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中國海海洋文化遺產的考古學與民族學研究?

“環中國海”是指以中國東南沿海為中心的中華海洋文化繁榮、發達、擴展地帶，包括我國四大海域及東南亞半島的陸緣地帶、日本、臺灣、菲律賓、印尼等島弧及相鄰的海域，是以中華海洋文化為紐帶的跨界文化圈，是世界海洋文明體系中相對獨立的一環。

海洋文化遺產是歷代海洋文化史上形成并積淀下來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和經濟、環境、景觀、生態等內涵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形態。環中國海歷代海洋先民創造了發達的海洋文明成就，留下大量獨具特色的、在世界文化遺產煥發異彩的、珍貴的海洋文化遺產，是海洋先民認識和征服海洋、利用和開發海洋、繁榮發展海洋經濟、創造多樣海洋文化的最直接、最真實的歷史記憶。

建國以來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中，存在重陸上、輕海洋的傾向，海洋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與保護相對滯后。相對于層出不窮、異彩紛呈的考古（側重陸上）大發現在我國史前、歷史研究上的重大貢獻，多時空、多方面的海洋文化遺產在重建海洋文化史上應有的學術價值、學術潛力還遠未被挖掘出來。尤其是近一、二十年來在沿海地區高速推進的現代化過程中，海洋文化遺產、尤其是海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快速滅絕，在大規模的舊城改造、新港建設浪潮中傳統港市面目全非，在大小輪船的轟鳴聲中老帆船不見了、帆船匠師相繼離世、傳統造船法式迅速“失憶”，老船家代代相傳的“指南正法”、“過洋牽星”無人承繼，海洋性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全面“瀕危”。海洋文化遺產的調查、記錄、研究與保護，成為繼承、發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項十分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一、環中國海海洋文化遺產的內涵構成

環中國海海洋文化遺產包括了物質與非物質兩類，通過調查、保護、研究與開發海洋文化遺產，可以充實、完善中華民族多元文化遺產的內涵構成，弘揚中華海洋文化的優秀傳統，從海洋文化立場和文化遺產的角度重新譜寫環中國海海洋文化史。

海洋性物質文化遺產，涉及海洋聚落與港市遺跡、沉船船貨與海洋經濟史跡、海疆經略遺產與海防史跡等三個方面。在海洋性聚落形態與港市遺跡方面，包括史前海岸貝丘到歷史時代的海濱聚落形態，古代碼頭、渡口、船塢、疏港路橋、市舶司（海關）等海港史跡，古航標、燈塔、航路參照等航海史跡，街巷、商號、貨行、信局、錢莊、蕃坊、來遠驛館、蕃人墓地等港市遺跡。在海洋經濟史跡方面，包括古代（商船）沉船船貨（絲、瓷、茶、鐵等），海洋性瓷窯（或外銷瓷窯）體系及相關的腹地海洋經濟史跡，舶來品與海外經貿史跡等。在海疆遺產與海防史跡方面，包括古代海防城堡，水軍營寨與船政史跡，海岸炮臺史跡，以及古代水軍、水師遺民聚落。

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涉及舟船民族志與民間造船法式、傳統航技與民間航路指南、海洋船家社會人文等。在舟船民族志與民間造船法式方面，包括傳統木船形態與結構、沿海傳統造船技術、傳統造船法式文本等的調查與收集、整理。在航技與航海文獻方面，包括地文、天文與氣象（八面使風）等船家傳統航技，舟子航海秘本（水路簿或針路簿）與古航海圖等民間航海指南的收集、整理與研究。在海洋船家社會人文方面，包括海洋族群與船家社會形態，多時空的海洋神靈崇拜，祭船、祈風、祭海、送王船等海洋民俗，以及海洋文學與藝術等。相對來說，海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的形勢更為緊迫，這是因為這類遺存大都缺乏實物載體，在現代化進程中正加速湮滅、瀕危，盡早開展實地采訪、記錄、收集、分類與源流研究（圖一）。

圖一 海洋文化遺產調查研究的學術框架

需要說明的是，“海洋文化遺產”的認知與“水下文化遺產”是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遺產是從人類文化行為的源頭上去把握遺產的內涵與性質，是基于文化遺產研究與文化史認知的學術角度。水下文化遺產是從埋藏形態上考察遺產的內涵與性質，是基于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便利（附表一）。

