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和政府救助困難職工問題探析(1959—1963)——以北京市企業職工為例

[該文發表于《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2期。2010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0&ZD077)]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100875）

摘 要 1959—1963年，是中國經濟、社會處于極端困難，困難職工大量增加的時期。在國家經濟形勢異常困難的情況下，黨和政府投入巨額資金和大量精力對困難職工實施了積極、及時的救助。黨和政府對困難職工的精心救助，幫助他們度過了暫時的生活困難，密切了黨同群眾的關系，鼓舞了職工戰勝困難的信心和勇氣，促進了生產恢復和發展，保證了社會秩序的穩定。

關鍵詞 北京； 企業； 救濟； 工人

近幾年來，史學界從不同方面對建國后黨和政府救助社會困難群體的思想和實踐進行了相對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 代表性論著主要有：1、關于救助災民：賈瑩瑩. 湖北省1954年水災救助問題研究 D. 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張曉麗. 20世紀50年代安徽水災中醫療救助活動論述——以1954年淮河水災為例 J. 安徽史學,2010(2).2、關于救助失業人員：韓勤英,蘇峰.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北京的失業知識分子救濟政策及其成效 J. 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3)；李營. 建國初期失業群體社會救濟研究 D. 天津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高冬梅. 1949—1952年北京市失業救助論析 J.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5).3、關于救助無業人員：李小尉. 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乞丐的救濟與治理 J. 北京社會科學, 2007(5).4、關于綜合性救助：高冬梅.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與實踐研究（1949—1956）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從研究對象上看，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災民、失業及無業人員，這類失去生產能力、生產機會和生活來源的困難群體上。事實上，新中國建立以來，黨和政府在認真做好對上述人員的救助工作外，還投入大量資金與精力對困難在職人員進行了積極救助。尤其在中國經濟陷入空前危機、困難職工激增的1959至1963年，黨和政府仍然對困難職工展開了全方位救助。這些救助對于穩定當時的社會秩序、恢復工業生產、促進國民經濟調整等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深入挖掘原始檔案史料的基礎上，以北京市企業職工為例，擬對1959—1963年黨和政府救助困難職工問題進行初步探析。

一、困難職工激增

在建國初期，北京市企業職工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到1957年，絕大多數的職工家庭實現了收支基本平衡或略有盈余，入不敷出、生活困難的已降至5%以下。在冶金、機械、紡織等重點行業，困難職工僅占職工總數的2.6%左右。[ 北京市檔案館. 關于當前職工生活困難問題的報告 Z. 檔號：101—001—00165.]然而，1958年10月后，北京市企業職工的生活水平出現逆轉。

1962年6月，北京市冶金工會在其5個直屬企業的44509名職工中調查發現：入不敷出、生活困難的有11392人，占被調查職工總數的25.59%；特別困難的6213人，占被調查職工總數的13.96%。[ 北京市檔案館. 關于對職工生活的調查情況 Z. 檔號：079—001—00008.]具體情況如下表所示：

　　　表1 職工生活調查表 

資料來源：北京市檔案館. 關于對職工生活的調查情況 Z. 檔號：079—001—00008， 本表較原檔有省略。注：﹡處，原檔是44449；﹡﹡處，原檔是5；﹡﹡﹡處，原檔是11.06。這三個數字系原檔計算錯誤。

石景山鋼鐵公司是國家特大型企業，在冶金行業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在其31600名職工中，生活特別困難的4690人，占全部職工的14.84%，生活困難的9003人，占全部職工的28.49%。

1962年11月，北京市總工會對全市100萬職工（其中，企業職工82.5萬）的調查表明：生活困難的職工共計13.8萬余人，占全市職工總數的13.8%。[ 北京市檔案館. 關于當前職工困難補助工作的請示 Z. 檔號：101—001—00165.]

以上兩個調查，因調查樣本大小不同以及行業差異，導致困難職工的比重出入較大，但這兩個調查揭示的事實卻是一致的——與1957年（困難職工比重不到5%）相比，1962年北京市企業困難職工比重（13.8%）增加兩倍多，困難職工人數大幅上升。

造成上述狀況的動因有：直接動因為職工收入下降、支出上升，陷進入不敷出的困境；間接動因則與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波折及其對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誤解緊密相關。[ 對于造成該時期困難職工大量激增的直接和間接動因，筆者曾有專文探討。詳見朱云河.北京工人家庭收支變化研究（1956—1962）. 燕園史學編輯部.燕園史學 M. 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會，2011，第136—153頁.]

