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的演進歷程

[摘要]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逐漸形成了傳統型經濟發展方式。從1978年起，中國共產黨開始有意識地系統探索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并先后提出了經濟建設新路子、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三種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在探索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關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重要性與轉變方式的認識都不斷深化。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望迎來一個加速推進的時期。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以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演進

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經濟發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它不僅包含經濟增長方式，經濟要素組合方式，還包括經濟結構、收入分配、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結構性內容。各國發展的歷史經驗證明，經濟發展方式總是在特定社會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戰略等諸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伴隨歷史條件的變化，具體經濟發展方式中存在的問題逐漸暴露，經濟發展方式必然需要做出相應調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逐漸形成了傳統經濟發展方式。隨著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使命的基本完成和歷史條件的轉變，傳統經濟發展方式越來越不利于經濟發展，越來越需要轉變。盡管直到2007年中共中央才正式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命題，但實際上，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早在1978年和1979年就已開始。正如江澤民指出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思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明確提出”。 正是在1978年以來的一系列探索的基礎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才逐漸萌生、發展并最終形成。本文試圖在回顧中國共產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思想演進歷程的基礎上，探尋其內在邏輯及經濟發展方式遲遲未能實現根本性轉變的原因。

一、前提：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形成與改革開放前改進經濟發展方式的努力

1978年之前，中國逐漸形成了以高積累、高消耗、高速度、高污染、低消費、低效率、低效益為特征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這種經濟發展方式主要是長期推行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以及急于求成的指導思想決定的。

為了盡快擺脫落后局面，盡早實現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目標，1953~1978年間，中國制訂并實施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同時構建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此戰略和體制下，工業企業不能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因而缺少加強技術革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激勵；農業生產領域，平均主義、“大鍋飯”則嚴重影響了農業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為了集中有限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不得已犧牲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造成了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農業發展長期滯后的不合理產業結構，影響了整體經濟效率的提高；重工業的資本密集型特征，則導致了高積累、低消費，居民生活水平長期停滯不前的狀況；優先發展污染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則使中國在工業化之初即面臨較大的環境壓力。同時，在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指導下，為了實現趕超目標，一再強調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因而重“量”不重“質”，過于追求“多、快”，嚴重忽視“好、省”。正是在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弊端叢生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逐步形成，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影響著中國經濟發展的績效。

當然，盡管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存在諸多弊端，但其形成仍有其內在歷史邏輯。無論從在薄弱的經濟基礎上謀求國家工業化目標的角度來看，還是從保證國家安全的角度而言，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形成都有其歷史合理性，發揮了積極地歷史作用。然而，隨著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使命的基本完成和歷史條件發生較大轉變，由其弊端帶來的推行成本日益高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要求日益迫切。

1978年之前，黨和國家領導人已經發現了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一些弊端， 并試圖彌補之。在諸多弊端中，最突出也最為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所關注的是低效率。實際上，1978年之前，為了擺脫資源短缺的約束，中國政府始終將“好、省”即高效率作為經濟建設的重要目標，并為提高效率進行了長期的努力。譬如，1950年代初開始發動、此后每隔幾年（“文革”時期也不例外）都要出現一次的增產節約運動或“比學趕幫”（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幫后進）運動，即是中國共產黨試圖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和形式。20世紀50年代，中央還曾向全國推廣“馬恒昌小組”、“郝建秀工作法”、“倪志福鉆頭”等高效生產的先進典型，以期提高生產效率。在宏觀層面，1951年底發動的“三反”運動，可視為從宏觀經濟管理層面尋求提高經濟效率的初次努力。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為了擺脫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低效率狀況，在經濟管理體制上，又先后兩次進行了下放經濟管理權限的改革。以上都可視為1978年前中國共產黨為提高效率所采取的措施，也可以視為在改進發展方式上采取的措施，只不過這些措施多是以運動或行政的方式推行的。

然而，上述努力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到1978年，中國經濟增長集約度和效率依然非常低下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傳統經濟發展方式是傳統發展戰略和傳統經濟體制以及急于求成指導思想的產物，如果不突破這種戰略、體制和指導思想的藩籬，人們難以從主觀上充分認識這種發展方式的弊端，也難以從實踐上推進其根本性轉變。因此，1978年之前，中國共產黨沒有有意識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多只是試圖改進經濟發展方式。這也意味著，要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首先突破發展戰略、經濟體制與指導思想的藩籬。

