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的悖論與軟實力的正途

【摘要】在歷史體驗和未來想象中形成的“文化安全”命題，將是民族國家要長期應對的重大課題，要對“文化安全”戰略進行積極性的理解。最強勢的文化是最安全的文化，強勢文化是通過文化自信、開放、創新、發展的實踐邏輯獲得的。文化安全不只是對于本土文化現狀和當下價值的保護，而更是對于文化未來發展潛力的堅信和發展方向選擇的認定。文化安全是在不斷接受強勢文化的挑戰和沖擊的“不安全”的境遇中，不斷發展自身從而實現的，維持現狀的文化安全戰略將成為自我封閉乃至保護落后的口號。

文化軟實力的本質是一種價值體系對世界的影響力以及世界性的認同程度，中國模式最終應該是一種思想文化模式。文化軟實力的內涵不只是弘揚傳統，而是傳統文化、當代文化與人類文化的融合，同時不能缺少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必要環節。通過“文化立人”來提升民族的思想質量，擴大人類的思想容量。

【關鍵詞】文化安全 文化自信 文化創新 軟實力 影響力

【作者簡介】張福貴，吉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際語言學院院長。教育部高等學校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評議組成員。

【注】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北地域文化研究》（項目編號10&ZD071）階段性成果之一。

對于一個人或者一個族群來說，政治的需要往往是單一的，而文化的需要則是整體的。在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作為一種文化系統的表征甚至比作為國家的表征還要強烈、悠久和廣泛。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文化才更具有凝聚力、保守性和排他性。對于在這樣一種歷史體驗和未來想象中形成的“文化安全”和“文化軟實力”命題，必須做一種積極性的全面理解，從而更好地應對人類文化沖突和文化融合的挑戰與機遇。

一、 文化的“安全”與“不安全”：當下思想文化狀態的表里

從一種學理的角度來說，對于思想文化的評價與社會政治的評價是應該有不同的價值尺度的。思想文化作為一種精神活動或者作為精神活動的實踐形式，是不能用“穩定”、“安全”與否等社會政治評價尺度來衡量的。社會政治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建立完善的制度來維護合理的秩序，而思想文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保持文化承傳和思想個性以實現國家民族精神的創新與活力。這種創新與活力是促進制度完善和秩序合理的精神資源。當人們忽視兩個不同領域的價值取向，用一種評價尺度代替另一種評價尺度，或者用同一種價值尺度來評價兩個不同領域狀況的話，就勢必造成社會的整體性失序或者民族思想能力的弱化。

經過百年的沖突和融合，中國文化的發展到了一個關鍵期：問題的積累和問題的解決都到了最后時刻。當下無論是對于中國的思想文化狀態還是社會政治現狀的評價，人們普遍都充滿了危機感。危機感無論是對于一個民族國家還是一個人來說，都是一件好事而非壞事。具有危機感至少表明了兩點意義：一是敢于正視現實，二是渴望發展。不能正視現實和不求發展是不會產生危機感的。然而人們認為當下中國的思想文化處于一種“失序”的危機評價，則主要來自于一種消極性的負面判斷，而這判斷的主要依據是一種單一的傳統文化觀乃至社會政治觀：從傳統的角度認為是變異，從本土的角度認為是“殖民”，從一律的角度認為是多元，從秩序的角度認為是失序。拘泥于這些既定的角度和立場，最后必然對當下思想文化狀況得出消極性的結論。應該從寬容和多元的文化觀出發，理性的整體評價當下中國思想文化態勢的本質。