在支出上升，收入下降雙重因素的影響下，北京市企業職工原有的收支平衡發生劇烈變動，困難職工增多。1962年7月，北京市總工會通過對冶金、煤炭、機械、電力、紡織、輕工業等11個行業83戶職工家庭的典型調查發現：1962年比1957年支出增加的63戶，持平的5戶，減少的15戶；1957年盈余戶59戶、收支平衡戶7戶、入不敷出戶17戶；1962年盈余戶29戶、收支平衡戶6戶，入不敷出戶48戶。[ 北京市檔案館. 八十三戶職工一九五七年來生活變化情況的調查 Z. 檔號：101—001—00165.]當然，入不敷出戶未必就是困難戶，但困難戶一般都是入不敷出戶。1957年，在17戶入不敷出戶中，困難戶僅有2戶，占83戶的2.4%；1962年，48戶入不敷出戶中，困難戶有17人，占83戶的20.5%。困難戶比重增加了18.1%。[]

在當時，判斷職工生活困難與否的主要依據是，平均每月職工維持其家庭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錢數，亦即最低生活標準。[ 在當時，最低生活標準是指“把可吃可不吃，就不吃，可用可不用，就不用，以最低的生活水平來勉強維持生活”的標準.參見北京市檔案館. 北京市光華木材廠關于職工生活水平的調查研究報告 Z. 檔號：079—001—00597）.]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后，隨著物價波動和商品定量變化，北京職工家庭的最低生活標準也不斷變化。1961年9月前，大部分企業都“以八元作為職工家庭人口平均最低生活水平的習慣標準”。[ 北京市檔案館. 對于當前職工生活困難補助標準的意見 Z. 檔號：101—001—00152.]也有少數企業把職工家庭最低生活標準定的稍高。例如，1957年9月，石景山發電廠“規定最低生活水平，每人每月收入，職工十元，家屬八元五角”。[ 北京市檔案館. 石景山發電廠的困難戶救濟工作的調查報告 Z. 檔號：001-015-00121.]但是，隨著物價上漲和職工家庭的其他支出增多，“八元”的標準已經很難維持職工及其家屬的最低生活水平了。

1961年9月，北京市總工會指示各企業對最低生活標準“適當放寬”。[]至于放寬到多少,北京市總工會沒有給出明確說明，由各單位根據情況自行掌握。1962年7月，北京市總工會調查發現：“1957年各單位對生活困難的職工進行補助時，一般以平均生活費用8元作為衡量困難的依據。近一年多以來，各單位經過調查研究，一般都把這個衡量尺度提到10元，即平均生活費用在10元以下的職工，一般都能受到工會的經常或季節補助。平均10元到12元的職工，一般能得到季節補助。”[]

1962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對于生活“困難的職工，應當給予適當的補助。原定的補助標準，可以適當提高。生活費用較高的重要工業城市，職工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不足12元的給予補助；生活費用較低的一般工業城市，職工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不足10元的給予補助”。[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 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P674）“北京市屬于生活費用較高的重要工業城市”。[ 北京市檔案館. 轉發勞動部，財政部，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做好當前職工生活困難補助工作的通知” Z.檔號：117—001—01377.]在“北京市12元基本上只能‘保本’”。[]也就是說，在北京，平均每人每月收入12元，才能維持最低生活。一旦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低于12元，職工家庭的生活就可能發生困難。

那些“平均生活費用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的職工”，“每月入不敷出，日子很緊，定量供應的副食品不能全買，服裝鞋襪殘缺不全”。[ 北京市檔案館. 關于困難補助工作的講話稿 Z. 檔號：101-001-01081.]例如，石景山鋼鐵公司工人閻玉貴：家里6口人住1間房，只有1條褥子，4床被子；全家單衣、棉衣合起來只十來件；4個孩子，有3個沒鞋穿。他說：“要布票的衣服沒布票，不要布票的沒錢買�！盵 北京市檔案館. 關于職工生活的調查資料 Z. 檔號：001—006—01843.]長辛店機車車輛廠工人曾國才：全家8口人，每月收入55.60元。由于缺錢，每月計劃供應的商品都買不齊。曾國才說：“都沒病沒災還就合過得去，孩子們有病，寒暑假交學費，春秋換棉衣單衣，生活就困難了”。[ 北京市檔案館. 關于對老職工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 Z.檔號：002—020—01105.]