“文革”結束后，出現了一次清算經濟建設中長期存在的“左”的思想，深刻反思原有發展方式的歷史契機。但1977年糾“左”剛剛開始，中央決策層又出現急于求成的思想傾向，認為國民經濟“新的躍進”形勢已經到來。于是，在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狀況尚未扭轉，各種經濟關系尚未理順的情況下，制訂了脫離國情的發展國民經濟的“十年規劃綱要（修訂草案）”，以推進國民經濟“新躍進”。為實現“新躍進”提出的高指標，再次大幅提高積累率，并且超越國力和財政承受能力，大規模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和資金，迅速加劇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狀況和各方面關系的緊張。傳統經濟發展方式蘊含的問題再次充分暴露。當時一些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認為，當時出現的國民經濟困難，是經濟發展道路的問題，于是開始冷靜、理性、系統的反思原有的經濟發展道路，并在反思中尋求新的經濟發展道路，從而正式拉開了探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帷幕。

二、起源：探索“經濟建設新路子”

“新躍進”造成了國民經濟嚴重困難，最終促使當時主要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開始在反思中探尋新的經濟發展道路。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有意識地系統探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開端。經過三年多的探索，通過“八字”方針的提出和實施，到1981年底召開的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中國共產黨完整地提出了一條經濟建設新路子，標志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取得了第一個階段性理論成果。

盡管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弊端很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涉及的范圍很廣，但在文革結束初期，傳統經濟發展方式所表現出的最突出的弊端以及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最關注的問題，是經濟低效益和居民生活水平增長緩慢兩大問題。因此，對經濟建設新道路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主要是圍繞如何解決這兩大問題展開的。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初步探索

在初步探索階段，對經濟發展道路的反思，是從強調按經濟規律辦事以及提高管理質量和經濟效果入手的。 1978年6月7日，李先念在聽取全國物價會議情況的匯報時指出，“按質論價、優質優價要嚴格執行，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產品質量，促進企業盡快改變管理工作落后的狀況。如不堅持這個原則，不按價值規律辦事，產品就會粗制濫造。” 6月20日，華國鋒在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上提出要正確利用價值規律的問題。隨后，在1978年7~9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上，李先念進一步指出，“我們二十八年經濟建設的經驗證明，要高速度地協調地發展國民經濟，就一定要遵循客觀經濟規律，首先是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搞好綜合平衡。”“一定要給予各企業以必要的獨立地位，使它們能夠根據經濟本身的需要，自動地而不是被動地厲行經濟核算，降低消耗，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金利用率，提高經濟效果。這就需要在經濟管理中充分注意企業的經濟權限和經濟利益，認真實行按勞分配，善于運用經濟手段，而不要濫用行政方式，或用行政層次、行政區劃的框架去束縛經濟的發展。” 上述觀點表明，當時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開始強調遵循經濟規律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這是對無視經濟規律的急于求成思想的否定，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突破思想的藩籬，打開了突破口。同時，當時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顯然也更加關注經濟效益的提高，而且，在提高經濟效益的方式上，已不再主張使用運動或行政的方式來推動，轉而強調運用經濟手段和價值規律，通過使企業獲得自動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內在動力來提高經濟效益。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提高經濟效率和效益的思路上已經開始出現重大轉折。顯然，該轉折源于經濟發展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這一重要認識，這也是對建國二十余年來經濟建設經驗教訓的總結。正是這一重要認識，正式開啟了探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閘門。因為，按照經濟規律辦事，不僅要求轉變提高經濟效率和效益的思路，更要求轉變發展戰略、經濟體制、發展機制以及發展目標等經濟發展方式的諸面向，并最終要求對經濟發展方式進行根本性轉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實就是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內在要求和必然結果。

