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認同的建構與演變：以新晃古今認同的三個階段為中心

“中國古代的族群凝聚與國家認同研究”課題組的第一次田野考察，選擇了湘西黔東南一帶的幾個市縣，而以湖南新晃侗族自治縣為主要基點展開。這種選擇雖由一些偶然因素促成，我們卻意外發現新晃實在是一個極好的選點。論地理位置，新晃位于湖南省中部最西側，一般被形象地稱為在湖南的“鼻尖”上。這個鼻尖距省會長沙600公里，是全省最偏遠的縣之一。而它又三面嵌入貴州省轄境之中，在經濟、文化上與貴州的聯系不亞于與湖南其他市縣。古人稱為“黔楚毗連之地” ，費孝通先生題曰“黔頭楚尾”，都說明了其政區地理上位于兩省之間的邊緣性。論其地形，新晃處于云貴高原苗嶺余脈延伸末端，雪峰山脈以西，武陵山脈以南，屬我國第二階梯向第三階梯過渡地帶。既有山區特色，又有高原地相。因而在地形地貌，以及氣候、植被等方面也具有過渡色彩。 論其居民族群分別，新晃位于今日認定的侗族聚居區的最東北部，往東順舞水而下，漸漸進入漢族占主體的地區，因而新晃在民族分布上也是一個邊緣和過渡地帶。再往歷史上追溯，西漢時期的夜郎國，其疆域或文化影響或曾達到此地，以至唐宋時此處曾被短暫設為夜郎縣，但這里同樣遠離夜郎的中心地帶，是夜郎和漢的雙重邊陲。

總之，新晃是一個多重意義上的邊緣地帶。在研究認同問題時，邊緣常是最佳的觀察選點，因為邊緣最不穩定，常處于不斷變動之中，而邊緣地帶豐富的文化符號資源，也為認同的轉變提供了條件。本文擬從這一角度，以新晃本土文獻以及本次考察中獲得的信息為主，略述新晃地區在文化認同上的變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土文獻如方志、詩文、碑銘等一般代表官方或知識階層的立場，與大眾普遍接受的認同有一定差距，但這些具有教化權威的文獻總是會通過各種方式滲透到民間，逐漸引起大眾認同的變化。由于是初次考察，時間也很倉促，對于民間口述材料等尚未能收集，故而本文僅以官方表達的地方認同為主展開論述，其與社會普遍接受的地方認同的差異，只能留待將來繼續考慮了。

一、鄒魯之邦

作為一個邊緣地帶，新晃作為一個區域清晰地用文獻表達自己認同的歷史并不久遠。地方認同一般是以行政區劃為單位形成的，今天新晃所轄地域首次成為獨立區劃始于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當時從芷江縣劃出六里建立晃州直隸廳，廳治在今老晃城（在今新晃縣城東側）。六里之地既然成為一個獨立政區，以新政區為單位重建地域認同成為當務之急。據當時晃州縣學司訓梅嶧的記載，時任晃州直隸廳通判俞克振認識到修志的重要：

惟時晃為新造邦，凡諸草創。雖屢承檄催，而掌故闕如。我通守俞耕余先生，……公余進嶧而言曰：“農桑、學校之外，有急于修志者乎？夫志者，六里之鈐轄也。語曰：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后，雖勝弗傳。烏可謂新辟巖域，文獻無征，而竟置規模于弗紀耶！”

俞克振對這項事業也頗為自得，他說

晃之廳，前此所未有也；晃之志，亦前此所未有也。使晃不設廳，則立制未安，即六里之民亦未安。使晃不撰志，則《通志》不備，即《一統之志》亦不備。

俞克振對于地方志有多重期待。既希望備掌故以資日常行政管理，也希望通過修志讓自己的政績“美而彰，勝而傳”。同時，作為一名朝廷任命的官員，他眼中的晃州是大清之晃州，修晃州一地之方志，是為了使《湖南通志》、《大清一統志》更為完備。他或許沒有意識到，作為權威知識定型下來的地方志，同時承載了建構地方認同，以及將地方系于天下國家體系之內以強化國家認同的功用。