客觀地說，困難職工的“處境是比較艱苦的”。[]而且，這些困難職工“由于家庭人口多，經濟負擔重……思想壓力較大”。[ 北京市檔案館. 冶金工作委員會關于職工困難補助工作檢查總結 Z. 檔號：079—001—00011.]在暫時的困難面前，一部分職工對前途缺乏信心，感到生活“沒有奔頭”。[ 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1） M. 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5.]（P660）“整天考慮吃、穿，早晚多是忙著種地、打草，沒有心思搞生產”。[]還有少數工人，“由于生活困難，思想里經常惦著家，社會工作也不愿作了，文化學習，以前堅持的很好，現在也不愿意參加了”。[]甚至，還有極少數困難職工產生了悲觀、抵觸和對抗情緒。有的職工說：“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了……有苦說不出”；有的女工因支付不起孩子的入托費，怨恨地說：“把孩子接回家鎖在屋里，死了廠子負責！”民用燈具廠有的工人說：“不就是減幾個錢嗎？玩一把銼（指破壞生產工具和產品——引者注）就夠本了！”[]

當時，黨和政府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對困難職工的“補助工作做得不主動、不經常、不及時，這些職工的生活就可能出問題，生產情緒就可能低落下去”。[]“為了穩定職工的生活，增強職工的團結，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調動職工生產積極性”。黨和政府明確指示，必須“對確有困難的職工給予救濟，保證他們維持最低生活水平”。[ 北京市檔案館. 職工困難補助工作檢查報告 Z. 檔號：079—001—00210.]

二、實施救助

對困難職工的救助工作，是在上級工會的統一領導下，由各企業具體負責實施的。在救助程序上，一般都要經過困難職工本人向工會申請、工會小組討論、企業或車間工會調查批準、張榜公布獲助名單、發放救濟金或救濟品等環節。

永定機械廠對困難職工進行救助的程序是：“凡救濟者必須經過本人申請、本人所在的工會小組調查討論，車間工會勞保委員會調查研究，填報專表報廠工會批準，才能頒發救濟金”。[ 北京市檔案館. 永定機械廠工會委員會關于職工生活狀況的調查和職工救濟工作意見的報告 Z. 檔號：002—020—01105.]石景山鋼鐵公司救助困難職工的程序是：“工人申請，工會小組討論，車間工會提些意見，廠工會審批。每個月有個別困難戶由工會主席去調查，但絕大部分的困難補助費是小組、車間說了算。每月用油印一張紙公布補助人員名單”。[ 北京市檔案館. 石景山鋼鐵公司原試驗廠（轉爐煉鋼）的調查 Z. 檔號：001—006—01844.]北京市公路運輸系統通過“將補助工作下放到小組中，由困難戶自己申請，小組討論評議，上級工會批準補助后再向大家公布賬目”的方法對困難職工進行救助。[]

工會是困難救助工作最主要的具體執行者。1962年10月26日，勞動部、財政部、全國總工會明確規定：“各基層單位的困難補助工作，必須走群眾路線，力求做到公平合理。至于具體工作的主持，凡有工會組織的由工會負責；沒有工會組織的，由行政人事部門會同群眾福利組織負責�！盵 北京市檔案館. 關于做好當前職工生活困難補助工作的通知 Z. 檔號：117—001—01377.]到1962年，北京市僅有個別規模較小的企業尚未建立起工會組織，暫由行政人事部門代替工會實施對困難職工的救助工作。

