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與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毛澤東曾經說過：“山溝里出馬克思主義，零陵出馬克思主義” 。前一句可謂夫子自道，后一句則是指李達，而將李達與毛澤東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信念與無產階級的革命道路。兩人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李達是大學教授型的哲學家，毛澤東則是革命領袖型的哲學家。兩人之間長期密切而深入的哲學交往，展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在兩種不同類型的哲學家的互動交流中逐漸展開的生動圖景。

一、李達與毛澤東的哲學交往歷程

1920年前后，在俄國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李達與毛澤東先后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也開始了他們近半個世紀的哲學交往。

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當時留學日本的李達毅然放棄理科學習，開始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研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第一卷、《<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國家與革命》等一大批馬列著作以及其他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1920年，懷著“回國尋找同志干社會革命”的希望，李達從東京回國，在上海與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等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共同發起組建中國共產黨。

為了迎接即將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李達做了大量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他翻譯出版了一批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1921年他留學期間所翻譯的《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在國內出版，基本涵蓋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撰寫發表了《張東蓀現原形》、《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無政府主義之解剖》等一系列論戰文章，批判了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包括梁啟超、張東蓀等的基爾特社會主義，黃凌霜、區聲白等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張君勱、戴季陶等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特別是他所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份黨刊——《共產黨》月刊，大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以及建黨理論，介紹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報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消息，探討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問題，在當時影響甚大。《共產黨》月刊雖然只出版了6期，但被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列為必讀材料之一，在革命青年中廣泛流傳。

1920年前后，正是毛澤東思想急遽轉變的時期。當時充斥于中國思想界的各種思潮，讓他頗有些無所適從。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信中談到：“老實說，現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較明了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志，將古今中外的學說剌<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了的概念。” 受到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等人的影響，在經歷了湖南自治運動的曲折之后，毛澤東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決心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來改造中國與世界。此后不久，1920年11月至12月間，陳獨秀、李達致信毛澤東，約請他在湖南開展建黨活動，并寄來一批《共產黨》月刊。這讓毛澤東倍受鼓舞。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寫給身處法國的蔡和森的信中稱贊《共產黨》月刊“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個字” 。他還把還把其中刊載的《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勞農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薦給湖南《大公報》發表。

1921年7月，黨的“一大”召開，李達與毛澤東作為“一大”代表出席了黨的成立大會。這是兩人的初次晤面，但彼此都給對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黨的“二大”前后，毛澤東兩度邀請李達到長沙他所主持的湖南自修大學任教。在長沙，李達擔任湖南自修大學學長，負責講授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科學社會主義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還編寫了教學資料《馬克思主義名詞解釋》。毛澤東和李達以自修大學的名義，創辦了自修大學機關刊物《新時代》。《新時代》的發刊詞闡明了他們共同的志趣，即“努力研究致用的學術，實行社會改造的準備” 。這期間，李達與毛澤東朝夕相處，共同研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問題，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23年4月，毛澤東離開湖南到中央工作，李達則獨自擔負起自修大學的工作。半年之后，湖南自修大學遭軍閥趙恒惕強令關閉。

李達與毛澤東的再次會面是在三年之后的武昌。1926年，李達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之邀，前往武漢主持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招生工作，任政治教官，并兼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編審委員會主席。當時，毛澤東正在武昌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得知這一消息后，他立即邀請李達給農講所的學員講授社會科學概論，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繼續從事革命實際活動，而李達則戰斗在理論戰線的最前沿，先后輾轉于武昌中山大學、上海法政大學、暨南大學、北平大學、中山大學、湖南大學等高校，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與日寇的鐵蹄肆虐之下，堅持翻譯、研究和講授馬克思主義，并出版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著譯。

從1927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李達與毛澤東的哲學交往主要是以李達的哲學著譯為中介。這期間，李達從日語翻譯出版了《現代世界觀》（德國塔爾海瑪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日本河上肇著）、《理論與實踐的社會科學根本問題》（蘇聯盧波爾著）、《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蘇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與雷仲堅合譯）等四部著作，被時人譽為翻譯介紹唯物辯證法工作“成績最佳，影響最大” 之人。同時，他撰寫了系統論述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專著《社會學大綱》、輔導讀物《辯證法和唯物論問答》和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觀點分析經濟、法律問題的《經濟學大綱》、《法理學大綱》、《貨幣學概論》等專著，“就達到的水平和系統性而言，（黨內外）無一人能出李達之右” 。