這部縣志于道光五年（1825）完成，名曰《晃州廳志》（以下簡稱《舊志》）。新晃地區的這第一部方志塑造了一個怎樣的地域形象呢？該志正文凡四十三卷，“茲奉上憲頒發式樣，屬詞比事用遵成例”，遵守湖南省通行的修撰體例，起于星野、圖考、建置沿革、疆域等，終于祠廟、寺觀、藝文、外紀。其間田賦、學校、典禮、選舉等等無不齊備，儼然就是與內地無別的禮教之邦。新晃地區今天看來族群結構復雜、處于多重邊緣的特性，在這部方志里幾乎難覓蹤影。不僅沒有反映，對于可能引起誤會的部分，還要竭力撇清關系，如其中《苗猺》一節云：

湖南之有苗猺，即古所謂荊蠻也。……箐谷阻深之境，往往蠢動竊發。自雍正、乾隆以來，數勞王師。而晃州一隅，安堵如故，是遵何道哉？則以有苗地，無苗人。其聚族于斯者，大半以吳人而占楚籍。以故農樸士文，彬彬乎有鄒魯風焉。遠承干羽之化，近譜弦歌之聲。

按六里境內，本無苗猺。猺人居太婆猺山，實與寶慶之武岡三面相隸，一面毗連黔陽。離晃三四百里，猺人固非晃有。我晃地近苗疆，西南與黔之臺拱九股黑苗近，西北與同仁、鎮筸紅苗近。自前代以及國朝，常為晃患。

志文說得很清楚，晃州無苗人，僅與苗地相接，而猺人更在三四百里之外。至于侗人，或者溪峒，則僅見“元末年，李興祖據沅城叛。晃近地諸峒蠻俱煽動”一條，此外竟未再見。與苗猺一樣，諸峒蠻也是在晃之近地，而非在晃之內部。志文用雍乾以來晃州安定不亂，來佐證其地無苗猺蠻夷之人。

除了直接斷然否定有苗猺之人，《舊志》還采用了更隱蔽的手法巧妙地隱藏或淡化非漢族元素。比如竹王廟，在《古跡》、《祠廟》、《寺觀》諸章皆不見載，但它的確在當地存在過。本志藝文卷收入王漁華《題竹王廟》，其詩云：

竹林溪口水茫茫，溪上人家賽竹王。

銅鼓蠻歌爭上日，竹林深處拜三郎。

縣志的整理者注稱“竹王廟：供奉夜郎竹王的廟宇，其舊址在今魚市鎮新橋村”。事實上，此王漁華是王漁洋之訛，王漁洋即王士禎，這首詩原是《漢嘉竹枝詞五首》中的第四首，寫作地點是四川樂山。 《舊志》為何要處心積慮地將這首詩偷過來呢？我推測有三個理由，首先當然是因為王士禎是大名人，可以借他的名聲給本縣貼金；其次，王士禎自己在《蜀道驛程記》中說“一水繞郭，南流注江，曰竹公溪，有竹王三郎祠，或云在夜郎縣”。 這一句提到的夜郎縣給《舊志》編者找到了偷換的理由；第三，王士禎畢竟是清初之人，他描述的景象可以代表晃州析置之前的狀況，正可與如今的移風易俗形成對比。果然，本卷收入的其他詩歌中間或也提到竹王，但很快將話鋒轉為古今對比，以證圣朝德化及遠，古之蠻夷今為中華。如江南人任貴州主考的王協和，赴任途經晃州，寫下“牂牁猶數驛站，此處竹郎王”的句子，但是不忘接著歌頌“自昔稱巖險，于今息戰攻。五溪皆向化，那論伏波功”。更明顯的表達來自參與修志的縣學訓導梅嶧，其《夜郎覽古》詩云：

