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年影響中國技術引進成效的歷史分析

[摘要]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對中國技術引進的目的、方式、消化吸收引進技術的動力、能力和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各階段宏觀經濟工作質量、技術創新體系的變動使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的成效呈現階段性差異；計劃經濟體制對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產生了雙刃劍的作用；這些與國際關系等非經濟因素交織在一起使1949-1978年中國工業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呈現出不同尋常的特點。

[關鍵詞] 技術引進；技術創新；成效；影響

1949-1978年，技術引進作為中國技術進步的主導方式對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步戰略目標——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作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但如果從引進技術是否被很好地消化、吸收和再次創新這個角度看，這三十年的技術引進成效并不如意。因為直到1980年代初，中國企業的技術裝備大部分還是1950～1960年代的水平， [1](p147,p173)國內需要的復雜設備仍然大多依靠進口， [2](p40)中國試圖利用引進技術實現進口替代的許多工業品，其進口替代的任務遠未完成（見表1），中國并沒有在引進技術基礎上實現再次創新和高水平的技術擴散。對此，已有文獻(主要包括對當時技術引進實況的描述（陳慧琴，1997）、宏微觀經濟成效分析（陳慧琴，1981）、引進項目的投資建設（董志凱、吳江，2003）、技術引進和工業化的關系的研究（丸山申郎，1992）等）透露出一些隱約、間接的解釋，筆者試圖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化，給出一個完整、專門、清晰的歷史分析。

表1 1984年中國進口最大的幾種工業制成品的進口情況 

注：進口依存度＝進口量/（進口量＋國產量）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299～302、565、572～573頁數據計算整理。

一、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多重影響

1949－1978年，技術引進沒有對中國的技術創新帶來明顯的促進作用首先是與當時推行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的。 [3]第一，正是為了盡快改變建國初期重工業的薄弱狀況，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國采取了大規模產業移植的方式，在技術上就是大量引進成套設備，并通過新建和擴建企業使其盡快產生生產能力。在引進成套設備的同時雖然也附帶了一些軟件技術，但數量很少，1950～1979年四次大的引進中軟件技術平均只占到引進總額的1%左右， [4](p193)而且多為操作技術（在技術層次中，這是較低層次的技術）。引進成套設備而不是引進軟件技術最多只能達到技術上的等距離追趕，不利于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次創新。第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引進項目資金大、建設周期長，又具有高度的產業關聯性，因此在物質技術基礎薄弱的條件下，光建設這些引進項目就力不從心，引進項目一旦建成后，國家著重關注的就是讓這些“骨干企業”盡可能多生產產品，新的投資隨即轉向其他企業或部門的引進和建設中。所以技術設備引進后的消化、吸收和創新問題往往無暇顧及，這從前三十年國家在科研、教育、企業折舊和設備更新改造方面投入過低就可以看出。第三，圍繞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化建設而引進的技術設備要想充分發揮效力，必須投入足夠的資金、人力去消化和吸收，為了克服資金、人才極度短缺的困難，中國在引進項目建設和消化、吸收引進技術上不得不采用一種“兩條腿”走路的模式：即通過國家行政力量，以少量的資金整合全國的技術力量重點攻關，同時輔之以政治動員、宣傳、加強組織和管理、加強思想教育、開展技術競賽、樹立典型等規避資金投入的辦法。對于一般的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問題則多以群眾性技術革新運動來解決。這種模式適應了中國資本、技術、人才季度稀缺的特點，使中國在一些重大技術的國產化上，特別是國防工業尖端技術及其配套技術的研制上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一般工業的技術水平卻十分落后。