在嚴酷的革命戰爭年代，紛飛的炮火與反動派的阻擾并沒有隔斷李達與毛澤東的哲學交往與革命情誼。1935年，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由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作為講義刊印，后經過修改和擴充，于1937年5月由上海筆耕堂書店出版；1936年，李達的《經濟學大綱》也由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作為講義刊印。李達將這兩本書先后寄給毛澤東，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贊賞。毛澤東稱《社會學大綱》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教科書，并致信李達，稱贊他是“真正的人”。 毛澤東還向延安新哲學學會和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的同志推薦《社會學大綱》。在一次小型干部會議上，毛澤東說：“李達同志給我寄了一本《社會學大綱》，我已經看了10遍。我寫信讓他再寄十本來，你們也可以看看。” 毛澤東向延安理論界推薦《經濟學大綱》說，李達“寄我一本《經濟學大綱》，我現在已讀了三遍半，也準備讀它十遍。” 整風運動期間，毛澤東要求黨的高級干部學習理論知識，指定“李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第六章‘唯物辯證法與形式論理學’”為六種必讀材料之一 。不僅如此，毛澤東對李達本人的情況也一直十分關切。1936年8月14日，即毛澤東得到《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后不久，他致信早年好友易禮容，特別提及：“李鶴鳴、王會悟夫婦與兄尚有聯系否？我讀了李之譯著，甚表同情，有便乞為致意，能建立友誼通信聯系更好。” 還曾在信中托蔡元培問候李達。1948年春，毛澤東連續三次電示華南局護送李達到解放區，并通過黨的“地下交通”給李達帶信說：“吾兄系本公司的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望速前來參與經營。” 1949年5月18日，在北平香山，李達與毛澤東重逢。毛澤東充分肯定了李達為黨的理論事業所做出的貢獻，他對李達說：你早年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起了積極作用的；大革命失敗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國民黨統治區教書，一直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陣地，寫過些書，是有益的，人民不會輕易忘記的 。

新中國成立以后，李達與毛澤東的哲學交往更加頻繁與密切。兩人不僅在來往信件中探討哲學問題，還經常晤談，共同切磋討論。李達在擔任教育行政職務的同時，以主要精力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研究與宣傳工作，有力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與通俗化。1950年和1952年，毛澤東的哲學名篇《實踐論》和《矛盾論》經修改后重新發表，李達很快完成了《<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等一系列著述。在“兩論”解說的寫作過程中，他與毛澤東以書信方式相互交流，得到了毛澤東的直接指導與高度評價。在內容方面，毛澤東審閱修改了“兩論”解說中的一些觀點與論述。例如，毛澤東對《〈實踐論〉解說》稿第二部分中有關中國人民對列強作排外主義的自發斗爭的論述、有關孫中山當年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完全以清政府為對象而從未提起過反帝國主義的論述，以及有關唯物論的“唯理論”是今日教條主義的來源和唯物論的“經驗論”是今日經驗主義的來源的論述，均作了重要修改 。在形式方面，毛澤東高度評價了李達的“兩論”解說中準確且通俗的語言，認為“兩論”解說對于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并希望李達為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工作多作努力 。在50年代中后期，李達與毛澤東在具體問題與個別觀點上出現了分歧。李達對于“大躍進”運動中提出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等口號，以及所謂的“頂峰論”，均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與毛澤東在主觀能動性問題上持不同看法。有些正確的反對意見后來被毛澤東所接受。1961年，李達因病到廬山休養，在與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提議李達將舊著《社會學大綱》修改后重新出版。李達接受任務后，決定重新編寫一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科書，并命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1965年下半年，李達將已完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冊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認真閱讀了書稿，并寫下了關于辯證法的核心規律的重要批注。

總的來說，李達與毛澤東之間的哲學交往，始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時期，歷經革命戰爭年代的考驗，建國后更為頻繁與深入。兩人雖有過分歧與爭論，但始終堅持相同的立場與原則。作為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先驅與主將，李達在建黨初期不遺余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各種非社會主義思潮。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卓有成效的宣傳極大地影響了當時正在積極尋求改造中國與世界之學說和方法的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毛澤東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兩人相識以后，共同的革命信念與理論志趣更加促進了兩人之間的哲學交往。隨著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逐漸深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起著更為直接而重要的作用。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李達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影響

20世紀二十年代，正是通過認真學習、比較各種理論與學說，毛澤東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自那時起，毛澤東始終堅持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斷提高理論水平與哲學素養，以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致信蔡和森等新民學會會友，強調研究學術之重要性，贊同肖子昇關于中國目前缺少研究學術的專門學者的觀點，指出“思想進步是生活及事業進步之基，使思想進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學術”，并且坦承“弟為荒學，甚為不安，以后必要照諸君的辦法，發奮求學” 。然而，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受客觀條件的制約，毛澤東所能讀到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較為有限。1920年，他讀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1926年，他讀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部分內容。1932年，他讀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兩個策略》（即《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左派”幼稚病》。到達陜北以后，環境相對和平穩定，毛澤東得以抽出較多時間與精力認真研讀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盡管當時理論書籍非常短缺，但毛澤東到處借書讀，并拜托在國統區的同志購置書籍。他不僅讀了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和《關于辯證法的筆記》，以及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等經典著作，還讀了中國古代的諸子百家、古希臘哲學家以及近代西方哲學家如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人的著作。從現有資料來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毛澤東在延安時認真閱讀了李達及其學生雷仲堅從日文翻譯過來的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3版、第4版）、由沈志遠翻譯的米丁主編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李達著的《社會學大綱》以及艾思奇編的《哲學選輯》等哲學著作，并寫下大量批注。其中，毛澤東閱讀李達著譯時所作的批注占有大量篇幅，占全部批注文字的三分之二以上 。還在自己的《讀書日記》中詳細記下了閱讀《社會學大綱》的進度 。延安時期，正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得以系統化并多方面地展開的時期。毛澤東留下的這些批注真實記錄了他在延安時期的哲學思考，也為我們考察這一時期李達著譯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影響提供了文本依據。我們認為，唯有將這一考察置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與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革命實際的廣闊歷史背景下，才能揭示李達與毛澤東之間哲學交往的深遠意義。

