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翻譯與經文辯讀”暑期國際研討班在北京舉辦

2011年8月3日至7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古代經典英譯本匯釋匯校”項目課題組主辦，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協辦的暑期國際研討班在北京舉行。來自海內外的11位著名學者和來自全國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40余位青年學者與會，圍繞著“經典翻譯與經文辯讀”這一主題進行了專題研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耿幼壯教授主持了此次研討班，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授應邀致辭，并就會議主題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此次共有9位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作了專題演講，分別是：斯洛伐克科學院高利克（Marián Gálik），瑞士蘇黎世大學韋寧（Ralph Weber），英國牛津大學羅伯特·恰德（Robert Chard），美國貝勒大學威廉斯（Daniel Williams），澳大利亞紐斯卡爾大學玻爾（Roland B?er），臺灣大學林鴻信，臺灣中原大學曾慶豹，以及中國人民大學楊慧林和劉小楓。學者們的專題演講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中國經典與經文辯讀，《圣經》翻譯與文化互動，中西經典與近現代思潮。與會者亦在分組討論中宣讀了自己的論文，并就上述問題予以熱烈的回應。

一、中國經典與經文辯讀

“經文辯讀”（Scriptural Reasoning）本是同屬亞伯拉罕傳統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文獻研讀和思想對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楊慧林教授作為“中國古代經典英譯本匯釋匯校”課題的主持人，主張“經文辯讀”應該突破原有文獻的局限，借助傳教士所譯介的中國經典以及大量注疏，使之真正成為跨文化、跨語言、跨學科的比較研究。他認為中西“經文”之間的互譯、互釋、互訓的實踐，可能會達成一種“非中心”（decentred）或“解中心”（de-centered）的“真正的思想”，而這正是包含在“傾聽”和“回應”的對話關系中的“經文辯讀”的根本命意。

瑞士蘇黎世大學韋寧教授立足于儒家學說，通過考察英文之“scripture”和中文之“經”的詞源演變，提出“經”應該在一個相對狹義的、接近“經典”意義的基礎上理解和運用，從而經文辯讀中的儒家典籍，應該集中于具有某種宗教特點的文本。韋寧教授認為，在發掘亞伯拉罕傳統之外的價值這一層面上，“經文辯讀”具對全人類命運來說至關重要的價值。

臺灣大學林鴻信教授從基督教與儒家思想對于“天”的不同理解出發，為中西“經文辯讀”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認為，相比較基督教強調“天對人的開放”，儒學比較強調“人對天的開放性”，而這樣一種由人而天又由天而人、且由天而人又由人而天的回環，當成為儒學與基督教進行經文辯讀的思考方式。

牛津大學羅伯特·恰德教授則通過研究理雅各對“禮”的闡釋和西方學界近期一些對“禮”的研究，認為西方知識界對于“禮”的理解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西方知識結構的制約或影響，這既可能造成曲解，也可能帶來新的視角與啟迪，從而豐富和深化對“禮”的研究。

在分組討論中，山東大學威海分校的管恩森通過追溯中西“經文辯讀”的歷史實踐，從理論層面闡釋了中西之間“經文辯讀”對當下人文學科的理論啟發與實踐價值。中國人民大學趙倞、高志強則具體分析了理雅各所翻譯的《道德經》和《論語》，從不同角度闡明了中西之間“經文辯讀”的可能。北京華文學院成盈秋以“將”的翻譯及其語法化為例，從共時變異與歷史發展兩個角度，探求翻譯經典著作中語法化等級較復雜的高頻詞的合理途徑。

二、《圣經》翻譯與文化互動

《圣經》作為西方世界的基本“經典”，在傳統意義的“經文辯讀”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近代以來，《圣經》的中譯與中國經典的西傳過程可以說是緊緊交織在一起的，這些翻譯活動對于不同傳統之間的相互理解、乃至由此重構的自我理解,都具有普遍的借鑒價值。

美國貝勒大學的丹尼爾·威廉姆斯教授重點討論了古代希臘文化與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復雜關系，他認為在古代，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詮釋者將古代猶太教、希臘文化和基督教的視野融合起來，表達了共同的形而上學和道德理念。最為突出的就是教育（paideia[ Paideia幾乎完全等同于我們今天所講的文化理想，在這個意義上，Paideia可以定義為希臘教育的理想和目的，是為教育過程的終極目的所提供的優雅、美德、高貴和巧妙的混合物。（陳恒語）]）的形成和對美德（virture）的追求。