社會變革的根本是人的變革和思想的變革。當一種價值觀或者思想理論與所有實踐行為都長期不相符的時候，最應該改變的是理論自身而非實踐。其實，近些年來所謂的思想混亂和文化迷失，就是不變的價值觀和變化了的文化實踐的錯位和沖突。當價值觀發生改變之后，對于對象的本質評價也必然隨之改變。與改革開放之前思想文化的“有序”相比，今天的“失序”恰恰說明民眾的文化選擇空間不是小了而是大了；不是高雅文化少了，而是通俗文化多了；不是思想文化的整體性的衰退，而是人們的文化需求更高了……說到底，表面的“失序”是一種文化寬容下的多元與豐富。面對于這一思想文化狀態，決策層和主流媒體首先要有理性而寬容的研判，當誰都可以批評領導者時就是其思想文化建設取得實際功績的顯示。不同聲音，不同意見的存在，應該是一種常態，表明社會思想文化的活躍。文化的自信首先是來自于政治的自信。

當然，我們對于中國文化思想狀況作出以上研判時，并不是否認當下中國社會現實和文化思想狀態的重大問題和尖銳矛盾。當下中國社會正處于多種文化沖突與融合的復雜態勢之中，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都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等多重文化思想錯綜復雜相互對立。在這些沖突中，有歷史、利益、觀念、制度等多種因素的作用，而且這些因素又經常是互為消長和轉換的，從而更加劇了沖突的復雜性和長期性。

在對當下文化思想“失序”的研判基礎上，“文化安全”便成了中國社會鮮有的被高度一致認同的結論。文化安全的最終目的是文化建設，文化建設就是要在承認各種文化系統之間的差異性和特色的同時，努力淡化文化體系之間的對抗性。面對這一態勢，首先要有寬容的文化心態和多元的文化價值觀。要在各種文化層面、文化群體之間通過制度建設和思想變革，建立溝通和融合機制。在此之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和加強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文化寬容、文化信任乃至政治信任。無論是對于國際政治還是對于國內政治來說，沒有文化寬容和文化信任，都很難建立起真正而持久的政治信任。而缺少足夠的政治信任，也會擴大文化差異激化文化沖突。政治信仰和社會道德一樣，是一種生存需求之上的精神境界訴求。個人建立一種政治信仰是發自于內在的精神感召和思想認同，不可能用強制性的方法和普遍性的原則，去約束每一個社會成員。然而，任何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信任的確立和強化，是維護社會秩序必備的心理基礎和文化環境。要達到這一目的，文化的認同和融合是最佳途徑。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所謂的文化安全與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問題便被許多國家和民族共同體高調強調，成為一種國家發展戰略和民族文化理想。

二、文化的自信與創新：文化安全的核心力量

我們應該看到，文化安全問題不僅僅是向外的理解，將其視為外來文化入侵的威脅，也應該是向內的理解，將其看做是民族國家對于社會思想文化秩序的維護。其中，包括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化市場調控和網絡管理，特別是對于人們的文化情緒和文化價值觀的研判。在當下要特別注意民眾社會心理與主流媒體、官方話語之間的落差乃至反差。毋庸諱言，通過網絡和輿情所表現出來的中國社會心理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價值觀背反。這種背反是產生于社會的政治分化和經濟分化的基礎上的，它對于社會秩序的破壞和心理的影響不可小覷。一個社會出現階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現階級意識，特別是是普遍的階級意識的出現。在社會失序的狀況下，強力的社會治理是最有效但也可能是最后的手段。要從社會的深層和細部來實現長治久安與諧發展，就必須加強社會的凝聚力。文化安全應該是在這一層面意義上的理解。

文化安全主要不是對于文化現狀的保護，而是對于民族文化特色和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維護。而如何維護這種特色并使之成為人類先進文化構成的重要元素，就需要一種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礎上的文化創新和文化開放。

毫無疑問，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一種文化的自我表述，而是建立在包容和認同的文化心理之上的。文化自信有時候并不一定與本土文化的地位和影響力劃等號，不只是對于本土文化當下價值的肯定，更來自于對于文化未來發展潛力的堅信和發展方向選擇的認定。所以說，文化自信是一種文化發展戰略成熟的表現，有著深刻而正確的思想內涵。沒有這種理性的、前沿的思想意識的文化自信只是一種情感訴求和政治宣言。缺少文化開放和文化創新的“文化安全”戰略，只能是消極性的文化保守主義策略。一味地強調文化保護而懼談文化開放和變革，正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現，那么“文化安全”戰略最終可能就是一個保護落后的口號。

