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金文集成”研究進展匯報

一、項目進展順利

2011年下半年，國家社科重大項目“陜西金文集成”繼續搜集資料，并直接到省內多家博物館進行青銅器銘文拍照和拓片制作，得到各地文物主管部門和博物館領導的支持，及工作人員通力協作和幫助。

到8月中旬，基本完成了寶雞市轄的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寶雞周原博物館、岐山周原博物館、以及扶風、岐山、陳倉等12家博物館收藏的有銘青銅器金文資料的制作。為項目涉及藏品量最大的地區。除了因為國內外有關展覽的30多件不在藏所者，完成資料制作的銅器460余件。寶雞地區的資料完成后，基本上可到達項目涉及金文資料總量的三分之一。其后主要是及時聯系外展文物回歸的信息，將未做的資料補充完成。

9月份以后，完成了咸陽地區涇陽縣博物館所藏高家堡西周墓地銅器銘文資料等。

同時，在項目組成員、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生近藤晴香的幫助下，獲得了日本天理參考館等收藏單位的支持，收到部分銅器銘文的照片和拓片資料。與有些博物館、美術館建立了聯系的渠道，擬采取求購或我們赴日制作金文資料。

美國是海外收藏陜西出土金文資料最多的國家，已明確具體收藏地點的有10多個博物（美術）館。我們通過多方努力，與有關收藏單位取得了聯系，按照項目要求直接去美制作金文資料，大多數博物館反饋了歡迎的意向。所以，我們提出了赴美的申請，近期已獲批準，定予12月4日去美，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華盛頓賽克勒博物館和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等近10家藏所搜集、制作早年流入美國的金文資料。

二、落實了部分金文資料的藏地

無論是國有、地方或私家博物館（院），文物藏品并非固定不變，所以已經發表或者著錄過的文物及金文資料信息，經過許多年后，就發生了轉移變更。公開發表和出版的書刊上所記載的信息，許多已不存在，如果按圖索驥，往往會無功而返，為研究工作帶來許多困難。正如我們在項目設計過程中就提出的，項目的完成，可以準確的落實金文資料及文物的流轉和現階段的收藏情況。

例如，我們在調查渭南地區金文資料的過程中，了解到渭南南堡遺址1970年代出土的莘邑矛等3件銅器，現已不在有關資料所記載的藏地。因發表資料的人早已去世，問詢現在的許多工作人員，以及單位和上級領導，已經無人能提供這些文物的去向。

此后，在咸陽地區也遇到類似情況。永壽縣店頭鄉出土的逆鐘1組4件，有關書刊記載或說藏地為咸陽市文管會，或說藏永壽縣文化館。但我們到咸陽市文物部門了解，有關博物館都找不到這些器物，現在的工作人員和館、局領導無人可說清到底在哪里？既然有藏永壽縣的說法，那么我們就趕到那里去。找到文化館的的領導和工作人員，有的說不知道，有的說曾聽說過，但沒有見過，還希望在我們搜集到資料以后為他們提供一些照片。后來又聯系已經退休的文物干部，回答也只是聽說，從未見過原物。

后又聯系到上世紀80～90年代在省、市文物管理部門工作，后調別任的領導才有了比較可靠的信息，說是80年代后期調撥到天津博物館，具體情況在省文物局檔案室可以查。接著，我們到文物局檔案室逐年、逐月翻檔案。經過兩天的查找，找到了多宗文物調撥的信息。特別讓人高興的是找到了渭南莘邑矛等銅器去向，實際是在上世紀的80年代調到陜西歷史博物館。

除了陜西省內文物流動外，省外乃至國外的部分文物流動情況，也有所了解。諸如上海館的大盂鼎、故宮的亡（大豐）簋等，已調國家博物館。清光緒16年陜西扶風出土的1件克鐘，原藏日本寧樂美術館，近年回流國內，被故宮博物院購藏。從而使許多銅器藏地重新得以廓清，避免了以訛傳訛的現象。

三、核實部分同銘器的數量

過去的金文著錄收集，多因傳抄并不對金文資料進行核對，難免互有錯訛。項目設計要求需對實物拍照和對銘文的拓印，就需找到原器，故發現了一些同銘器在以往著錄中的不確處。

如我們在核對叔噩父簋資料時，發現過去著錄均為3件。《殷周金文集成》記上海博物館藏1、故宮藏1、英國牛津大學雅士莫里博物館藏1。拓片分別有蓋、器各1張，蓋銘為23字、器銘8字。《陜西金文彙編》錄拓片3張，分屬2器，為1器2蓋，但均無藏地說明。

經對比可知：《集成》謂曾藏上海，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國博）的04056蓋銘與《陝金》之一六四蓋銘為同蓋所拓。器銘為后者所無，但與上博現藏的器銘顯系同銘所出，但上博蓋銘則未著錄；

《集成》藏上博的04057蓋銘與《陝金》一六三蓋銘系同器，后者無器銘。但均與上博現藏蓋銘不類，也不同于后器銘之拓，可知蓋、器拓本均非上博所藏者。故此或實為調國博之器的2拓片。

《集成》指藏牛津雅士莫里博物館器的2拓，《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亞（雅）士摩蘭（里博物館）器銘全同。《陝金》一六三之器銘拓又同于前兩組之蓋銘，知其記錄有誤，將本為牛津之蓋銘錯作另一器銘拓。

如此、則可辨現藏上博器之器銘拓已著錄，而蓋銘拓未著錄。上博轉國博器之器、蓋拓本著錄于《集成》，蓋又錄于《陝金》。雅士藏器之蓋、器拓于《集成》、《遺珠》均已錄，但拓本均不理想，后者還有黑白器照片。如不誤，可知《集成》04056、1（有于省吾印鑒）、《陝金》一六四蓋拓片（拓本帶有蓋口）之原器，實缺具體藏地。鑒于《集成》04057、2器銘拓片亦有于省吾印鑒，不排除其與04056、1確為同器之蓋、器拓片，并有藏上博的記載，墨拓不勻的特點也相似。或是一套拓本，原藏于氏，器后轉商氏收藏（有加蓋的商氏吉金印鑒，與04057、1同），現藏國博。如此，則《集成》04057蓋、《陝金》一六三蓋拓之原器不知所存。但無論何種可能，均可知師噩父簋傳世的應有4件，其一不知藏所，尚需繼續求索。

以上的工作進展情況說明本項目的設立，對金文、商周青銅器等方面的研究整理，均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項目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