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09-2010》簡介

《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09-201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本書是2010年的經濟增長藍皮書，其主題是“城市化與經濟增長”。

2009-2010年，中國正處于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關鍵時期。由于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根據世界銀行計算，中國2008年人均國民總收入為2940美元，接近中高收入國家的下限，經濟體制與結構發生了重大轉變。而國際環境也發生了重大變化，2008年9月以來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是21世紀以來的第一次世界性危機，很可能導致各個主要經濟大國的分野。這次危機發生在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國家，是美國27年來以美元擴張、資本市場擴張、雙赤字擴張、服務業擴張等支持的負債增長和技術創新周期的階段性重大調整。

本書以上述兩大背景為基礎分析了下面三個問題：

一、2009-2010年中國與世界的經濟增長

2009年在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下，我國積極應對，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保持了國民經濟的穩步增長，取得了顯著成效。

國民經濟扭轉了去年下半年以來增速下滑的趨勢，實現了企穩回升。2009年宏觀經濟數據表明，農業生產形勢穩定發展，工業生產增長速度逐步加快，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非常明顯，國內市場銷售實現了平穩較快增長，對外貿易出口繼續下降，但降幅明顯收縮，居民消費價格和生產價格由降轉升，城鄉居民收入中轉移性收入增長較快，貨幣供應量快速增長，金融機構貸款繼續增加。國民經濟回升勢頭逐漸增強，總體形勢積極向好。

但是，國民經濟回升的基礎尚需繼續鞏固，經濟回升基本上是投資拉動和貨幣刺激的結果，出口仍然在下降，順差在繼續收窄，但在未來不會恢復以前那樣的出口高增長。消費在GDP中所占份額下降的趨勢還沒有扭轉，經濟持續增長仍然缺乏有力支撐，國內經濟增長帶有典型的投資驅動特征。國內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增長非常快，房地產投資反彈速度非常快。從消費來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過去十年從45%下降到35%，處于偏離常規的低水平，調整結構失衡、解決消費不足成為問題的關鍵，經濟結構調整任務依然緊迫。

從國際經濟形勢來看，2008年9月以來，國際金融危機持續擴散蔓延，世界經濟嚴重衰退。各國紛紛采取空前的經濟刺激措施，盡力保持經濟增長。在刺激政策和庫存調整的帶動下，主要經濟體和主要經濟領域陸續開始復蘇。世界經濟復蘇始于以中國為代表的亞太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現已向主要發達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展；始于制造業和個人消費的復蘇正在向服務業，以及出口和投資擴展。

但是，刺激政策是當前經濟復蘇的首要因素，庫存調整對經濟復蘇發揮了重要作用，外需是美國、日本與歐盟等三大經濟體復蘇的重要支撐因素，單純依靠發展中國家帶動全球經濟復蘇不堪重負。三大經濟體就業形勢短期難以改善，產能利用率仍較低下制約著投資增長，世界經濟復蘇面臨眾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石油價格、初級品價格仍有較大上漲壓力，甲流疫情存在擴大的趨勢。

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機的深層次矛盾尚待解決，對全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構成挑戰，這主要表現在：美國住房貸款違約率仍在上升，不良資產情況依然嚴重。發達國家去杠桿化繼續發展，信貸仍然停滯甚至收縮，全球信貸繼續收縮。部分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風險較大，熱錢對于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沖擊加劇。迪拜債務危機暴露出全球金融體系中盲目借債、以泡沫經濟促進經濟發展等問題，對世界金融仍有較大負面影響。阻礙世界經濟復蘇的體制問題仍未解決，包括美元的國際儲備地位有所下降，但尚未調整到位；全球經濟失衡尚未明顯改善，全球主要貿易巨額順逆差調整呈現停滯甚至逆轉的趨勢；加強國際金融監管進展十分遲緩，全球金融統一監管體系仍未付諸實踐。因此，全球經濟未來發展趨勢仍舊不容樂觀，中期內世界經濟以及我國經濟都將面臨一個比較緊的外部環境壓力，這將對我國的出口形成巨大的壓力。