首先，李達著譯為毛澤東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開闊了理論視野。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的主要內容逐漸由唯物史觀轉向唯物辯證法。早在二十年代，瞿秋白就已經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但唯物辯證法的廣泛宣傳與普及主要肇因于一場頗具規模的論戰。20世紀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初，中國理論界圍繞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作用、哲學本身能否消滅、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關系，以及宇宙論、認識論、人生觀、歷史觀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有論者指出，“中國自一九二七年社會科學風起云涌，辯證唯物的思想有一日千里之勢；因之俄國的思想介紹盛極一時” 。這一方面是因為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以及三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迫使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思考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客觀上要求人們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中國社會、指導革命實踐，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批堅定的革命知識分子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編譯、著述工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受到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影響。20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哲學界發生了一場激烈論戰，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以米丁、康斯坦丁諾夫、尤金等為代表的青年一代哲學家批判了機械論派和徳波林派否定列寧哲學的傾向，倡導以列寧哲學為重心，研究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尤其是根據列寧關于辯證法、邏輯和認識論三者一致的觀點闡發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內容，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功能。

在這場唯物辯證法運動中，李達親自翻譯介紹了國外學者尤其是蘇聯學者的唯物辯證法著作，還撰寫了運用唯物辯證法觀點研究中國社會的專著。他的功績在當時就受到了學者的肯定。“今日辯證唯物論之所以澎湃于中國社會，固因時代潮流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左右，然李先生一番介紹翻譯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績不可忘記。” 他所翻譯的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是這一時期蘇聯哲學家編寫的教科書中的代表作，它吸納了蘇聯哲學界批判徳波林派所取得的積極成果，突出了列寧哲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代表了當時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最新進展。正如李達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譯者例言”中所指出的，“本書是集體研究的結晶，是最近哲學大論戰的總清算，是辯證法唯物論的現階段，是辯證法唯物論的系統的說明。” 因此，李達選擇翻譯出版這一著作，主要目的是為了開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們的眼界，豐富和深化人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 。事實上，這本《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與米丁主編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米丁著的《新哲學大綱》等蘇聯哲學教科書中的一些觀點被當時參與唯物辯證法論戰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廣泛引用，對確立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中國現代哲學的主流地位與世界觀的指導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李達本人則在翻譯、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和吸納國外學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寫成了《社會學大綱》這一論述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專著。

盡管當時身處延安的毛澤東沒有直接參與這場哲學論戰，但是，通過閱讀李達著譯等一批哲學書籍，毛澤東得以充分了解蘇聯和中國哲學界的研究動態與理論成果，既開闊了理論視野，又吸收了思想資源。毛澤東對李達著譯的重視，從他反復研讀并寫下大量批注文字可見一斑。這些批注文字的絕大部分是毛澤東在閱讀李達著譯等哲學書籍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內容時留下的，相比較而言，他對歷史唯物主義方面的內容的興趣不大。這也表明，受到李達著譯等哲學著作的影響，毛澤東學習與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點由唯物史觀轉向了唯物辯證法。同時，他對蘇聯哲學教科書的吸收與掌握，集中表現為1937年4月至8月他為抗日軍政大學授課而準備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與蘇聯哲學教科書的諸多共同之處 。在《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毛澤東指出，“由于中國社會進化的落后，中國今日發展著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思潮，不是從繼承與改造自己哲學的遺產而來的，而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而來的。”

其次，李達著譯為毛澤東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提供了認識工具。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毛澤東在延安批讀李達著譯的時候，正是他集中反思中國革命道路、批判黨內錯誤思想和路線之時。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是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內先后出現了“立三路線”的“左”傾盲動主義、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等錯誤路線。其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黨內統治達4年之久，使整個中國革命瀕臨危亡險境。教條主義者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中的只言片語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無視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拒絕中國革命的豐富經驗，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了沉痛的教訓。遵義會議雖然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地位，糾正了錯誤的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但由于戰爭環境，沒有來得及徹底清算“左”右傾等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路線。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進一步加劇了革命形勢的復雜性，使中國革命面臨著新的挑戰。面對動蕩的國內外形勢與尖銳的政治斗爭，從理論上糾正和消除黨內各種錯誤思想和路線的影響，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解決中國革命的現實問題，成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亟待解決的難題。