當然，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此還未形成充分而清晰的認識，既未明確表達轉變經濟發展道路的意圖，更未形成一個清晰的轉變思路。但確已初步認識到，只有按經濟規律辦事才能擺脫原有的經濟發展道路，而若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就必須轉變經濟體制和經濟工作的目的與標準，從而已初步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理論縱深拓展。比如，在1978年的國務院務虛會上，李先念明確提出，“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的生產關系，改革一切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 同年9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則提出，要實現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的科學管理軌道上來。 從而初步提出了通過改革經濟體制來轉到按經濟規律辦事上來和提高經濟效益的思想。而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指出“看一個經濟部門的黨委善不善于領導，領導得好不好，應該主要看這個經濟部門實行了先進的管理方法沒有，技術革新進行得怎么樣，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利潤增長了多少，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和集體福利增加了多少。” 將經濟效率和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為評判黨的經濟工作成效的標準，是對以往重“量”不重“質”的評價標準的否定，為全黨探索新的發展道路，進一步打開了思想空間。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還針對以前重積累、輕消費、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的狀況，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通過示范效應，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的思想。這種讓勞動者共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思想，逐漸成為了經濟建設新路子的重要內涵。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探索，雖然時間短暫，理論成果有限，但卻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和歷史地位。因為，盡管1978年之前已有少數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提出過遵循價值規律、提高經濟效率和改革生產關系等思想，但1978年重提這些思想，卻與此前有本質差異。因為，此時的探索已開始試圖突破戰略與體制的藩籬，已然為改革開放奏響了序曲。而且，這一探索取向基本上已成為中央決策層的共識，并進而能夠影響和決定中國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路徑的未來走向。事實上，正是這一時期的探索，為“改進”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轉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校正了方向，發動了引擎，并做了最初的思想和理論準備。因而，該階段既是反思經濟發展方式的思路的重大轉折期，也可視為系統探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總前奏。

（二）在國民經濟調整中的加速探索與完成

正是在前述探索基礎上，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系統總結了以往經濟建設中存在的盲目追求高速度、不注重經濟效果的問題，強調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批判了對人民生活中的迫切問題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態度，指出城鄉人民的生活必須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改善。尤為重要的是，該次會議做出了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決定，正式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帷幕。此次會議為經濟發展新道路的探索突破經濟體制的藩籬，以及國民經濟真正走上新的發展道路，邁出了關鍵一步。此后，對經濟建設新路子的理論探索開始加速推進，同時，以此為起點，中國共產黨也開始探索從實踐中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對經濟建設新路子的第二階段探索，主要是在國民經濟調整過程中進行的。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制訂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新八字方針”，開始著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這次會議第一次明確提出“一定要從自己國家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的道路。” 這實際上是在初步提出要走一條經濟建設新路子的思想的同時，用“現代化”取代“工業化”作為經濟建設新路子的前進方向，即初步表達了轉變經濟發展戰略的意圖和新的發展戰略目標。國民經濟調整也實質上成為推動國民經濟走上新路子的重要手段。

此后，隨著國民經濟調整的推進，尋求經濟建設新路子的思想日益清晰，同時，當時的領導人已在考慮如何在調整過程中推動國民經濟走上新的經濟建設道路，即探尋經濟建設新路子的實現途徑。1980年1月，鄧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在發展經濟方面，正在尋求一條合乎中國實際的，能夠快一點、省一點的道路，其中包括擴大企業自主權和民主管理，發展專業化和協作，在計劃經濟指導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先進技術和中等技術相結合，合理地利用外國資金、外國技術等等。” 這一講話在比較清晰地表達了要尋求經濟建設新路子的思想的同時，比較明確地闡述了“新路子”的具體實現途徑，也暗含了要將經濟體制改革作為“新路子”的根本實現途徑的思想，為“新路子”的探索指明了具體方向，進一步推動了對“新路子”的探索。

在前述探索的基礎上，1980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認真反思了以前“重基建輕生產、高積累低效率的道路”，提出“今后再也不能走這條老路了。我們應當尋找一條新的路子”。這條新路子，“不是靠多上基本建設，多鋪新攤子，大量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而是主要靠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進行合理的技術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質量，提高效率，來擴大社會生產。這條路子，速度可能不那么高，但是經濟效益會好，社會財富會增加得多，人民得到的實惠也會多。只有走這條路子，才能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國家，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系，處理好發展生產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關系，從根本上解決財政經濟的困難，求得經濟的穩定增長。” 要尋求一條經濟建設新路子的思想已清晰表達出來。同時，此次會議進一步批判了急于求成的思想，并首次明確提出要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提高經營管理的水平和經濟活動的效果。這實際上就是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途徑。不難發現，“新路子”的核心就是經濟高效益和人民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而其根本實現途徑則是經濟體制改革。至此，經濟建設新路子理論已基本形成。