漢家天子神武姿，水戰遙習昆明池。

威武紛紛被四極，萬里丹徼皆鞭笞。

何時夜郎起遯水，英聲剖出大竹兒。

自侯自王莫敢攖，跨有楚蜀兼羅施。

雖然割據起山林，發卒助通西南夷。

負弩前驅盛萬人，歌功亦同白狼詩。

當年衛霍窮北伐，未言此地奮熊羆。

早聞沅有夜郎縣，再改峨山天寶時。

今之晃州如內地，不比昔日徒羈縻。

治中新布文翁化，六里弦誦何熙熙。

廢壘空傳父老說，廟祀猶上竹王祠。

只今煙雨叢深處，惟有黃昏鳥雀嘻。

這首詩的主題無疑是“今之晃州如內地，不比昔日徒羈縻”一句。行政管理制度的改變，加以現任官員的文翁之化，使昔日蠻夷之地變成禮樂之邦。而代表昔日蠻夷陋風的祭祀竹王祠，僅僅只剩下一個傳說，煙雨深林之中，只剩下鳥雀嬉鬧，竹王祠是否還在，大概都無人關心了。

二、侗族自治縣

《晃州廳志》所著力塑造的華風洋溢的晃州形象，在1956年以后受到徹底的顛覆。民國時期，晃州直隸廳改為晃縣，1949年成立晃縣人民政府。1956年，經國務院批準，成立新晃侗族自治縣。侗族是在1951年經中央訪問團考察首次被認定的民族，而新晃是首批成立的侗族自治縣之一。這充分說明新晃境內有相當數量的具有明顯非漢族文化特征的人群。

根據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自治地方擁有自治權，包括民族立法權、變通執行權、財政經濟自主權、文化語言文字自主權和少數民族干部優先任用權，加上以后在計劃生育政策、高考等方面的照顧，少數民族的地位從受歧視轉為受優待。與此相應，我們看到新晃成立侗族自治縣以來，侗族人口比例持續上升。如下表所示： 

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新晃的少數民族人口比例達到87%，這表明漢族的比例進一步下降到了13%. 從這些數字不難看出，建國以后該地區的侗族、苗族人口比例不斷上升，而同時漢族比例持續下降。官方對此的解釋是由于民族政策的落實，從前在舊社會民族歧視環境下不敢承認民族身份的人，終于敢于承認自己不是漢族。然而，這一說法難以解釋為何在民族政策落實后的半個世紀中，新晃侗族人口比例的上升趨勢始終保持。我國的民族成份認定原則是“凡屬少數民族，不論其在何時出于何種原因未能正確表達本人的民族成份，而申請恢復其民族成份的，都應當予以恢復”。在實際操作中，父母雙方民族身份不同的，可以根據父母或成年以后子女的意愿，為子女確定族屬。甚至可以根據祖父母、外祖父母中任何一人的民族成份，修改父母及本人的族屬。此外還存在群體性的以村為單位修改民族成份的可能。 在合法的途徑之外，仍有采取非法手段騙取的，1990年頒布的《關于中國公民確定民族成份的規定》里，即有“凡采取搞假報告、假證明和其它不正當手段騙取準許更改民族成份的，一經發現應立即糾正。因騙改民族成份而享受招干、招工、升學以及其他優惠待遇的，應予取消。”說明這一現象的確存在。以上種種途徑說明，在多民族雜居的地區，居民的民族成份具有很大的可選擇性，個人的意愿在其中發揮相當大的作用。新晃人口民族構成中的急速變化，應該就是借助這種可選擇性來實現的，它表明過去幾十年中，有大量的新晃居民，愿意從漢族變更為侗族或者苗族。

伴隨著社會實際中民族構成格局的變化，新晃的地方認同標簽也隨之改變。1993年出版的《新晃侗族自治縣志》（下面簡稱《新志》）突出地反映了這一變化。如果說道光年間的《晃州廳志》（《舊志》）是要塑造一個用夏變夷華風洋溢的晃州，那么《新志》始終在強調侗族在這片土地上的主體地位。如上節所舉《舊志》極力否認當地有苗瑤之人，而《新志》完全顛覆了這種說法。《新志》引《老學庵筆記》、《明史紀事本末》等書，說明辰沅之地從來就有仡伶或峒人。而更具體的證據來自清嚴如熠的《苗疆風俗考》，其文曰“芷江西溪土民，稱之曰瑤，而實為峒苗。”以及清乾隆《芷江縣志》所云“西溪之苗，考之遺文，詢之故老，總不知其所自始。”“且多羞稱苗民，自稱曰峒人；所言羞稱苗語，自稱曰峒話。” 總之此地原為侗族生息之地。而“民國時期一部分侗人受民族壓迫和歧視，被迫放棄自己的語言，改著漢裝，改報民族成份”。民國時期尚且如此，清朝想必也有類似的現象。《新志》說，

