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抗戰后期的新疆內向：基于《蔣介石日記》的再探討

原文19000字，已刊載于《晉陽學刊》2011年第1期。

王建朗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國以來，遠處西北的新疆與中央關系逐漸疏遠。在盛世才統治時期，新疆與蘇聯的關系異常密切。依靠蘇聯的支持，新疆當局與中央政府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新疆地區實際上已經成為蘇聯的勢力范圍，中央政府鞭長莫及，其號令無法進入新疆。抗戰后期，新蘇關系發生突然變化，盛世才的異動為國民政府提供了機會。國民政府因勢利導，積極應對，終使新疆回到中央的管治之下。

一、 暫忍待變與扶盛方針的確定

在盛世才的統治下，中國在新疆的主權岌岌可危。盛世才本人秘密成為聯共（布）黨員，甚至曾向蘇聯提出新疆加入蘇聯的主張。蘇聯領導人與盛世才直接書信往來，蘇聯官員訪問新疆直至雙方簽訂貿易協定等均不通知中國外交部。國民政府對于新疆的這一游離狀態非常擔心。1941年12月上旬，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考察河西走廊，深切體會到新疆對西北國防的重要性。他對中央政令不及新疆的狀況頗有感觸和警醒，感嘆道：“人常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國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國之危”。”

對于新疆的這一局面及新蘇之間的特殊關系，蔣介石也是早有體會，但又覺無可奈何，只得暫時忍耐。在蔣介石的眼中，新疆已與淪陷于日本的東北相提并論，“新疆已成為東北，當忍之。” 對于新疆的遼闊和富饒，尚未涉足于那片土地的蔣介石在日記中流露出了一種心馳神往的思念：“每聞友人為余述新疆天時地勢與物產之豐富優容，輒為之神往心馳，夢深系之。……新疆之于我中華民族存亡，實無異于我東北四省，而其資源之豐富與國防之重要，則尤過之而無不及也。能不令人夢魂縈懷乎？”

盡管盛世才與蘇聯之間的關系看起來非常密切，但其實并非親密無間，雙方的矛盾實際上是被雙方的彼此需求掩蓋著。公開爆發的起點，是盛世才四弟盛世騏的被殺。1942年3月19日，盛世騏被殺。 盛世才便以其弟遭人謀殺為借口，掀起逮捕浪潮。經過酷刑，審出了一個準備在4月12日發動暴動的陰謀組織，而這陰謀組織的主犯便是蘇聯駐迪化總領事巴庫林、新疆督辦公署蘇聯軍事總顧問拉托夫、八路軍駐新疆代表徐杰（陳潭秋）、新疆民政廳長周彬（毛澤民）以及一批地方行政長。盛世騏案中，盛世才逮捕了300多名涉嫌的蘇聯人員和中國共產黨在新人員。

重慶方面注意到了新疆突然發生的這一變化。蔣努力思考“對盛世才之運用，如何使之徹底覺悟”。 重慶政府并積極進行應變入新的各種準備。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新疆的通道。為了控制這一通道，國民政府采納了吳忠信提出的在青海設立柴達木屯墾區的設想，將駐于河西地區的馬步青調任柴達木屯墾督辦。利用馬家諸雄之間的矛盾，重慶政府成功地實現了這一計劃。1942年5月，馬步青的騎5軍開始撤離河西，開赴青海。此舉為中央軍進入河西，從而打通西進的道路準備了條件。

蔣介石決定派朱紹良、翁文灝、毛邦初等出使新疆。蔣并親筆起草致盛函，表示對盛絕對信任。該函稱：“凡公私諸語，請與逸民長官開誠詳談。當此國家存亡絕續之交，更為吾人安危成敗相共之時，吾弟之事業即為中之事業，故中必為吾弟負責，以解除一切之困難也。” 此外，蔣囑朱紹良，“對盛一意信任之”。

7月3日，朱紹良等飛抵迪化。次日，與盛世才進行密談，盛世才在談話中表示了維護中國主權的立場，同時又有分寸地表示，仍應維持對蘇聯的關系。據翁文灝記載，盛表示：一、與蘇應親善；二、為顧國權，使新疆永久為中國領土；三、盼能有機會親見委員長；四、新疆人口四百萬，內漢人僅四十萬，應移民入新疆；五、軍隊不到二萬八，現僅一萬數千人。當晚，翁便將這一情況密電于蔣。作為姿態，盛慷慨地下達命令，此后，朱、翁一行人致中央電報可一律密發，不必送其審閱。