中國革命斗爭的坎坷與曲折、黨內各種錯誤思想路線的殘余與遺患，客觀上激發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入探索。與大多數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毛澤東起初是從唯物史觀的角度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1921年1月21日，他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堅信“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象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 毛澤東尤為重視階級斗爭學說，并運用這一學說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探討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提出了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理論。然而，在1931年召開的贛南會議上，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所實施的土地分配、游擊戰等一系列措施，以及他所倡導的堅持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的觀點，被指責為“狹隘經驗論”，“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完全是農民的落后思想” 。在1932年的長汀會議上，由于反對中共臨時中央攻打大城市等主張，毛澤東被認為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受到了“缺席裁判”。紅軍隨后遭遇的失敗表明，反而是那些自稱精通并搬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將中國革命引向了困境。毛澤東在黨內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讓他更為清醒地意識到學習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具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重要性與緊迫性。1939年1月17日，毛澤東致何干之的信中說：“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 。在讀李達《社會學大綱》的批注中，毛澤東寫道：“找出法則、指示實踐、變革社會——這是本書的根本論綱。” 在毛澤東看來，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態度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視作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方法和工具，以解決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這一時期毛澤東所讀到的李達著譯，綜合了當時國內外哲學界關于唯物辯證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因而有效地幫助他從認識論與方法論的角度理解、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最終形成了解決中國問題的革命理論。毛澤東閱讀李達著譯時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所寫下的大量批注，則是他圍繞中國革命問題吸收思想養分、進行艱辛理論探索的真實寫照。大致而言，毛澤東聯系中國革命實際而寫下的哲學批注，主要包括兩部分內容：

一是對黨內錯誤路線的批判。毛澤東在閱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時，一方面借鑒列寧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作斗爭以及蘇聯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經驗，從哲學的黨派性的原則高度，直接批判陳獨秀、李立三、張國燾以及王明等人的錯誤路線 。在讀到《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緒論《哲學的黨派性》時，毛澤東認為，中共黨內的錯誤思想路線與列寧所批評的孟什維克黨具有一致性，即二者都違背了辯證法唯物論。“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后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 另一方面，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剖析了黨內各種錯誤思想路線的認識論根源。例如，在讀到列寧關于在考察社會現象時不能以主觀臆測代替全部歷史現象的客觀聯系和相互依存關系的論述時，毛澤東寫道：“就必須無例外的把捉中國蘇維埃戰爭有關系的事實的總體，即革命戰爭的特點，而不是打中心城市與等等個個獨立的事實，這種事實總體就聯結個個事實、個個方面的一般基礎。” 在讀到“在主張對立的統一之時，而不理解斗爭的絕對性，必然不可避免的引到對立物的和解。對立物的和解論，是右翼派的立場之特征”時，毛澤東在下面劃上波浪線，批注道：“這兩句說的是陳獨秀主義” 。他還在這一段末尾“‘沒有辯證法的理論，煩瑣哲學的理論家布哈林’，不理解對立的斗爭是絕對的、對立的統一是相對的學說”的行間寫道：“辯證法的本質是矛盾的斗爭的問題……陳獨秀同樣不理解” 。在讀到“外的矛盾，只有通過過程之發展的內的規律性，才影響于過程的發展”的論述時，毛澤東寫道：“五次[反]圍剿失敗，敵人的強大是原因，但戰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軍事冒險之罪，是主要原因。機會主義，是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帝國主義吸引與國民罪[黨]叛變，對于革命說當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須通過內的規[律]性（機會主義等）才能曲折的即間接的發生影響。” “國民黨能夠破蘇區與紅軍，但必須蘇區與紅軍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點。若能克服弱點，自己鞏固，則誰也不能破壞。” 在讀到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時，毛澤東寫道：“正規紅軍階段，否定者是游擊主義，保存者是作戰的游擊性、組織的輕快等。” 因此，通過運用唯物辯證法關于事物的客觀聯系、矛盾對立面的斗爭性、內部矛盾的決定性的觀點以及否定之否定規律，毛澤東認識到了黨內的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共同的認識論根源，即背離了對現實過程的唯物的、辯證的理解，而走向了唯心論與形而上學。“左的與右的相通，因為都離開過程之正確的了解，到達于不顧過程內容，不分析具體的階段、條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見解。因此，他們兩極端就會于一點。”

