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法律文獻整理現狀與研究概況

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創立于1941年，下轄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魯豫四塊根據地，處于戰略樞紐的重要地位，是華北抗日游擊戰爭的心臟和神經中樞。在創立初期，許多學者就開始研究它，但主要側重于政治、經濟方面。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客觀需要，對革命根據地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受到重視并逐步開展起來。晉冀魯豫根據地的法制建設對于我國當前的立法、執法、司法工作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經驗。本文旨在對晉冀魯豫根據地法律文獻的整理現狀進行綜述和總結，以期發現不足和可以進一步研究的地方。

一、法律文獻整理現狀

晉冀魯豫根據地法律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根據地創立初期就已經開始。據粗略統計，40年代初至50年代初的十年間，有關晉冀魯豫根據地法律文獻的整理著作有20多部，此時對晉冀魯豫根據地法律文獻的整理研究，大都是邊區政府或行署頒布的法律文件匯編或對當前工作經驗的總結，其中很多是內部流通的學習資料和領導指示，這些文獻是研究當時法律文獻內容和法制建設狀況的第一手資料。主要著作如：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編印的《晉冀魯豫邊區<法令匯編>》（韜奮書店發行1945年版）；《太行區銀行工商工作參考資料》；《太行區社會經濟調查 第二集》（太行區黨委研究室1945年版）；《太行行署1946年重要文件匯編》（太行行署協成印刷廠）；《晉冀魯豫的財政經濟工作》（晉察冀財經辦事處編印1947年版）；《太行黨文件選輯》（內部文件，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印1947年）；《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會議文獻》（晉冀魯豫區軍政聯合財經辦事處編印1947年版）。太行行署印發的《財政建設重要文件匯集》，對財政重要文件、財政重要法規進行了匯編，對太行區審會計制度進行了詳細的介紹，較為全面的整理了晉冀魯豫根據地尤其是太行區的財政建設方面的法律法規。

50年代開始，“左”的思潮影響了根據地的研究，學者們對于法律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很少，出版的較為重要的資料文獻有：史敬棠、張凜、周清和等編的《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東北人民政府農業部農業處編的《土地政策法令匯編》（東北人民政府農林出版社1950版）。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根據地的研究工作逐步恢復，這為晉冀魯豫根據地法律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1980年起，銀行、財政部門、高校、地方黨校等都致力于搜集整理根據地法律文獻資料，晉冀魯豫根據地成立了專門的搜集整理資料的機構，如太行根據地史總編委員會、冀南革命根據地史編審委員會等，出版了一批根據地法律文獻資料，為法制建設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一）晉冀魯豫根據地法律文獻資料

史料類。根據地史料、黨史資料等書籍中較為全面收錄該區所轄各地的歷史文獻、照片等綜合材料，資料完整、真實且具有典型性，包含有大量法律文獻內容。主要有：冀南革命根據地史編審委員會編《冀南黨史資料》（共3輯1988年版）；中共商丘地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纂委員會編《中共商丘黨史資料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共四輯)；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豫北戰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編）山西大學晉冀魯豫邊區史研究組編《晉冀魯豫邊區史料選編 》（共2輯，山西大學晉冀魯豫邊區史研究組編印 1980年版）； 山西省史志院編《太岳抗日根據地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政權建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財稅與金融法律類。有關財稅與金融法律的著作有20多本，主要有：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財經組編《財經工作資料選編》（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鄧辰西《財政經濟建設 上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編輯組等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1、2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版）；魏宏遠的《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一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版）；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中國人民銀行山東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編的《冀魯豫邊區金融史料選編》（中國金融出版社1989版）；河南省財政廳、河南省檔案館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河南部分）（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等等。

工商業與貿易法律類。有關商業與貿易法律方面的專著有10多本，主要代表作：《冀魯豫邊區工商工作史料選編》編輯委員會編寫的《冀魯豫邊區工商工作史料選編》（1995.08版）。有關農業土地法律方面的有：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員會編《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五：土地問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長遠主編《太岳革命根據地農業資料選編》（山西科學教育出版社1991版）；山西黨史研究室、山西檔案館編《太行根據地：土地問題資料選編》。

