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聚巴別塔——記吐魯番西域古典語言學峰會

2010年由吐魯番地區文物、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主辦的“西域古典語言學高峰論壇”，是國際歐亞古典語言學術界的一件盛事，大會不僅是對上世紀古代語言學研究的總結和對新世紀古代語言學研究的展望，而且是這一繁盛了一百余年的學科從其發祥地、研究重心的歐美、日本諸國向發現地中國回歸的一個里程碑。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伴隨著史前時期不同人類族群在歐亞大陸之間的遷徙游動和歷史時期橫貫歐亞的絲綢之路的開通，以新疆為代表的內陸亞洲地區便成為這些文明交流的通道，吐魯番則相當于歐亞文明交流匯聚的十字路口。

新疆古稱西域，位于中亞東部，是歐亞大陸極為封閉的自然區域之一。雖然近百年來的考古發掘證實最遲在距今約4萬年前就有人類在此生活，但從未發現這些人類的遺骸化石，只是從發現的石器可以得出其打制技法屬于歐洲舊石器的打制技法，和東亞地區的舊石器有所差別，因此，從石器的打制技法上分析推測，這些石器的主人可能和歐洲地區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

從距今約1萬前到距今約4千年，是新疆的細石器時代或者是前陶新石器時代，因為從這一時期的遺跡中只發現有細石器，而未發現有陶器的痕跡。由于種種尚無定論的原因，考古學家們同樣沒有發現這一時期人類的居址和墓葬，而這些細石器的風格又和中國河西走廊地區及內蒙古地區較為接近，所以推測新疆這一時期的居民可能和中國西北地區的狩獵文化有一定的關系。至于這些人類所使用的哪個語系的語言，則只能是一些語言學家的推測而已。

到了距今4千年以后，新疆各地均已進入青銅時代，這些青銅文化都已經非常成熟，和周邊地區，特別是中亞西部、南西伯利亞地區的文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可以視為是上述地區古代文化遷徙——擴散的結果。這些青銅文化是以游牧部落為載體進入新疆的。從歷史時期的文獻記載來看，無論是生活在阿勒泰山地區，還是生活在天山以北地區的游牧民族，都是后來稱之為“塞”、“塞克”、“斯基泰”人的近親，也就是操印歐語系中“塞語”的民族之一，他們的分布范圍甚至翻越天山，一直擴散到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西緣的喀什、和田以及昆侖山地區。歷史文獻記載，距今約2千年前在西域立國的“塞”、“烏孫”、“于闐”、“疏勒”等西域古國的先民就是這些青銅時代“塞語”系的民族。

除此之外，還有一支早于塞人進入西域地區的游牧文化，他們就是所謂的吐火羅人，操印歐語系的一個古老的分支——吐火羅語。 這些人一部分分布在東天山地區的哈密、吐魯番和昌吉地區，最遠到達河西走廊的中部至敦煌一帶，建立了后來稱之為月氏和姑師的王國；一部分進入到羅布泊盆地，建立起樓蘭王國；第三部分進入塔里木盆地北緣的焉耆綠洲和庫車綠洲，分別建立起龜茲王國和焉耆王國。吐魯番、焉耆、羅布泊地區的吐火羅人操甲種吐火羅語；庫車地區的則操略有差異的乙種吐火羅語。

最后，在和塔里木盆地接壤的青藏高原西部，阿爾金山地區，還生活著一些操藏羌語族的羌人部落，是后來青藏高原西部女國的先民。

到了西漢以后，由于漢朝和匈奴戰爭范圍的擴大，西域地區便成為漢匈兩大民族角逐的戰場，隨著這兩大民族勢力的進入，西域地區的語言構成也開始出現深刻的變化。首先是從漢至唐，操漢藏語系的中原人進入西域，并在吐魯番、庫車、和田地區建立移民機構，進行系統的移民屯田，其中以在吐魯番盆地建立的高昌郡——高昌國最為成功，使西域真正出現了以漢語為主要語言的中原民族的聚居區。其次是操阿勒泰——通古斯語系的匈奴人進入西域，雖然他們自身并未形成匈奴民族的聚居區，但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姑且不論他們是阿勒泰語系里的突厥語族還是蒙古語族，卻為此后操突厥語民族和蒙古語民族進入中亞打開一條民族遷徙的通道，從此以后西域地區就開始進入突厥化的民族變遷過程。

