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發表于《史學集刊》2012年第5期。為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號10&ZD077.]
(北京師范大學)
[摘要] 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對象涉及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但重點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構成、社會建設和社會生活變遷三大部分。中國當代社會史應以剖析社會結構為基礎,以論述社會建設為核心,以揭示社會生活變遷及其規律為目標。目前的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仍面臨種種難題。當下首要任務即是系統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有關當代社會史的研究資料。在研究中,力圖把個案研究與社會的整體研究結合起來;把靜態分析與動態研究結合起來;注意當代社會生活變革與政治變動的互動關系。
[關鍵詞]社會結構 社會建設 社會生活變遷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深化,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日益為人們所重視。我們從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情況也不難看到這一點。如2008年,行龍主持的“集體劃時代的山西農村社會研究”課題,被立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2010年,朱漢國主持的“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課題,被立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12年,李文主持的“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理論與方法研究”課題,被立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等等。經學人們的努力,近年來已有一批探討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如田居儉:《把當代社會史提上研究日程》,《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張世飛:《試論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姚力:《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學術視野與問題意識》,《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期;朱佳木:《努力構建中國當代社會史學科體系》,《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6期;李文:《國史中的社會史:內容和框架結構》,《中國地方志》2011年第1期,等等。2011年,學人們在安徽師范大學、河北大學還相繼召開了“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現狀和學科體系”、“新中國社會變遷與當代社會史研究”學術研討會。綜觀學界有關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學人們在諸多問題上的研究,其認識仍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本文試圖就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談一點粗淺的認識。
一、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對象
關于社會史研究對象,自上世紀80年代始,學界已有各種表述。
有人認為,“社會史的對象,應該說是社會整體發展的全過程,其研究范圍極為廣泛”。[張靜如:《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有人認為,社會史研究的對象,“不是包羅政治、經濟、文化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現象的歷史,而是研究人類有史以來賴以生存并必然結成的社會本身的歷史”。[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
有人認為,社會史的研究對象,就是“人們的群體生活與生活方式”。[馮爾康:《開展社會史研究》,《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
還有人認為,“社會史根本不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而是一種運用新方法、從新角度解釋的新面孔史學”。[趙世瑜:《社會史研究呼喚理論》,《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概括學人們的觀點,我們認為其爭議主要有二:其一,社會史究竟是一門獨立的史學分支,還是一種史學的研究視角或范式;其二,社會史所要研究的究竟是社會發展的整體過程,還是僅限于社會發展本身。
上述學術界關于社會史研究對象的爭議,迄今仍未達成共識。正在日益展開的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也同樣凸顯著人們對研究對象的不同認識。
張靜如是較早倡導研究中國現當代社會史的學者。他于2004年、2011年相繼推出了2卷本的《中國現代社會史》和5卷本《中國當代社會史》。這兩部著作反映了他關于社會史研究對象的認知。他認為,“社會史是一門綜合性學科,是歷史學中層次最高部分,立于各類專史之上。”“研究社會,必須考察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考察社會組織、社會階級和階層、社會關系、社會意識形態、社會心理、社會生活方式、人們的思維方式、社會習俗,等等。總之,研究社會,就要研究物質和精神生活諸方面。所以研究社會史,也就是研究社會生活諸方面之史的演化和變遷。所以社會史的對象,應該說是社會整體發展的全過程。”[張靜如等主編《中國現代社會史》之“自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頁。]
在此,不妨摘錄張靜如主編的《中國當代社會史》第一卷的目錄:
第一章經濟/第一節經濟制度/第二節經濟體制/第三節工業/第四節農業/第五節/商業貿易/第六節財政金融
第二章政治/第一節國體和政體/第二節國家機構/第三節政黨制度/第四節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第三章教育科學文化/第一節教育/第二節科學技術/第三節文化
第四章外交/第一節外交方針/第二節外交成就
第五章人口婚姻家庭/第一節人口/第二節婚姻家庭
第六章階級階層/第一節農村階級階層/第二節城市階級階層/第三節新條件下的分層
第七章物質生活方式/第一節對社會遺留問題的處理/第二節物質生活方式的變遷
第八章社會意識/第一節社會心理/第二節社會意識形態[張靜如主編:《中國當代社會史》(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由此可見,在張靜如這里,中國當代社會史是以當代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過程為研究對象,所要研究的內容包括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諸方面的發展過程。但這樣的社會史與通史又有什么區別呢?