二是對當前革命形勢與任務的分析。1935年12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就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的嚴峻形勢改變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擴大了民族革命陣營的勢力，削弱了民族反革命陣營的勢力；同時，中國革命的現實力量還不夠強大，革命發展還不平衡，因此，中國共產黨應采取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這一結論是毛澤東分析國內外形勢變化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力量對比而得出的，體現了他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來把握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通過閱讀李達著譯等哲學著作，毛澤東進一步結合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在批注中分析了當前革命形勢與任務，為黨的策略與方針找到了方法論的根據。毛澤東在閱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時，主要運用矛盾的觀點闡發實行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性。第一，中日矛盾取代國內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這是建立統一戰線的現實前提。毛澤東在批注中指出，“戰爭首先分析特點，統一戰線也是首先分析特點——中日矛盾與國內矛盾。” “九一八后，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我們論證了民族統一戰線的現實性，證明了民主共和國的可能，這樣去解決這個主要矛盾。” 第二，矛盾的特殊性要求針對不同矛盾采取相應的解決方法，這是建立統一戰線的客觀要求。毛澤東在讀到“不同質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決”時，寫道：“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聯合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去解決。一九二七[年]后的國內矛盾，卻只用聯合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去解決。……過程的矛盾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 同時，他結合俄國革命的經驗指出，“列寧黨也有過和資產階級合作的時期，提出分進合擊的口號。中國黨同國民黨合作，原則上也是分進合擊，不過表現的方法不同。分進是階級與黨的政治獨立性，合擊是統一戰線。” 第三，對立雙方的相互滲透及同一性，這是建立統一戰線的內在依據。在讀到列寧關于對立的同一性的論述時，毛澤東寫道：“辯證法中心任務，在研究對立的相互滲透即對立的同一性”。同時，他結合中國實際指出，“在民族矛盾尖銳的條件之下，國共對立卻變成同一性，而轉化為統一戰線。統一戰線與侵略路線的對立，在民眾起來與世界革命條件之下，卻將變為同一性而轉化為世界和平。” 1941年3月以后，毛澤東繼續閱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4版），在批注中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批判了中國主觀主義和張國燾主義等錯誤路線。正是在熟練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中國革命問題的基礎上，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經驗，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思考，回應了他自己所發出的“中國的斗爭如此偉大豐富，卻不出理論家” 的感慨。

再次，李達著譯為毛澤東的哲學創造活動提供了理論參考與啟示。

這一點在《社會學大綱》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影響上表現得尤為顯著。

根據毛澤東留下的哲學批注與《讀書日記》，他批讀李達《社會學大綱》的時間是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所用的版本是1937年上海筆耕堂書店版。但是，由于毛澤東在延安期間先后多次閱讀該書，我們難以確定他是否讀過1935年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刊印的《社會學大綱》講義以及準確的閱讀時間，因而無法推斷毛澤東在1937年7月至8月完成《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之前是否讀過《社會學大綱》并受其影響。這一問題在國內外學術界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認為，作為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在借鑒吸收這一時期蘇聯哲學教科書內容的基礎上，系統地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觀點和原理，創造性地發揮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前史的研究，為這一時期毛澤東提升哲學素養提供了思想資源，并啟發了毛澤東的哲學思考。

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由五篇組成，分別是唯物辯證法、當作科學看的歷史唯物論、社會的經濟構造、社會的政治建筑和社會的意識形態。毛澤東重點批讀了其中的第一篇“唯物辯證法”，主要是在第一章第一節的前三小節里寫下了大量的批注文字，同時在第二篇“當作科學看的歷史唯物論”和第三篇“社會的經濟構造”中留下一些批劃符號。在整個《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他批讀《社會學大綱》時寫下的批注文字與批注符號，其篇幅僅次于他讀西洛可夫等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進所作的批注。從內容上看，李達《社會學大綱》第一篇第一章第一節主要考察唯物辯證法的前史，包括原始時代的人類的認識、古代自然哲學中的辯證法、古代唯心論哲學中的辯證法、中世紀哲學中積極的成分、近代初期的唯物論以及德國古典哲學中的辯證法等內容。其中，關于原始社會的人類認識與古希臘時代以來唯心論哲學的論述是毛澤東當時讀到的蘇聯哲學教科書《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和《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中所沒有的內容 ，因而引發了毛澤東的閱讀興趣。他對這一部分論述進行歸納、概括，使之條理化，并加以適當的發揮。毛澤東概述了萬物有靈論等原始思維與原始宗教、古希臘的唯物論和觀念論哲學產生的歷史根源，探討了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德謨克利特等古希臘自然哲學家的辯證法思想，并且在李達論述的基礎上發掘出蘇格拉底、柏拉圖等觀念論哲學在人類認識史上的積極意義。這些批注表明，通過批讀李達的《社會學大綱》，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史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并逐漸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考察人類認識的發展史，將哲學世界觀的形成發展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緊密聯系在一起。例如，在讀到李達關于哲學的世界觀形成于古代奴隸制社會的論述時，毛澤東得出“沒有必要的閑暇是不能出現哲學的”這一結論，并結合這一時期的社會歷史條件，認為“這種閑暇由于社會進步到奴隸制。生產力發達了，剩余產物增加了，社會分裂為奴隸主人與奴隸。前者由[于]剝削能夠解除勞動，有了時間，從事學問的研究，哲學方能出現。這是人類認識史上一個絕大的躍進。”