清政府采取了強化政策，視少數民族風俗為“淫俗”，強行“與化移易”，動輒派兵鎮壓。順治年間，戰爭頻繁，人民苦不堪言。清《歸莊集》載：“至晃州驛、鯰魚坡諸處，……城郭丘墟，人煙斷絕，暴骨如莽，耕者皆持矛盾弩矢自衛”。

按《歸莊集》中的《黃孝子傳》所描述的晃州情形，其背景是明末清初鎮竿苗民起義軍、張先璧、李自成余部、南明將領王進才、馬進忠等相繼占領這一地區，加上清軍的進入，互相攻伐，戰亂連年，并非是清政府移風易俗帶來的鎮壓。為了證明清朝在此實行民族壓迫的政策，《新志》在此似乎有意曲解了《歸莊集》的材料。《舊志》用雍乾以來晃州安定不亂，來佐證其地無苗瑤蠻夷之人。《新志》也隱約進行了反駁：

建立晃州直隸廳后，清政府稱晃州“民俗強悍”，“苗亂相尋”，設晃州營常駐綠營兵290多人，在涼傘、甘昧、壩平等地嚴加控制，更激起侗族人民的強烈反抗。

《新志》接著又詳細敘述道光十三年侗苗起義以及咸豐四年侗族姜靈芝起義的經過。至此《舊志》中地無苗瑤六里弦歌的晃州形象已經徹底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侗族、苗族等世代生息，英勇反抗封建統治者壓迫的歷史。

在考古方面，同樣存在強調侗族的傾向。課題組在新晃調查時，參觀了縣文化館的文物陳列室。該縣文物數量很少，僅僅一個高寬約兩米分成五層的架子就可全部放下。其時間跨度很大，從舊石器時代直到清朝，宋代以前的器物極少。清代文物大多是日常使用的瓷器，與內地區別不大，但數量較多。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宋代墓葬中出土的幾個陶罍壇（或稱陶多角壇），制作工藝比較粗糙，形制奇特。壇高約三四十厘米，壇身有浮雕狀裝飾，畫面分為三層，最下層均為龍或蛟的形象，二層有乘舟的人物，還有類似敲擊銅鼓的場面。最上層有飛鳥等。由于筆者對西南地區考古素無知識，不能判斷這件文物是否為西南所常見，但可以肯定這不是漢人墓葬中所出之物。另一件文物是一面銅鼓，1979年出土，形制上較為普通，經鑒定為明代遺物。當前的民族史研究中，一般認為銅鼓是百越系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物，通過銅鼓可以把侗、苗與古代的獠人聯系起來，再上溯至駱越。所以這面銅鼓無疑增強了新晃是侗族歷史悠久的居住地的論斷。如同我們作為參觀者忽略了陳列中常見的漢瓦、陶片以及清代瓷器，而注目于上述兩種文物一樣，《新志》在敘述新晃地區的文物時，于歷史時期也僅列了這兩項。不知道是不是其他文物不夠列入方志的資格，總之這樣敘述的結果是讓讀方志的人留下此地古時即為少數民族地區的印象。

寫入《方志》的還是比較嚴謹的學術知識，在其他一些場合我們聽到的言論更為大膽直接。在新晃考察期間，縣政府組織當地有關部門的領導和專家和我們進行了一場座談。新晃文管所的王時一所長在介紹當地的考古情況時，說“波州等地的舊石器文化遺址的發現佐證了侗民族的文化淵源”，因為該遺址沒有洞穴而在河道附近，所以“經專家多次論證”是住在樹上的“巢居”人類，這種巢居慢慢發展成為侗族的吊腳樓、鼓樓。 這實在是一個太有想象力的說法，但是由當地最有考古學資格的人物說出來，而且經過專家論證的，并非個人隨便提出的猜測。果然，在網上還流傳一篇名為《有巢氏故里在新晃的證據》的文章，進一步將巢居人類坐實為有巢氏之民，進而以此證明有巢氏就是新晃人！ 這一說法在學術上當然不值得一駁，但卻在網上多次轉載，在一些論壇里也成為人們論辯時的依據。與其說這是一個學術猜想，不如說它是當下新晃人對侗族認同的情感性表達。