二、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成效的階段性差異及其原因

前三十年，中國雖然一直實行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 但各個階段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的成效相差明顯，這與各階段宏觀經濟工作質量、技術創新體系的變動密切相關。一五時期，中國注意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為引進技術的消化和吸收提供了時間和物質上的保證。例如在制定“一五”計劃時，中央削減了177個非急需項目，保證了蘇聯幫助建設的156項重點項目和694個限額以上重點工程所需的人、財、物力，使這一階段引進項目建設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同時適應經濟技術基礎薄弱條件下開展大規模建設所建立和完善起來的科技創新體系，也顯示出新生組織和制度特有的活力和效率，特別是由國家集中統一管理和使用科技資源，正確對待人才和獎勵發明、以及為建設新中國所作的振奮人心的宣傳和鼓勵，都對技術創新活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大躍進”時期過分發展以鋼鐵為主的重工業，帶動各方面建設規模全面擴張，資金、外匯異常緊張，由此，許多重要的引進項目也只能在倉促中簡易投產，不能真正形成綜合的生產能力；并且，為實現生產建設的高指標而實行的中央、地方“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使中國有限的經濟和技術資源分散使用，引進技術不僅沒有成功擴散到自身技術接受能力差的地方中、小企業，而且還影響了作為技術傳播者的引進單位和企業在引進基礎上進一步創新。技術創新體系混亂不堪，盡管群眾革新的積極性被調動出來，但在這樣的技術創新體系下，對引進技術“革新”的成果很多只是“樣品”，甚至是“次品”。經濟調整時期，重工業的發展速度被放慢，一度被忽視的農業、輕工業得到較大發展，國民經濟比例趨于協調，企業開始關注品種、質量，改進“大躍進”時期的技術“革新”成果，國家則總結經驗教訓，扭轉“大躍進”時期人才政策、人才培養、科研開發、企業管理等方面的混亂局面，技術創新體系得到正常性恢復，群眾性技術革新運動的作用得到正向發揮，于是，不僅國家重視的高、精、尖技術得到迅速發展，而且一般工業領域引進基礎上的技術創新也有了成效，工業技術經濟效益得到普遍提高；但在技術引進工作方面，由于經濟在調整，國內對技術設備的需求總量下降，技術引進工作也隨之步入低谷。三線建設和“文革”時期，以軍工為中心的重工業又成為優先發展部門，其規模和發展速度比大躍進時期有增無減，基本建設戰線再次拉長，布點繁多，中國有限的經濟技術資源幾乎全部用在新建、擴建和增加產量之中，因此無論是新建三線企業還是支援三線建設的企業，其技術水平都在經濟、技術資源分散使用中停滯不前，引進技術大多以照搬、復制的水平擴散到三線；同時在“文革”中，與推動技術創新密切相關的科技文教界受到嚴重沖擊，人才培養、企業管理、標準化等對技術進步十分重要的工作再次陷于混亂，由此，除了鶴立雞群的幾項高、精、尖技術外，引進基礎上的技術創新幾近停滯。

三、傳統體制下技術引進運行機制的正負影響

在與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相適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創新和擴散的各個環節都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預和管理。政府作為技術引進工作的主體，對技術引進帶來雙重影響，一方面，政府不僅可以憑借其強大的號召力和組織、動員能力，使重點引進項目的建設、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擴散工作得到全國的支援，而且可以對所涉及的各部門、企業和單位進行強有力的組織和協調，這是前三十年許多浩大復雜的引進項目以及技術革新項目能夠較為順利地完成的主要原因。此外，政府的集中統一管理，使技術資源在各個部門和企業之間實現互動和共享，不僅使有限的技術資源得到了較大程度的利用，而且也促進了有關引進技術的擴散和轉移。如當時規定各部委所屬的研究機構和設計院不能只為特定企業服務，必須承擔本產業部門全行業技術課題的研究；國營企業在政府的指令和安排下可以相互無償調用技術資源等。這些規定在實踐當中得到貫徹，如1950年代末開發大慶的時候，除動員了解放軍工程兵部隊以外，從老油田甘肅省的玉門油田調來大量熟練工人和技術人員，1960年代中期當大慶油田的開發已經步入軌道以后，又向剛開始開發的勝利油田、大港油田派遣了5萬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 [5]還有鞍鋼包建武鋼、包鋼、攀鋼，一汽援建二汽等，十分普遍。但是另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機制也有明顯缺陷：

1、這種體制下國家通過“條塊”式的組織機構開展技術引進工作往往使引進技術選擇不當。”。在西方國家或市場經濟條件下，技術引進的主體是熊彼特意義上的承擔技術創新風險的企業，企業在引進一項技術前，會從各方面，特別是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方面對引進技術進行積極而謹慎的可行性研究，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或減小引進技術不當帶來的風險。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中財委（或后來的國家計委和經委）和貿易部擁有引進技術的決策權，它們在國家發展戰略和趕超目標要求下往往選擇世界尖端技術和能迅速擴大生產能力的大型設備；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或機械進出口公司具體負責引進技術的對外談判，他們著重于盡可能便宜地買到引進技術；企業作為引進技術的直接使用和再造者，雖然對該引進什么樣的技術最有發言權，但不能直接選擇，只能通過層層打報告的方式向上反映，結果造成引進的技術常常并不符合企業的實際需要或者超出企業的消化、吸收能力，這是當時的報紙上經常報導的“進口的機械不能很好地利用而在倉庫睡覺”的一個重要原因。