一切文化發展戰略的最終目的都是使民族文化變得強勢，成為時代文化的價值導向。文化安全的學理含義是指保持和堅守民族文化傳統的承傳性和民族特色的獨立性，同時也是為了維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但是，提出文化安全口號的往往是文化影響力處于弱勢的民族國家，文化安全的背后其實是更為強烈的政治安全需求。“冷戰”的意識形態屬性本身就是一種思想文化的戰爭，而局部的“熱戰”是民族國家利益的沖突，但從近些年來中東地區的多次局部戰爭來看，其中也都包含有激烈而直接的文化沖突。所以，文化安全需求和文化軟實力提升不是個別國家和民族共同體的戰略，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時代性的主題和國家行動。在這樣一種境遇中，由于政治歷史和文化地理的原因，中國的文化安全和文化軟實力問題更引人關注，不僅是緊迫的當下問題，也是嚴峻的歷史問題。長期以來，周邊國家在亞洲歷史領域爭論歷史中的國家主權問題，而近些年有關中華文化的文化源頭、“四大發明”、民俗節日歸屬之爭，更是引人格外關注的文化問題。無論是從歷史的事實還是當下的國際現狀來看，文化沖突都可能是未來國家沖突的先兆，至少是沖突的原動力之一。如果就這一意義來看，文化安全和文化軟實力問題的探討是具有民族國家的實質意義的。

“百丈風波起于青萍之末”，人們在談到文化安全的概念時，總是將其置于國家主權的政治高度：“國家文化安全首先是就國家主權意義而言,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文化主權神圣不可侵犯,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發展選擇必須得到尊重,包括國家的文化立法權、文化管理權、文化制度和意識形態選擇權、文化傳播和文化交流的獨立自主權等等,這是國家文化安全最核心的內容。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國家文化主權,捍衛國家文化主權的獨立性和自主性。”①在這一表述中，如果把文中的“文化”去掉或者替換為“政治”的話，其中心思想的正確性是毫無異議的。然而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理解文化安全雖說具有極其鮮明的政治立場，但是結論的預設則過于嚴峻和悲觀，本質上是缺少一種文化自信的表現。這是對于文化的一種純政治化的理解，如果付諸于實踐的話，其結果是十分令人憂慮的。在這種政治正確和民族大義口號下的文化理解必然使“文化安全”最終成為單純的“文化保護”，而保護的欲求恰恰是由于缺少文化的自信。

“文化安全”首先要考慮的是何為文化的“不安全”，進而思考“安全的文化”為何種樣態。毫無疑問，最強勢的文化是最安全的文化。文化的開放和包容不是文化的不安全，而是文化自信的顯示。文化要獲得強勢地位首先要發展，要發展必須要開放。文化安全不是通過封閉和保衛來獲得的，恰恰是在不斷接受強勢文化的挑戰和沖擊的“不安全”的境遇中，不斷充實和改革自身從而實現安全和發展的。所以“文化安全”不能是一個簡單防御性的口號，更不能成為一個拒絕變革保護落后的口號。文化“不安全”很可能是文化交流和文化新生的必然過程。應該在文化創新的思路下，對“文化安全”口號進行積極性的理解。維護國家的文化安全，是要把防御性的文化建設變為主動性的文化建設，要在文化發展的前提下理解文化安全，因為這種理解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創新。

