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馬克思主義文本的中國化與中華民族命運的大轉折——訪中央編譯局秘書長楊金海

記者：楊秘書長，您好！一部反映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史的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思想的歷程》自播出以來受到了廣泛關注，產生了良好反響。據悉，最近教育部下發的通知中把《思想的歷程》作為我國高等院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的輔助教材，這更加顯示了這部文獻紀錄片所蘊涵的深厚價值。那么，能簡單談談拍攝這部文獻紀錄片的最初構想和主要目的嗎？

楊金海：《思想的歷程》是由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共黑龍江省委宣傳部和黑龍江電視臺共同策劃、制作的一部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該片共8集，每集45分鐘，2011年紀念中國共產黨90周年活動期間在中央電視臺以及一些地方電視臺播出后，產生了熱烈的社會反響，被評為全國電視紀錄片一等獎。創作該片的主要目的是要落實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總要求，同時為我們黨的90華誕獻禮。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依托中央編譯局在馬克思主義文獻翻譯、理論研究和宣傳普及方面的獨特優勢以及黑龍江電視臺素質優良的專業紀錄片隊伍，組成了創作團隊，用一年多時間完成了這部電視片。該片的中心思想是用電視手段向廣大人民群眾生動展現一個多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經典著作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歷史，反映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與中國文化相互融合從而對中國社會發展不斷推進的歷程，從一個側面展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脈絡和強大生命力。

這部文獻紀錄片史料翔實、內容新穎、視角獨特，通過一個個形象鮮明的人物和真實生動的故事，全景式地展示了近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中國翻譯和傳播的光輝歷史；深情回顧了我黨幾代領導集體為馬克思主義傳播事業的發展所給予的鼎力支持和親切關懷；熱情歌頌了一代又一代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敢于像普羅米修斯“盜得天火耀人間”那樣為追求真理而不畏犧牲的革命品格和兢兢業業、皓首窮經的無私精神。與一般的黨史片或政論片不同，該片是以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在中國的翻譯、研究和傳播為主線，以相關的人物故事和歷史故事為敘事載體，堅持以史為主、史論結合的原則，把理論文獻研究與現代電視藝術有機結合起來。所以，它是一部融思想性、學術性、知識性和藝術性于一體的新型電視紀錄片，具有濃厚的文化色彩、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感人的藝術效果。

最近，教育部下發通知，把《思想的歷程》作為全國高等院校廣大師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輔助教材。這對于落實中央領導同志關于加強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指示精神，幫助廣大師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具有重要意義。

記者：《思想的歷程》反映了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主義傳入中國的艱難曲折過程以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者的毅力和追求，那么，能否主要簡述一下民主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的艱難曲折歷程？

楊金海：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史是中國共產黨理論建設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中國現代思想文化變遷史的重要篇章，是推動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實現徹底變革，從傳統形態向現代科學形態轉變的關鍵環節。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一代又一代理論家和翻譯家肩負使命，殫精竭慮，勤奮耕耘，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和學說逐步介紹給中國人民，譜寫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光輝篇章。

19世紀末，為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中國很多有識之士大量翻譯介紹西方思潮，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思想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傳入中國的。但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最初階段，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有識之士并沒有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革命的思想，而只是把它作為眾多西方思潮中的一種來傳播。隨著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才由自發翻譯介紹轉變到自覺研究介紹的階段。在這一時期，最早介紹《共產黨宣言》等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是李大釗。1917年冬，李大釗應聘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此后，他迅速在進步青年中開展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在圖書館大量擴充馬克思主義書籍，包括外文本的馬克思主義原著。1918年，李大釗和陳獨秀一起創辦《每周評論》，在第16號發表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最后幾段文字，包括十大綱領全文，標題是《共產黨宣言》。他還在1919年5月、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6號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五四時期，除北京的李大釗、陳獨秀、陳啟修等外，在上海、廣東、湖南、武漢、濟南等地也有許多進步青年知識分子積極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們中有李達、李漢俊、楊匏安、毛澤東、惲代英、張太雷、董必武、鄧中夏、王盡美等。