綜合國內國外經濟形勢來看，隨著投資率的快速增長，以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潛力越來越小。國際金融危機對出口形勢的嚴重沖擊，使得我國出口銳減，而這一形勢在中短期都看不到明顯好轉的跡象。因此，中國經濟在2010年仍將面臨嚴峻考驗，尤其是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難度增大，預計2010年我國將繼續保持有利于經濟快速增長的宏觀政策基調，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穩定快速增長。

為了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我們對決定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深入分析。我們首先運用單一地區的Malmquist指數法對1978-2008年間中國總量經濟進行了全要素生產率分析，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8-1991年的TFP快速增長階段，這與中國資源配置機制轉變主導下的經濟結構變革密切相關；第二個階段是1992-1999年間中國的TFP增長下降階段；第三個階段是2000-2008年間中國的TFP維持穩定增長的階段，這得益于中國快速提升的城市化水平。從整個時間段來看，TFP對經濟的驅動貢獻不可埋沒。同時，研究還發現，中國全國的TFP增長和各個年份各省市TFP平均增長有所不同，1991-2008年間中國TFP增長是各個省份的TFP平均增長的接近兩倍。因此不能簡單的將各省份的TFP平均增長當作中國全國的TFP增長，否則將低估中國的TFP增長。

為了比較各地區經濟增長效率，我們進一步通過中國省級1990～2008年間的面板數據，運用非參數的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法，分析了中國30個省市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情況，并將其分解為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變化。研究發現各省市TFP平均增長與中國總量經濟TFP增長發展的趨勢一致；中國在1992-1999年經歷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下降，這一階段技術進步下降很快，但技術效率的改善減緩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下降過程，技術效率的改善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起著重要作用；2000年后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經歷了一定的增長，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是技術進步，技術效率的惡化對TFP增長則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于技術進步較快，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基本保持穩定；技術效率變化對TFP的作用影響很大，2000～2008年技術進步增長速度回升，但受技術效率下降的影響TFP增長降低甚至為負，說明技術效率對TFP增長下降起著很重要的作用；規模經濟在技術效率提升中的作用并未體現，因而規模經濟對技術效率的貢獻也不大，純技術效率的下降直接導致技術效率變化的下降，遠遠落后于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說明從1991～2008年間中國的技術效率惡化比較嚴重。

從地區來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最快的是東部地區，其次是西部地區，處于最后的是中部地區；雖然中、東和西部地區存在一定的技術進步，但技術效率變化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有相當的阻礙作用，因此東、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主要不是靠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的提高來推動的，而是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的增加而實現的；東、中、西部地區的純技術效率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中部的純技術效率下降最快；東、中部地區經濟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具備一定規模經濟效應，規模效應對技術效率的提升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而西部地區經濟則還沒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即還沒達到一般所謂的閾值，難以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區域差異促使地區差距進一步擴大，1990-2008年期間，東部與中部、西部地區技術效率差距顯著擴大，而西部與中部的地區效率差距有所擴大，說明地區間技術效率的不平衡加劇。

二、中國各省市1990-2007年的可持續發展評價

為了探討中國各省市經濟可持續發展情況，我們提出了一套各省市經濟可持續發展評價體系。本可持續發展評價體系一級指標包括經濟增長、增長可持續性、政府運行效率和人民生活四個部分，通過產出效率、經濟結構、經濟穩定、產出消耗、增長潛力、環境質量、政府效率、人民生活、社會保障和消費結構等方面的近60個指標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各省市可持續發展進行客觀分析，得出了中國30個省市1990-2007年間的可持續發展指數和排名情況。并將可持續發展評價細化到一級指標，得出了中國30個省市1990-2007年間經濟增長、增長可持續性、政府運行效率和人民生活的增長指數和排名情況。

我們選取四組三級共60個左右的指標進行分析，基本結論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經濟增長的質量不斷提高，各地的可持續發展機制也得以強化。經過測算，從1990-2007年，全國可持續發展水平整體上升了193%，當然各地區之間差距還很大。從1990到2007年，全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平均水平整體上升了193%，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水平分別改善了219.19%、174.51%和173.13%，東部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可持續發展能力仍存在較大的差距。