文化安全的另一種擴展解讀是文化創新問題，這是一種文化發展的積極性的概念，也是實現和保障文化安全的核心力量。

文化安全就要使本土文化發展為強勢文化，而文化要發展首先要創新。文化創新也不是知識的創新和管理體制的創新，而是思想和思維方式的創新，這才是文化創新的根本。如何進行文化創新，最重要的是確定一種正確的整體思路。思路不正確，可能干勁越大離目的就越遠。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在文化觀理解上存在著“三多三少”的現象：強調繼承多，強調創造少；強調弘揚多，強調批判少；強調本土多，強調外來少。“中國本位”和“全盤西化”文化觀都體現了本土文化的弱勢心理和二元對立思維模式。

文化創新首先是文化思想的創新，而思想的創新首先來自于基本理論的突破。我們注意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學、法學甚至政治學理論等都獲得了巨大的突破，但是文化觀還停留在100多年前的“中體西用”的層次上。近代以來，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我們一直過多的糾結于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之間二元對立的文化觀，卻忽略了二者都是人類共同的文化創造，都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的基本屬性認識，從而在一個多世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伴隨著政治上的強權和文化上的屈辱，民族文化心理承負著過多的困惑與痛苦。這種貌似辯證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價值觀，恰恰成為中國文化變革與發展的主要思想障礙。正如劉中樹所指出的那樣：“無論是傳統文化本位論還是西方文化本位論，都陷入了那種‘中西之爭’、‘古今之辨’的陳舊思維模式。中國文化要完成現代化轉型必須把自己融入世界。”②反思百年來中國文化沖突的諸種問題，擺脫文化建設困境，必須在文化觀上建立一種人類文化多元一體論：任何優秀的文明都是人類共同的創造，都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和資源。任何一個民族都有權利去接受和享用，都有義務去傳播和弘揚。如果沒有這種文化認識論，人類文化的傳播與接受就不可能。這種人類文化多元一體論能減少文化接受和文化沖突過程中的異己感，并且也為中華文化的世界性價值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歷史經驗。

全人類性的文化意識是一種民族文化大視野大氣魄形成的前提。過去我們一直強調“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它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文化特性的強化起到了巨大的現實效用和心理慰藉。但是，全球化時代需要在原有判斷的基礎上補充另一個反向的判斷：越是世界的也就越是民族的。因為在今天的世界上，無論是國家內部的發展還是國際關系的協調，人類意識和世界意識絕不再是民族意識之外的思想，而是民族意識構成的本質屬性。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不能對文化安全進行單向的消極性理解，也不能用政治意識形態來代替文化本身。在文化沖突的境遇下，能否減少和淡化文化對抗心理，是文化發展戰略的思想前提，也是正確的文化發展實踐的心理保障。文化發展就是要擴大人類的思想容量，提升民族的思想質量。簡單的思想重復和單純的文化保護是沒有出路的。“中國文化現代化轉型的主要動力來自于外來文化沖擊所構成的外在壓力，而固有文化輝煌的歷史及‘天朝’文化心態造成了中國文化系統的封閉、保守性功能。它對于外來文化除了收縮性的防御之外，最好的表現是被動的變化或轉化。文化的轉型是任何一個有生命力的或者要獲得生命的文化的必由之路。從發生到發展、老化直至轉型，是文化有機體發展存在的完整過程，它構成了一個連續不斷的鏈條。拒絕轉化，無疑會使固有文化自取滅亡，成為當代人類文化鏈條之外的一個孤立的圓環。”③

在理解了“文化安全”口號的歷史真實性和現實必要性之后，還應該對“文化軟實力”的內涵做出深層的、積極的理解。

三、文化安全的主動策略：文化軟實力的本質理解

近些年來，“文化軟實力”成為了頻率極高的流行關鍵詞，人們對于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呼吁和探討十分熱烈，顯示出民族國家欲求全面發展和提升的強烈渴望。要提升文化軟實力，首先要對其本質內涵做正確深入的理解。