臺灣中原大學的曾慶豹教授則從“解釋主權之爭”的角度，重新闡發了基督教在中國進行傳播時，與中國古代經典相遇、并由此引發的“譯名之爭”。曾慶豹教授認為，“禮儀之爭”是一個與“本地化”糾纏在一起的問題，對外來宗教來說，一旦援用了所在地的資源，其“正當性”就成為了話題。而有明末儒者參與的“譯名之爭”，已非天主教教派內部之爭，而是“跨文化/文本/宗教”的政治神學之爭。

斯洛伐克科學院的高利克教授根據《官話和合本》等六個《圣經》中文譯本，考查了《雅歌》中“書拉密”這一女性形象的差異。通過翔實的文本分析，高利克教授認為，由于《圣經》譯文的新版單卷本在中國銷售影響較廣，具有更高的利潤，所以出版商熱衷于不斷推出新譯本，“被認為是上帝之言的《圣經》已然成為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的一部分”。

一些與會學者也在各自的研究中注意到了異質文化間有關宗教翻譯的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宋旭紅認為，利瑪竇與中國信徒之間關于譯名政策的高度默契，是以彼此對對方的誤讀和對自己文化的調適為基礎的，而該政策的最終成與敗則提示異質文化間的對話與交融必須在一定限度內進行方能有效。河南大學王鵬分析了李提摩太受其傳教士身份的限定，在翻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等佛經時有出明顯的基督教化傾向，表現出有意、無意的文化誤讀。中國人民大學張靖則從“古老的智慧”入手，對《圣經·箴言》中的“外女”(foreign woman或strange woman)形象進行了新的詮釋。

三、中西經典與近現代思潮

經典之價值，不但在于其典范性和權威性，更在于其歷久彌新、生生不已的意義和智慧。中西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不斷注目于經典，返回到經典，從中汲取不竭的思想資源。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劉小楓教授在此次研討班上帶領與會青年學者細讀了熊十力先生的《與友人論六經》，提出了“深究唯識、弘闡《大易》《春秋》微言的十力儒學，絕非空玩心性之學，而是有著深切的政治關懷——十力先生不僅是形而上學大家，也是政治思想大家”的觀點。劉小楓教授認為，“為了共和革命而問學，是熊十力在20世紀而中國世變的歷史境遇中所獲得的獨特際遇”，而也正是這一點決定了熊十力如何做學問：服膺心學，唾棄考據之學——因為考據無益于當下的共和革命，從而化育“中國固有文化”，憑靠心性形而上學成為“治天下的圣王”。

澳大利亞紐斯卡爾大學的羅蘭?玻爾教授詳細分析了列寧運用的一個很重要的有關組織的比喻，即《馬太福音》第13章中有關“雜草”（tares）的比喻。他發現在列寧的《怎么辦？》（1902）、甚至所有著作中，都可以見到《圣經》的影響。玻爾教授認為，正是列寧揭示出了這些比喻的內在范疇，因為列寧的解釋和翻譯使福音書的故事和比喻變得更為激進，也使聚集在福音書周圍的“信徒”（社會主義者）變得更為激進，從而福音書信息變成了革命的信息，也為經濟與社會生活的轉變提供了坐標。

寧波大學中文系葛體標分析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剩余時間：〈羅馬書〉評論》及其對本雅明（Walter Banjamin）、陶伯斯（Jacob Taubes）相關思路的延續。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汪海認為不斷生成的“他者”的“翻譯”，既是“我們”解放經典、也是經典解放“我們”的途徑。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還涉及了中西文化語境下的明清傳教士研究、神學研究、詩學與藝術研究、文學與基督教關系研究、明清儒學研究和古典詩詞英譯研究等等。

當今世界的多元文化語境，已經使跨文化、跨宗教的對話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而探討中西經典在不同文化間的翻譯，既可能從異質的視角催生新的意義，也將啟發譯者和讀者反觀自身，甚至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經典和傳統。由此，本課題力圖成為多元的“他者”共同參與的“尋求智慧的活動”，并進一步促動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與對話。

（項目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