此后經過近一年的國民經濟調整和理論探索，中國共產黨對“新路子”的內涵和實現途徑的認識進一步深化，最終在1981年11月召開的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進行了全面總結和闡述。五屆人大四次會議提出，“真正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 為了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就必須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認真貫徹執行下列十條方針：依靠政策和科學，加快農業的發展；把消費品工業的發展放到重要地位，進一步調整重工業的服務方向；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強能源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建設；有重點有步驟地進行技術改造，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分批進行企業的全面整頓和必要改組；講究生財、聚財、用財之道，增加和節省建設資金；堅持對外開放政策，增強我國自力更生的能力；積極穩妥地改革經濟體制，充分有效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提高全體勞動者的科學文化水平，大力組織科研攻關；從一切為人民的思想出發，統籌安排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十條經濟建設方針”充分闡述了實現新路子的具體內涵與途徑，標志著1978年以來尋求經濟發展新道路的探索正式完成，也標志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取得重大理論性進展。

（三）“經濟建設新路子”理論的理論特征與歷史地位

綜上所述，從1978年到1981年底的五屆人大四次會議，經過三年多的探索，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條經濟建設新路子。這條“新路子”主要是針對此前由于長期推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傳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急于求成思想，所導致的經濟低效率、低效益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的狀況提出的。因而，要走上“新路子”，就必須突破發展戰略、經濟體制與指導思想的束縛，從而選擇了經濟體制改革作為走上“新路子”的根本實現途徑。在國民經濟調整的背景中，為了具體指導經濟建設走上“新路子”，黨中央又提出了“十條經濟建設方針”作為“新路子”的具體實現途徑。從內涵來看，“新路子”涉及速度、效益和實惠三者的關系，主要目標是經濟高效益和人們共享經濟增長成果。由此來看，盡管當時尚未明確提出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發展方式的概念，但就內涵來看，經濟建設新路子實質上就是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乃至經濟發展方式。而且，因其同時強調人們應能共享經濟增長成果，這也就使其超越了“增長”內涵，表現出明顯“發展”指向。因此，從內涵來看，“經濟建設新路子”已初步具備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的諸多特征。

不過，由于經濟建設新路子主要是在國民經濟調整過程中提出的，首先服務于國民經濟調整，而且它也只是中國共產黨有意識探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開端，故從其理論特征來看，只是初步表達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想，尚稱不上一個系統的理論。譬如，當時黨雖表現出轉變發展戰略的意向，但未明確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戰略；雖開始經濟體制改革，并將其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根本實現途徑，但未明確改革的方向，實際上仍將計劃經濟作為轉變發展方式所需的體制環境；也沒有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推進機制。

盡管如此，“經濟建設新路子”的歷史作用是重大的。一是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系統認識傳統經濟發展方式，開始探索轉變這種發展方式，并為此后更深入的探索，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二是正是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出發，提出了改革開放的要求；改革開放也就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手段和結果。

二、發展：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經濟建設新路子提出之后，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努力推動經濟建設走上新路子的同時，繼續推進相應的理論探索。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基于新的探索和新的歷史條件，提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思想，標志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關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取得了第二個階段性理論成果。

（一）十三大前對“經濟建設新路子”理論的初步系統與深化

如前所述，經濟建設新路子理論尚不是一個系統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系統和深化。在中共十三大之前，探索的不斷系統和深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提出“三步走”戰略，明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基礎。在提出“新路子”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是調整國民經濟，因而雖出現轉變經濟發展戰略的意向，但并未提出新的發展戰略。“新路子”提出后，為了更好地推動經濟建設走上“新路子”，中國共產黨開始構建新的經濟發展戰略。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在要求“把全部經濟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的同時，首次提出了“兩步走”戰略。“兩步走”戰略的戰略目標是，到二十世紀末，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使中國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顯然，“兩步走”戰略不僅與經濟建設新路子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而且已比較明確地提出了新的發展戰略目標——現代化和奔小康。這標志著新的經濟發展戰略初步形成。在此基礎上，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又提出“三步走”戰略。“三步走”戰略實際上是“注重效益、提高質量、協調發展、穩定增長的戰略”。 “三步走”戰略既與“兩步走”戰略一脈相承，又比其具有更長遠的戰略目標和更清晰的戰略內涵。“三步走”戰略的提出，標志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已實現根本性轉變，新的、更契合經濟建設新路子的經濟發展戰略正式形成。這也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基本擺脫了趕超戰略的束縛，為更深入的探索，創造了重要條件。