其他方面法律文獻主要有：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山西省檔案館合編《山西黨史資料選輯 太行革命根據地土地問題資料選編》（1983年版）；李長遠、王海存編《太岳革命根據地農業資料選編》（山西科學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冀魯豫邊區婦運史料選編（內部資料）》（河南省濮陽市婦女聯合會編印1985年版）；謝忠厚等主編《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宣教工作資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謝忠厚，張圣潔主編《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資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群眾運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晉冀魯豫邊區 河南部分工運史料選編》（河南省總工會、河南工運史料征編協作組編印1988年版）； “三晉”革命根據地工人運動史征編委員會《晉冀魯豫革命根據地工人運動史》（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

（二）間接涉及類

在整體性的法律文獻整理成果中，都有專門的章節收錄了晉冀魯豫根據地的法律文獻。最具代表性的是韓延龍、常兆儒編寫的四卷本《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版），是迄今為止國內最全面的革命根據地法律文獻整理成果，為學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最直接、最豐富的資料來源。此外，還有西北政法學院法制史教研室編的《中國近代法制史資料選輯 1840-1949 》（第1、2輯）（西北政法學院法制史教研室編印1985版）；法學教材編輯部、《中國法制史資料選編》編寫組《中國法制史資料選編》（上、下兩冊，群眾出版社1988年版）。

在出版的對根據地專門領域法律文獻的整理書籍中，也包含有大量晉冀魯豫根據地的法律文獻資料。主要有：河北省稅務局等合編的《華北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財政部稅務總局組織編寫的《中國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長編-華北革命根據地部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編《 中國監獄史料匯編 （下冊）》（群眾出版社1988年版）；中國審計學會、審計署審計科研所編著《中國革命根據地審計史料匯編》（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劉素萍、王衛東編《婚姻法學參考資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閔釤編《中國檢察史資料選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版）。

晉冀魯豫根據地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法律文獻和檔案資料，由于當時特殊的環境，很多資料保存不當已經遺失，現存的資料分布分散、凌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檔案館、博物館、文管所均有保存。近年來，對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已經取得了重大成果，研究也比較全面，雖然各有偏重，但基本上涉及了根據地法制建設的各個方面。這些文獻資料的整理和出版，為學者進一步研究晉冀魯豫根據地法律文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法制建設研究概況

歷史文獻是歷史研究的主要資料。在搜集和整理文獻資料的同時，對晉冀魯豫根據地法制建設的研究工作也逐步開展。

根據地領導人和參與者是此項工作最早的實踐者。根據地建立后，在《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很多評論文章，也出版了一些專著。此階段的研究大都是為了適應當時根據地建設發展的需要，對當時根據地法制建設的實踐進行總結，還沒有形成專門的學術研究。如薄一波的《太岳區軍民是怎樣堅持抗戰的》（1943年7月3日發表在《解放日報》）；戎伍勝的《太行區抗日戰爭根據地五年來財政建設之總結提綱》（見《革命根據地經濟史料選編（中冊）》1943年）；胡景澐的《一年來之冀南銀行 》（見《革命根據地經濟史料選編（中冊）》1940年) ，文中介紹了冀南銀行產生的意義及經過，對冀南銀行一年來的工作進行了概述和檢討，對未來發展提出了展望，對于了解冀南區銀行政策及實施狀況有重要參考意義。1943年7月3日鄧小平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太行區的經濟建設》，文中文章首先闡述敵后經濟戰線斗爭的重要性，從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稅收貿易政策等方面總結了總結太行區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1946年太行行署出版了《太行區司法工作概況--徐處長在太行區司法會議上之總結報告》， 此報告分八年來司法工作的歷史發展情況（1937年“七七”事變起）、處理民事訴訟的基本經驗、司法工作與群眾運動、處理刑事案件經驗、監所建設五部分書中，真實的再現了太行解放區的司法制度。