表一 海洋文化遺產與水下文化遺產的內涵關系

二、海洋性物質文化遺產的考古學研究

（一）海洋聚落與港市考古

聚落是人類衣食住行等文化實踐活動的最重要場所，也是人類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從聚落形態的理論高度調查研究古代人類的居住和活動遺跡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范圍考古學的新課題，也是我國考古學界正在探索、實踐的新領域。聚落考古學的理念是，從“人地關系”入手探索古代聚落與環境的關系，從“人人關系”即人群社會組織形態的角度探索聚落單位的宏觀形態、布局與內在微觀結構、內涵，從文化變遷角度探索聚落形態的歷時發展。

海洋性聚落形態是海洋先民依托海洋環境、創造與發展海洋文化的主要舞臺，是海洋性物質文化遺產的最基本形態之一。在相關領域，學界曾經開展了全新世海平面升降與海洋環境變遷、沿海部分史前貝丘遺址環境考古、若干港史、海交史跡的調查等重要的基礎工作。如在史前濱海聚落與環境考古上，嚴文明的《膠東考古》、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膠東半島貝丘遺址環境考古》、高蒙河《長江下游考古地理》、肖一亭《先秦時期的南海島民——海灣貝丘遺址研究》、吳春明在《閩越國都城考古研究》一書中對閩江下游史前聚落形態變遷到閩越冶都港市興起的考察等；焦天龍在The Neolithic of Southeast China一書中探討了東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發展與海洋環境的關系。在海港史跡與建筑方面，港史學界分別在沿海十余處重要海港歷史的研究中，涉及到許多海港建筑史跡，泉州、廣州等港市還開展了海交史跡等專題調研。但這幾項調查研究幾乎是“各自為政”的，缺乏海洋聚落史的認知框架，缺乏從史前海岸居址到歷代港市的系統的海洋性聚落形態演化史觀。

因此，今后的工作應將聚落考古學的理念和方法運用到環中國海海洋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從人海關系”入手，認識環中國海海洋聚落形態發展的不同階段遺跡，諸如沿海史前貝丘遺址、南北港灣中代表性的古代船家村落遺存、歷代海港遺跡與海交史跡、海濱城市古代建筑史跡等，作為一個延續發展的、一脈相承的、完整的海洋聚落形態體系，予以系統全面的調查，研究環中國海海洋性聚落形態的特點與演變。具體的內涵包括：

1．海洋基層聚落形態，主要是濱海民居聚落的發展史。系統調查環渤海、膠東半島、長江口沿岸及舟山群島、閩臺區域、南海北岸等若干重要海洋文化區內的海濱聚落遺址，包括史前海岸貝丘遺址，歷史時代的海濱村落遺跡，分析研究不同時空的基層海洋聚落形態的發展演變規律。

2．港市的發生與發展史。港市是海洋聚落形態的中心，是海洋文明中的“都市”社會。現階段應全面調研合浦、番禹（廣州）、東冶（福州）、泉州、漳州、明州（寧波）、太倉劉家港、蓬萊（煙臺）、天津、碣石（秦皇島）等歷代港市遺存，古代碼頭、渡口、船塢、疏港路橋、市舶司（海關）、古航標、燈塔、航路參照等海港史跡，古代港市街巷、商號、貨行、信局、錢莊、古代蕃坊、來遠驛館、蕃人墓地與近代“西風東漸”的港市建筑等海洋商貿聚落，研究認識環中國海港市的發生于發展、變遷的歷史。

3．海洋聚落發展史的理論總結。開展環中國海海洋聚落與港市遺存基本的考古類型學與年代學研究，弄清環中國海海洋聚落遺存的不同類型，研究各類海洋聚落遺存發展演變的階段性。宏觀調研“人海關系”背景下，發展過程中的各類海洋性聚落形成的海陸環境背景，探討海洋性聚落同大陸性聚落的關系與區別。選擇代表性的港市聚落形態，微觀個案調研“人人關系”背景下，不同時空類型的海洋聚落遺存的內在結構，探索微觀聚落結構所反映的港市內部族群文化關系、社會階層關系、功能區分等。