不僅如此，毛澤東也非常重視李達關于認識過程與辯證法三大規律的論述，并作了發揮。在《社會學大綱》中，李達根據列寧《哲學筆記》中的論述認為，認識的過程由實踐出發，而復歸于實踐，包括由物質到感覺及由感覺到思維的認識的發展過程，因此，分析認識過程時，首先要闡明由物質到意識的推移的辯證法，即唯物辯證法的反映論，其次要闡明由感覺到思維的辯證法。毛澤東在一旁的批注中指出，認識過程還應包括由思維到物質的階段，并且認為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還要“闡明由思維到物質的推移的辯證法，即檢驗與再認識。” 這表明，毛澤東對于認識過程的看法不同于李達以及同一時期蘇聯哲學教科書的觀點，他更為強調認識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與再認識，由此推進認識的深入與發展。應該說，這符合列寧所指出的“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并從抽象的思維到實踐”的認識過程。這一思想在毛澤東的《實踐論》中被明確表述為認識過程的“兩次飛躍、三個階段”的辯證法。此外，在討論辯證法的三大規律時，李達明確提出，對立統一法則是辯證法的核心，它包攝著質量互變與否定之否定的法則；諸如質與量、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等許多組對立的范疇都是這一法則的具體化的形態。這一論述不同于30年代蘇聯哲學教科書的說法，與矛盾的觀點在辯證法中的核心地位相一致，是對列寧思想的進一步發揮。毛澤東讀到此處時，不僅反復批劃，還寫下“包攝著”、“許多組” ，以示強調。50年代修改后的《矛盾論》開篇，毛澤東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 緊接著，毛澤東引證列寧的觀點，并由此展開全文。毛澤東的哲學批注表明，他關于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證核心法則的觀點明顯受到了李達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李達《社會學大綱》為毛澤東的《矛盾論》的寫作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資源。

三、建國后李達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影響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李達在從事高等教育領導工作的同時，堅守黨的理論陣地，把研究、宣傳和運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特別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當作一項崇高使命，并為此奮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五十年代初，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經修改后發表，李達很快寫成了《<實踐論>解說》、《<實踐論>——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基礎》、《怎樣學習<實踐論>》和《<矛盾論>解說》等著作。這些著述揭示了毛澤東的《實踐論》與《矛盾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肯定了“兩論”在毛澤東哲學思想中的基礎性地位，系統介紹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內容，以及學習、研究、應用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原則與方法。

如上所述，在寫作“兩論”解說時，李達通過書信與毛澤東進行交流、商榷，還將書稿送給毛澤東進行審讀修改，兩人互提意見，相互啟發，“兩論”解說的通俗語言形式還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與鼓勵。這使得李達《<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兼具系統性、準確性和科學性，堪稱毛澤東哲學思想通俗化的典范。是李達獨立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理論結晶，它豐富和完善了毛澤東哲學思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全面解讀了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中一些重要觀點，對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及其所涉及的經典作家的一些論述作了進一步的闡釋。

李達的“兩論”解說采取逐段解說的方式，不僅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準確地闡明了《實踐論》和《矛盾論》的理論源泉，而且結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哲學的發展與中國革命斗爭和社會生產的豐富經驗，闡明了“兩論”的實踐根據。同時，李達還運用通俗生動的語言和直觀清晰的圖解，聯系毛澤東其他著作中的論述，完整地解釋了“兩論”乃至整個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基本觀點。尤其是對于《實踐論》和《矛盾論》中一些未能展開的重要觀點與經典作家的論述，李達都進行了詳盡細致地解讀。

例如，在討論人類認識的歷史隨著社會生產活動的發展逐漸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觀點時，李達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哲學三方面加以論證。在自然科學方面，他概述了中華民族自原始社會以來在數學、歷法及天文、工程建造、工業技術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社會科學方面，他指出，中國自周秦以來有不少關于社會經濟、政治與歷史的學說，但囿于剝削階級的偏見與生產規模的狹小而失之片面；歐洲古代的情況與之相似，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出現了各種帶有資產階級偏見的社會科學，為空想社會主義奠定了基礎。在哲學方面，他指出，唯物論與唯心論之間的斗爭貫穿于整個哲學的歷史，直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的時代，批判地攝取了過去知識的成果、綜合了當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論的馬克思主義才得以出現。李達的這一解說，既是對人類認識發展史的簡要概述，又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扼要介紹。他不僅說明了人類認識的形成與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由此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的現實原因，而且闡發了辯證唯物論的哲學觀，認為“哲學是世界觀，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 ，哲學的歷史表現為唯物論與唯心論之間的斗爭，從而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的基礎和思想來源。

在討論辯證唯物論關于認識發展過程的觀點時，李達同樣結合哲學史進行詳細解讀，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第一次正確地解決了感性與理性的關系問題。他分別考察了唯心論與舊唯物論哲學家的觀點，認為一切唯心論哲學家都主張精神是本源的東西，物質世界及其規律都是精神的產物，因而把認識過程封閉于純主觀領域，而舊唯物論哲學家主張物質決定精神，承認認識是對外部事物的反映，但由于缺乏實踐的觀點，不能理解認識對于社會實踐的依賴關系以及認識的能動性；只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認為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是認識過程中統一且遞進的兩個階段，二者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互相滲透，互為條件。李達還以美國入侵朝鮮為例說明只有理性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以認識依賴于生產與階級的斗爭的觀點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創造與發展起來的，以知識發源于直接經驗的道理指出要在革命建設中實際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由此可見，李達的“兩論”解說不完全拘泥于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的論述，而是結合社會史、自然科學史與哲學史的知識，既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與發展的歷史條件和理論來源，又向廣大人民群眾普及了哲學常識，能夠幫助人們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推進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

同時，李達的“兩論”解說對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及其涉及的經典作家的一些論述作了進一步的闡釋。