50年代至70年代，對晉冀魯豫根據地的研究也受到“左”的思潮的影響，研究成果并不多，主要主要在政治和軍事領域，很少涉及法制領域, 大部分是對根據地的介紹性著作，從根據地的發展歷程以及對抗日戰爭的貢獻入手，從建設和鞏固根據地政權的角度敘述法制建設，缺乏對法制建設全方位深入的理論探索和研究。主要的著作有丁玲撰寫的《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新華書店1950年版）；齊武編著的《一個革命根據地的成長--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晉冀魯豫邊區概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972年劉清波的《中共的婚姻法》由臺灣商務印書館，本書縱向分析了各個根據地婚姻法的發展過程，隨后由橫向層面從理論出發探討其本質與目的，批判其臧否，書中有一節專門介紹晉冀魯豫邊區之婚姻法規，作者是站在中共對立面通過對中共婚姻法的分析展開對中共的政策實行批判，存在很多偏頗之處，但其提供的史料和視角也為研究者提供了借鑒。

80年代以來， 我國興起了整理與研究革命根據地法律文獻的熱潮，并形成了部分文獻整理成果，在此基礎之上，研究工作全面展開并逐步走向深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根據地史研究

眾多研究者從編寫抗日根據地紀事和大事記起步，從整體上追尋根據地發展的脈絡和線索。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現代經濟史組編《中國革命根據地經濟大事記 1937-194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大事記述 1937-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魏宏運主編《華北抗日根據地紀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編委會《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大事記》（山東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太行革命根據地大事記述》（中共山西省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1983年編印）；趙秀山等編撰《華北解放區財經紀事》（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年版）。

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大量研究晉冀魯豫根據地史的專著，這些著作從整體上反映了當時根據地的法制建設的背景和實施狀況。如《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 1937-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著《太岳革命根據地簡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吳東才主編《晉冀豫根據地》（兵器工業出版社1990年版）；齊武的《晉冀魯豫邊區史》（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中共河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纂委員會編《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 回憶錄、人物傳記的出版

一些研究者通過對依然健在的根據地領導人及參與者進行調查訪問，并協助他們撰寫出大量的回憶錄，彌補了文獻資料的不足，展示出有血有肉的歷史，為后來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史料。此外，還相繼出版了一系列根據地領導人文集。主要有：戎子和《戎子和文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薄一波著《薄一波文選》（人民出版社, 1992版）；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鄧小平與河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版）；楊秀峰著《楊秀峰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版）；《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1984版）；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山西革命回憶錄 第4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版）；《滕代遠傳》寫作組編《滕代遠傳》（解放軍出版社1990版）；戎子和《晉冀魯豫邊區財政工作的片段回憶》（財政 1984.1-12）；張新周、黃同《回憶晉冀魯豫邊區會計學會》（《會計研究》1992年第4期）；武博山主編《回憶冀南銀行九年》（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這些文集和回憶錄的出版，填補了法律文獻資料的空白，為研究該區的法律文獻提供了更為豐富詳實的資料。

3. 經濟法律類

80 年代以來, 對抗日根據地經濟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 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發起和組織下,開始了對全國19個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的研究, 計劃分別出版包括總論、農業、工商業、財政、金融諸方面的資料選輯, 進而編寫出版相應的研究專著。這一計劃的實施對推動抗日根據地經濟的研究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主要著作有：謝武申編《一二九師暨晉冀魯豫區反頑斗爭概況》（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1984年編印）；戌子和著《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簡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中國人民銀行河北省分行編《冀南銀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武博山主編《回憶冀南銀行九年 1939-1948》（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趙秀山主編、星光等撰稿《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5年版）；張轉芳主編《晉冀魯豫邊區貨幣史 上 晉東南革命根據地貨幣史》（中國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山西山東河北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合編《晉冀魯豫地區革命根據地的工商行政管理》（工商出版社1987年版）

4. 革命根據地法制全面研究

在對全國革命根據地展開全面研究的過程中，有很多涉及晉冀魯豫根據地的成果著作。在法制史的通論性著作中，張希坡、韓延龍、曾憲義等先后主編多本革命根據地法制通史，從不同角度全面、系統地考察和研究了根據地法制的產生和發展，內容都涉及了晉冀魯豫根據地各項法制建設的創立和沿革。如：張希坡、韓延龍主編《中國革命法制史 1921-1949》（上、下兩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汪世榮的《中國法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其他方面的還有：張希坡著《中國婚姻立法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何東等編著《中國共產黨土地改革史》（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3年版）；劉錄開、鐘廷豪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商業史》（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版）；左旭初著《中國商標法律史 近現代部分》（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陳廷煊著《抗日根據地經濟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孫謙著《人民檢察制度的歷史變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9年版）；林代昭等著《 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史》（重慶出版社1988年版）。