魏晉南北朝到唐西州時期，天山以北地區均為著操突厥語的游牧國家所控制，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北緣諸國隨著王室成員和突厥人聯姻通婚，越來越多的突厥人進入印歐語系民族建立的國家，開始出現突厥化的過程。

漢語系民族的生活范圍還是以吐魯番盆地為中心并輻射到于闐、疏勒、龜茲等環塔里木盆地地區。這期間，雖然有很多生活在中亞兩河流域的粟特人移民到西域地區，由于他們是不成系統的移民，又沒有強大的軍事集團為后盾，所以很快就消融在漢、突厥和西域土著居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由于他們所使用的粟特語是絲綢之路上的通用語言，而且操突厥語的突厥人也多以粟特人為秘書和商業委托人，所以粟特語在商業、中央王朝和北方游牧政權的溝通聯系上承擔著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唐朝后期隨著吐蕃人的興起，整個西域地區都為吐蕃所控制，他們雖然在整個西域都派駐有軍隊，并且在塔里木盆地南緣移民屯田，但由于占領西域的時間較短，其相對落后的文化又不為西域各民族所認可，所以當吐蕃王朝發生內亂后，吐蕃人立刻就從西域消失的毫無蹤跡，其語言也只是在藏傳佛教重新崛起后隨佛教典籍傳入西域。

隨著唐朝后期失去對西域的直接控制，原來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回鶻人失國后大量遷入西域避難，西域地區便開始了突厥化的過程。這期間，由回鶻人建國于西域西部的喀拉汗王朝，為推行伊斯蘭教化而對庫車、和田地區進行的圣戰，也是西域突厥化——維吾爾化的重要一環。

西遼的建立，使得操阿勒泰語系東胡語族的民族也開始進入西域，這些契丹人口極少，統治時間又短，當蒙古大軍進入西域后，他們就蹤跡全無了。但由于建立西遼國的契丹人漢化程度較高，所以西域當地的人們就把他們等同于中國內地的漢族人，將“契丹”的稱號給了漢族。

元代，大批操阿勒泰語系蒙古語族的蒙古人隨著成吉思汗西征的大軍進入西域，特別是天山以北地區都成了蒙古人游牧的家園，他們取代了以前在此游牧的突厥語民族，使天山以北地區的民族構成又一次發生了徹底的變化。

而在天山以南的環塔里木盆地地區，統治這里的蒙古貴族由于很快地從處于被統治地位的維吾爾人那里接受了伊斯蘭教，所以和其下屬的蒙古人一起便融合到了維吾爾人當中。

到了明代，西域民族構成的基本狀況就是天山以北，包括準噶爾盆地，是蒙古準噶爾部的地盤；天山以南，包括環塔里木盆地和哈密、吐魯番在內的東天山地區，是維吾爾族的聚居區。2千年前廣泛生活在西域地區的印歐語系民族，就僅剩下生活帕米爾高原、操東伊朗語支的塔吉克人了。

隨著清朝重新領有新疆，新疆的民族構成又有了極大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一直影響到新疆今天的民族分布及構成格局。當時清朝政府為了穩定新疆，除了在今天的伊犁地區和塔城地區長期駐扎有滿族、錫伯族、達斡爾族等阿勒泰——通古斯語族東胡語支民族的軍隊之外，還從內蒙古東部遷來了察哈爾蒙古駐扎在今天的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來協防新疆的邊境安全。此外，大量的漢人士兵、農民、服勞役的囚犯和稍后遷來的回族也隨之散居到新疆各地；另外有一些生活在阿勒泰山地區（這一地區在民國以前不歸新疆管轄，而屬于清朝的烏里雅蘇臺將軍管制）和哈薩克草原上哈薩克族由于清朝和沙俄劃界等原因，也成為新疆的常住居民，這些民族共同奠定了今天新疆民族分布版圖的雛形。

通過百多年來的考古發掘和各國專家潛心釋讀，基本上可以認定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以吐魯番為代表的新疆地區，曾經流行過用約十幾種文字或字母書寫或拼寫的約二十二種語言 ，計：