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出版、傳播占有特殊的地位。中國人最早了解馬克思主義學說，就是通過《共產黨宣言》。但直到五四運動爆發，還始終沒有《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公開出版。1920年春，陳望道應戴季陶主編的《星期評論》之約，依據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陳獨秀提供的英文本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在陳獨秀等人的組織領導以及共產國際的幫助下，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終于在上海問世。《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的問世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的出版與上海、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籌建活動直接聯系在一起，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中國社會發展的思想是歷史的必然。當時，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先進的中國人作了各種嘗試，進行了各種理論選擇，最后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主要有三條渠道，即從日本、法國、蘇俄等傳入。李大釗及其先驅者們最早從日本了解到馬克思主義并傳入國內，周恩來等人從法國、劉少奇等人從蘇俄取回了馬克思主義真經。

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特別是1921年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從舊民主主義革命飛躍到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發生了巨大飛躍，即從自發的、零星傳播逐步轉變為有計劃的、較系統的翻譯、研究、傳播。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有三個時期。

其一，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馬克思主義傳播。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立即開始有領導、有計劃地翻譯和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個秘密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由李達任負責人。李達擬訂了出版計劃，包括翻譯出版“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斯特叢書”即“共產主義叢書”11種，等等。但由于種種原因，只出版了其中的一部分。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黃埔軍校對馬克思主義傳播起過積極作用。在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當中，大部分是優秀的共產黨員，如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政治部秘書兼教官聶榮臻以及政治教官惲代英、肖楚女等。黃埔軍校政治課程中，有帝國主義、政治學概論、俄國共產主義研究等。在這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馬克思主義方面的書籍得到一定傳播。據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徐向前回憶，他就是在黃埔軍校學習期間，通過學習這些課程和書刊，才對共產主義和蘇聯的十月革命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此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出現了第一次高潮，馬克思主義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極大地推動了革命運動的發展。但不幸的是，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 一二”反革命政變，瘋狂屠殺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傳播也遇到空前的困難。

其二，土地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四 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國共產黨的活動轉入地下，進入了艱難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這一時期，盡管工作環境十分艱難，但共產黨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決心和意志更加堅強。紅軍到瑞金以后，為更好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探究中國革命成功的道路，采取了各種措施。一是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研究會下面成立了編印部，負責編輯、印刷這些革命的理論書籍。二是采用各種技術特別是傳統技術印制這些書籍，如用石印、油印、手刻，也包括一些鉛印進行印刷。紙張缺乏，就用地方的土造紙。印刷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以及《十月革命》、《社會主義的淺說》、《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中國蘇維埃》等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這一時期，我們黨的翻譯家吳亮平等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一時期，黨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事業不僅在革命根據地發展著，在國民黨統治區也艱難地進行著。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無數共產黨人和進步知識分子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而不畏艱難、前仆后繼。最典型的就是《資本論》的翻譯出版，其中蘊含著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其三，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1937年1月，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從此，延安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中心，也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中心。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號召全黨深入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學習，經黨中央研究決定，于 1938年5月5日即馬克思誕辰120周年紀念日，成立馬列學院。地點在延安的蘭家坪。馬列學院下設兩個部，一個是干部培訓部，另一個是編譯部，專門負責編譯和研究馬列主義著作。馬列學院院長由張聞天擔任。張聞天非常重視馬列著作的編譯工作，調集了許多優秀人才來充實編譯部的力量。從1938到1942年間，編譯部的同志集中翻譯修訂了的10部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陸續在延安解放社出版，冠名為“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包括《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法蘭西內戰》、《政治經濟學論叢》、《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馬恩通信選集》、《資本論提綱》、《哥達綱領批判》、《拿破侖第三政變記》、《法蘭西階級斗爭》等。編譯部還編譯了《列寧選集》18卷，《斯大林選集》5卷，以及“抗日戰爭參考叢書”等。這些書的編譯出版，滿足了黨中央大量培養干部的迫切需要，在黨內外引起了很好反響。