5. 學術研討會的召開

關于根據地的的學術研討會也相繼各在各地召開，有利的促進了根據地法律文獻的研究進程。財政部科研所曾先后在洛陽、唐山、黃山、大同、石家莊組織了多次學術會議。為了總結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財政經濟工作的歷史經驗，財政部于1984年6月在山西太原市召開了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座談會。會議由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委會主任原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戎子和同志主持，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參加會議的不僅有當年從事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老同志，還有研究該領域的科研人員和學者，在這次座談會上，與會的老同志回顧了當年邊區對敵斗爭的艱苦歷程，系統地介紹了邊區財經戰線上的工作概況和對敵進行經濟斗爭的情況。1984年12月，在山東曲阜又舉行了冀魯豫邊區財經史座談會，討論了該區財政經濟的若干問題。1985 年在黃山召開的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學術討論會,涉及晉冀魯豫根據地的財經政策、根據地金融貨幣政策、公營商業、部隊后勤供應工作以及財稅工作等內容，會議的討論發言，后來由財政科研所匯集成《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一書出版。以后陸續召開的各根據地專門學術討論會上, 晉冀魯豫根據地的法制建設都受到較大關注。

6. 國外學者研究狀況

70年代以來，國外學者對中國革命問題的關注越來越多，關注的領域也不斷擴大，“在對抗日根據地的研究中，有的學者已從對中國共產大的核心—陜甘寧的探索進而轉向對晉冀魯豫邊區建設的探索”， 出現了一些較具代表性的專著。《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是由國際友人克魯克夫婦于1948年春作為觀察員采訪河北十里店村土改復查和整黨運動的紀實性作品，生動記錄了1948年2月至5月在晉冀魯豫邊區人民政府所在地武安縣九區一個村子里的土地改革復查、整黨和民主運動的全過程，是研究該區土改的重要資料。2003年12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大衛?古德曼的《中國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據地社會變遷》，全書基本上分為兩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古德曼教授花費了較多筆墨,從戰時軍事秩序、政治秩序兩個角度,較宏觀地向讀者展現了一個中日、國共兩方三派共存的華北社會全景。第二部分,古德曼主要是從“社會改革”的角度闡述太行根據地的革命,其中包括政治動員、減租減息、中農問題等幾個方面。” 該書資料詳實、分析問題細致入微,是太行抗日根據地史研究中的一本重要著作。此外，還有美國學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中國的內戰 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1984年8月，南開大學在天津首次舉辦了“中國抗日根據地歷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來自美國、日本、加拿大、荷蘭、澳大利亞和我國的九十余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會上戎子和發表了《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建設》，拉爾夫?撒克斯頓發表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農民生計問題的解決》，其他一些學者論述了晉冀魯豫根據的的創建和發展過程。1991年8月，中國抗日根據地史第二次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天津市召開，1993年出版的《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 南開大學第二屆中國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收錄了會議選編論文80余篇，與晉冀魯豫根據地相關的有近10篇，涉及根據地的各個方面。這兩屆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 對深化抗日根據地經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研究的主要問題

（一）婚姻法

根據地婚姻立法與實踐是民事立法的一個重要方面。1941年8月13日，晉冀魯豫邊區臨參會在原則通過并于1942年1月5曰正式公布施行了《晉冀魯豫邊區婚姻暫行條例》，隨后有頒布了一系列具體細則、條例，實行新的婚姻條例，這些條例法規打破了農村傳統的包辦買賣、男尊女卑的婚姻制度，確立了平等自愿、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則。研究的問題主要為幾個方面：