例如，在討論社會實踐是檢驗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的觀點時，李達根據唯物辯證法的反映論，首先給“真理”下定義。“所謂真理，是說人們的認識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即是說，主觀符合于客觀。” 他還以當時工業和農業部門中涌現的生產小組、勞動模范的經驗和革命戰爭為例，說明了只有使主觀的思想與客觀的規律性相符合，人們的工作才能達到預期的結果。對于《實踐論》所引的列寧關于實踐高于認識的論述，李達也進行了深入闡發。他認為，實踐高于認識，不只是因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認識是實踐的要素，還因為實踐是“社會的實際之綜合”，“是直接作用于行動的對象”，因而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現實性的品格，而認識源自實踐，又通過實踐加以證明，只有“媒介的現實性” 。李達還進一步指出，“作為真理之標準的社會實踐，完全是客觀的。”

在討論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關系問題時，毛澤東直接引用了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中的論述，李達則區分了客觀真理、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分析了真理問題上的唯心論與機械唯物論的片面性，還結合自然科學的發展、中國革命斗爭的經驗和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趨勢加以說明。他指出，所謂客觀真理，是就內容而言的，指人的認識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世界，而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是指人的知識能否完全地、無條件地、絕對地反映客觀世界。李達根據列寧的觀點，認為整個宇宙的發展過程是可以完全認識的，即客觀真理是存在的，它是由反映具體過程的發展的相對的真理所組成的，因此，絕對真理是相對真理的總和，二者之間是辨證的關系。也就是說，真理表現為包含不同階段的發展過程，它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而發展，永遠不會停息與終止。

第二，補充和發揮了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中的一些重要觀點。

在“兩論”解說中，李達結合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中的論述，創造性地展開哲學思考，在認識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的一些真知灼見為毛澤東所接受并吸納。

例如，在討論認識過程中的兩次飛躍時，為了說明認識過程中的能動性，李達提出了“認識的受動作用與能動作用”的觀點。在他看來，認識的能動作用是指思維的創造能力，表現為認識過程的兩次飛躍，而認識的受動作用與能動作用是物質生產活動中的受動作用與能動作用在認識過程中的反映，前者是指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受到外部事物的刺激，后者是指人們同時改造、處理外部事物，使之合乎自己的目的；能動作用在生產過程中居于主導地位，這就決定了認識的能動作用在認識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 。顯然，李達敏銳地意識到了人類認識活動的前提性問題，認為認識的能動作用是說明人類認識過程的兩次飛躍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并根據物質生產活動的特性與基礎地位作出了解答。盡管這一解答稍顯單薄，但無疑是運用唯物辯證法解決認識的能動作用問題的一次有益嘗試。

在《<矛盾論>解說》的開篇，李達結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法則的論述，說明了毛澤東《矛盾論》的理論來源及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地位。李達指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對立統一法則已經發展成為唯物辯證法的中心問題；列寧批判了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對唯物辯證法的歪曲，捍衛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把對立統一的法則當作辯證法的本質和核心；毛澤東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傳統，運用對立統一法則的學說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創立了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從而豐富并發展了這一學說。因此，“《矛盾論》，如同《實踐論》一樣，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寶貴的理論收獲。” 為了論證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核心，李達還引用列寧在《談談辯證法》等著作以及斯大林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的觀點，指出辯證法的其他范疇和特征都可以由對立統一法則來說明。在說明矛盾的普遍性時，李達詳細論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資產階級社會發展過程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的方法，以及列寧根據這一方法對帝國主義階段特殊性的分析，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正是運用對立統一法則分析資產階級社會的矛盾運動的。李達《<矛盾論>解說》中關于對立統一法則的論述，與三十年代《社會學大綱》的觀點基本一致，又有所完善。由于注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和經典作家的觀點的考察，尤其是通過對列寧和斯大林著作的解讀，《<矛盾論>解說》中的論證更為嚴密和合理。這表明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和掌握逐漸深入，為毛澤東的《矛盾論》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論支撐。李達的這一觀點又反過來影響了毛澤東。后來毛澤東讀到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止卷送審稿時，寫下了大段批注，仍然強調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都可以在這一規律中予以說明 。

在說明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時，李達發揮了列寧關于“在社會主義下，對抗消滅了，矛盾存在著”的觀點，得出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是非對抗性矛盾的結論。根據列寧的觀點，李達區分了對抗性的矛盾與非對抗性的矛盾，主張針對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解決方法，并且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仍然是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不過這種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它是在完全的新的社會規律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社會各方面成員的利益的根本的共同線上發生作用的。” 他認為，對于這種非對抗性矛盾，不應該用階級斗爭的方法，而應采取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通過使生產關系適合于生產力的性質、大力發展生產力來解決。李達在50年代初較早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及其解決方式的理論，而這一理論的雛形是《社會學大綱》的相關論述。在《社會學大綱》中，李達就已經指出，“矛盾有拮抗的矛盾和不帶拮抗性的矛盾，兩者都是對立物的斗爭發展程度不同的階段。” 該書還認為，在未來極進步的社會中，也存在自然與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正是這種非對抗性的矛盾推動著未來社會向上發展。而延安時期毛澤東先后兩次讀到這一部分論述，還作了反復批劃與批注，但似乎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甚至不完全贊同 。后來，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中明確指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并對這一矛盾的性質、特點、形態以及解決方法作了科學的規定，為探索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這實際上是對李達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思想的肯定和發展。這一思想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以及毛澤東前后迥異的態度，充分體現了李達作為杰出理論家所具有的深刻的洞察力和遠見卓識。