盛世才也估計到了蘇方可能會有這一挑撥離間斷其后路的舉動，為避免因此信陷入被動，盛世才趕在蘇方向重慶提交此信之前，于7月7日致書蔣介石，主動坦白了過去親蘇親共及加入蘇共的種種事實。盛世才還解釋了他要求加入中共、加入蘇共、建議在新疆實施共產主義及建議蘇聯在新疆成立蘇維埃政權等事情的原委，聲稱有的是因形勢所迫而不得已。蔣介石大概是不會相信盛世才的這類辯解的。然而，盛蘇交惡，盛世才需要中央的支持，這便為恢復中央政府對新疆的控制提供了良機，蔣介石不會因盛世才所說是否屬實而錯過這一機會。 蔣很快確定了解決新疆問題的原則：甲、安定盛世才內向之心；乙、保障盛地位；丙、對俄好意之表示；丁、警告俄員勿在新倒盛；戊、對俄表示中央愿與俄重訂新疆有關條約；已、準盛入國民黨；庚、派朱常駐新疆；辛、派我外交次長赴新與俄外次相見；壬、新疆劃入第八戰區范圍之明令時間。 這九項原則概括起來分三大方面：一是安撫盛世才，繼續保持其在新疆的地位；二是對蘇既示好又示警，防止蘇聯在新疆策劃動亂；三是加強中央對新疆的控制，把新疆納入中央的外交和軍事體制之中。

二 新疆內向局面的初步形成

在確定了挺盛并促使其中央化的方針之后，該方略提出分兩個階段來實施恢復新疆主權的目標。第一階段為“過渡時期”。這一階段，在對蘇部分，“仍本睦鄰政策，并運用政略，遏止其對新采取斷然之行動為主眼”。要對蘇方說明，“蘇聯與我新省間演成復雜不快之現狀，系由于以往蘇聯與我新省間直接交涉所惹起。今后關于我新省與蘇聯間之問題，我中央政府當隨時予新省以指示及監督”，以將外交權逐漸收歸中央。在對盛部分，“以維持并利用其地位為主眼，在政治、經濟、外交上，多方面以善意之扶助，俾增進其對中央之信賴，使逐漸中央化”。其擬采取措施包括： 派遣軍政大員前往新疆，與盛保持密切聯系，使蘇聯對新陰謀有所顧忌，并鞏固盛的內向信念；逐漸改組新疆省政府，并派遣優秀軍政干部及特務人員，密入新疆工作，助盛加強組織；在經濟上給予援助；派遣外交特派員駐迪化，以減輕蘇聯對盛的直接壓力等。

在這一階段，還要做好軍事上的準備。其計劃是：以保護油礦名義，向河西尤其玉門附近增派1師精銳部隊；增辟南疆機場，以保護機場之名義，適時派遣一師以下的中央軍于該地；以柴達木屯墾名義，催促騎5 軍盡速進駐該地；迅速進行控制西藏方案，奠定西南邊防，以策應新疆；適時劃南疆為一師管區，從事軍備之建設。

在做好以上準備的基礎上，如發生日寇北進攻蘇，或蘇對德軍事慘敗，或其他對中方更有利的事件，便將進入第二階段即“收復主權時期”。在這一階段，將向蘇聯提出解決兩國外交懸案的要求，其內容包括：取消承認偽滿、偽蒙，不得支持中共，撤退駐新之紅軍第8 團及空軍、戰車等部隊等。在此同時，“中央軍有力部隊開入新疆各要點，以武力確實控制之，肅清新省一切不穩份子，收復主權。”

三、中央權威在新疆的最終確立

此后，國民政府加強中央在新影響與消除蘇聯在新影響的舉措逐步展開。首先著手的是將新省的外交權收歸中央。1942年9月，國民政府指派吳澤湘為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主持新疆外交事務。此前，新疆省府在蘇聯邊境城市塔什干、阿拉木圖、斜米、宰桑及安吉延等五處分別設立了總領事館或領事館，這些領館直接聽命于新疆省府，而不是中國駐蘇大使館。吳澤湘到任后，經與盛世才多次會商，達成了解決該五領館的四條辦法：1、新省府統一將蘇聯邊境五領館行政權交還中央，自本年10月1日起實行；2、自本年10月1日起，所有各館經費改由外交部逕發；3、各該館首長及所屬職員，如系隸屬異黨，將分期調渝受訓，其他忠實首長、職員，經由外交部使領館人員資格審查委員會審定資格后予以加委；4、前項調訓人員，如蘇方探尋理由，均不予解釋。據吳澤湘9月28日致外交部電透露，如此安排，是因為這些領館的首長及職員多系中共或蘇共黨員，故借詞調任，到重慶后再定任免。 這樣，國民政府首先在收回新疆外交權上取得了進展。

經過一段時期的交涉后，盛世才漸知中央決心，決定交出外交權力。1943年1月，盛世才致電中央，提出新疆外交事務此后應由特派員全權處理：“職省地當邊徼 ，外交問題頻繁，須以外交人員統一辦理，以一事權。”盛電稱，吳特派員來新之初，對地方情形不太熟悉，故外交事務當由省府協助進行，有時省府亦直接辦理相關事務，“現吳特派員駐新日久，地方情形之明瞭逐漸深刻，嗣后凡屬外交問題似應由吳特派員全權處理，遇有英、蘇領事提出問題時，須由地方協助者，可由省府竭力供給材料，俾臻妥善。”

