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轉型調整趨勢及我國的應對戰略

　　經歷了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世界經濟目前正處于轉型和調整之中，這是國內外學者的基本共識。但是，對于世界經濟轉型的核心是什么、轉型的動力來自何方、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是什么、我國將受到什么影響等問題，卻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此，筆者認為，對于世界經濟當前的轉型和調整，需要從更深的層面來認識，把握其基本發展規律。

　　正在進行的世界經濟轉型和調整是從技術革命到國際分工以及產業結構和世界經濟調控機制全面的轉型調整。初露端倪的世界經濟轉型和調整，其特征可以總結為如下幾點：

　　一是科技成果大規模擴散和運用的高潮期走向尾聲，新科技革命處于孕育期，新技術革命推動的新一輪產業革命也處于襁褓階段。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高速增長之后，以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為標志，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增長速度相對緩慢的新技術革命孕育期。根據卡德拉耶夫長周期的判斷，這個下降期可能要到2020-2025年結束，全球正在為2020年前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大發展積蓄能量。下一個周期的科技突破口將主要表現為新能源、生物工程和生命技術的重大突破。在這些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并實現產業化之前，其他領域內的技術進步并不會停止，成熟技術的擴散和進一步廣泛運用也會繼續推動生產力發展，但是與新技術革命帶動的大規模技術擴散和運用不同，它們對經濟的促進是局部的，尚無法掀起新的產業革命，也無法帶動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全面高速增長。

　　在原有技術基礎上的生產力發展將主要依靠外延的擴張，但是世界經濟面臨的資源瓶頸、環境承載瓶頸已經使以物質商品生產為核心的世界經濟生產力無法再盲目擴張。因此，在新的科技革命取得突破之前，推動生產力增長的動力將更多地轉向資源和環境友好的“新型制造業”，以及滿足人類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商品”和服務的生產。這些變化將不僅使全球增長速度無法回到上個世紀90年代的高水平，而且還將改變原來以制造業全球生產為特征的國際分工格局。

　　二是全球國際分工格局正發生重大變化。在跨國公司的主導下，成熟的制造業在全球轉移已經基本完成，發達國家控制研發、品牌以及銷售網絡等產業鏈高端，發展中國家處于制造業低端的基本格局也將逐漸發生變化。一些發展中國家將通過技術升級和利用信息技術向產業鏈的兩端轉移。與此同時，經歷產業外移和外包而出現了“產業空洞化”的發達國家在經濟危機之后則試圖將一些制造業重新回歸本土，以便實現“再工業化”。這些力量都對國際分工格局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電腦的廣泛運用，也促使國際分工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人的受教育水平和人適應新技術能力的差異將在國際分工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全球產業在國際分工細化的影響下，將進一步呈現出在國際空間的轉移與外包的特點，繼制造業之后，服務業梯度轉移也將不斷強化，國際服務貿易將獲得新的發展空間。全球性產業的不斷升級換代和國際分工的細化將使原來隸屬于生產過程的服務被剝離出來進行專業化的分工與合作，新技術的運用和信息技術進一步高級化、智能化的發展，也將創造出很多新的服務業態和形式。國際分工正在由貨物商品生產的分工向服務和知識商品生產的國際分工拓展。

　　三是全球產業結構“服務化”和“弱重化”的調整方興未艾，全面的智能化產業將獲得快速發展。由于經濟發展動力和國際分工格局的改變，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特征正在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服務業已經出現了快速增長的勢頭。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實現工業化，服務業的大發展將進一步在全球展開。更為重要的是，粗放的制造業生產導致資源和環境瓶頸越來越嚴重，迫使后進的工業化國家不能完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通過向落后地區的梯度轉移完全將制造業轉移出去，它們必須尋找新的產業發展路徑，更加集約地使用資源成為必然選擇。通過新技術的使用，大規模生產和工業化所具有的重化工業為基礎的特點將被削弱，不僅服務業更多地被剝離出來獨立發展，重化工業的重要性也將在“智能化”的生產過程中被弱化——發明一種新3D打印材料可能比建一座鋼鐵廠更重要，所獲得的利潤更高。

　　四是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發展中國家正在全面崛起，新興經濟體將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國際分工格局的上述變化，給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帶來了新的空間。發展中國家承接成熟技術和在制造業上的原有優勢將使它們的工業化加速完成，縮小其與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總量差距。發展中國家經濟規模占世界經濟比重不斷上升，它們的經濟比重將超過發達國家，這將給世界經濟帶來深刻變化。金磚國家地位的上升以及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增強，將改變近代以來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世界經濟正在向多極化、非極化方向發展。但是，這種以GDP衡量的力量對比的變化能否真正引導世界經濟向更加平衡的機制發展，能否推動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尚需冷靜客觀地加以考察。

　　五是世界經濟治理以及新秩序和新規則制定主導權的競爭將在多個層面展開。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為了改變在世界經濟中實力相對下降的不利局面，正試圖對世界經濟的上層建筑，即全球經濟的調控模式和世界經濟的協調方式進行修改和調整，以便獲得新的主導權，協助其從現有的經濟增長困境中走出。美歐試圖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多層次雙邊和區域貿易投資協定，從而維持自己的主導地位。在全球經濟治理上，美歐發達國家一方面繼續維持G8原有的機制，并試圖將其改造成G20的咨詢和議程設定者，另一方面則在它們不愿承擔更多義務的領域，要求G20中的新興市場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以及它們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上升，也使得新興國家試圖改變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和規則，并從各自的地位和利益角度開始抱團，組織不同類型的區域合作組織來影響現行國際規則的改變。金磚國家峰會機制以及其他南南合作框架的誕生與發展，反映出規則制定主導權的競爭將在世界經濟各個層面展開。

　　世界經濟轉型和調整的上述特征，為我國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

　　從機遇角度看，我們的工業化尚未完成，仍具有運用成熟技術縮小同發達國家經濟實力差距的空間：我們可以通過擴大開放繼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從深化國際分工中獲得更多發展機遇；我們還具有一些后發優勢，在一些產業上可以實現跨越式發展，迅速趕上發達國家；我們的某些研發投入可以走前人走過的捷徑，通過消化吸收現有先進技術更上一層樓。但是，挑戰也是緊迫和嚴峻的，因為新的科技創新和科技革命的突破往往是在原有技術水平最先進、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中取得的，我國如果不能在上述世界經濟轉型和調整中取得先機或采取有效的應對策略，在世界經濟中的優勢就難以長久保持。

　　為此，我們要認識到全球范圍科技革命的發展趨勢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通過進一步開放來爭取更多的國際分工利益；要認識到世界經濟生產力的發展趨勢，加快落實十八大提出的“創新驅動、轉型發展”戰略，而不再糾結于當前的調整陣痛；要認識到當前全球經濟治理和世界經濟協調調控機制所具有的內在規律和客觀必然性，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加各種國際協調機制，發揮更加主動的作用。（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世界經濟轉型調整趨勢及中國的應對戰略研究”首席專家、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