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青山不放松

漢語曾是亞洲多個國家文人學士的共通語，在長期的研究中，他們留下了大量的漢語文獻，特別是我國明清時期的文獻。這些文獻客觀地反映了我國明清時期漢語的語言面貌，對漢語史尤其是方言史的研究彌足珍貴，具有中國傳世文獻所無法替代的研究價值。

中山大學李煒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海外珍藏漢語文獻與南方明清漢語研究”，致力于海外漢語文獻收集、整理與研究工作，對深化漢語史尤其是南方漢語發展史研究具有重大意義。而李煒教授獲得廣東省首個語言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也絕非偶然。早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把在日本發現的清末北京話作品《小額》作為禮物送給王起教授，中山大學中文系資料室也就有了第一部海外珍藏漢語文獻。90年代，李煒教授做博士論文時就很好地利用了《小額》和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等海外藏清代北京話文獻。

近年來，李煒教授帶領學術團隊對海外珍藏漢語文獻進行深入研究，發表了十余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在此基礎上，他成功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琉球官話系列課本語法研究”和重大項目“海外珍藏漢語文獻與南方明清漢語研究”，在這些項目資金的支持下，海外珍藏漢語文獻研究獲得了長足進展。

“十多年來，我們一直專注于海外珍藏漢語文獻研究，沒有偏離過方向。”這是李煒教授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他和他的研究團隊，利用琉球官話課本等具有南方地域特色的海外文獻，以《語言自邇集》、《小額》、《燕京婦語》等清代北京話海外文獻為基本語料，展開縱向的歷時演變與橫向的共時描寫和比較研究，打通古今界限，突破方言—官話的藩籬，取得了一系列較有影響的研究成果。

顛覆了學界原有的“官話觀”

以往學者大多傾向把官話等同于北方官話，認為共同語都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李煒教授的團隊研究發現，以琉球官話為代表的“官話”至少在語法上與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存在明顯而系統的對立，而與閩、粵、客、吳等典型的古老南方方言相平行。琉球官話體現出鮮明的南方地域特征，可以說是有別于北方官話的“南方官話”。《中國語文》上發表的文章《琉球官話課本中表達使役、被動義的“給”》、《琉球寫本〈人中畫〉的與事介詞及相關問題——兼論南北與事介詞的類型差異》、《琉球官話課本的使役標記“叫”、“給”及其相關問題》等，用豐富的語料說明了這個問題。“官話”在語法和詞匯層面都體現了“最大公約數”的特點，而且有南北之分；以往被學界忽略的“南方官話”最晚在距今兩百多年前就已用于對外漢語教學。這是李煒教授團隊的發現。

明確近現代漢語語法的切分點

學界從政治、社會等綜合因素考慮，將1919年五四運動作為現代漢語的起點。李煒教授團隊則從語法研究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們發現了清中葉琉球寫本《人中畫》的母本——早于前者一百多年的嘯花軒本《人中畫》，通過兩個版本的語法對比研究，提出了漢語近現代語料斷代的標準；并且發現，琉球寫本《人中畫》用“給”、“把”、“都”等23條語法項目替代了嘯花軒本中相應的“與”、“將”、“皆”等近代語法項目，呈現出漢語現代語法的特點。據此，將漢語現代語法的上限定為18世紀中葉。無獨有偶，18世紀中葉的北京官話作品《紅樓夢》也是以漢語近代語法為其主要特征的（主要體現在大多數人物對話中）。而早前的《金瓶梅》等則是以近代語法為其主要特征的。現代語法和近代語法切分點的界定，回答了近代漢語在哪一個世紀終結，現代漢語在哪一個世紀開始的問題，對漢語史、近代漢語、現代漢語研究在理論上具有重要意義。有趣的是，直到這時大家才恍然大悟：王力先生早年以《紅樓夢》對話部分為研究語料，寫成了《中國現代語法》，其中是大有深意的。

另外，漢語近代語法轉變為漢語現代語法之后，進入了迅速發展階段。近百年來的漢語語言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李煒教授利用《語言自邇集》、《小額》等文獻，發現了北京話“您”是清代晚期才出現的尊稱形式，與中原官話表多數義的“恁”無關。這些發現和研究不僅拉開利用海外珍藏漢語文獻研究“現代漢語史”的序幕，也顯示了“現代漢語史”研究的價值。

引申出類型學

和語言接觸兩個研究視角

李煒教授在海外珍藏漢語文獻中發現了官話語法項目在地域上的南北對立，這種對立具有類型學上的意義。也就是說，漢語本身存在類型差異，這種差異不僅存在于方言，也存在于官話層面。帶著這個問題，研究團隊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研，發現北方官話在一系列語項上與阿爾泰諸語相對應，而南方官話除了與古漢語的特征相平行外，許多語法項也與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相對應。然而，在民族語言接觸問題上，研究團隊卻十分謹慎，當研究更加深入、論證更加充分之后，才向學界正式發布。目前的研究表明，語言接觸引發漢語內部變化是不爭的事實，類型學和語言接觸是深化漢語研究的新方向。

以上成果和發現，都是在海外珍藏漢語文獻的基礎上獲得的。李煒教授說：“發掘、整理、研究這些海外珍藏漢語文獻是中國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加倍努力，進一步發掘、整理并搶先深入研究這些寶貴文獻，才能體現出中國學者應有的責任與擔當，顯示中國學者的研究實力，進而在國際上掌握學術話語權。”但是，僅僅依靠某位或某幾位專家學者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要完成如此艱巨的學術重任，必須組建足夠規模、優勢互補的研究團隊。

“海外珍藏漢語文獻與南方明清漢語研究”這一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另一位主持人莊初升教授，就是這支研究團隊中默默無聞的堅守者。多年前，莊教授就致力于利用海外漢語文獻進行漢語方言研究，他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從巴色會文獻看19世紀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以“優秀”等級結項。由于共同的研究愛好、共同的研究旨趣，李煒、莊初升兩位學者為了共同的學術理想聯手申報了“海外珍藏漢語文獻與南方明清漢語研究”這一重大項目。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海內外20余名專家學者先后加入研究團隊。研究團隊立足廣州，連接港澳，輻射海外，在筑牢研究主力的同時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學者，建構了完備的人才儲備和培養機制，并利用“海外珍藏漢語文獻與南方明清漢語研究”這一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完善了相關學科的平臺建設，促進了相關專業的蓬勃發展。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學術理論研究，需要的不僅僅是研究者精深的研究技巧，更為重要的是對于研究的那份赤誠與熱愛。我們相信，更多的學者會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這一平臺上，在自己對于學術研究的執著與感悟中，產出更為豐碩的學術果實。（記者 聞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