（二）沉船船貨與海洋經濟考古

海洋經濟活動是人類依托海洋、開發海洋、發展區域性乃至全球性海洋社會文化形態的核心內容，海洋經濟史跡是海洋性物質文化遺產和海洋考古學的核心內容之一，該領域的調查研究是認識海洋經濟發展史、研究環中國海海洋經濟文化圈的客觀有效途徑。

在該領域，學界已經取得一系列沉船水下考古、古外銷陶瓷、海上絲綢之路等相關的研究成果。從沉船船貨角度開展環中國海海洋經貿史跡的調研，始于上個七十年代韓國新安、福建泉州等宋元沉船的發現與研究。針對新安沉船的2萬多件中國瓷器、28噸中國銅錢、大量產自東南亞的香料，在韓、日召開的多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對陶瓷船貨產地、始發港口、貿易航線等涉及環中國海海洋社會經濟史課題展開了大討論。泉州后渚沉船中原產東南亞的香料貨物、陶瓷遺存、船貨標簽等的發現，同樣引發了古船的航線、船貨與海外貿易、船貨管理等研究。近年來，隨著東海、南海、西沙等海域系列沉船的新發現，就相關貿易陶瓷也有不少基礎性的調查研究。而在海交史、海外貿易史、中外關系史、海上絲綢之路、古外銷瓷等方面，早在解放前方豪教授就將海交史置于《中西交通史》的總體系中論述，章巽的《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章巽文集》等奠定了建國以來海交史研究的基礎，楊熹《中國古代海運活動》、韓振華《中外關系歷史研究》、《航海交通貿易研究》、陳高華《中國海外交通史》、孫光圻《海洋交通與文明》、沈福偉《中西文化關系史》、韓槐準先生《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馬文寬等先生《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葉文程先生的《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論文集》、馮先銘先生《中國古代外銷瓷的幾個問題》、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李金明、廖大珂《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史》、莊景輝的《海外交通史跡研究》等，都有不少學術創見。

但這些局域性的工作、片段式的研究缺乏從海洋性經濟體系的高度，不足以體現環中國海古代海洋經濟圈完整的內在結構。甚至“古外銷陶瓷”、“海上絲綢之路”等研究范疇，將環中國海的古代海洋貿易陶瓷誤識為出口到國界（包括陸地國界）以外的“外銷瓷”，將環中國海從史前到歷史時代延續發展的海洋經濟文化體系誤識為唐宋以來“絲綢之路”從西北內陸向東南海上的“轉移”，這些都具有明顯的大陸性文化視野的局限。

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海洋經濟考古的主題是從古代沉船船貨遺存入手，搜尋不同船貨的來源產地、銷行路線等海洋經貿史跡，從海洋經貿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重構環中國海海洋經濟文化圈的內在形態與結構。具體的內涵包括：

1．沉船船貨考古。系統收集、整理環中國海古代沉船的調查與發掘資料，尤其是近年來在遼寧綏中、山東蓬萊、福建連江、平潭、東山、廣東陽江、南澳、南海西沙等海域的最新沉船考古發現，調研東北亞日韓、東南亞越、泰、菲、印尼等海域中國沉船考古發現。以考古學的基本方法，建立起環中國海古代沉船船貨的時空框架。

2．從沉船船貨探源研究。分別開展環中國海海洋經貿史上主要的外銷物品如絲、瓷、茶、鐵等產地、產址，即腹地海洋經濟史跡的調查、研究，尤其是海洋性瓷窯（或外銷瓷窯）體系的調研，分析研究不同時空船貨的外銷區域。同時，要重視海外舶來品的調查與探源，從文化遺產角度探討世界經濟文化對中華文明的貢獻。

3．重建環中國海海洋經濟發展史。從海洋經濟發展史的角度，重新檢討傳統史學大陸性文化視野下，將我國古代發達的海洋經貿史看成唐宋以來“絲綢之路”從西北內陸向東南海上“轉移”的“海上絲綢之路”之理論局限，樹立大陸性與海洋性經濟文化體系相對獨立的視野，探索環中國海海洋經濟內在源流的規律性，重構從史前土著生成到歷史時代延續發展的環中國海海洋經濟文化體系。