三、中國的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

有實證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與單位資本GDP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85。原因是人口和資源的空間集聚產生了規模收益遞增的效應。對于工業化的城市，聚集效應更明顯，因為知識和新技術在交流、競爭和傳播等方面效率更高，城市運行成本低（因公用設施密集），產出效率高。可以觀察到，以東亞為主的新興經濟體走的正是大城市圈為特征的，圍繞工業化而展開城市化的路子。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的城市化將不斷承擔起推動經濟增長的重任，我們測算的結果表明，中國目前正處在加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它將與不斷現代的工業一起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支柱。

為了深入理解中國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理論研究。在中國低價工業化時期即將結束，高成本城市化已啟動的背景下，我們首先從理論上分析了城市化的積聚效應和成本上升對產業競爭力的影響，并對中國城市化與產業競爭力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基本結論是，城市化的積聚效應對工業和服務業競爭力產生正向效應，工資成本對工業和服務業競爭力產生負向效應，住房成本對服務競爭力產生了負向效應。為了保持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應減少城市化成本的過快上升，轉變城市化模式，以促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協調發展。

在新經濟增長中創新是推動增長的重要因素，城市化作為一種空間上的積聚現象，對創新也有著重要影響。創新活動在空間的分布是集聚均衡狀態還是分散均衡狀態，從市場機制的角度上說，取決于經濟行為人對利益的追求所導致的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力量對比。集聚狀態的產生和維持是由某種形式的遞增報酬所導致的，傳統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不能解釋遞增報酬現象。我們在新經濟地理學的一般分析框架內，從靜態角度建立了一個描述創新空間分布機制的初步模型，并在此基礎上簡要探討了創新活動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態及其穩定性。我們認為，流通成本的高低對創新分布狀態有著重要影響，而城市化通過降低這種流通成本，促進了創新的積聚。

為了研究我國城市人口規模分布變化，我們對中國地級城市人口規模進行了密度函數估計，得出了如下結論：1990年至2007年間，城市人口數密度函數由單峰分布向雙峰分布轉變，且峰值由大至小，同時城市人口數的變化區間由小到大，密度函數的中心不斷向右移動；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人口規模的基尼系數逐漸增大，但從2007年起有所減小，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人口規模基尼系數間呈現出“倒U”型關系；中國城市人口規模分布的基尼系數受中國城市化水平、GDP的增長率和中國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的基尼系數等因素的影響。因而有必要制定適當政策引導控制城市人口規模增長，減少各城市間收入差距，促進城市人口規模實現合理可持續發展。

為了研究我國城市化與第三產業就業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我們通過1978~2007年的時序數據，利用回歸分析、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等，對第三產業就業與城市化水平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表明，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第三產業就業對城市化水平的作用要明顯強于城市化水平對第三產業就業的影響，主要原因是第三產業就業比重的提高促使就業結構變動，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促進農業人口向城市集中，從而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從發展水平來看，我國城市化水平仍然相對滯后，對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與服務業的發展、并形成聚集效應的作用還不夠明顯，因而城市化水平對第三產業就業的影響能力也較弱。因此，要提高我國城市化發展水平，首先就要促進產業結構的完善，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促進第三產業就業，提高第三產業就業在總就業的比重，推動農業人口向城市流動，最終帶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在分析土地財政資金流程和中國特色的土地供給模式下，土地財政是中國城市化的重要推動力。我們分析了土地財政的宏觀作用機制：城市福利分配和產業結構調整。在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國家，要素價格是由其產品的派生需求來定價的，要素所有者的獲利動機和競爭性，可以使要素價格趨向于可以維持長期增長的均衡水平。但是在中國的現階段，由于要素市場價格形成機制還沒有完全成熟，土地國有導致地方政府成為土地市場供給的實際壟斷者，這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構成威脅，從以增長最大化為目標的一種扭曲走向以提高城市福利為目標的另外一種扭曲，必然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產生深遠的影響。在分權式競爭框架下，我們進一步發現，即使全部用于公共服務支出，土地財政也不一定能帶來居民福利的提高。土地財政會帶來產業結構轉換效應，降低整個工業的產出份額，從而影響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穩定和增長。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