2、這種體制下技術創新系統的內部運行是低效的。首先，在當時的技術創新系統中，核心主體是政府而不是企業，企業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進行技術創新。一方面國家為集中使用科技資源，將大部分的科技人才集中到專門的科研院所，企業或者沒有研發機構，或者力量十分薄弱，沒有足夠而穩定的研發和技改資源。另一方面，國家考核企業的主要指標是產值，這使大型國有企業雖有一定的研發和技改實力但無相應的動力，他們更注重引進設備的操作技術和挖掘現有設備的生產能力，而那些在生產活動上相對靈活的國營中小企業和集體企業，雖然相對具有技術創新的熱情和動力，但缺少相應的資源保證和能力。其次，各企業、各部門、各地區彼此分割自成體系使不同部門和地區的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外的研發機構之間，缺乏一種使它們保持經常性的交流和協作的機制。除了國家指定的重點項目外，往往是積聚了國家大部分科技資源的科研院所雖然有能力研究出新技術、新工藝，但因與企業缺乏聯系，研究出的新技術、新工藝常常不符合企業的需求，即使研究出企業急需的新技術、新工藝，但因沒有動力和有效的渠道將它們轉移到各個有關制造單位，從而無從轉化為現實的生產能力。如據不完全統計，在技術革新較為活躍的1963年到1966年期間，在全部10189項(不包括軍工)科技成果中，真正得到應用和推廣的為數甚微。[6](p618～619)此外，許多引進項目因輔助建設和配套技術配合不力而導致合同執行延期或中斷等現象也與中國這種技術創新系統的低效有關。最后，中國“條塊”分割的行政格局所造成的產業和企業組織的全能型特征提高了技術創新的成本。當時，企業為順利完成國家下達的生產任務，傾向于盡可能自己生產需要層層打報告才能獲得的中間產品。這種傾向導致各個行業和部門內部、企業內部門類齊全，自循環性強，但外部關聯很弱。例如生產機床等通用設備的企業幾乎都是從鑄造、鍛壓、熱處理到成品裝配；從機修電修、工具制造、備品備件到運輸存儲一應俱全，企業這種萬事不求人的傾向，使得一項新技術的更新往往要以眾多現役技術設備、零部件都跟著更新改造為前提，大大提高了接受新技術的成本。如武鋼在1970年代末隨著其引進的一米七軋機工程的投產，整個鋼鐵生產線前后工序形成了20年的技術勢差，引起了生產上、技術上和管理上的不協調、不平衡。前工序只有填平補齊，發展完善，才能為后工序的生產創造相應的條件。在“六五”和“七五”計劃的十年中，武鋼為使一米七軋機達到設計水平，用于工業性改造資金高達43.28億元， [7](p7)而國家建委原批準“一米七”工程總概算也就38.9億元，其中還包括引進費用6億美元(折合人民幣22.28億元)。 [8](p42)正如原冶金部部長周傳典所說：“武鋼的轉爐為了適應一米七的需要，進行了技術改造，花了100多萬美元，這樣就完全具備煉一米七所需鋼種的手段了。但是這不是每個企業辦得到的，只能‘有多少錢，辦多大事’。” [9]（p54）

3、計劃經濟體制也影響著引進技術的充分擴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基礎條件具備，即使復雜的軍事尖端技術也能自然地擴散到民用領域。如美國科技發展史表明，美國許多由政府主導開發出來的軍事尖端技術成果就是在市場機制牽引下轉移到民間的，這成為美國科技發展的一條途徑。而在當時的中國，基本的技術轉移和擴散主要通過行政渠道來進行，其路徑大致為：國家的科研與開發機構進行研究開發，國家的設計院進行設計，制定標準后轉移至國家的大型企業進行批量生產，成熟后再轉移至中小企業。這種技術轉移和擴散機制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眾多企業經常性的技術改進、更新和維護需要無法及時得到滿足；二是部門、地區的分割使各部門、各地區從工業標準到科研技術人員的聘任、人事管理，都有各自的規定，技術的無償轉移很少能越過管轄系統，基本限于同一個工業部門、同一個地區、同一個主管部門內。這種局限加固了中國多層次的技術體系并存的狀態，拉大了地區和部門之間的技術差距，并導致技術重復引進和重復研發等現象頻生。