困難職工向工會提出困難救助申請后，工會首先對申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進行調查。1961年9月，北京市總工會要求各企業對職工進行廣泛、深入的調查訪問。目的在于摸清職工家庭的經濟變化情況。為達到此目的，“許多單位建立了廠和車間工會的委員和工會組長、積極分子經常訪問職工家庭的制度”。[]在調查困難職工家庭經濟情況時，積極分子起了重要作用。正是通過廣大積極分子“有計劃的進行訪問調查工作，采取家庭訪問、鄰舍了解等方式”，工會才得以“掌握每一個困難戶的家庭人口、成員、收入情況、居住情況，生活安排情況等”。[]為掌握困難職工家庭的經濟動態，還“有些單位在調查摸底的基礎上，建立了職工生活卡片（包括家庭人口、年齡、就業、工資收入、居住條件等情況）”。[]通過職工生活卡片，工會可以及時了解困難職工的家庭經濟狀況。

工會在掌握了申請困難救助職工的家庭經濟情況后，由職工生活小組根據工會制定的困難救助標準討論、確定救助人選。“經過群眾評議、領導審查批準等手續”后，“張榜公布”獲得救助人員名單。[ 北京市檔案館. 勞動部、財政部、全國總工會關于職工生活困難補助的情況及今后意見的報告 Z. 檔號：110-001-01446.]

根據困難職工的實際生活狀況，工會將困難職工大致分為三類。一是“長期補助戶”，即“職工全家總收入，按家庭人口每人每月生活費不足12元、生活上確實有困難”和少數“每人每月平均收入雖在12元以上，由于生活必須的開支高于12元，不能維持一般生活水平的職工”，均列為長期補助戶；二是“臨時性補助戶”，指那些“因特殊原因”，“如職工家庭臨時發生死亡、疾病、被偷、火燒等意外不幸的事件”而“造成困難的職工”；三是“季節性補助戶”，對那些“生活水平在12至14元之間，平日生活沒有困難，遇到春節、國慶等重大節日，副食品增加開支加大，每逢季節換衣時，孩子上學交學費時，他們的生活就會發生困難”的職工，定為季節性補助戶。[]實際上，這三類困難職工的情況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對于長期困難補助戶，“如果臨時發生特殊困難而自己無力解決時，也應該給予臨時性補助”；同時，一旦長期困難戶經濟情況有所好轉，“用臨時性補助可以解決生活困難的，就不給予經常性補助”。[]

從總體上看，長期補助戶比重最大。1963年初，北京市冶金工會在8個直屬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在4320個困難戶中，長期補助戶有2870個，占66.44%。[]從整個北京市來看，在1962年第四季度受補助的149293名職工中，受長期補助的有73897名，占受補助人數的49.5%。[ 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3） M. 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P405)

在實施救助時，工會根據職工的實際困難不同，采取了具有針對性的救助方式。總體來看，主要分為以下兩種：

一是直接發給一定數量的貨幣。工會根據困難職工的申請和救助標準，直接發給困難職工一定數量的貨幣。例如，1963年北京市冶金工會直屬的8個企業支出補助費683771.06元，共計補助職工41324人次。補助后，困難職工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由9.68元，上升到11元左右。[ 北京市檔案館. 冶金工會1963年工作總結 Z. 檔號：079—001—00011.]

二是直接發放一定數量的實物。在冬春兩季，少數職工及其家屬缺少棉衣、棉被。對于此類困難，工會往往直接發給他們一些棉衣、棉被或一定數量的棉花和布匹，解決他們的穿衣和睡覺問題。在1961年第四季度的棉衣補助工作中，北京市“共補助了662個單位的3818人……共用布32302.3尺。平均每人8.5尺，用棉花5323.9斤，平均每人1.4斤。共補助棉衣3155件（包括新制和換面、添里、補花的），其中補助職工2814件，補助家屬341件”。[ 北京市檔案館. 關于職工棉衣補助工作的報告 Z. 檔號：101—001—00165.]在1962年第一季度的棉被補助工作中，北京市“共補助了586個單位的2346人……共計用布43186.5尺，平均每人18.5尺；用棉花7168.5斤，平均每人3.1斤。計補助棉被、棉褥2089條（包括新制和添里、換面、加花的），連同以前棉衣補助時解決的781條被褥計算在內，則一共補助了棉被、棉褥2870條�！盵 北京市檔案館. 關于職工棉被補助工作的報告 Z. 檔號：101—001—00165.]