1．漢語文

2．阿拉伯語文/波斯語/察合臺文

3．契丹文

4．突厥/回鶻文

5．藏文/八思巴蒙文

6．梵文

7．印度俗語

8．混合文字

9. 敘利亞語文；敘利亞文/突厥語

10. 波斯語文

11. 帕提亞語文

12. 巴克特里亞語文

13. 粟特語文/回鶻文/托忒蒙古文/滿文

14. 婆羅缽文

15. 于闐塞語

16. 圖木休克語

17. 吐火羅A

18. 吐火羅B

19. 希臘語文

20. 西夏語文

21. 希伯來文/波斯語

這些現在已經變成“死文字”的古典語言文字，曾經是絲綢之路上不同文明集團的交流媒介，它們根植于今天歐亞大陸仍在使用的語言文字當中，成為現代人們思維、交流所使用詞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由于這些語言文字的“源代碼”已經消亡很久，讓今天的人們不知出處在何方。

在此次盛會召開之際，我謹代表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向大家介紹一下近幾十年來的考古發掘和調查成果。同時重點介紹近年來胡語文獻的整理研究與國際合作情況。

一、國外吐魯番探險回顧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在西亞、南亞和中亞地區的擴張碰撞，同時也伴隨著大清王朝統治的中華帝國的衰落，新疆這塊由冰峰雪嶺所環繞，為戈壁、沙海所阻隔，為河流所分割的中亞最封閉的地理單元逐漸走進了那些醉心于中亞、西藏地理大發現的西方探險家眼中，那里遙不可及、被各種傳說所籠罩的綠洲廢墟成為他們所追尋的終極目標，早已湮滅在歷史沙塵中的絲路重鎮吐魯番就這樣從歷史又回到了今世。

1.從1893年開始，俄國人羅波洛夫斯基、科茲洛夫和克列門茲，都先后來到吐魯番并帶走大量出土文物。由此，開啟了吐魯番考古探險的大門。

2. 1902至1912年，德國共組織了四次新疆考察探險，都以吐魯番為名義，但考察范圍涉及整個新疆塔里木盆地北沿全境。

3.1902年，日本西本愿寺長老大谷光瑞開始組建西域探險隊，到1910年，他們一共進行了三次西域考察，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在吐魯番都大有收獲。因為他們進行了墓葬挖掘，所以獲得了大量文書。

4.1913年到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在吐魯番收獲尤其豐富。他不僅切割壁畫，還對阿斯塔那墓地進行了系統發掘，多達34座古墓被他一次挖掘完畢。

二、黃文弼開啟中國吐魯番考古先河

1928年，是吐魯番學的一個里程碑時刻。中國、瑞典聯合西北考察團成立，作為中方的成員，黃文弼開始了他的西北考察活動。1928年和1931年，黃文弼兩次重點考察吐魯番，古代遺址、古代石窟和古墓地都是他的考察對象。黃文弼的考察與研究，不僅揭開了吐魯番學研究的一個新階段，更重要的是黃文弼的學術活動標志著中國的吐魯番學取得了堅實的成果，在歷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方面甚至具有主導地位。

三、以唐長孺為首的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小組的輝煌時代

1959年到1975年，新疆考古部門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先后進行了13次發掘，出土了大量文書和文物。1975年開始，國家文物局成立了以唐長孺為首的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小組。從1981年開始，陸續出版了十冊錄文本《吐魯番出土文書》。到1996年，四卷本圖版錄文對照本也出版完畢。與大谷文書相比，這批新出的吐魯番文書，有系統發掘記錄，符合考古學的要求，所以在釋讀和理解上更加便利。此外，文書數量多、內容豐富，對于相關的研究促進很大。國內吐魯番學從此進入一個研究的高峰時期。

四、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文獻整理情況

1980—1981年，對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進行清理，獲得800多件古籍、佛經及胡語文書。其中漢文文書796件，回鶻文文書96件，漢文、回鶻文合璧文書133件，婆羅謎文文書27件，漢文、婆羅迷文合璧文書12件，粟特文文書13件，西夏文文書3件。