此前，蘇聯在新疆享有各種成文的和不成文的特權及特殊利益，中央政府決心對蘇聯的這些特權加以限制或取消。1942年10月21日，外交部向蔣介石報告了準備與蘇方交涉的問題，廣泛涉及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主要內容包括：獨山子油礦，中、蘇應商訂合辦合同；迪化農具制造廠（即飛機制造廠）此前并無中、蘇合辦約定，全由蘇聯人員主持，似應早日收回或與蘇聯合辦；拆撤新、甘省內蘇聯所設無線電臺；新疆的歸化軍，實際上已成蘇聯軍隊，如蘇聯承認其為蘇軍，我方可請其全部撤出，如蘇聯認為系中國的歸化軍，中方自可分部調防，化整為零，予以遣散；對新、蘇商務經濟協定，做好交涉準備；蘇方人員在新省所享受的特殊待遇，蘇聯飛機、車輛入新境不受檢查等各事，應予以糾正；中、蘇航空站應由華人主持或由中、蘇兩方人員合辦。外交部認為，蘇方在新非法行動相沿已久，中方現在進行調整，蘇方似不致公然表示拒絕。外交部同時指出，對蘇聯不宜操之過急，應把握時機，規定計劃，次第實行。 蘇聯終于知道事情已不可挽回，遂決定將其人員與設備全部撤出新疆。對于盛世才的倒戈，蘇聯非常憤怒，采取了或明或暗地支持新疆少數民族暴動的策略，使盛世才難以應付。蘇聯的這種壓力，也為中央部隊入新提供了機會。1944年3月，蘇軍甚至出動飛機進入新疆境內轟炸在中蒙邊境的中國軍隊。國民政府一面對蘇聯的行為提出抗議，一面又看到了將更多中央部隊開入新疆的機會。蔣自記曰“安知俄國今日轟炸我新疆，而非為我國軍正式進駐新疆，收復我主權之良機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3月26日，蔣介石作出決定：“派遣兩個軍進駐新疆，此乃收復主權一大事也”。

對于新疆主權的收復，蔣視為國民政府的極大成功。在1942年的年度總反省錄中，蔣如此評價：“新疆省主席兼督辦于七月間公開反正歸順中央，效忠黨國，而河西走廊馬步青軍隊亦完全撤退于青海，于是蘭州以西直達伊犁直徑三千公里之領土，全部收復，此為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最大之成功，其面積實倍于東北三省也。此不僅領土收回而已，而新疆歸誠中央以后，我抗戰之后方完全鞏固，倭寇更無意消滅我政府。”在1943年的年度總反省錄中，蔣再次記曰：“內政則新疆行政與主權完全收復矣，此今年最大之成功也。”

中央勢力入新后，盛世才往日的獨尊地位漸受削弱，他與中央來新工作人員的矛盾日益加劇。另一方面，他又面臨著有蘇聯背景的新疆民族暴動。隨著在歐洲戰場度過危機并逐漸轉入攻勢，蘇聯開始在新疆展開動作。自1943年夏天始，新疆各地出現了反抗盛世才的組織，許多組織的背后都有蘇聯的身影。蘇聯為他們提供武器彈藥，幫助組織武裝暴動。而此時，在中原戰場上，國民黨軍隊在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中一敗涂地。面對這一局面，盛世才又開始考慮再次轉向，以清除新疆的中央勢力，重新向蘇聯表示親近。

但盛世才并沒有與中央對抗的資本。此時，盛世才可控制的部隊只有2萬人左右，中央軍入新部隊已有三個師，對迪化形成了大包圍態勢，后續部隊亦可很快調入，空軍也在酒泉布置了若干架飛機，可隨時準備出擊。盛世才再次起事的成算很小。面對重慶方面將其調離的堅定態度，權衡局勢后，盛世才自知大勢已去，不得不接受了重慶方面的調離要求。8月22日，朱紹良向蔣介石報告了盛世才的情況。蔣認為“彼實處于眾叛親離及恐怖疑懼之中，而患得患失，戀棧僥幸之心猶未斷也，彼猶不愿速離迪化之心理，必須先予打破也” 。 蔣決定盡快確定新疆省主席人選，赴新接替盛世才。

8月29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布：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呈請辭職，準免盛世才本兼各職；裁撤新疆省邊防督辦公署；任命盛世才為農林部長；任命吳忠信為新疆省政府主席，吳未到任前由朱紹良暫代。國民政府并決定，此后所有駐新疆各部隊歸軍事委員會直轄，原督辦公署應辦事宜由新疆省保安司令部接辦。至此，盛世才在新疆11年多鐵腕統治宣告結束，新疆長期游離于中央政令之外的局面被徹底打破，新疆重新回到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