無論貨幣救助還是實物救助，都需要一定數量的資金。但在不同時期，這筆資金來源有所不同。1962年10月前，“解決職工生活困難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從福利費、工會會費和工會經費中提取”。[]但是，由于困難職工人數增多和最低生活費標準的提高，北京市企業的困難救助經費隨之“吃緊”。[ 北京市檔案館. 關于國慶節、中秋節對生活困難的職工進行補助的意見 Z. 檔號：101—001—00165.]有一部分單位因困難救助經費不足，工會只好“量力而為”，降低救助標準。[]北京市光華木材廠“由于補助費有限”，在工會“討論職工困難補助的時候，總有40%—60%的申請額不予批準或減碼”。[ 北京市檔案館. 北京市光華木材廠關于職工生活水平的調查研究報告 Z. 檔號：079—001—00597.]

為解決救助資金不足問題，1962年10月26日，勞動部、財政部、全國總工會規定：“職工生活困難補助所需的經費，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解決：第一，從現有的福利費、企業獎金和工會會員交納的會費中各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額……第二，從銀行凍結的工會歷年結余經費中提用一定的金額。第三，從國家財政上撥出一定的金額，或者從銀行凍結的企業、事業、機關的結余經費中提用一定的金額�！盵]

1962年第四季度，北京全市“共需款約803萬元”。北京市總工會計劃從“工會會員會費總金額中提取40%，每月預計可以提取17.3萬元”；從“福利費中提取30%，每月預計可以提取37萬元”；從“企業獎勵金中提取20%，每月預計可以提取34.1萬元”。以上三項“連同中央分配第四季度解凍款550萬元，總計第四季度可以用于職工困難補助的經費共813萬元”。[ 北京市檔案館. 關于貫徹執行勞動部、財政部、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做好當前職工生活困難補助工作的通知”的意見 Z. 檔號：110-001-01446.]此時，從企業提取的救助資金已是杯水車薪，必須動用中央財政進行補充。

三、救助效果與意義

對黨和政府而言，1958年后的幾年，是其執政以來面臨空前危機的“非常時期”。[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劉少奇傳(下) 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P898）經濟上，工農業生產大幅下滑，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嚴重，財政赤字高懸，物價飛漲；人民生活上，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困難職工激增，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一些人思想出現波動，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政治上，中蘇同盟從分歧走向破裂，中印邊界武裝沖突不斷，美國仍在公然敵視中國，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情緒高漲。在內憂外患雙重壓力下，黨和政府并未放棄或減少對困難職工的救助工作，相反還加大了救助的力度和范圍。實踐證明，黨和政府的這一舉措，在化解此次“空前危機”上，發揮了非同尋常的作用。

首先，它解決了困難職工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使困難職工的生活得以維持下去。黨和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和精力對困難職工進行救助，目的之一就“在于減輕職工生活困難”。[]事實上，在減輕職工生活困難上，黨和政府進行的救助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北京市公共汽車公司司機朱壽良，月工資66元，全家7口人，每人每月平均收入9.43元，因為生活困難，經常向互助會借款，申請困難補助后，工會每月補助他18元，最低生活有了保障。[]1961年冬天，北京市補助困難職工棉衣3155件，保證了“絕大多數缺棉衣的職工都穿上了棉衣”。[]據北京市2335個基層單位1061002名職工統計，1962年第四季度受到經常性和臨時性補助的共有149293人，占職工總數的14.07%，補助金額4379735.3元，平均每人補助29.34元。1963年第一季度，據541101名職工統計，受到經常性和臨時性補助的共74194人，占職工總數的13.71%，補助金額2594139元，平均每人補助34.96元。[](P405)正是在黨和政府的積極救助下，這些生活陷入困難的職工家庭才維持了最低生活水平，度過了嚴重的困難時期。