李文在《國史中的社會史:內容和框架結構》也闡述了他關于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對象和內容的認知。他認為,“中國當代社會史是作為中國現當代史的一個分支學科出現的,它研究的是當代社會層面的發展變遷及其演化規律。具體說來,它是以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和和諧社會建設為主線,以中國當代社會史學科體系構建和專題研究相結合,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整體布局(包括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全面考察當代中國社會,包括社會政策、社會變遷、社會構成、社會生活、社會思潮、社會文化以及社會問題及社會治理等。”[李文:《國史中的社會史:內容和框架結構》,《中國地方志》2011年第1期。]依據此認識,李文還構建了擬編寫的中國當代社會史的框架結構。他把中國當代社會史的主體內容分為五章:第一章,新中國的人口和民族;第二章,新中國的社會政策與社會建設;第三章,新中國的民眾日常生活;第四章,新中國的社會文化;第五章,新中國的社會階層和社會流動。[李文:《國史中的社會史:內容和框架結構》,《中國地方志》2011年第1期,]
李文的認識,有許多真知灼見。如他認為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是“當代社會層面的發展變遷及其演化規律”。我極其認同。他闡述的中國當代社會史具體內容,也的確是當代社會史所要研究的重要內容。但問題是,他所構建的中國當代社會史框架及內容,并沒有告訴人們為什么只能是這些內容,各部分之間有何內在的邏輯聯系。因此,我懷疑,憑其所闡發的框架內容能否揭示“當代社會層面的發展變遷及其演化規律”?
姚力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的《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學術視野與問題意識》,是一篇有關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力作。她在文中以“國史之分支”來定位當代社會史的學科。她認為“當代社會史是國史的一部分,而國史是通史,不僅要反映影響全局的重大歷史事件,還要描述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不僅要重視上層決策和制度,還要關注基層社會的運行和社會問題的起落;不僅要記錄領袖和精英人物的活動,還要呈現無名小卒的喜怒哀樂。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對象正是國史中的另一個面相,它研究社會結構、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及其社會意識的變動過程。……當代社會史與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等國史分支一起,共同促進對國史系統、全面的認識,從而使國史真正成為通史,成為人民群眾的歷史,使國史研究真正成為獨立的史學分支學科。”[姚力:《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學術視野與問題意識》,《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期。]
姚力關于當代社會史研究對象的論述,反映了與前述張靜如觀點明顯的不同。她關于國史研究對象的論述,以及當代社會史內容的闡述,我也認同。但她關于當代社會史與國史關系的論述,有欠妥之處。國史作為通史,無疑要反映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的發展狀況,但它不是當代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等簡單的綜合。當代社會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史學分支,應有自身的內涵,自身的發展過程和規律。
張世飛在2008年發表了《試論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在文中,他認為:“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對象,在內涵和外延上都比中國近現代社會史更為豐富。在內涵上,中國當代社會史不同于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的,不僅僅是時間跨度上的不同,而是比中國近現代社會史更為寬泛的內容。在外延上,中國當代社會史所涉及的范圍之廣,領域之廣,行業之多,人員之眾,都是中國近現代社會史所不能比擬的。”[張世飛:《試論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貴州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但觀其全文,并未見張世飛闡發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具體對象。
那么,究竟該如何來確定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對象呢?