（三）海疆經略與海防史跡考古

海疆經略、海防事務主要是站在國家社會的立場，為抵御外敵從海上入侵而開展的一系列政治、軍事實踐。嚴格地說，明代以前的歷代王朝政治與海洋世界的軍政關系，主要是屬于古代中國之“華夏—四方”族群與文化框架內的大陸性文化為中心的“國家社會”與海洋性的東南沿海“海疆（地方邊緣）社會”的關系，屬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范圍內的政經文化整合，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海防問題。自明代“倭亂”始，明清兩代的海防凸顯，海疆經略、海防史跡是我國古代王朝政治對環中國海海洋地帶主權的象征和歷史記憶，是環中國海海洋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遺留下來的各類海疆遺產與海防史跡包括海防城堡、海岸炮臺要塞、水軍水師營寨、船官船政史跡等。可在考古調查基礎上，從海防史跡的時空演變考察歷代王朝軍事經略海洋之發展史。

長期以來，史學界對歷代王朝的海疆政策、海疆治理與海防實踐等，做了大量理論研究，尤其是隨著我國在南海、東海等海域與多個鄰國的領海主權與海洋權益沖突的加劇，海疆史、海防史的研究成為熱點課題。在海疆經略史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是研究重鎮，林榮貴主編的《中國古代疆域史》是迄今最系統的中國疆域經略史，海疆史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呂一燃主編《中國海疆歷史與現狀研究》、安京的《中國古代海疆史綱》等都是系統的海疆史專門論著，呂一燃主編《南海諸島：地理?歷史?主權》、李國強《南中國海研究：歷史與現狀》等則是南海區域性的疆域史論著。此外，本課題支撐單位之一的廈大南洋研究院在南海疆域、史地考證上也有不少重要的成果，如韓振華《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本子課題負責人李金明《中國南海疆域研究》等。在海防史方面，楊金森、范中義《中國海防史》深入系統地論述了明清兩代的海防史，王朝彬《中國海防炮臺圖志》、黃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與游兵》、盧建一《福建海防史》、駐閩海軍《福建海防史》、林慶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等都是重要的專題或區域海防史的重要論著。不過，迄今的海疆史、海防史論述多數是基于歷史文獻的記載，很少涉及海疆與海防之文化遺產，從文物考古、文化遺產角度的調查研究明顯薄弱，海疆遺產與海防史跡的調查研究不力。

開展海防史跡考古工作，可以從文獻記載之歷代王朝海疆海防實踐、古海疆圖志等線索入手，調查、記錄歷代海疆治理史跡，考察、勘測歷代遺留下來的各類海疆遺產與海防史跡，凸顯文化遺產在重建海疆史、海防史上的特殊意義。具體的內容有：

1．明清海防城堡與海岸炮臺要塞遺存的考古調查研究。對明洪武朝始設的衛所體制下的城、堡、關、寨、墩等海防建筑體系的史跡遺存做系統的調查、勘測，建立完整的圖文資料體系，探討明清海防城堡體系的演變。尋訪、勘測、研究諸如大連、旅順、直沽、威海、煙臺、長山列島、江陰、江寧、舟山群島、吳淞口、溫州、福州、廈門、虎門、基隆等重要的炮臺要塞遺存。

2．古代水軍、水師營寨遺址的調查研究。依據歷史文獻線索，尋訪沿海地區殘存的歷代水軍、水師營寨基地遺址，在必要的情況下做考古發掘、勘測與記錄；尋訪古代水軍、水師營寨遺民后裔的社會人文的民族學調查研究。

3．歷代船官、船政史跡的調查研究。根據文獻線索，調查、研究上起周代船官、下迄清代船政等歷代水師艦船廠遺址。

三、海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族學研究

（一）舟船形態與民間造船法式的民族學調查

舟船是海洋文化的載體，舟船的形態結構、營建技術與傳統更是特定時空海洋文化類型的重要因素和體現。特色鮮明、形態多樣的古代帆船是環中國海海洋文化史的核心內涵之一，體現了中國船家對人類海洋文化史的杰出貢獻。環中國海古代船舶歷史的重建，除了參考傳世文獻的記載和前述子沉船船體資料外，還應重視民間殘存的傳統木船和民間造船法式等海洋民族志調查，建立起海洋舟船形態與建造法式的非物質文化資料庫。以這些“活的船史”民族志，整合“死的沉船”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資料，重建環中國海海洋帆船技術發展史。