新中國成立前夕，黨中央成立了兩個翻譯部門，一個是中央俄文編譯局，一個是中宣部下設的斯大林全集翻譯室。1953年，黨中央決定將這兩個部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系統翻譯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工作。可以說，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最多的國家。

記者：那么，馬克思主義文本的翻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何內在聯系？

楊金海：在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卓越代表。毛澤東特別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他曾經說過，他讀《共產黨宣言》不下一百遍。但他不搞教條主義，而是善于結合中國革命實際來學習理論。正是通過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寫作了一系列著作，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才溪鄉調查》、《尋烏調查》、《長岡鄉調查》等，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征程。

延安時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第一次飛躍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頭研究中國問題，明確提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1937年，他在延安鳳凰山麓寫作了傳世名篇《實踐論》、《矛盾論》。這兩部哲學著作，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根本原理，為中國共產黨規定了正確的思想路線和工作方法，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1938年，毛澤東寫作了《論持久戰》，這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解決戰爭問題的光輝范例。此后，他寫了《新民主主義論》，系統闡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特點和基本特征，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

1938年到1943年，毛澤東寫作了大量理論著作。在《毛澤東選集》中，延安時期寫作的文章占一半以上。僅在楊家嶺，他就寫作了40多篇文章。后來他回憶說：那個時候，我是個高產作家，是教條主義逼出來的。正是由于這些著作問世，使毛澤東思想形成了一個系統的完整的科學的思想理論體系。

毛澤東不僅自己學習、研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領導全黨開展延安整風，掀起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熱潮。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整風動員報告，整風運動在高級干部中開始。從第二年春天起，無論是在延安，還是其他根據地，全黨范圍內的整風運動普遍開展起來。整個運動歷時三年，主要是整頓學風、黨風和文風。這是中國共產黨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偉大創舉。毛澤東親自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多場講演報告。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極大地提高了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全黨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日戰爭和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1945年，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已一切工作的指針”。這標志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基本形成。以后，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不僅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而且奪取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取得了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可以說，如果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準確的翻譯，十月革命炮聲送來的科學真理就不可能為中國人民所認識和掌握。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經典文本的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原著從歐洲語言向中國語言的轉換。這項工程艱巨復雜，它不僅要求編譯工作者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理論功底、廣博的百科知識和嚴謹的治學態度，而且要求他們具有淡泊名利、無私奉獻、不畏艱難、勇于犧牲的思想境界和意志品質。近百年來，特別是我們黨成立以來，中國形成了這樣一個肩負歷史重任而又默默無聞的經典著作翻譯和研究群體，正是他們用生命詮釋了革命者的普羅米修斯精神。這種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將永遠激勵著我們前進。

記者：怎樣認識近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傳播對中國政治變革的深遠影響？

楊金海：縱觀近一百年來在中國流行的社會思想和思潮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無疑是影響中華民族命運的最重要思想。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對中華民族政治命運產生了的深刻影響，這集中體現在20世紀中華民族的三代偉人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身上。

馬克思主義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者產生了重要影響。孫中山在流亡歐洲以及后來在歐洲考察社會黨國際時，就曾學習、研究過馬克思的學說以及社會主義思想。這對他形成三民主義思想，特別是形成關于避免走歐洲資本主義老路的“節制資本”思想以及后來制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馬克思主義對其他各種社會政治力量，如中國社會黨、無政府主義等，也都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當然，由于歷史的局限性，它們沒有也不可能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改造中國社會的指導思想，也就沒有能夠領導中華民族完成反帝反封的歷史任務。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與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中國的傳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如上所述，《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譯本是由中國共產黨早期成員陳望道翻譯并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組織出版的。《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對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成長發揮了重要作用。