新晃縣在維護和加強侗族認同方面的確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在農村里鼓勵蓋傳統的侗式干欄木樓。近年又鼓勵村民將木樓屋頂上翹起的飛檐和中間的姜太公涂白，響應號召進行涂白的家庭每家發150元補貼。我們到村寨中以及坐車沿途所見，的確是以木樓居多，磚瓦房較少，而且很多寨子里屋頂的三處按要求涂白，既醒目又整齊。后來在其他侗族聚居的縣、市，就沒有看到飛檐涂白的木樓，這大概是新晃新創的地方特色。另外，很多村寨建起了嶄新的風雨橋、鼓樓，進一步強化了侗族在建筑文化和社會活動空間上的民族特色，不過這一現象倒是各侗族自治縣共有的。在新晃的論壇上，還有人提議“應該采取相關措施鼓勵修建侗民族特點的建筑，設計樣板房，開展侗民族建筑培訓與交流活動，有條件的地方逐步恢復侗族風雨橋、鼓樓、涼亭等”。 發揚侗族文化不只是政府單方面的意愿，也代表了很大一批群眾的聲音。我們接觸到的幾位新晃侗族朋友，都對自己的民族充滿自豪，其中有位旅游局的姑娘對我們說：“來到新晃，你們漢族就是少數民族的，我們侗族人要好好照顧你們。”

侗族的文化傳統雖然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護，但也抵擋不住現代化的潮流。在座談會上，新晃的侗族歌王徐朝大先生誠懇地說：“現在侗語正在逐步被漢化，四十歲以下的人很難發音標準。侗語在勞動生產中運用較多，現在年輕人都外出打工很少能夠運用到侗語，只是在跟家人親朋好友交流時運用到。”我們接觸的幾個侗族年輕人的確都承認自己不會說侗語。至于傳統服飾，除了儀式性的場合，平時也只有鄉村里或老年人穿著。新晃縣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侗族儺戲“咚咚推”，“僅存于新晃侗族自治縣貢溪鄉四路村的天井寨一處，湖南境內別無侗儺” 。在通道縣的芋頭侗寨，我們看到一個正在建筑中的木樓，竟然是在磚瓦結構外面貼上木板而成。這種既享受磚瓦房的舒適又保持木樓外觀的建筑，或許代表了侗族傳統建筑未來轉變的方向。

三、夜郎古國

近年來，新晃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邊遠小縣，忽然走到了媒體的聚光燈下。這源于縣政府高調提出的開發夜郎文化資源的規劃。2010年23日，在首屆中國國際文化旅游節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縣政府與湖南玖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簽約“夜郎古國”文化開發項目，簽約金額50億元。媒體競相報道“湖南新晃縣擬斥資50億重建‘夜郎古國’”！此舉引發了一場至今仍在持續的夜郎爭奪戰。得知新晃重建夜郎古國的消息后，貴州方面表示強烈不滿。眾所周知，漢代夜郎國的核心地區在今貴州省境內，貴州出土有關夜郎的文物最多，對夜郎的研究工作開展得也最久。如今新晃高調打出夜郎牌，讓貴州感到是搶走了自己的文化資源。在湖南新晃高調簽約的4天后，貴州省委宣傳部協同貴州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組織專家召開研討會予以回應，批評新晃的做法“將本不屬于己的歷史文化硬拉來貼在自己身上，那就是故意誤導后人”。 也有社會輿論質疑50億投資會不會加重老百姓的負擔，何時才能收回成本的問題。