其二，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日益明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環境日益明確。從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1983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盡管改革的目標模式尚未真正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架，但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日益明顯，國民經濟也日益市場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環境日益明確。

與此同時，經濟建設新路子在實踐中取得了明顯成效。1982年，調整基本完成，改革開始全面鋪開，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發展時期。經過近十年的改革，市場配置資源的范圍日益擴大，市場化進程加速推進。通過改革收入分配體制，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到20世紀80年代末，人民的溫飽問題已基本解決，經濟建設新路子的重要目標——人們共享經濟增長成果——比較好的得到了實現。

但是，經濟增長集約度卻因經濟發展戰略仍殘留趕超特征、經濟體制轉軌中的劇烈摩擦、國民經濟尚未擺脫短缺局面以及宏觀調控體系不健全等原因，到1980年代末，雖有明顯提高，但仍然較低，經濟增長仍較粗放。 這一時期盡管中央一再要求提高經濟效益，但經濟效益低下依然是國民經濟發展中突出的矛盾。于是，隨著人民溫飽問題的基本解決，如何有效提高經濟效益，就成為首要任務。

正是基于對這一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的準確把握，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認為，當時經濟效益太低是各種經濟矛盾的焦點，而要提高經濟效益和實現“三步走”戰略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就必須將經濟發展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上集約經營為主的軌道上來。從而在黨的重要會議上首次提出了轉變經營方式的思想。從提高經濟效益角度來看，轉變經營方式的理念，比“經濟建設新路子”具有更加明確的戰略基礎和體制環境要求，理論表述也更精煉、更準確，是理論上的一次提升和深化，為此后提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作了重要理論鋪墊。轉變經營方式的提出，標志著探索“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理論的第一階段的完成。

（二）十三大后的進一步深化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理論的形成

此后，探索又進一步深化和拓展。首先，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明確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環境。在前述經濟體制改革探索的基礎上，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基本確定。1993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以黨的重要決議的形式，最終確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最終明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根本途徑是市場化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進行乃至完成。

其次，提出科教興國戰略，將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推進到技術層面。進入1990年代之后，隨著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與體制環境逐漸消解，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與體制環境逐漸形成，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逐漸從體制層面，深入到技術層面。1991年3月，李鵬在七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所做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中指出，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就要真正把發展科技和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使經濟建設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 強調應依靠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即技術層面的要素質量的提高，來提高經濟效益，比“十條經濟建設方針”更深刻的把握住了提高經濟效益的關鍵所在，是對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的一大進步。1995年5月6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在重申要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的同時，提出了科教興國戰略。從而進一步從戰略的高度，指出了科技進步和要素質量的提高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意義。

在轉變發展方式探索不斷深化的同時，探索的范圍也在不斷拓展。這突出表現在生態環境開始被納入到發展方式轉變的進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生態環境問題的日益凸顯，協調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逐漸被納入轉變發展方式新探索的視野。1979年以來，環境保護日益受到重視，1983年環境保護還被正式確立為一項基本國策。但生態環境狀況，卻因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發展方式轉變的滯后而不斷惡化。1990年代初，鑒于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和巨大居民健康與經濟損失，中國共產黨開始從戰略高度審視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1992年8月，經國務院批準的《關于出席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情況及有關對策的報告》，提出要施行持續發展戰略。這是在中央文獻中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概念。1994年3月中國政府制定完成并批準通過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確立了中國面向21世紀，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總體框架和各領域的主要目標，并將其作為各級政府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指導性文件。同年7月國務院發布37號文件，再次要求各級政府和部門將《議程》作為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指導性文件，將《議程》的思想納入到各項計劃和規劃中去。可持續發展戰略基本形成。1995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 ，標志著可持續發展戰略正式形成。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中國共產黨在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系上，做出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是從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角度，對“三步走”戰略的重大發展，它也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向環保維度拓展。

在此過程中，中國經濟經歷了從高漲到疲軟，從賣方市場逐漸轉變為買方市場的重大轉變。其間，經濟增長集約度提高緩慢、經濟活動效益太低的問題更加突出。這意味著，提高經濟效益仍是新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的核心訴求。

