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紀：中國精神的傳統基源與現代轉換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中國精神不是一個新問題。它的直接源頭是19世紀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帶來的國家意識的覺醒。關于這一問題之于現代國家的重要性，梁啟超曾于1902年《新民之議》一文中指出：“凡一國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后群乃結，國乃成。”那么，決定著中國歷史存續與現代命運的精神是什么？自嚴復、梁啟超、辜鴻銘始，中國知識界給出了種種界定，要言之，無非是愛國主義和改革創新兩大主題。正如習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所講：“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愛國主義精神傳統。中國文明之所以綿延5000余年依然活力充沛，核心力量就是這一民族歷久彌堅的國家認同意識。從歷史看，這種國家認同的形成，與自仰韶文化就開始占據主導地位的農業生產方式有著密切關聯。這種生產方式以家庭為基本單元，以村落為聚居形式，可稱為家庭經濟或村落經濟形態。由此形成的社會模式則依托于血緣，即由血緣關系構建的家族共同體。與此相應，中國傳統國家基本上是這種血緣關系的放大形式。所謂“國家”，不論是先有國還是先有家，或者先有家再有國，家國一體或家國同構均構成了它最重要的屬性。比如，中國古代的國家政治講究“以孝治天下”，就是要將家族倫理放大為國家倫理，在君臣、官民之間建立一種擬血緣關系。這樣，如果人們認為愛家是無條件的，是人基于血緣的自然本能，那么在國家層面，愛國就同樣不需要理由，它發于情感，同時也是人應自動承擔的政治責任。

　　在傳統中國，由于家族模式被視為國家建構的范本，使得傳統的愛國主義帶有強烈的倫理或宗族屬性。比如，在現實層面，家庭內部有父親，與此對應，國君或帝王則被視為天下人共同的家長。這樣，家庭內部的孝也就自然而然地轉換成了對國家的忠。在歷史層面，家族史與民族史被以類比的方式推演出來，即：家族因有共同的祖先而有了團結互愛的理由，民族則因共同作為炎黃子孫而擁有了與家族類似的一體性。這種建立在血緣和家族關系基礎上的國家論述，與西方古希臘建立在公平正義基礎上的城邦論述以及基督教基于共同信仰的論述相比，最大的差異就是中國愛國主義精神所體現的倫理屬性。到今天，我們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仍然是在用家族內部的血緣情感，作為民族團結的隱喻。

　　除了對國家倫理的孕育，中國傳統農耕生產方式的另一項重大成就，是在人與土地之間建構起了牢固情感。農耕是用鋤頭與大地對話的生產方式，對土地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中國藝術之所以歌詠自然、哲學之所以講“天人合一”，都離不開農耕文明所構建的這種人地關系。同時，土地是農耕民族最重要的財富，這種財富的最大特點是不可移動。中華民族之所以眷戀故土、安土重遷，根本原因就是他的財富是非便攜的，對土地的依附是他面對時局變亂不得不作出的選擇。據此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愛國主義，是和愛土地的意識密不可分的。每個農民對自己土地的眷戀，其實也就在國家層面匯聚成了普遍性的愛國情感。

　　中國傳統的愛國主義是被“鄉土中國”限定的愛國主義。這使其在現代社會具有作出調整的必要。30余年來，經過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社會不再是傳統的農業社會。農業人口的流動、尤其是當代社會的城市化進程，導致很多農民改變身份，成為城市居民。這種趨勢，使傳統上建基于土地、村落、宗族基礎上的家國情感，有從內部被掏空的風險。但是從歷史看，愛國主義精神一方面來自農耕文明的孕育，另一方面，經過儒家數千年的人文教化，它已從實踐形態轉化為觀念形態，即它已擺脫生產方式的束縛，成為一種全民族的共同價值觀。同時，社會對民主、公平、正義等現代價值原則的接受，則為愛國主義提供了新的內容。據此可以看到，在現代與傳統之間的碰撞和激蕩中，愛國主義其實存在著變與不變的雙重維度：從變的角度看，市場經濟以及民主、公平、正義等觀念，有助于使傳統愛國主義擺脫基于血緣本能的盲目性，變得更趨理性；從不變的角度看，傳統文化培育出的基本價值觀，如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國家內部反分重合、人際之間重德守信、個體自強不息等，則已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認同，具有超越時代的精神特性。這意味著，現代形態的愛國主義，既深植于傳統，又是以傳統為基礎“接著講”的。這種“接著講”的特性意味著，既然中國精神包括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兩方面，那么這種創新精神本身就包含著對愛國主義的重新定義，并賦予它時代性的內涵。

　　關于改革創新，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的批判，最重要的指向就是它的封閉守舊。但這種觀點在具有合理性的同時也存在誤解。從哲學看，中國人自《周易》始，從來是強調“變易”的，對新事物并不抵制。從歷史看，自周王朝封土建藩到清王朝的戊戌變法，從來都不缺乏改革創新精神。這些改革之所以多以失敗告終，并不是因為社會缺乏變革的決心和意圖，而是社會的生產方式對其難以形成有效的支持。按照馬克思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論述，在中國傳統農耕經濟模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政治和文化變革就缺乏基礎，科技創新也缺乏內在動力。也就是說，傳統中國不是缺乏改革創新精神的問題，而是缺乏新的生產方式對這種意圖提供支持的問題。在當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改變了這種狀況，當然也就為改革創新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

　　因此，基于對國家民族負責的精神勇于改革創新，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應對當代社會發展中的種種難題，就成了每一個有責任感的中國人所應承擔的歷史使命，這也是愛國主義精神在當代的最重要體現。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原文化發展與中華民族精神建設研究”課題組成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