我曾經撰文論述過社會史研究的對象問題,[參見朱漢國:《關于社會史研究的若干問題》,《史學月刊》1998年第3期。]認為社會史研究對象較為適當的表述應包括社會基本構成和社會運行兩大部分。
但是,我今天對以往的觀點有所修正。我認為,隨著社會自身的發展,社會史研究的對象不同時段應有所不同。中國當代社會史作為當代中國的一門專史,既是中國古代社會史、近代社會史的接續,又有其自身的特點。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對象涉及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但重點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構成、社會建設和社會變遷三大部分。
社會構成主要包括當代中國的人口、家庭、社區、群體等。社會建設涉及到國家和社會力量為保障社會正常運行而采取的各種措施,其措施包括國家的社會調控、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與完善、社會管理體系的建立與完善等。社會變遷表現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也是人類社會建設的結果。社會變遷涉及到社會各層面的變化,但其最終變化必然要反映到社會民眾日常生活的變化、社會習俗的變化上。因此,社會史必然要研究社會變遷,必然要研究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習俗的變遷。
從當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來看,中國社會的發展,不僅僅是個自在的發展過程,而是個自覺的發展過程。新中國成立后,為保障社會的良性運行,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建設的內容。社會建設作為黨和政府的一種自覺行為,是有別于中國以往政府的一個特點,也是中國當代社會史發展的一個特點。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也體現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
因此,我認為中國當代社會史應以剖析社會結構為基礎,以論述社會建設為核心,以揭示社會變遷及其規律為目標。
二、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內容
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對象決定了研究的內容。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當代中國的社會構成研究
當代中國社會的構成狀況,是社會建設的前提和基礎,也是中國當代社會史首先要研究的內容。
社會結構包含著一些重要的構成要素,如人口結構、家庭結構、城鄉結構、社會階層結構、社會組織結構等。中國當代社會史不僅要對當代社會基本構成的各要素作靜態的分析,更要對這些社會構成要素作動態的考察,考察當代中國成立60多年來各種社會構成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自身的變化,并揭示其特點。
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經60多年的變革,呈現了與以往社會不同的一些特征:
1、人口數量的劇增與人口結構的漸變。人多且增長率高,是當代中國人口結構的一大特征。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近5億人,已發展到2011年的13億多。在人口數量激增的同時,當代中國人口結構——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受教育程度、空間分布等,也在發生漸變。
2、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形成與弱化。隨著當代中國城鎮的發展,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城鄉不同戶籍管理制度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強化。但1978年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農村城鎮化趨勢的加劇,城鄉二元結構開始弱化。
3、社會單位體制的形成與弱化。“單位”是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當代中國社會是一個由極其獨特的兩層結構所組成的社會:一層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和政府,另一層則是大量相對分散和相對封閉的一個個的單位組織。尤其是城市社會成員總是隸屬于一定的“單位”,如在學校屬于學校單位,參加工作屬于工作單位,退休以后不僅仍屬于原工作單位,同時也屬于街道單位。在“單位”里,人們之間彼此相互了解,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朝夕相處、相互影響和依賴。與此同時,由于單位壟斷資源分配,個人與單位的關系變得異常的緊密。人們從搖籃到墓地,生生死死都離不開單位。 1978年后,單位制雖依然是城市社會的基本組織制度,但其賴以生存的基礎條件逐漸發生了變化。隨著單位制基礎的變化,中國社會結構也在發生變化。
4、階級和階層的劃分及其演變。按照一定的標準,把國民劃分成不同的階級和階層,是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呈現的一個特殊現象。從1949年至1978年,階級型的社會結構現象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展。1978年后,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意識的變化,原有階級、階層構成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當代中國社會構成上述特征的形成與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變革息息相關。它反映了社會結構在當代中國的變化,又影響了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展開和社會的整體變遷。研究當代中國社會構成的各要素,分析當代社會結構主要特征形成的原因及影響,無疑是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
(二)中國當代社會建設研究
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內容與發展過程,是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核心內容。一部當代中國社會史,實際就是一部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