在前述探索不斷深化和拓展的基礎上，以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1995年5月26日，江澤民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以粗放經營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觀”。 這是在中央重要領導人的講話中首次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同時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標志著新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的初步形成。同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實現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這是在黨的重要會議中首次使用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及提出實現其根本性轉變的理念。經濟增長方式概念比經濟建設新路子更具有科學性和明確的指向性。同時提出兩個根本性轉變，將經濟體制轉變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結合起來，是實踐探索帶來的認識的深化。會議同時指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根本性轉變的關鍵，是構建相應的經濟機制，即依靠經濟體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節約資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業經營機制，有利于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機制，有利于市場公平競爭和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運行機制。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推進機制。至此，探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理論正式形成。

（三）“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理論的理論與歷史特征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相對于經濟建設新路子來說，理論特征發生顯著變化。從轉變發展方式的主要目標來看，強調經濟增長從以粗放為主向以集約為主轉變，同時兼具環保目標；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基礎來看，明確將“三步走”戰略作為戰略基礎；從轉變發展方式所需的體制環境來看，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從轉變發展方式的實現途徑來看，在將市場化改革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根本途徑的同時，進一步將具體實現途徑由“十條經濟建設方針”凝煉為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推進機制來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的經濟機制，即技術進步機制、企業經營機制和經濟運行機制。可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是對經濟建設新路子理論的繼承與發展，是就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第一次系統性闡述，為全面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本格局，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歷史地位。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是中國共產黨針對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不高這一突出矛盾提出的，因而該范疇具有顯著的“增長”特征，而對于“增長”基礎上的“發展”問題則關注不夠。譬如，同期形成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在該理論中就未得到足夠的反映。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雖然也具有環保內涵，但主要是技術層面的，并沒有提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機制；而僅通過技術進步，是難以有效解決因能源消費結構、消費模式等因素導致的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的。同時，這一時期經濟發展中日漸顯現的收入差距過大、過于依賴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等問題，也同樣沒有得到足夠的理論關照。

由此，回顧前述兩種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都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針對發展中存在的特定的歷史性矛盾展開的，因而都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并因此具備了特定的理論特征和歷史內涵。也正因此，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理論提出之后，隨著歷史條件和歷史性矛盾的轉變，中國共產黨關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又轉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四、形成：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顯現的一系列問題，在新世紀初集中涌現，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中國共產黨繼續推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理論探索，并于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正式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而最終形成了全面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

（一）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的歷史背景

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根本性轉變的要求，但具體實踐未及充分展開，即遭遇了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和1998年大洪災的沖擊，迫使中國不得不通過擴大政府投資、維持一部分低效率企業運轉、恢復一部分落后產能、放松污染治理等手段來應對沖擊。因而，到世紀之交，中國經濟增長集約度雖有所提高，但經濟增長方式仍未能實現根本性轉變 ，經濟增長粗放的問題依然非常突出。

與此同時，隨著20世紀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和小康水平的基本實現、2001年底中國正式加入WTO以及工業化再現重化工化趨勢，中國經濟發展邁入新的歷史階段。此時，長期積累形成的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外需、生態環境惡化、資源短缺、收入差距拉大、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未富先老”、人口紅利接近尾聲、安全事故頻發、就業問題、生產成本上升等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日益成為新的突出矛盾。這表明，傳統經濟發展方式遲遲未能實現根本性轉變所導致的主要矛盾，已從增長層面擴散到涉及經濟、社會和自然的發展層面；不從根本上轉變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就難以實現中國未來發展目標。此前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理論，顯然已難以滿足新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需要，構建新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以盡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已成當務之急。

（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的初步形成

面對上述問題，中國共產黨在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構建科技創新機制、轉變政府職能、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措施，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同時，積極探索新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新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也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前為第一個階段。該階段為全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礎，提出了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基礎、體制環境、主要目標與實現途徑。新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框架初步形成。首先，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一條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以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為特征和目標的新型工業化路子。新型工業化道路，是在中國工業化重現重化工化趨勢、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日益加劇以及信息化成為工業化未來發展趨勢的背景下，針對中國粗放型的傳統工業化模式提出的。因而，新型工業化道路，要求工業化必須在提高工業發展質量和信息化水平的同時，兼顧傳統工業發展、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保障就業。這其實是從工業化的角度，對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要求。