1.漢文佛經文書的整理、定名、編目

1995年以后，《吐魯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文書整理編目》被列入自治區“九五”社會科學項目，在此期間，吐魯番文物局和博物館課題組成員對每件文書的尺寸、形制和寫印本進行了測定、分辨、編號和登記；并對每件文書進行了拍照、放大，盡可能地對每件文書的內容作出定題、斷代、定名。至2007年，大部分佛經定名、編目工作完成，《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漢文佛教典籍》經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

2.胡語文獻的初步釋讀研究

針對1981年夏天柏孜克里克千佛洞65號窟出土的保存完好的3件粟特文書和5件回鶻文文書，吐魯番地區文物局與日本粟特語專家吉田豐、回鶻語專家森安孝夫合作對其進行研究，此8件文書，全部是摩尼教徒的書信。其中81TB65:1,是由九張紙粘貼連接而成的長卷，高26、長268厘米，存墨書粟特文135行，在接縫處和底行書寫的地方鈐有朱色印鑒，中間是一幅工筆重彩的插圖，有一行金字標題。此外，吉田豐博士在1980年柏孜克里克出土的約800件文書中又釋讀出10余件粟特文殘片，均為佛教文獻。其成果入吐魯番地區文物局編《吐魯番新出摩尼教文獻研究》之中，由文物出版社2000年出版。

3. 胡語文獻的全面釋讀研究

2007年，吐魯番學研究院與日本、德國開展了關于共同整理研究新疆吐魯番等地出土非漢文古文獻的合作項目，此次合作旨在對1980-1981年間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出土的非漢文古代文獻，主要是回鶻文文獻及已經公開和未公開刊布的古代文獻進行整理與研究，參加此次合作的人員除了吐魯番學研究的相關人員外，還有國內外非常知名的回鶻語專家，如，國內有耿世民、張鐵山、迪拉娜?伊斯拉菲爾、安尼瓦爾?哈斯木；國外有梅村坦、莊垣內正弘、吉田豐、松太井以及德國柏林吐魯番學研究中心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教授、D.Durkin一Meisterernst(D.多爾肯?麥斯特恒斯特)教授。

歷時三年，經學者們的共同努力已經取得了如下可喜的研究成果：一、吐魯番柏孜克里克80年出土的約500多件回鶻文書的編目、排版、校正工作已經結束，目前正準備將所獲成果公開出版發行。釋讀工作和校正工作也正在有序展開，并且所有的文獻都以高清的電子照片上傳到此次研究指定的網站里，每一件文獻都附有文字描述和記錄，這對其他學者深入研究回鶻文提供了科學有效地網絡平臺。此外學者們紛紛對這些非漢文獻進行了詳細認真研究并撰寫有關論文。這方面的詳細情況將有梅村坦先生在隨后的會議中詳細向大家介紹，此不贅論。

五、近年來吐魯番考古發掘

1.2003年3—5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合作，對洋海古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共清理發掘509座墓葬，其中一號臺地216座，二號臺地213座，三號臺地80座。

洋海古墓出土的器物之多也讓人嘆為觀止，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兩件豎箜篌了。豎箜篌基本保存完好，是用整塊胡楊木刻挖而成，長60．6厘米，由音箱、頸、弦桿和弦組成。音箱上口平面呈長圓形，底部正中有三角形發音孔，口部蒙羊皮。蒙皮正中豎向穿一根加工好的檉柳棍，再用5個小枝等距分別穿在豎棍下，枝、棍交叉呈“十”形露出蒙皮，再分別引一根用羊腸衣做的琴弦到弦軸上（圖一）。

據考古資料顯示，豎箜篌發源于西亞美索不達米亞，最早存在于古代巴比倫、埃及、希臘的音樂中。豎箜篌傳入我國中原的時代，最早有文字記載是在東漢。在新疆，考古工作者1996年在且末的扎滾魯克墓地發掘、出土過三件豎箜篌實物，時代為公元前5世紀前后。

