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0-2011》簡介

《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本書是2010年的經濟增長藍皮書，其主題是面向“十二五”的經濟增長。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將面臨重大轉折，這些轉折包括人口老齡化的提前到來，勞動人口比例將逐步由上升轉為下降，代表中國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不再，二是城鎮化水平以達到較高水平，城鎮人口超越農村人口。這些轉變都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帶來重要變化，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將在十二五期間發生轉變。但從短期來看，2010年引爆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對世界經濟復蘇帶來的重大影響，對中國出口外需的恢復帶來了重大挑戰，也為我國長期以來依賴外需出口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增長模式帶來了巨大壓力。因此探索面向“十二五”的經濟增長模式是本書的主要目標。本報告內容有三個方面：

一、2010年全球與中國經濟回顧與2011及“十二五”經濟增長展望。

中國經濟2010年在全球經濟緩慢復蘇中保持了穩定增長的態勢，增速相對較快。具體說來，農業生產在自然災害影響下保持穩定；工業生產平穩增長，企業利潤狀況良好；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較快，投資結構有所改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持續上升，消費比例逐步擴大；對外貿易增長迅速反彈，但貿易順差略有減少；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鎮，財政收入平穩增長；貨幣供應量增長過快，信貸增量仍然過猛。

但是，當前國民經濟面臨許多問題和挑戰，主要包括：固定資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已接近50%，投資驅動型增長已達到峰值，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將難以持續；投資增長逐漸放緩，資本積累速度放慢，結構性的改變將會導致較高的資金成本和邊際回報率的降低，進一步影響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較少，經濟增速在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必將放緩；通貨膨脹壓力突然加大，經濟中流動性過剩，輸入型通脹特征明顯；房地產投資增速猛增，房地產泡沫化程度高企，調控難度加大。

世界經濟在后危機時代的大背景下呈現出緩慢復蘇的態勢。2010年，在歐債危機的持續發酵的背景下，歐元區目前的增長仍然較好，這要歸功于德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多數令金融市場擔心的風險并沒有造成大的影響，美國年中的經濟放緩并會衍變為二次探底的衰退的擔心仍舊沒有出現。

但從中長期走勢來看，世界經濟復蘇仍面臨嚴峻挑戰。2010年來世界經濟增速呈現不斷放慢的態勢，美國、日本與歐盟三大經濟體工業生產增長均有所回落；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充當世界消費者的情形有所改變，發達國家整體消費持續低迷，消費減少、儲蓄增加的變化仍將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全球貿易增速逐步回落，國際貿易持續低迷；全球目前消費者價格走勢呈現相反的趨勢，發達國家普遍出現通縮，而新型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面臨價格上升的通脹壓力；匯率股票市場大幅波動，匯市波動劇烈，美元相對于主要貨幣明顯貶值；發達國家的信貸市場一直沒有明顯的改善，信貸增長始終處于萎縮狀態；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日本和歐盟失業率居高不下，反而有所上升。更為重要的是，愛爾蘭、葡萄牙等國主權債務危機逐漸凸顯并相繼引爆，對歐盟經濟恢復帶來重大壓力；初級產品價格持續上漲，預示著國際金融市場上存在著重要風險；國際市場競爭激烈，貿易保護加劇，對國際貿易的擴大產生了消極影響；發達國家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試圖刺激經濟，如美國和日本重啟量化寬松，歐元區擴大流動性，而多數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收緊貨幣政策，以對抗通脹、資產價格泡沫及外資大量涌入；各國政策協調機制尚未建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國際合作仍有待加強。因此，可以預料，世界經濟增長恢復仍需較長調整，世界經濟格局經過此次經濟危機將有重大調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聯系將發生重大轉變。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預計中國經濟也將面臨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增速下調。預計在2011及“十二五”期間，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放緩，工業生產在調整中保持較為穩定增長，“十二五”計劃的帶來的民生工程建設加速、收入分配改革、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體系改革的全面推進，將對消費的啟動產生持續推動效應，國民經濟在結構調整中進入常態減速，出口增長將逐步恢復，但出口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將逐漸下降。盡管如此，一方面，中國資本積累仍將繼續，資本仍將是中國重要的經濟增長動力。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并沒有過度發展，中國的資本存量相對其整體經濟規模還遠遠不夠。正是由于中國資本存量相對較低，相對于許多發達經濟體來說，中國目前還有大量的生產性投資機會，可以繼續產生相對較高的回報。按照購買力平價粗略計算，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顯而易見，中國仍然還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并且這些投入的大部分將進入生產性領域。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消費比重會逐漸上升，但并不足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勞動力的大量供給正在消失，人口結構的轉變和政府政策將會使儲蓄率降低。這些改變將導致較低的預期回報和較慢的資本積累，因而使中國的邊際資本成本升高，對投資進一步增長產生重大影響。較低的儲蓄率會使邊際消費強勁增長，但不足以完全抵消較慢的投資增長，所以GDP增速在未來10年的增長將比上過去兩個10年減慢。