第三，充分揭示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地位與意義，促進了毛澤東哲學思想在人民群眾中的普及與應用。

在“兩論”解說中，李達不僅說明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還運用唯物辯證法揭示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地位與意義，闡明了學習運用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性。

例如，在說明從理性認識到革命實踐的飛躍的觀點時，李達從認識論角度闡發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即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并論述了作為中國革命理論的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李達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理論創造的產物，“他能依據歷史進程中每個特殊時期和中國具體的經濟、政治環境及條件，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獨立的光輝的補充和發揮，并用中國人民通俗語言的形式表達出來，使之適合于新的歷史環境和中國的特殊條件，成為中國無產階級群眾與全體勞動人民群眾戰斗的思想武器。” 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夠指導中國人民的革命取得勝利，使中國實現獨立、民主、和平與統一，并由社會主義階段走向共產主義。

在討論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關系問題時，李達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的不同時期所建立的統一戰線正是革命真理發展的不同階段，毛澤東思想正是自太平天國運動以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認識深化的結果。因此，“毛澤東思想是關于中國歷史與中國革命的全部有系統的科學理論，指導著中國人民得到勝利和解放，并將由社會主義時代進到共產主義時代去。”

在討論形而上學與辯證法兩種宇宙觀時，李達追溯了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的源流，概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產生的社會經濟、政治、自然科學和意識形態等條件及其理論來源，揭示了唯物辯證法與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學發展觀之間的本質差異，闡發了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性和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真理性。“辯證法的宇宙觀，是共產黨的宇宙觀，它是革命行動與科學研究的指導。”“毛澤東同志應用這個宇宙觀作為考察中國命運的工具，他周詳地、具體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各種復雜的矛盾，暴露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即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因而創造了中國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的真理性，已由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所證明了。”

在說明人類認識包括由特殊到一般與由一般到特殊兩個過程時，李達以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分析為例加以說明，認為毛澤東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分析了中國社會各方面的特殊性，得出了中國革命運動的一般結論，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由特殊到一般的過程” 。同時，毛澤東據此研究革命形勢的變化與各個階段的特殊性，分別制定不同的政策與方針，推動革命的發展，從而使這一結論更為具體與生動，這又是由特殊到一般的過程。此外，在說明根據矛盾的特殊性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時，李達更是詳細討論了中國革命進程中人民大眾與封建制度、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和中國各個反動集團之間的矛盾，以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與對策，認為毛澤東所創造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不僅是中國人民革命的指導，而且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活的靈魂。

可見，李達運用唯物辯證法從多角度考察了毛澤東哲學思想，認為扎根于中國社會土壤的毛澤東哲學思想，既是毛澤東理論創造的產物，又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既是對中國革命斗爭經驗的總結，又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繼承與發展；既是被歷史所證明了的科學的革命理論，又需要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中應用和發展。

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達的可貴之處還在于他在狂熱的政治運動中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則。他對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錯誤口號提出的批評意見，促使毛澤東反思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主觀主義錯誤。1958年，李達在與毛澤東的交談中，當面質疑“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等口號，兩人就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限度問題爭吵起來。毛澤東認為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這一口號在承認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方面是有道理的；李達則指出，這個口號是說人的主觀能動性無限大，而事實上，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離不開一定的條件。事后，毛澤東坦承李達的意見很有道理 。1958年底，毛澤東在不同場合的講話和文章中強調發揮主觀能動性必須符合實際規律，反對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并且要求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李達與毛澤東的爭論，不只是個人之間的觀點之爭，更是要不要尊重客觀規律、要不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與思想路線的原則之爭。李達實際上是從理論上揭露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錯誤口號的認識論根源，從而無可辯駁地說服了毛澤東，使得毛澤東著手糾正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左”的錯誤。

綜觀李達與毛澤東之間的哲學交往歷程，尤其是李達在不同時期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影響，我們不難看出李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進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貢獻。他不僅是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先驅，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并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中國社會的主將，更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所翻譯的蘇聯哲學教科書等著作為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開闊理論視野、更新理論武器提供了重要條件，而他本人對唯物辯證法的研究和應用更是直接啟發了毛澤東的哲學思考，并為毛澤東哲學思想提供了思想資源。建國以后，李達長期致力于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系統化與大眾化工作，完善并發揮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觀點，明確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意義，促進了毛澤東哲學思想在人民群眾中的普及與應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李達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信念與原則，尖銳地批判各種非馬克思主義與黨內的錯誤思想，矢志不移地捍衛黨的理論陣地。正是由于有了像李達這樣的一批理論功底扎實、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堅定、專注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和研究的學者型的哲學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偉大事業才能夠不斷向前推進，才能夠不斷取得新的理論成就。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