事實上，早在2002年，在當時縣委書記王行水的推動下，新晃縣第九次黨代會作出決策：開發夜郎文化資源、創建夜郎文化國際品牌、促進縣域經濟快速發展。自此，新晃打造“夜郎古國”的序幕正式拉開。2003年，新晃縣就曾向湖南省民政廳提出申請，要求將新晃改名夜郎縣。當時也引起了貴州方面的激烈反對，最后申請沒有通過。新晃面對各種壓力和反對的聲音，始終高調地按照既定決策展開行動。該縣成立了夜郎開發利用辦公室，由縣委黨校校長黃麒華任主任。黃麒華曾對媒體講述夜郎戰略的形成過程：

至于為何會以夜郎為發展旅游業的核心，黃麒華說，這還要追溯到他在新晃縣工商局工作時的一段經歷。當時，喜歡研究商標文化的他發現，新晃是夜郎國的屬地，據《舊唐書?地理志》及《辭源》記載，唐、宋兩朝都曾在新晃設置過夜郎縣。清道光五年編的《晃州直隸廳志?序》中也有“晃州古夜郎國，在楚為邊陲地，在黔為接壤區”的記載。費孝通先生還曾為新晃題詞：“楚尾黔首夜郎根”。

以上所追述的三點，就是新晃給自己貼上夜郎標簽的全部證據了，其中唐宋曾在此設立夜郎縣是最主要的證據。唐朝貞觀八年在此設置夜郎縣，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詳細決策過程已經難以確知。但是根據置縣前后的相關史實，我們可以做出一些猜測。夜郎作為縣或郡名，從西漢到南北朝一直存在，其地望也比較固定。推想起來，夜郎的地望應該符合兩個條件，一是在遯水（即今北盤江）邊，因為夜郎竹王出自遯水，《華陽國志》、《后漢書》等有明確記載。其二，夜郎應該在牂牁的西南面，這符合莊蹻系船于牂牁，再步行西上伐夜郎的傳說。所以從西漢到南北朝，夜郎的地望較為穩定地在今貴州關嶺一帶，在北盤江邊，從未出現在舞水流域的新晃。

《元和郡縣圖志》述及舞水流域時，引《荊州記》曰：

舞溪獠、滸之類，其縣人但羈縻而已。溪山阻絕，非人跡所履。又無陽烏滸萬家，皆咬地鼠之肉，能鼻飲。

此《荊州記》未知何人所作，應該是南朝時的作品。南朝知識精英對這一地區并不熟悉，將其居民泛稱為獠和烏滸，對其習俗也多夸張的傳聞之詞。這一狀況到唐代應該沒什么變化。唐代又有一個被稱為牂牱蠻的部落，《舊唐書》載：

牂牱蠻，首領亦姓謝氏。其地北去充州一百五十里，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無城壁，散為部落而居。土氣郁熱，多霖雨。稻粟再熟。……其首領謝龍羽，大業末據其地，勝兵數萬人。武德三年，遣使朝貢，授龍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

按照這段材料所描述的道理坐標，其地正在沅水上游與舞水上游之間。此地南朝和隋時在牂牁郡境內，故而稱之為牂牁蠻。牂牁與夜郎原本判然有別，漢代牂牁為郡，夜郎為其下屬縣，而且牂牁郡治在沅水上游的故且蘭，不在夜郎。東晉王遜提議設立夜郎郡后，夜郎與牂牁二郡并立，互不相屬。夜郎和牂牁的第一次混合，就出現在對謝龍羽的封賜上。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在貞觀八年在此設置州縣時，就使用了夜郎作為縣名。與其假設唐代設置夜郎縣是因為漢代夜郎國達到此處，不如認為夜郎是謝龍羽部落所認同的一個符號，首先作為賞賜他的封號，以后隨之成為縣名。

就這一點來說，唐代對此處命名夜郎，或許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化資源爭奪的結果。唐人或許也覺得稱此處為夜郎不合古典，在開元二十年，又更名為峨山縣。但是，經過時代變遷，唐初設置夜郎縣的理由已無人知曉，設縣的史實卻隨著唐朝一起具有了古典的意義。以至北宋大觀二年至宣和二年又短暫地在此地設置夜郎縣。當道光年間晃州直隸廳的官員和學者編撰縣志時，濃墨重彩地在開篇就寫上“晃州古夜郎國”。我們在考察期間，還在新晃與芷江二縣交界的地方看到一塊《門樓坳牌坊碑銘》，立碑時間是2000年，簡體橫排，卻是用相當順暢的駢文來撰寫的。其中寫道“晃州古邑，新晃新城。夜郎置縣于前，峨山更名于后。竹王廟遺跡幽遐，培元亭千秋永固，……夜郎谷漂流急湍，仙人橋凌虛漫步。……秋月孤山，王昌齡龍溪送客；愁心明月，李青蓮夜郎懷友。”短短一塊碑，竟有三處提到夜郎。其立碑時間，尚在2002年縣黨代會做出開發夜郎文化的決策之前。當然，寫碑和立碑都是官方行為，即使在決策之前，也可以看作是推動決策出臺的動作之一。