建國以來，我國船史學界主要依據傳統的文獻資料、考古發現的泉州、新安等部分古代沉船以及廣州、長沙、江陵等地墓葬出土船模等實物資料，開展了一系列中國古代造船史的復原研究。楊熹的《中國古代船舶》、《中國古代造船發展史》二文以及《帆船史》一書，是船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席龍飛《中國造船史》、金秋鵬《中國古代的造船和航海》也是造船史的力作。彭德清主編的《中國航海史》將船史寓于航海史的總體背景中考察。周世德《中國古代造船工程技術成就》等文則站在自然科學技術史的角度，總結了中國造船史上不同環節的技術特點。王冠倬《中國古船》、《中國古船圖譜》、彭德清主編《中國船譜》等則以文物圖片的形式展示中國船史。

舟船民族志是國外船史學界非常重視的資料和方法，但我國船史學界卻相對忽視。半個多世紀以前，漁業水產部門曾調查、收集了沿海地區部分民間舟船資料，如《中國海洋漁船圖集》、《福建省漁船圖集》、《福建省木帆船船型匯編》等，是我國舟船民族志領域重要的開創性文獻，但這類調研以往很少進入船史學者的視野。近年來，少數學者開始關注舟船民族志的調查，如吳春明《黔東南臺江施洞苗族“子母船”在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義》等調研成果、《環中國海沉船》中有關舟船發展史的章節，都是民族考古學上的船史研究。

今后這項工作的重點是，考察環中國海海域現存的傳統木結構舟船形態以及民間社會傳承的傳統木船建造技術、法式文獻，結合沉船考古與傳世文獻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重建環中國海海洋舟船發展史。主要內容有：

1．調查環中國海傳統木結構船體的形態與結構的民族學調查研究。在傳統木結構海船因更新換代而退出現代航運主力的背景下，下大力氣搜尋、探訪沿海尚存的一些傳統木漁船，少量殘存延用的木帆船，港灣中停航、廢棄的老帆船，保持傳統船型的新動力船，以及華南土著社會中續用的各類原始舟船形態。同時，收集、整理建國以來水產漁業部門曾經收錄木帆漁船圖錄資料。對各時空的傳統木結構舟船民族志做系統的分類研究，結合考古發現與歷史文獻進行溯源考察。

2．考察沿海老船廠、傳統漁村中保留的木帆船建造工藝。在我國南北沿海港灣中還有一些傳統殘存或升級改造過老船廠，漁村中也還有不少木結構漁船建造點，擬開展選點考察，了解不同海區、不同類型民間木結構船只的建造技術及相關的流程。

3．傳統木結構帆船造船法式的文本征集與整理。民間造船工藝是時代傳承的海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擬深入尋訪老船廠、古港市中的造船世家，盡快搶救、征集流散民間的傳統造船法式文本。

舟船民族志與造船法式文本都屬于瀕危的海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尋訪、記錄、征集的難度大，但基于此類資料對于海洋史研究的極端重要性，需深入調研，力求突破。

（二）傳統航技與航路指南的民族學調查

航海技術是海洋社會經濟文化活動最基本的技術保障，以中國東南沿海為中心的環中國海歷代船家在數千年的航海實踐中創造了獨特的航海技術，從原始的“一帆風順”到成熟的“船行八面風”，從早期地文航海及“望日月星宿而進”到先進的、定量化的“過洋牽星”，發明并實踐了一系列獨特的航海技術，不但見載于傳世文獻，如《馬可波羅游記》所呈現的元代量北極星出水高度而定位航船技術，鄭和船隊留下的《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即著名的“鄭和航海圖”）等，都是典型代表。航海技術更鮮活地保存于船家的航海記憶和民間航路指南中，是一筆彌足珍貴的海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

古代航海技術涉及海洋學、地理學、氣象學、天文學、物理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經驗，航海史學界依據文獻、考古資料進行了不少基礎性的研究，如劉南威《航海天文學》、陳登俊《航海氣象學與海洋學》、嚴敦杰《中國古代航海技術史成就》、韓振華《我國古代航海用的量天尺》、金秋鵬《略論牽星板》、孫光圻《中國古代的航海氣象知識及其應用》、文尚光《中國風帆出現的時代》、吳春明《環中國海沉船》中的有關章節等，但民間船家航技民族志的尋訪仍較薄弱。在民間航路指南方面，老一輩歷史學者做了若干開創性、基礎性的工作，如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章巽《古航海圖考釋》、韓振華等收集整理《海南島漁民在西南沙群島等地生產航行的<更路簿>和<地理位置略圖>》等。