首先，文化軟實力構成的本質內涵是思想和價值觀的影響力。正像衡量文化安全與否的標準一樣，現在人們往往多從數量和結構的對比來考量文化軟實力的強弱。人們常常列舉目前歐美文化產品所占世界文化市場的多數份額、日本和韓國在亞太國家所占多數份額等，來說明文化安全需求和文化軟實力提升的緊迫態勢。可以看出，文化軟實力的評價首先是作為一種量化指標來被理解的，對此我們應該明確指出這是軟實力提升的一種歧途。在關注文化安全與文化軟力量化指標的同時，更應該注意到其思想和價值觀的影響力，這是文化沖突的深層較量，也是理解文化軟實力的本質。也就是說，文化軟實力的評價不只是文化產值的量化指標，而是一種價值體系及其對他國的影響力亦即世界性的認同程度。而且這種認同不是一時的獵奇式的欣賞和功利性的利用，而是對于人類未來生活和文化未來發展方向的指導性價值。沒有思想和價值觀影響力的文化輸出只是一種產品貿易，并不具備真正的軟實力。沒有經過價值取舍的文化影響也不會有益于軟實力的提升，因為會造成文化的誤讀和曲解，甚至起到相反的功效。說到底，文化軟實力的最高標準就是思想和價值觀的世界尺度，或者是為世界確立尺度。

與此相關，我們需要對“中國模式”這個當下流行關鍵詞進行深層的反思，以此來調整中國的發展道路，加強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

“中國模式”加強了中國人的自豪感，也引起了世界性的熱議。近代以來，中國在救亡圖存的危急環境當中，形成了一種非常急迫的功利主義的社會發展觀，其本質上源自于急于求變的民族對于國家富強的渴求，爭取在最短時間內體現最快的發展效果，而且這也確實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領導者提出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進一步為中國的思想變革和社會轉型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充分的物質證據。在人類歷史上，極少有哪個國家能夠在這么短的時間里改善這么多人的物質生活狀況。應該說，這的確是個“奇跡”，也可以成為一種“中國模式”。但是，中國模式不能只是一種經濟發展模式，還應該是一種整體全面的社會發展模式，特別是應該是一種思想文化模式，代表著人類生存發展的一種先進價值觀。否則，就不可能被世界真正認同而成為世界發展模式。

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強國的戰略的確立應該看做是對以GDP主義為核心的“中國模式”的反思。其實，僅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如果當下人們理解的“中國模式”真的成為世界模式的話，那么最受傷害的將是中國經濟本身。我們不能沉浸于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二、未來世界第一的成就之中，必須思考這種成就是“怎樣實現的”和“實現之后又怎樣”的深層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當代社會的思想文化的核心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觀念到底是什么尚未明晰，沒有形成真正的價值體系。不管做出怎樣的評判，西方模式畢竟在思想文化上推出了“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價值理念，并對世界構成了長期的巨大影響。最近決策層對國家思想文化建設給予了高度重視，再一次強調要要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并認為這一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④但是這一價值體系的核心內容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建立這一體系等問題還需做進一步的深入思考。

其次，既然文化軟實力的本質一種價值觀的影響力，那么關鍵就是如何確認和建立文化發展的價值內涵。當下人們關于文化軟實力的內涵的理解，還多限于歷史性的、傳統性的文化關注，當然這是維護民族文化傳統的承傳性和民族特色的獨立性的基本條件，但是僅限于此還遠遠不能適應當代世界的文化競爭和發展的需要。應該在對傳統文化進行動態的整體性理解基礎上，對于中華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做現代性的理解。從而使文化軟實力真正具有思想文化新覺醒、理論創造新成果、文化建設新成就的功能。