四、國際關系等非經濟因素的深重影響

1950年代，中國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選擇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并與蘇聯建立起了特殊同盟關系，在這種關系下，中國不僅獲得了蘇聯在引進的各個環節上手把手的幫助，甚至在工業化實施方略、國家計劃制定、科研和教育體系的建立等各個方面都得到其大力的支持和指點，這加快了中國引進技術和消化吸收引進技術的速度，促使中國快速建立起世界工業化國家曾經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建立起來的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但這種特殊關系下的引進也給中國以后的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工作帶來深遠影響：比如，中國由此缺少了在世界范圍內開展技術引進工作的能力和經驗，如19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與西方進行的技術貿易進展十分緩慢，不少項目情況不明，準備不足，技術上不落實，不能及時提出談判方案；在詢價、談判時縮手縮腳，在派遣出國人員時限制過嚴過死，以致派不出人或人選不當而貽誤工作，所以1964年沒有完成預訂的技術設備進口計劃，到1965年，引進新技術工作主要還停留于談判和簽訂合同上，只有兩個項目交完設備并建成驗收。 [10]（p148-151）還有，“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環境以及“向蘇聯學習”的口號使中國一度產生對蘇聯專家的依賴和盲從，中國技術創新能力的更大提高在此過程中受到影響；在中國薄弱的工業經濟技術基礎上采用蘇聯式的技術體制，也框制著中國的技術進步，盡管后來毛澤東屢次發出要擺脫蘇聯束縛的號召，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以及在中國領導人沒有深刻認識到從蘇聯全盤引進來的產、學、研成套系統與中國實行的經濟發展戰略、經濟管理體制之間嚴絲扣合的邏輯關系，從而沒有提出根本有效的改革措施的情況下，這些號召貫徹下去只使情況變得更糟，加重了中國在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道路上的艱難和曲折。最后，1950年代只能從蘇聯和東歐國家（后者的技術也大多來自蘇聯）引進技術，使中國的引進技術來源十分單一，不能博采世界先進技術之所長。更為不妙的是，蘇聯向中國轉移的技術大多不是世界領先技術 ，這雖然對處于低技術梯度的中國較為適宜，使其在接收這些技術時不至于太吃力，但對于長期將可能處在西方國家技術封鎖之下，并以中蘇兩國兩黨關系的好壞為前提來開展技術引進工作的中國來說，則為以后的相關工作埋下了障礙。當1960年代中蘇斷交，國際上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又沒有完全打開，“大躍進”時期形成的經濟困難等因素使中國的引進工作陷入低谷時，中國基本失去了借助引進迅速縮小技術差距這條捷徑，加之一些思想因素（如片面強調自力更生）和政治因素的干擾，中國只能以蘇聯轉移過來的陳舊、落后的技術為主要參考，從頭開始研究和開發世界上已經開發出來甚至是很成熟的技術，并且在與外部世界交流很少的情況下，中國這樣“自力更生”研制的技術往往還偏離了世界先進技術的主流方向。 [11]這種狀況在中國的政治動蕩中延續了很長時間，直至1970年代中美關系的堅冰打破后才有所改觀，但此時中國與世界的技術差距已經更加擴大了，這使得新的引進技術和設備更難與中國舊的生產技術系統相互兼容，形成巨大的植入性障礙，大大增加了消化、吸收引進技術的難度。

五、結語

前三十年，引進技術的選擇、消化吸收和創新、擴散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相互之間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確定后，由這種戰略內生出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也隨之形成，而計劃經濟體制內生出的種種制度安排又約束和阻礙著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但這些制度安排又恰恰是傳統體制得以順利運行的必要前提和基礎。這些關系與當時特殊的外交情況和政治環境結合在一起，使中國的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有著不同尋常的特點。由于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經過反復權衡后所選擇的發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和歷史性，因此盡管從技術創新角度來看，該時期的技術引進成效較差，但首先應看到的是其歷史必然性，并且，作為當時技術進步的主導方式，技術引進對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步戰略目標——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作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1、通過引進和引進技術的推廣，至1970年代末，中國在現代工業的各個主要部門，差不多都形成了在世界上不容忽視的生產能力，工業品、特別是主要的機械、設備大部分已能自給：如全國6900萬千瓦的火力發電設備中，國產設備占80％；全國1400萬噸合成氨產量中，國產設備的產量占95％以上；全國運輸用汽車中，國產車占80％以上；全國300萬臺機床中，國產品占95％以上。[12](p18)中國工業的物質技術基礎顯著提高，使以后的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能夠在一個較高的起點上向前推進。2、積累了技術能力。“通過引進技術加速積累自身技術能力”是中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同的衡量引進成功與否的重要方面。中國在30年的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活動中，技術能力得到了積累，特別是生產能力和投資能力，這是中國用三十年的時間建立起了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和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基本自給所證明了的。3、通過消化、吸收引進技術，中國在一些單項技術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具備了根據中國的國情自行設計大型精密成套設備的能力，在衛星發射、原子彈、導彈發射等一些國防工業尖端技術上中國甚至躋入了世界前列，這為中國以后發展高新技術、提高產業技術水平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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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詳見林柏.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與中國的技術進步：1949－1978［Ｊ］.山西大學學報，2007(5):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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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共中央對新技術進口小組<關于引進新技術工作幾個主要問題的報告>的批示（1965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Z].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11]參閱林柏.“文革”時期工業建設中引進技術基礎上的創新.史學月刊[J]. 2010(3) 67-68.

[12]中國經濟年鑒編輯部.中國機械工業的發展[Z].北京：中國農業機械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