由于現代航海技術的日新月異，傳統航海技術及民間航路文獻已經衰竭多時，民間保存非常有限，是海洋文化中瀕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已有航海技術史研究、民間航路指南調查資料的基礎上，擬深入民間，大力搶救。研究內容有：

1．通過周密的田野調查，尤其是粵海、閩南、舟山、蓬萊等古代航海發達地區的航海世家，尋訪仍然健在的老船家、老水手及其后人，征集有關地文、天文與氣象（八面使風）等傳統航海實踐的歷史記憶與經驗實錄，結合已有的學術基礎，整理一部比較系統的民間航海民族志。

2．深入調查、收集整理船家社會世代傳承的舟子航海秘本（水路簿或針路簿）、古航海圖等民間航路指南，并對時代、航線等予以必要的考釋研究。

3．系統收集、整理、研究古代文獻記載的環中國海古代船家的航海技術與航路資料，比如《馬可波羅游記》中的航海量天術，佚名《海道經》、張燮《東西洋考》中的航路資料，以及《武備志》中的“鄭和航海圖”與“牽星術”等等。

4．在資料調研的基礎上，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從歷史文獻學、考古學與航海民族志整合研究的角度，對環中國海古代帆船傳統航海技術史做深入的理論總結。

（三）海洋船家社會人文的民族學調查

海洋船家社會是創造海洋文化的主體之一，當代傳統海洋船家的社會文化形態是古代海洋社會文化的延續與再現，其社會人文是海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要內涵，包括族群社會文化、海洋性宗教信仰、海洋民俗與海洋文學藝術等，反映了環中國海海洋文化豐富多彩的內涵與積淀深厚的傳統 。

雖然學術界尚未以“船家社會人文”為題進行過系統的專題調研，但人類學者、民族史學者、宗教文化研究者、文學藝術學者等，曾從不同學術角度開展了一系列與環中國海船家社會文化有關的調查研究，取得了不少基礎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在海洋族群文化史方面，有關東夷、百越、南島語族、疍民、福建泉州海路回族、東南沿海的東西洋海洋移民等，都曾是沿海區域人類學、民族史研究的熱點，成果甚豐。在海洋人文民俗方面也有不少區域性調查研究成果，如葉大兵《中國漁島民俗》、山曼等《山東海洋民俗》、姜彬《東海島嶼文化與民俗》、王文洪《舟山群島文化地圖》、徐波《舟山方言與東海文化》、陳國強等《閩臺惠東人》、彭兆榮《漁村敘事：東南沿海三個漁村變遷》、黃新美《珠江口水上居民的研究》、黃金河《珠海水上人》等。海洋宗教信仰是船家人文的核心內容，尤其是對海神之一媽祖的研究，學術界已有不少相關成果，而本子課題負責人王榮國《海洋神靈——中國海神信仰與社會經濟》一書是該領域最系統的專題研究成果，子課題成員彭維斌的《中國東南民間信仰的土著性》也有獨到的創見，但也缺乏以海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核心的從族群到人文的船家社會的系統考察。

在環中國海區域開展以海洋文化取向的、以船家社會人文為專題的調查研究，可以開展的工作有：

1．調查、尋覓環中國海歷代海洋族群社會的歷史與現狀，既要在前人基礎上調查研究東夷、百越、南島、疍民等海洋族群及外來的海路回族的社會文化，又要調研漢民文化體系中、具有鮮明海洋文化特性的區域性船家人文，探索其人文內涵與特點、產生過程。

2．以個案調研的形式，選擇一批典型的海洋社會人文聚落單位，調查傳統船家社會中保存的形態多樣的造船祭儀、定期船祭、祭海祈風、送王船等海洋民俗文化內容，分析、解讀不同海洋文化區域中船家民俗人文的關系、差別及其原因，研究環中國海船家民俗文化的特點與發展規律。