據考證，洋海和且末兩地出土的豎箜篌形制與埃及、西亞所見的箜篌十分接近，應起源于西亞。洋海古墓那只保存了皮面連接弦的部件，彌足珍貴。它證明，西域早于后漢靈帝600年—700年前就有了豎箜篌，而公元前后由西域傳入中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2.2004年10月至2005年3月份，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對被盜繞嚴重的巴達木墓地進行清理發掘，共發現墓葬82座，實際清理79座，其形制可分斜坡道土洞室和斜坡道帶天井土洞室墓兩型。其中斜坡道土洞室墓占大宗，為76座；斜坡道帶天井洞室墓3座，地表原封土均殘蝕無遺。共出土隨葬品700余件，以陶器為主，次為木器，另有泥、銅、銀、金、珠、石、骨器及絲織品、墓志、文書等。時代為麴氏高昌國至唐西州時期（圖二）。

3.2004年至2005年，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先后三次對木納爾三個臺地被盜墓葬進行考古清理，共清理墓葬42座，其中豎穴偏室墓和斜坡道帶天井土洞室墓各1座，余40座均為斜坡道土洞室墓。共出土隨葬品310件，按質地可分為陶器、泥器、木器、鐵器、銅器、銀、金幣及墓志、文書等。時代為麴氏高昌國晚期至唐西州早期（圖三）。

4.2007年底和2008年3月，在勝金店墓地發掘墓葬36座。

勝金店墓地位于吐魯番市勝金鄉勝金店村南郊、勝金店水庫與火焰山之間的坡地上。為了配合312國道吐魯番—鄯善段復線工程建設，前期考古調查中被發現。2006年5月，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公路北側進行了考古發掘，考古資料尚未公布。2007年修路施工時挖掘機在路邊山坡上取土，挖出了人骨和器物，靠近公路南側的墓葬始被發現。同時，吐魯番學研究院的文物考古人員進行了調查。

2007年10月，在請示并得到自治區文物局許可后，吐魯番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組織考古專業人員進行了搶救性清理。發掘工作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從2007年10月14日開始至11月30日結束，開10х10米探方9個，發現并發掘墓葬26座。第二個階段從2008年4月4日開始至4月28日結束，又開10х10米探方4個，發現并發掘墓葬5座。2次共發掘墓葬31座，出土了一批有價值的文物。

這一時期的墓葬中還有一部分帶有床形葬具，即尸床，為木材制成的長方形床形葬具。從洋海、勝金店墓地的發掘來看，它往往和棺罩配套使用，如果推測棺罩是仿自車蓬的話，那么尸床則代表了車廂，由棺罩和尸床構成的葬具組合意味著死者在冥界居住的帳篷，是活人世界所居住的帳篷的鏡像反映。眾所周知，游牧民族是不使用床之類的臥具，因為它不便于遷徙和擺放，而是直接在帳篷的地面上鋪陳毛氈、地毯或獸皮等柔軟、可折疊的物品作為臥具。阿勒泰——南西伯利亞和吐魯番盆地同時期墓葬中的葬具在形制和使用方式上的一致性，說明了這兩個地域在喪葬文化上的密切聯系（圖四）。

六、《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

1.近年來吐魯番洋海、巴達木、木納爾的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紙質文書、墓志等珍貴文獻，同時又陸續征集了近十多年來從吐魯番地區流散出去的古代文書，有著極高的史學價值（圖五）。

2. 2005年10月，吐魯番文物局、研究院與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由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三人負責，組成了一個“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開始從事整理工作。經過三年多的努力，至2008年4月《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正式由中華書局出版。

七、雅爾湖石窟突厥文題記的調查與釋讀

雅爾湖石窟位于吐魯番市西約10公里交河故城西南河谷南崖壁上。下距河谷底約20米，窟區東西長40余米。現存洞窟自西向東依次編號7個窟。窟前有寬約4.5米的平臺，從崖前殘留痕跡看，應有廊檐等木構建筑物與洞窟結合為一個整體。平臺兩端尚存階梯通道與谷底連接。1號窟西15米內是塌毀的僧房廢墟，階道入口處西側露出兩條煙道，上部合一，顯然是兩灶合用一煙囪。7號窟東10米內，有兩處坍塌的洞窟遺跡，也發現灶臺的痕跡，南壁還殘存一個小龕。若包括兩側塌毀的僧房殘跡，東西長約65米。