隨后，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同時提出科學發展觀，要求堅持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可持續發展，并將實現“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主要途徑。科學發展觀拓展了新型工業化道路所蘊含的發展思想，是發展理念的重大轉折，為新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提供了基本指導思想和主要目標。科學發展觀要求實現全面可持續發展，實際上將可持續發展戰略確立為未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基礎。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主要途徑，“五個統籌”也就成為轉變發展方式的具體實現途徑。同時，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則意味著經濟發展方式的進一步轉變，必須在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完成。至此，構建新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所需的理論要素基本具備，新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已呼之欲出。

（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的正式形成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之后，通過進一步探索，黨提出了新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機制，并最終在中共十七大上正式提出了新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如前所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機制一直未被提出，而本階段不僅提出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機制，進而還將其拓展為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的機制。2004年3月，胡錦濤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建立資源節約型國民經濟體系和資源節約型社會”，從而初步表達了通過建構社會機制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在此基礎上，2005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標志著建構社會機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基本確立。2006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建設和諧社會的提出，進一步將社會機制確立為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機制其實就是通過整合政府、市場和社會主體三方的力量，共同推進經濟、社會、人及自然的全面可持續發展。這一時期，對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一再強調，既是對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在不斷明確和突出發展方式轉變的方向。

在上述一系列探索的基礎上，2007年6月，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關鍵要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新進展。”這是在中央重要領導人的講話中，首次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提法。之后不久，中共十七大明確指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且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這是在黨的重要會議上第一次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提法，并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到戰略高度來看待。中共十七大同時指出，要實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的，就必須在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和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的同時，促進經濟增長實現“三個轉變”，即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于是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途徑上，提出了更為具體的“三個轉變”思想。“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提出，標志著新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正式形成。

（四）“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的理論特征與成就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繼提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根本性轉變之后，中國共產黨在探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理論成果。它是針對世紀之交中國發展中集中涌現的諸多突出矛盾提出的，因而比經濟增長方式理論具有更豐富的理論內涵。從轉變發展方式的主要目標來看，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之外，還強調經濟增長的內源性、可持續性和社會和諧，要求實現經濟、社會、人與自然的全面可持續發展；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基礎來看，可持續發展戰略取代“三步走”戰略，成為新的戰略基礎；從轉變發展方式所需的體制環境來看，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從轉變發展方式的實現途徑來看，針對發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五個統籌”和“三個轉變”；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推進機制來看，用社會機制取代了經濟機制。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迄今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最新、最全面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理論。

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先后提出了經濟建設新路子、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三種關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理論。通過比較這三種理論，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與轉變方式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從強調提高經濟效益，到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到轉變經營方式，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再到新型工業化道路乃至實現科學發展，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目標的認識不斷深化；從在計劃經濟范疇內改革經濟體制，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轉變發展方式的體制環境的認識不斷深化；從沒有提出明確的轉變機制，到提出經濟機制，再到提出社會機制，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推進機制的認識不斷深化；從轉變工作方式到轉變增長方式，再到轉變發展方式，對轉變方式的認識也不斷深化。

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國剛剛鋪開各項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措施，2008年即遭遇了大雪災和空前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受到嚴重沖擊。這既延緩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進程，也使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從而進一步加劇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緊迫性和中共領導人的緊迫感。2009年下半年，中國經濟開始企穩向好，其他主要發達國家和大國經濟也出現復蘇跡象，中共中央迅即加快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腳步，并一再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緊迫性。2009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轉變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這次會議明確指出要統籌發展與發展方式轉變，提出了轉變發展方式是推進科學發展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的定位，進一步提升了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地位。2010年2月，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中國經濟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承擔的“歷史使命”。可見，中國共產黨關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的認識也不斷深化，即從當初主要著眼于國民經濟調整及后來的“三步走”戰略的實施，上升到黨的“歷史使命”、“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大抉擇”的戰略高度來看待。

通過本文的分析，我們知道，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努力在從理論和實踐上探索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然而，由于經濟發展方式是特定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選擇的結果，而戰略和體制的轉變，尤其是經濟體制的轉變，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從而從根本上決定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再者，經濟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也是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漸暴露的，這決定了人們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轉變方式及其重要性的認識，也只能隨著實踐的推進而逐步深化。此外，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一系列重大自然災害等國內外突發事件，則一再延遲了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進程。正是在上述種種原因的綜合影響下，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至今未能實現根本性轉變。時至今日，隨著阻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發展戰略、經濟體制機制、認識局限等國內因素逐漸消解，以及國際經濟逐步進入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望迎來一個加速推進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