也不可避免地有這樣那樣的局限，其中一個核心的社會問題是因人生意義的失落而帶來的精神危機問題，以及由現代化問題所引起的生態運動、全球倫理、女性主義運動等社會思潮。崔大華認為，儒學不僅有潛力對這些問題作出回應，而且能提供積極的思想資源。西方精神危機問題的根本緣由在于宗教信仰的衰退和個人主義的擴張，而儒家“內在超越”的品格和“義務倫理”的本質從根本上杜絕了這一問題的存在。

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來說，儒學“民胞物與”等哲學詮釋比西方的環境倫理思想具有更為醇厚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良知；從全球倫理而言，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基本原則也與其他文化的基本道德理念相容、相通；從男女兩性而言，在歷史中雖然存在男權高于女權的事實，但從自然、倫理的維度上，儒家是主張男女兩性和諧的，對男女兩性的主張與現代的觀點并不根本沖突。崔大華對儒學在現代的命運作了展望，對儒學的態度，他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他的態度是同情的、理性的、客觀的、謹慎的、實事求是的。他沒有雄心勃勃地將儒學作為引領未來文化方向的學問，他的定位是儒學在當下能做什么，而不是要成為什么。通過引入儒家生活方式的維度，他對儒學的分析是哲學的，也是歷史的；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