文化軟實力的構成內涵并不只是傳統文化，應該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當代文化與人類先進文化的綜合。文化傳統本身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一成不變的文化只能是一種“博物館文化”。“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⑤當時代已經發生劇烈變化時，文化價值觀不能隨之改變，仍然堅守“天變道亦不變”的話，最后消亡的只能是文化自身。任何作為體系的文化，本身就存在著對異質文化接受的緩沖和減損機能，把異質文化作為異己文化來看待。文化傳統愈悠久，文化積累愈豐富，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或者同化力就愈強。中國傳統文化具備同化弱勢文化、排斥強勢文化的強大功能和豐富經驗，使文化創新和文化轉型變得格外艱難與遲滯。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任何一種異質文化的局部或元素進入另一個文化價值體系之中，都要被接受主體改變并發生程度不同的變形。變形，也是一種適應和生效過程。從文化接受和傳播的最終結果上看，完全不發生變形的文化接受和傳播是不存在的。使文化創新和轉型較快完成的途徑就是較對于異質文化的整體性、系統性的接受，而且這種接受過程不是先驗的預設，而是自然發生和自然選擇的過程。

面對強勢的外來文化的沖擊，作為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自我保護意識自然十分強烈，而這種強烈的保護意識在理論上往往導致兩極對立的文化價值觀和建設方法論：傳統的、本土的就是好的，當下的、外來的往往就是不好的，進而把文化安全需求和軟實力提升，理解為就是弘揚傳統文化，抵御外來文化的過程。這種理解本無非議，但是不能成為單一的理解。而且在這種理解下實踐的文化選擇也往往是失效的，其結果甚至是適得其反的。這也是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建設的遲滯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苦痛的重要原因。

文化傳統應該是一個開放性、動態性的系統，在當下的文化安全和文化軟實力問題的討論中，人們往往對于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傳統關注不夠評價不足。五四新文化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沒有五四新文化，中國一個世紀以來的變革與發展就無從談起。所以，弘揚傳統文化，提升文化軟實力，加強中華文化的建設決不能背離五四新文化精神。從政治層面上講，否定五四新文化就會帶來對于執政黨產生的思想基礎的動搖；從文化層面來講，否定五四新文化就會帶來對于中國近現代文明進程的否定。當下中國社會在文化建設上存在著較濃的向后看的意味，各地都出現了盲目復古的熱潮，各種“國粹”搭市場的車大行其道，文化復興和文化守舊成了被熱捧的同義語。所有這些現象都與對于文化傳統做單一、僵化的理解，對于五四新文化質疑和否定有著深層的思想關聯。

1990年代以來，受制于國內外的環境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中國社會思想潮流出現明顯變化：意識形態向左轉，文化意識向后看。在這種文化保守主義的思潮中，一些違背歷史違背學理且不適用于現實的命題不斷被提出，并獲得了難以想象的強烈響應。例如，針對外來語和網絡語言對于現代漢語的滲透，有人認為是“漢語危機”，主張“凈化母語”，并得到了社會各個方面的廣泛而熱烈的支持。殊不知，只要有文化交流的存在，只要存在著民族、地方和個人的差異，只要是正在被使用的語言就不會是“純凈”的，真正純凈的語言只能是死去的語言，活的語言必然是開放的、變化的語言。我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大量的西域語匯特別是梵語佛教語匯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代漢語，而現代漢語的形成是與近代以來大量吸收日本語詞匯有著直接的關系的，現代漢語中大約70%以上的詞匯都來自于日本語。由此可見語言是不能凈化的，最多只能是盡量規范。

在不同文化的差異性中發現并強化相通性，使固有文化較自然地接受外來優秀文化，從而創造發展出屬于新時代的中華文化是文化軟實力提升的有效途徑。毋庸置疑，在極其嚴峻的國內外政治、文化的態勢中，文化安全和提升軟實力的口號多包含有文化競爭乃至文化對抗的意味。文化競爭不只是市場問題，可能更是戰場問題，這是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可能具有的價值立場。“從中國問題出發看世界的立場,不是給定的一個預先的答案,而只是提出一個問題或一種思路。尋找中國立場,表明我們仍然在本土身份中求索對話。真正的立場是一種合法性的平視對話,是人類面對同一個終極問題獲得的澄明解答。大國文化安全意味著必須提倡文化可持續輸出。”⑥但是，文化輸出與商品輸出都有著共同的基本前提——可被接受和使用的價值功能。任何不具備人類共通性的文化輸出，都不可能被人類所接受，更不能成為人類文化發展的共同目標。所以，無論一種文化的民族特性如何鮮明，也都必須以人類意識為價值取向。反人類的文化最終必然被人類所反掉。因此，在強調文化安全和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渴望當中，政治權威和文化權威在文化多元而同一的認識論基礎上，應該做出適合世界潮流的價值選擇。要充分認識到只有文化開放，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出現代性的理解，認同世界優秀文化的全人類屬性，才是繼承和發展中華文化的最有效的保證，才是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創造“中國的世紀”的必由之路。