窟內存壁畫的有4號窟與7號窟，于此，我們暫且不提。另外一個引人矚目的就是窟內存有多種語言的題記。如1號窟主室后壁有紅色漢文題記，字跡難以辨認。2號窟后壁和窟門西側壁殘存零散紅色漢文題記。西壁有尖硬物刻畫的豎行回鶻文。3號窟窟內東西側壁有零散的紅色漢文題記，西側壁還有尖硬物刻畫的漢文文字。 4號窟主室券頂部分的千佛圖像，存有大量漢文千佛榜題 。6號窟窟門兩側壁上有零散的紅色漢文題記，均難以識別。

然而，雅爾湖石窟最具魅力、最難以辨認的語言文字還算是窟內存在的大量看似雜亂無章的突厥文題記。這對于解讀古代操突厥語民族在吐魯番的社會生活有著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緣此，2009年，我們（吐魯番學研究院）與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土耳其阿塔圖克大學三方聯合，旨在對吐魯番地區的古代突厥文獻刻銘進行調查和整理，包括刻寫在洞窟墻壁和石質墓志等材料上的銘文，進行拍照、錄文、轉寫和研究，此項工作歷時三年，今年9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羅新教授協同土耳其阿塔圖克大學成吉思?阿勒耶勒瑪孜（Cengiz Alyilmaz）教授等學者來吐進行實地考察，重點對交河故城雅爾湖石窟寺內的幾個洞窟進行了考察，并對其中兩個洞窟墻壁上刻寫的古代突厥文進行了拍照、轉寫和整理等前期工作。經初步研究可知曉這是屬于突厥語民族曾經崇拜和信仰佛教的非常重要的一段歷史，清晰地反映出當時突厥族與中央政府之間存在有著鮮明的隸屬關系，也可證明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匯集的區域（圖六）。

目前，此方面深入研究方面的工作正在積極向前推進，相信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快就會出爐，屆時定能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八、2010年吐峪溝石窟東區的清理發掘

2010年4—5月，為配合絲綢之路（新疆段）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以及吐峪溝千佛洞山體加固工程，與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龜茲研究院合作，于2010年春季對吐峪溝千佛洞東區北側部分洞窟及庫內進行保護性考古發掘。經過本次發掘，清理出原先完全被山體崩塌所掩壓而未知的洞窟四組，面積在二百平方米以上。原先部分顯露洞窟的清理，也獲得了許多原來位置的信息，修正了長期以來對于吐峪溝石窟的一些錯誤認識。更為重要的是，本次發掘中我們比較注意石窟前遺跡現象的處理。經過此次發掘，清理出了大量的窟前殿堂、地面、門道、階梯等重要的遺跡現象，對認識新疆地區的石窟建筑形制提供了重要的新認識，同時也解決了吐峪溝東區石窟族群結構、功能等等長期以來混而不清的問題。這為中國古代石窟、古代建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寶貴資料。本次發掘中還出土了文書、壁畫等大量珍貴的文物。此外，我們還新發現了一處地面回鶻佛寺遺址，預計面積500平方米左右。經新疆自治區文物局批復，我們搶救性發掘了約100平方米面積。發現佛寺殿堂一處及相關的倉儲、廚房的生活設施。清理壁畫殘存面積7.2平方米，發現有回鶻文題記。出土的重要文物有漢文、回鶻文寫經等（圖七）。

總體看來，這次發掘對了解吐峪溝，乃至整個吐魯番地區、古代新疆地區的歷史宗教文化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

結語

吐魯番考古學研究對于古代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意義，在語言學上意義。大家知道，語言是承載文明的基礎，由于種種原因，有很多曾經在歐亞大陸上流行過的語言隨著他們的使用者消融在歷史長河之中而湮滅，只有少許的記憶殘片為其他人群所保存。吐魯番獨特的自然環境、位于東西方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這一獨特的位置，使得這些已經消失很久的文明介質在干燥、炙熱的土地下完好無損地沉睡了一、兩千年，直到百多年前，隨著西方文明的崛起，才由到西域地區考察的西方探險家所發現，打開了這一塵封彌久的封印，生活在今天不同文明體系下的人們才得以了解他們曾經擁有但今天已經失去的獨特的語言，和這些語言所承載的宗教信仰等遠古文明。

作者：李肖①、②，陳愛峰②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① 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