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經濟結構轉變帶來的挑戰，從短期來看，世界經濟增長進入了緩慢的常態爬升階段，我國又面對快速經濟增長放緩以及大量國際資本流入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從宏觀層面積極實行經濟政策的轉型至關重要，這是全年經濟工作的核心所在。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一個經濟增速放緩的發展階段，隨著勞動力供給達到頂峰，中國的人口紅利將會逐漸消失，結構性升級也會導致較高的資金成本和邊際回報率的降低，進一步影響經濟增速，但經濟增速放緩有利于我們進行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解決前些年經濟快速增長期間遺留下的經濟效率與質量低下的各種問題。加大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規避對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出口減少所帶來的風險，積極推進貿易多元化戰略等措施，促進對外貿易平穩轉型。完善房地產市場發展的機制轉變，構造一個大體上與整體國民經濟相適應的、和諧統一的、對中國經濟增長有益的房地產市場體系，抑制房價過度上漲態勢。加強民生建設，通過社會體系的建設，低收入補貼通貨膨脹指數化、最低工資通貨膨脹指數化等措施，加強低收入人群抵御經濟沖擊的能力。

從長期來看，中國宏觀經濟正處于勞動力結構、產業結構、需求結構重大變化的階段，在追求高增長的同時，加快轉型步伐是中國實現成功趕超的基本條件，中國經濟應實現以下幾個轉變。一是調整過分強調速度的趕超發展戰略，轉向以增長質量和適當速度為導向的增長模式，在可承受的最低經濟增速下，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不能因為經濟增速回調的出現而動搖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政策取向，并增加對轉向良性可持續發展軌道和提高增長質量、結構、效益與可持續性的追求，以及增長成果的社會普遍分享水平（即注重人均水平的提高）。二是加快技術進步，提高技術創新對增長的貢獻率，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大力培養創新型人才隊伍，建立自主技術創新和推廣運用的激勵機制，增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加大落后技術和產能的淘汰和升級，在強化國際技術合作基礎上增強自主技術和品牌創新，打破技術封鎖。三是深化體制機制創新，為轉變增長方式掃清障礙。要推進政府改革和職能轉變，減少政府作為經濟人與民爭利和過度干預和直接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行為，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機制。要加強對以政府改革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統籌協調能力，致力提高政府管理績效。需要把握綜合改革的總體情況，協調推進綜合性改革試驗和部門、地方的改革試點，以防止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些有效措施因部門或地方利益的干擾無法落實到位。要將業經證明的成功改革經驗及時堅決地推廣開來。要建立政府職能轉變和績效提升考核和問責機制，使各項改革落到實處，真正能運用和助推增長方式轉變。四是消除各種阻力，建立轉變增長方式激勵與保障機制。

二、中國各省區市發展前景評價

為了更好地評估中國各省區市的發展情況，我們在2009年經濟增長藍皮書的中國各省區市經濟可持續發展評價的基礎上，對中國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以下簡稱省區市)1990-2009年間發展前景進行評價，試圖建立中國各省區市發展前景評價體系，并按權重比對各省區市發展前景分為五級，分析影響各省區市發展前景的因素。

我們將發展前景評價指標分為三級，其中一級指標包括：經濟增長，增長可持續性，政府運行效率，人民生活。各一級指標包含若干二級指標。其中經濟增長一級指標包括產出效率、經濟結構、經濟穩定等二級指標；增長可持續性包括產出消耗、增長潛力、環境質量；人民生活包括人民生活、社會保障和消費結構等。二級指標再下設相應的三級指標，包括產出效率、經濟結構、經濟穩定、產出消耗、增長潛力、環境質量、政府效率、人民生活、社會保障和消費結構等方面的近60個指標。