關于社會建設的具體內涵,現有不同的理解。孫中山1917年發表的《民權初步》,曾被他稱為“社會建設”。[見孫中山《建國方略》目錄,上海民智書局1922年出版。]不過,孫中山所說的社會建設,實際上是基層社會政治生活建設,與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建設差異很大。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中較為詳盡地闡發了社會建設的內涵。他把社會建設概括為六個方面:優先發展教育;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完善社會管理。[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圍繞胡錦濤闡述的社會建設內涵,學人們對社會建設的具體內容作了不同的解讀。陸學藝認為社會建設涉及九個方面的內容:社會結構的調整與構建;社會流動機制建設;社會組織建設;社會階層利益關系協調機制建設;社會事業建設;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社區建設;社會安全體制建設;社會管理機制建設。[陸學藝:《關于社會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卷第1期,2009年2月。]盧衛紅認為,社會建設的任務主要有四個方面:有效整合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各種力量良性互動;加強社會制度(機制)建設;社會組織建設;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的發展。[盧衛紅:《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理論科學內涵解讀》,《東岳論叢》第30卷第10期,2009年10月。]
我認為社會建設的根本目標就是確保社會正常運行,有力地促進和諧社會的發展。因此,研究中國當代社會建設,要重點研究國家和社會力量為保障社會正常運行而采取的各種舉措,研究這些舉措的實施過程及其影響。其主要內容應包括以下幾方面:
1、社會調控機制的變化。社會調控是指國家和社會力量調節社會關系和控制社會矛盾,維系社會的穩定發展的舉措。社會調控體現了國家權力對社會發展的政策關系,也體現著政府駕馭社會經濟發展和控制社會矛盾的能力強弱和成熟水平,直接關系社會的穩定。社會調控機制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行和制約社會矛盾的重要控制系統,由各種有關的政策和組織結構綜合而成。它包括法律制度的理性強制,也包括道德品質的情感調節和社會契約的合理協調等。
2、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發展。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60余年來,黨和政府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社會保障方針。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和商業保險為補充,初步建立了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但從總體上看,當代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完善,還存在覆蓋面小、保障水平低等問題。中國當代社會史應重點研究我國在社會保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經驗與問題,尤其側重于探究在建立和完善社會救助制度、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經驗與教訓。
3、醫療衛生保健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大力發展公共衛生事業,建立和完善城鄉居民基本的醫療保健體系,是社會建設又一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60余年來,我國在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有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如合作醫療,是由我國農民自己創造的互助共濟的醫療保障制度,在保障農民獲得基本衛生服務、緩解農民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4、社會管理體系的籌建和完善。社會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為促進社會系統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監督和控制的過程。經過長時間的歷史性變革,中國已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體系。
(三)中國當代社會生活變遷研究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隨著黨和政府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開展,城鄉居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代社會史研究應系統而全面地反映城鄉居民生活所發生的變遷。這方面的研究,我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來展開:
1、當代社會分工與勞動生活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后,新的社會制度重新劃分了社會階層,社會出現了新的分工。不同階層形成了不同的群體,新的社會分工,有著不同的勞動生活樣式。不同的勞動方式,與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當代社會生活變遷的研究,必須首先考察當代中國社會分工與各群體勞動方式的變遷以及與日常生活的關系。
2、民眾的日常生活變遷。民眾的日常生活,主要指人們每天從事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質層面上的消費生活。當代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最終落實到民眾生活方式的變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新中國成立60余年來,人們經歷了物質匱乏的票證時代到如今的物質相對豐富階段,全中國十三億民眾基本擺脫了貧窮,進入了溫飽和小康社會。當代社會史研究必須選擇若干案例,系統而全面地論述當代中國民眾日常生活的變遷過程。
3、民眾的文化生活變遷。在當代中國,隨著民眾物質生活的豐富和提高,人們的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極大的充實。人們的精神生活,其內容既包括日常的文化生活、娛樂生活,也包括人們的宗教信仰,以及生活態度和生活價值觀的變化。新中國成立60余年來,黨和政府極其重視群眾的文化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設。從1950年代的群眾性文化運動的開展,到1980年代“五講四美三熱愛”的精神文明建設運動的開展,中國民眾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極大的充實和豐富。當代社會史研究必須兼顧城鄉差別,關照東西部各地區的差異,全面地論述當代中國民眾文化生活的變遷。