3．調研不同文化區系中的海洋文學內涵、海洋藝術形態等多樣的文化內涵，研究海洋話語下船家社會的民間故事、祖先傳說、歌謠唱曲等海洋文學內容，研究海洋文化背景下的手工產品、營建形態、民間工藝等藝術形態內涵。

4．調研不同海洋文化區系中的海神崇拜，分別調查、研究上自東海龍王、經由閩臺媽祖、下迄南海龍王與嶺南龍母等不同區系的海神崇拜，研究探討不同區系海神的產生、發展、變遷過程與傳播的空間范圍，探討東方海神的特點及其在世界海神文化體系中的地位。

5．結合傳世文獻與海洋考古的新發現，研究環中國海海洋族群的社會文化各類內涵的總體特點、內在關聯、時空變遷等問題。

四、海洋文化遺產調查研究的理論框架、學術與社會價值

環中國海海洋文化遺產調查研究的理論框架是，通過多學科的調查，系統獲取環中國海海洋文化遺產內涵構成與時空分布，發掘中華先民認識海洋、開發海洋、創造豐富多彩的環中國海海洋社會經濟文化的真實“歷史記憶”，從海洋文化“主位”的立場上客觀地重建環中國海海洋文化史。

在這一總體框架下，本課題所追求的基本理念是，環中國海的空間范疇，海洋文化的視野，文化遺產研究的學術理念，多學科的調查研究方法，搶救性保護與弘揚傳統文化的宗旨。

在空間范疇上，突破傳統史學中原中心、大陸性農耕文化中心的“中國史”偏頗，基于以東南沿海為中心的中華海洋先民開發、活動的海洋空間超越我國四大海域，海洋文化遺產遍布于跨界的環中國海的基本史實，確立調查研究上“環中國海”的空間范疇。

在文化視野上，克服傳統“中國海洋文化史”研究中從中原看海疆、從大陸性農耕文化立場看海洋世界的價值偏頗，樹立海洋本位的立場，彰顯海洋文化自身的價值。

在學術理念上，超越傳統考古工作重物質輕非物質、重文物輕自然與人文景觀的不足，從文物考古上升到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從文化遺產中發掘海洋文化豐富、系統的內涵。

在調查研究方法上，海洋文化遺產的搶救性調查、研究是新時期我國海洋人文歷史研究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學術工程，內容廣泛、工作繁重，需要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宗教學、民俗學、海洋學、船舶工程學等多學科的協作與整合。

在學術宗旨上，基于沿海地區現代化建設步伐加速的當代，海洋文化遺產、尤其是海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消亡的瀕危困境，樹立海洋文化遺產搶救性保護的緊迫感和使命感，通過調查、發掘與研究，認識、保護環中國海海洋文化遺產，弘揚中華海洋文化的優秀傳統與深厚價值。

通過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航海學、船舶學、民俗學、文化學等多學科綜合的田野工作，調查、研究瀕危海洋文化遺產，發掘、認識、保護環中國海海洋文明史的真實內涵，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社會價值。

一方面，海洋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是認識、重建環中國海海洋文化真實歷史的客觀、有效的學術途徑。傳統史學主要依托以中原王朝視野為中心、大陸性農耕文化取向的“文獻資料”，傳統的“中國海洋文化史”往往陷入大陸性王朝歷史的附庸，海洋史、海交史也多從中原中心看“海疆人文”、“海防歷史”，海洋文化自身的價值、真實歷史無法彰顯。環中國海海洋文化遺產是數千年來海洋先民認識、開發海洋之漫長歷史的客觀反映和最真實、最直接的歷史記憶，本課題的調查研究對于重建海洋人文客觀歷史、擺脫傳統史學的王朝政治中心視野和大陸性農耕文化的價值偏頗、樹立環中國海海洋文化圈的視野與海洋人文的話語，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另一方面，環中國海海洋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為保護海洋文化遺產的多樣內涵、促進海洋文化新發展提供理論和政策依據，是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工作。傳統文化的積淀、保護和弘揚，是中華文化存續、復興和建設和諧文化的根基，海洋文化是中華民族多元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是不同歷史時期被不同程度忽視的重要因素，因此開展環中國海海洋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著力海洋文化遺產的保護、展示與弘揚，推進海洋性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彰顯中華海洋文化在世界海洋文明體系中的地位與價值，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環中國海海洋文化遺產調查研究”階段成果，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項目批準號：10&ZD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