中國各省區市1990-2009年發展前景評價的基本結論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各省區市發展前景指數得到改善，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提高。從1990到2009年，全國發展前景指數平均上升了238.34 %，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發展前景指數分別改善了267.41 %、219.66 %和214.83 %，東部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發展前景綜合得分方面仍存在較大的差距。而1990-2009年間中國各省區市發展前景指數方面，四川省改善最多，云南省改善最小。一級指標的改善情況如下：經濟增長方面，重慶市改善最多，甘肅省改善最小。增長可持續性方面，甘肅省改善最多，云南省改善最小。政府運行效率方面，上海市改善最多，海南省改善最小。人民生活方面，廣東省改善最多，云南省改善最小。

我們將1990年后、2000年后平均、2007年、2008年和2009年按權重比3:3:2:1:1將各省區市分為五級，并將影響各省區市發展前景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其中發展前景方面，1990年和2000年以來，上海、北京和廣東處于發展前景的第一級，2008年、2009年，浙江開始進入第一級，即上海、北京、廣東和浙江為發展前景的第一級。

三、“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面臨的幾個主要問題

“十二五”是我國經濟趕超實現和平崛起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在“十二五”期間實現平穩增長和協調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我們認為，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在碳排放、內外部平衡、產業結構調整、經濟政策調整等方面所面臨的重要問題需引起重視并妥善解決。

首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碳排放的控制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我們在碳產出、碳排放因子和碳足跡定義的基礎上，對20世紀中期以來中國工業行業碳排放的趨勢進行了數據描述和分析，得到以下結論：工業部門終端能源消費的碳排放總體水平在1996-2002年間基本穩定,但2003年以來，工業規模的迅速擴張導致了碳排放迅速增長的趨勢；總體來看，在我們所考察的33個工業行業中，盡管碳排放因子表現出了普遍的基本穩定或下降趨勢，但是碳排放因子明顯下降的行業較少；十余年中，盡管中國工業行業總體上出現了增長過程中的低碳化傾向，但是，碳產出與碳排放因子（倒數）顯著的正相關只是出現在少數行業中；由于工業部門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格局短時間內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觀，這為工業部門節能減排帶來了壓力，前景不容樂觀。

其次，中國多年來貿易余額持續大額順差，表明中國經濟存在外部失衡的問題。我們采用單位根突變檢驗分析了1970年-2009年間中國貿易余額，沒有發現結構性變化。進一步研究結果表明，擴展的經常項目占GDP比是導致貿易余額占GDP比的Granger原因，但貿易余額占GDP比并不是導致擴展的經常項目占GDP比的Granger原因。實證分析還表明，影響外部失衡長期主要因素為擴展經常項目余額，工業化率和服務業率對貿易余額占GDP比也產生影響；影響中國內外失衡長期因素主要的是中國經濟結構性因素，就中國目前而言，城市化率的提升會促進資本形成率的提升，從而使得擴展的經常項目余額下降，有助于中國實現內部再平衡。由含有中國貿易余額占GDP比、世界經濟增長率和實際有效率匯率的結構VAR模型分析可知，中國貿易余額占GDP之比的波動主要由自身波動所引起的。

再次，產業結構調整是“十二五”規劃期間的重要任務。我們通過“十二五”與“十一五”兩個規劃的對比，總結出本次規劃三次產業結構調整的著力點：第一產業在于以保障糧食安全為樞紐來加強農業基礎，要建立有效機制監督約束各級地方政府違法侵占農地，通過技術改進、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提高勞動力素質等方式促進農業技術的創新與推廣，加大對農田水利設施的投入，調整低糧價戰略，加大惠農力度；第二產業在于通過企業兼并重組發展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大中型企業，依托國家重點工程與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引領支撐作用，實現高新技術的產業創新工程；第三產業在于以特大城市為主要載體帶動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

最后，十二五時期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時期，經濟政策會朝著“調結構、轉方式”的角度繼續深入調整，政策調整與制度安排是實現“十二五”發展規劃的重要保證。戰后經濟增長理論由索洛新古典模型到拉姆齊新古典模型再到新增長理論的演化，經歷了將經濟政策的作用視為糾正市場失靈、到促進經濟短期動態變化、再到促進長期增長和福利水平的演化過程。從戰后發展中國家增長加速的事實來看，基于“華盛頓共識”的經濟自由化政策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幫助并不大，而政策的簡單改變雖然能帶來短期增長效果，但是長期增長必須要由相應的制度安排，通過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資源配置能力來實現。我們認為，分配是政策的首要功能，因而政策制定者應當注意宏觀政策的內生性。維持市場化的改革取向非常重要，可以通過對外貿易來獲得相對低廉的技術改進，同時有助于建立好的制度，以保證長期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