4、社會習俗的變革。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社會的習俗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移風易俗”是黨和政府推動社會生活變革的重要政策,也是導致民眾的日常生活習俗變化的強力因素。當代社會史必須系統地研究“移風易俗”政策對破除社會陋俗的實效及“破四舊”的失誤,以期對移風易俗及其功用進行科學評估,探索民俗變遷的內在規律。
三、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難點及建議
近年來,由于國家的重視和學人的努力,當代國史研究和新中國成立前的社會史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這些都為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對于草創期的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而言,仍面臨許多難處,主要表現為:
1、研究資料缺乏系統的收集和整理。歷史研究離不開史料。對于當代社會史研究來說,不是缺乏史料,而是缺乏現成的史料。當代社會史研究資料,可以說浩如煙海,但它仍藏于我們的檔案館、圖書館、資料室,仍藏于我們身邊的某一角落,甚至藏于我們每個人的胸中。因此,我們首要的任務即是系統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有關當代社會史的研究資料。
如何收集和整理當代社會史資料?我認為,基本途徑有三:
第一,深入檔案館、圖書館等,作系統而全面的文本調研。我們的檔案館不僅藏有大量的有關政治、經濟等資料,而且藏有大量的有關社會生活的資料。如北京市檔案館所藏的北京市委辦公廳、北京市勞動局、北京市總工會等單位的檔案中,藏有涉及北京工人生活的檔案2000余卷。[朱云河:《北京產業工業工人生活研究(1956-1966),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第13頁。]前幾年,我在研究“當代北京市居民的消費生活方式變遷”課題時,[參見朱漢國、張太原:《當代北京市居民的消費生活方式(1956-1998)》,北京出版社,2005年5月。]曾深入北京市各區縣檔案館,發現各檔案館均藏有涉及北京居民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工人工資問題、農民生活問題等材料。此外,圖書館收藏的各類報刊,也刊有涉及民眾生活狀況的材料,如報紙的社會版,雜志中學者們的各類社會調查報告等。所有這些,都有待于我們去收集和整理。
第二,深入鄉村、社區、廠礦、企業等,收集各基層組織所藏的有關本單位人員的生活資料。在這方面,一些學者已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山西大學行龍等人,近十年來堅持不懈地走向農村,搜集了一百多個村莊、上千萬件原始檔案資料,擬編輯《集體化時代中國農村檔案資料選編》叢書公開出版。南開大學的張思也多年致力于農村社隊記賬簿的收集。
第三,深入到城鄉居民身邊,進行口述史資料收集。反映最基層民眾日常生活狀況,是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內容之一。但基層民眾的日常生活,文獻資料中記錄甚少。這需要我們深入到他們中間,觀察、記錄他們的生活實態。一些社會學者為我們做了一些示范性工作。如社會學者陸藝等人主持的“中國百村調查”,選擇了中國100個村莊,通過對這些村的農戶調查,較具體地反映了這些村1949年以來農家生活的變遷。[《中國百村調查叢書》已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再如社會學者蕭樓用了近10年時間,對浙江一個名為“夏村”的村莊進行了調查,寫成了《夏村社會:中國“江南”農村的日常生活》一書,[蕭樓:《夏村社會:中國“江南”農村的日常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10月。]較詳盡地反映了1976年以來夏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他寫作的依據主要是自己對夏村村民生活的觀察和了解,包括大量的口述資料。
2、研究內容面廣、量大。中國的現實國情是人多地廣,東部、西部之間,南方、北方之間,城市、鄉村之間,港澳臺、內地之間,以及各民族之間,其生活水平和習俗,存在一定的差異。如何處理中國社會發展的地區差異性問題,如何全面而客觀地反映中國當代社會生活的變遷,是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難點之一。對此,我們在研究中務必注意兩點:
第一,把個案研究與社會的整體研究結合起來。在現已發表的有關社會史研究中,往往會出現兩種傾向:一是對一些問題的論述過于寬泛。如對社會生活的研究,無視城鄉間、群體間的差異,把一些類似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出現的現象推及到全國,把一些青年群體中的生活現象推及到全民。二是限于一些個案的探討,過于瑣碎。要全面地反映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全貌,必須點面結合,把個案研究與社會整體研究結合起來。
第二,把靜態分析與動態研究結合起來。人們的生活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即使較落后地區的社會生活也是處于變動過程中。因此,我們面對一些各地區、各群體反映生活狀況的數據,一定要歷史地分析,考察其發展的過程,以全面地反映當代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及規律。
3、當代社會史研究所涉問題深受政治變動影響,如何處理中國當代社會史與政治史關系,把握社會史自身發展脈絡,既是研究的重點,也是難點所在。
當代社會生活與以往社會生活不同的一個顯著特征,即是社會生活變革深受政治變動的影響。政治思想和政治運動主導著社會建設和社會變革,政治意識形態滲透到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如何估量政治變動對社會建設、社會變遷的影響?如何審視政治意識形態對社會生活的滲透?如何看待社會建設和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化傾向?這是富于挑戰性的理論問題,也是當代社會史必須解決的難點問題。
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關于當代社會生活變革與政治變動關系之研究,大體上有兩種研究視角:其一是把社會生活變革與政治變動并列論述;其二是社會生活變革置于政治變革之中。我認為這兩種研究視角都有欠缺之處。如把社會生活變革與政治變動并列論述,就無法透視社會變革與政治變動的互動關系。如把社會生活變革置于政治變革之中,就無法總結當代社會史自身的發展脈絡與特征。我認為,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應以當代社會自身發展過程為主線,應圍繞當代社會基本問題而展開,應以探究當代社會生活變遷及其規律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