其次，它密切了黨和群眾的關系，加深了職工及其家屬對黨和政府的愛戴。當職工群眾陷于生活困境時，如果黨和政府袖手旁觀，無疑會激起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與疏離。而“困難補助工作生動地體現了黨委對職工無微不至的關懷，把職工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有困難的職工經過補助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生活困難，而且加深了對黨的感激和愛戴”。[]北京運輸公司裝卸工人周海亭的女兒給工會寫信說：“各位領導叔叔，我感謝黨給我們的補助，真頂大用，能買玉米面100斤，能交上兩個人的學費，我要好好的上學，以感謝黨，毛主席萬歲！”[ 北京市檔案館. 六二年春節職工困難補助工作總結報告 Z. 檔號：079—001—00206.]北京市房屋修繕公司瓦工陳德厚家，9口人只有兩條被子，愛人和大女兒晚上睡覺不能脫衣服。當工會主席給他家送去棉被時，他妻子感動地跪在毛主席像前不住地磕頭，連聲囑咐孩子，永遠不要忘了黨和毛主席的恩情。[]對困難職工的救助，還感染了那些生活并不困難的職工。石景山鋼鐵公司工人王勛臣說：“黨和國家在經濟比較困難的時期，還這樣關心職工生活，我雖然不是困難戶，組織上幫助同志們解決生活困難，我看著也高興”。[]可見，對困難職工的救助，既加深了困難職工及其家屬對黨和政府的感情與聯系，又感染了其他職工。這對于增強黨的執政基礎，顯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再次，它轉變了困難職工的生產態度、激發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冶金行業的困難職工說：“國家在財政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政府對工人階級生活還這樣無微的關懷……黨幫助我們解決了生活上的負擔，今后一定把心思用在生產上去”。[]石景山鋼鐵公司運輸部的8名困難職工，由于生活困難，整天考慮如何吃飽、穿暖，業余時間也多是忙著開荒種地，沒有心思搞生產。經過救助后，他們的思想和工作態度都有了較大轉變，利用業余時間，擦洗了74組無人管理的道岔。[](P406)北京汽車制造廠三個重點單位受到救助的職工說：“只有在生產上拿出實際行動來，才能答謝黨的恩情�！痹谑芫戎�的143名職工中，1963年第一、二季度獲得先進生產者稱號的8人，評為一等獎的33人，二等獎的74人，三等獎的23人。在三個單位中，得二等獎以上的職工，占職工總數的60%，而在受到救助的職工中，得二等獎以上的，占受救助職工總數的80%。[ 北京市檔案館. 北京汽車制造廠三個重點單位困難補助工作調查報告 Z. 檔號：079—001—00030.]

綜上所述，黨和政府對困難職工進行的積極救助，“保證了職工的最低生活，減輕了職工的生活困難程度，密切了黨群關系，激發了職工的勞動積極性”。[]而這對于保持社會秩序穩定、恢復、發展生產，以及增強黨和政府應對外部挑戰的能力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959年后，關于“社會秩序不好”、“盜竊事件日益增多”、“人心不安”的反映不斷出現。[ 北京市檔案館. 城市群眾生活的一些情況 Z. 檔號：002—020—01088.

Discuss and analysis on the relief of workers in straightened circumstances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government of China during 1959 to 1963——enterprise workers with Beijing as an example

ZHU Yun-he ZHU Han-guo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years 1959 to 1963 were a period of extreme economic and social difficulty in China, and a time when the numbers of workers in straightened circumstances greatly increased. At a time of unusual economic stress,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government of China invested much money and energy in implementing pro-active and timely help for hard-up workers. Aid punctiliously suppli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government of China helped the working people to get through these difficult years, inspired them with the courage and confidence to combat hardship, strengthen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accelerated the recovery and growth of production, and guaranteed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al order.

Keywords: Beijing；relief; enterprise; worker

]不少地方接連發現“打倒餓人政策，消滅共產黨”等反動標語。顯然，這些現象的出現與人民生活困難不無關系。黨和政府對困難職工的救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會不安定因素，保證了社會秩序的穩定，為國民經濟調整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工業領域的調整，不但要調整不恰當的計劃數字和企業秩序，更要調整處于生產第一線的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未能取得預期結果的“大躍進”運動，嚴重打擊了企業職工的生產積極性，而生活困難又進一步導致職工無心生產，勞動積極性低落。黨和政府的救助，保證了困難職工的最低生活，穩定了他們的生產情緒，消除了其他職工對生活繼續惡化的擔憂。在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下，廣大職工團結一致、奮力生產，促進了生產恢復和發展，加速了國民經濟的調整速度。

黨和政府對困難職工的救助，進一步密切了黨群關系、凝聚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增強了全國人民的團結。國內社會秩序的穩定、人民凝聚力的增強、國民經濟的加速恢復和發展，為黨和政府從容應對外部挑戰準備了社會環境、群眾和物質基礎。而這一切又與黨和政府在救助困難職工上所作的努力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