新晃的旅游開發決策既定，立即展開了行動。近十年來，新晃在先后修建了費孝通題字的“夜郎故地——湖南新晃”牌坊、費孝通“黔頭楚尾夜郎根”題字旗桿基座、夜郎廣場、夜郎古都大前門景區——“夜郎古樂城”、夜郎寨、竹王大道等景點；還開發了夜郎谷漂流，重建了竹王廟并舉行表演性的祭祀活動。大街小巷上，也出現了很多以夜郎命名的餐館、服裝店甚至發廊等。此外，新晃還展開輿論攻勢，如在《湖南日報》登出《夜郎故地展新姿》的報道 ，請一些專家來新晃開論證會證明新晃與夜郎的關系。比如，前不久謝世的侗族作家、湖南省文聯副主席、中國民俗學會理事李鳴高（林河），就曾寫過《搶救夜郎文化》的會議論文，開篇就說“我是夜郎人，非常關心夜郎文化”，還說“新晃在唐代為夜郎縣，有深厚的夜郎文化底蘊，開發夜郎文化對新晃來說，具有很大的文化價值、旅游價值和經濟價值，縣委領導非常重視‘夜郎文化’這一品牌，是很有遠見卓識的”。 這篇文章被多處轉載，并被改題《夜郎與新晃》貼到了縣政府的網站上。政府的大力宣傳也得到了民間的響應，我看到在“百度知道”里有人提問“古夜郎是哪里的？古夜郎是什么？”，被采納為最佳答案的是一個長篇回答貼，講述自己作為一個新晃人，如何一點點認識到新晃與夜郎的密切關系，并詳細舉出了文獻證據。 這種宣傳攻勢造成了很多人的困惑，有些人的確搞不明白夜郎究竟在新晃還是在貴州了。

結 語

地方認同和族群認同都有一個主動建構的過程，在中國，主動的引導者往往是國家和地方政府。在新晃的例子中，我們看到了不同時代的三次認同建構的努力。第一次是清朝道光年間晃州直隸廳的官員試圖在方志中將晃州塑造成華風洋溢的“鄒魯之邦”，以顯示本朝移風易俗的偉大功績。第二次是建國以后，伴隨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新晃成為侗族自治縣后，努力強調其侗族的文化屬性，新修的縣志與清朝的廳志筆調對比非常明顯。第三次是21世紀初，新晃想充分利用夜郎的文化標簽進行旅游開發，為此進行了一系列的輿論攻勢和開發動作，成功地達到了宣傳的作用，也使一部分新晃人和旅游者接受了這一說法，于是新晃與夜郎的歷史聯系似乎正在被建構起來。

侗族和夜郎這兩個認同符號之間是有內在矛盾的。如果新晃的侗族是夜郎后裔，那所有侗族聚居的縣都可以打出夜郎牌了。不過從官方宣傳看，這種矛盾目前還沒有被意識到，或沒有被重視起來。時下由于貴州方面的強烈反對，而且夜郎古國與新晃的歷史關系在歷史學中也難以獲得強有力的支持，所以新晃的夜郎認同建構不能說是已經成功。但是，在這種持續的輿論攻勢下，加上實際中造出的種種新古跡，隨著年代的推移，難免會像唐代設置夜郎縣一樣，新晃的夜郎認同作為一種新的“被發明的傳統”（借用Eric Hobsbawm所創造的術語invented tradition），不僅進入新晃地方的歷史敘述之中，而且會影響到新晃地方文化未來發展的許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