再次，提升文化軟實力并不意味著單純的對傳統文化進行弘揚和肯定，也應該包括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在一般的文化評價中人們之所以把“五四新文化”排除在傳統文化系統之外，最主要的依據就是認為五四新文化是對于傳統文化的批判與破壞，從而構成了傳統文化的斷裂。五四新文化究竟是否屬于單向的批判與破壞尚且不論，僅從一般純粹的思想邏輯來說，批判本身其實就是一種建設。雖然邏輯不一定能轉換為實踐過程，但歷史發展的最終結果一定符合其中的必然邏輯。所以，文化建設往往就不知不覺地體現在一切批判和破壞之中。批判的對象就是需要建設的對象，或者說，一切有目的的批判就是有目的的建設。否定的本質是肯定與之對立的另一面，訴說寒冷顯然是渴望溫暖。人們在批判和否定一種“錯誤”的存在之前，一定已經有了一個認定的“正確”的存在，即一種心靈的尺度和文化理想。這個“正確”正是形成批判“錯誤”的尺度，只不過這個正確不是存在于建設的實踐中，而是存在于破壞錯誤的實踐中。文化軟實力的提升本身就應該包含摒除阻礙文化提升的環節。所以就其思想實質來說，歷史發展過程中沒有真正的只破不立，只要批判錯誤的現實就是在訴求一種理想的境界，只不過這種訴求不是從正面開始的。

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就是文化的建設過程，建設精神是不能脫離批判精神的。文化的落后一定有落后的原因，而文化批判就是要反思原因并努力加以改變。以“法先王”價值觀和“述而不作”的注疏傳統為標志，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可以說是一種肯定性模式，缺少否定性思維亦即批判精神。在傳統思維模式限制人的思想能力，使人對于現實存在著一種習慣性的普遍認同時，這種否定和批判精神就顯得格外珍貴，其重要價值也更加凸顯。通過對存在的理論體系和價值觀念進行深刻生動的歷史審視，以此來改變人們觀念中形成的思維定勢，破除一切陳規陋見，培養創造性的思想能力，從而增強中華文化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最后，提升文化軟實力，實現文化強國的發展戰略要通過“文化立人”來實現。社會發展概念是一個整體全面的發展概念，應該在已有的“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中，加入“人的現代化”和“制度的現代化”兩個重要的內涵。文化立人就是以文化立人，以文化“化”人，從而實現“人的現代化”。人不能只是政治動物和經濟動物，而要成為“文化人”：美化情感，提升道德，培養個性。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社會文化發展的終點都是人的發展，很難想象一個缺少人類意識、拒斥變革的民族會真正成為“以文化立人”是增強文化安全和提升文化軟實力的目的。如果不能實現這一目的，一切“安全”和“實力”都是一個偽命題。

注釋：

①胡惠林：《再論國家文化安全》，《文藝報》2002年10月10日。

②劉中樹：《在世界文化中創造中國現代先進的民族文化》，清華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

③張福貴：《慣性的終結：魯迅文化選擇的歷史價值》，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14頁。

④《中共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公報》，《人民日報》2011年10月12日。

⑤董仲舒：《天人三策》，《漢書·董仲舒傳》。

⑥王岳川：《大國文化創新與國家文化安全》，《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