毛澤東在延安與斯諾談話時曾回憶說：1920年到北京時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和共產主義的書，其中有三本書特別銘刻在他的心中，使他樹立起馬克思主義信仰，其中之一就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到1920年夏，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又講到：“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寫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是階級斗爭史，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但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

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也都是通過讀《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走上革命道路的。1919年，周恩來還在日本留學時，就通過日本的河上肇創辦的《社會問題研究》了解了《共產黨宣言》一書；1920年10月赴法留學，和當時先行留法的蔡和森等人一起繼續學習《宣言》，最終成為共產主義者。

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人的重要成員、第二代中央領導核心的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深情地說：“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為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

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都十分重視對《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學習。江澤民同志在1996年中央黨校的一次講話中講到，他在上海交大讀書時，曾打著手電筒在晚上讀《共產黨宣言》，并強調黨的高級干部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

記者：馬克思主義傳播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楊金海：近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世所罕見，使一個災難深重的舊中國逐步變為一個獨立富強的新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在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下，中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華民族所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獲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也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領導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沒有完成反帝反封的任務。中國共產黨人則不僅完成了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而且進一步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曙光。這一切都跟馬克思主義指導有著必然的聯系。例如，我們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中實行的土改制度、多種經濟并存制度，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初期實行的合作經濟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8小時工作日制度、義務教育制度等，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多種經濟制度、累進稅制度、新型的社會福利制度等，都與《共產黨宣言》等所蘊含的思想聯系在一起。今天我們講“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也都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運用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不僅對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中國現代文化的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馬克思主義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化建設道路的探索確立了唯一正確的歷史航向。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至少在五個層面決定著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

其一，它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的話語體系。我們現在的話語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概念為核心的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生產力、生產關系等等。這些概念是“五四”運動以前所沒有的。沒有這些基本概念，就談不上有中國現代文化。這套話語體系是怎樣建立起來的？主要是由共產黨人以及我國廣大的進步知識分子通過翻譯馬列著作以及運用馬克思主義逐步建立起來的。

其二，它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哲學思維方式。馬克思主義進來之后，我們才知道了許多現代哲學知識，例如知道了自然、社會、思維發展的規律，特別是突破了歷史循環論，知道了社會歷史的結構，社會發展的趨勢、道路，包括經濟社會的發展形態、發展階段、發展目標等等。可以說，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我們心目中的整個世界圖景都發生了變化，這個世界圖景在“五四”運動以前是沒有的。

其三，它促成了中國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的形成。大家知道，現在我們有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很多具體學科，包括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等，這些社會科學門類以及它們所組成的學科體系是怎么建立起來的？也主要是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沒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沒有很多理論界的翻譯家、學者的工作，我們這個學科體系是建立不起來的。

其四，它促進了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我們今天的教育、科學、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以及今天的電腦網絡等，也都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緊密聯系在一起。例如，我們學校的課程設置、大學學科體系的建立、研究機構的建立、雜志報紙的編輯出版等均是如此。

其五，它促進了中國大眾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大眾文化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我們今天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很多概念都與馬克思主義有關，如少先隊員、黨員、干部、群眾、同志、實事求是、以人為本等等，都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之后才逐漸形成的。我們的許多節日如“三八”國際婦女節、“五一”國際勞動節、“六一”國際兒童節、“七一”黨的生日、“八一”建軍節、“十一”國慶節等，都是與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聯系在一起。在“五四”運動之前，我們只有傳統的節日，沒有這些節日。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我們現在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種景象。沒有這些東西，我們的語言、生活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具有時代性和現代性。

總之，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國翻譯并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全集、選集以及大量的經典著作的單行本和專題文集，形成了浩如煙海、蔚為壯觀的馬克思主義典藏。隨著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發展，還形成了與馬克思主義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正是在不斷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社會發生了近代以來乃至數千年文明史上最巨大的變化。

記者：謝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

來源：《黨史與黨建》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