1、婚姻法的實施

在新婚姻法的作用和意義上，學者的觀點是一致的。傅建成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初步動搖了舊婚姻制度的基礎,根據地婚姻制度出現了新面貌；第二,新婚姻法規的貫徹實施,促使婦女更廣泛地參加各種生產活動,進一步發揮了她們的力量,增進了根據地家庭的和睦與團結，鞏固和發展了根據地，實現了全民族的抗戰；第三,對舊婚姻制度的改造,促進了邊區農村男女關系趨于嚴肅化。 張慧玲還認為，平等自愿、一夫一妻的婚姻等一系列措施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是婦女解放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新婚姻法的實踐效果上，大部分學者的都持有客觀公正的態度。一方面積極的認為中共在根據地頒布的新婚姻法條例，有利于根據地革除陋俗、移風易俗、肅清社會風氣，是一場重要的社會變革運動，在新婚姻條例頒布執行后，根據地呈現出一片新氣象，買賣婚姻減少，童養媳和早婚現象得到控制，寡婦改嫁已為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接受，婚姻案件增多，離婚率上升，新式婚禮開始出現。 另一方面，由于舊制度舊習慣有著深厚的社會根源和悠久的歷史傳統，要真正實現婚姻觀念的轉變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張慧玲認為，要把根據地政府的新婚姻立法轉變為事實上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關鍵還在于實施者是否有和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性別平等的意識和做法。在新婚姻政策推行過程中，作為權力階層的男性干部夫權統治的思維慣性對處理婚姻問題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她認為阻擋婚姻自由、維護傳統婚姻家庭制度的直接阻力除來自傳統農民外, 還來源于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基層干部。在根據地區域推行的婚姻變革,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 是男性領導的對夫權的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 女性婚姻的真正自由和女性利益的真實維護,還有一段很長的路。 劉少奇在1948年10月5日的講話中認為，晉冀魯豫的婚姻條例上存在許多錯誤，婦女在結婚、離婚上都沒有得到自由，受到這些條例的束縛，并沒有實現真正的自由。

造成實踐偏差的原因，張慧玲認為，男性掌握了政權和社會資源, 而在政權機構為戰爭服務的“合理”話語下, 男性以戰爭的直接參與者身份, 使女性的婚姻自由權益得以隱退。在此情形下, 女性的婚姻自由與被解放程度被牢牢限制在男性規定的軌道內。張雪認為，政策法令實施中存在四點問題：第一，處理方法過激；第二，宣傳教育不足；第三，政策法令執行過于機械。第四，急功近利，脫離實際。這就要求婚姻風俗改革不能孤立地去進行，而必須與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相結合，打破舊的封建統治秩序，為新婚姻風俗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礎。婚姻風俗的改革，主要是婚姻制度的改革，只有廢除封建婚姻制度，代之以民主、平等、文明的新婚姻制度，婚姻禮俗才能隨之變化。

2、從社會變遷的角度

很多學者偏重從婚姻法實行后對傳統婚姻制度以及社會風俗變革的角度出發，通過對專制腐朽的舊式婚姻制度的剖析，具體分析和介紹了新的婚姻條例實行后對社會風氣、風俗習慣產生的變化，認為“婚姻制度的變化必然引起婚姻風俗的變革” 。

有的學者將晉冀魯豫根據地婚姻法律與其他根據地進行了比較研究。高甫光總結出晉冀魯豫與晉綏、晉察冀婚姻法律的基本精神共同的特點有五點：第一，基本的精神都是廢除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婚姻制度；第二，各個根據地、解放區的婚姻條例，都緊密結合本地區實際，更為具體、靈活的適應當時本地區調整婚姻實際的需要；第三，在有關離婚問題的處理上，除雙方自愿離者外，均突出詳細、具體規定了一方要求離婚的理由；第四，普遍地強調保護軍人婚姻；第五，確立了婚姻登記制度。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很多新方法、新視角的采用為該問題的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張慧玲一改往日學者所運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方法，以晉冀魯豫根據地為研究對象，采用女性主義的性別分析視角，重新審視根據地婚姻變革中的政策、機構及婚姻締結與解除的全過程，發掘出歷史上被漠視了的女性的活動與經驗，對傳統的根據地婚姻變革研究進行了一些補充和校正。她同樣也關注中國婚姻變革對婦女解放的作用，但更多的關注性別與階級、民族的關系問題，認為性別從屬于階級和民族利益，當他們發生沖突時，以保護婦女利益為初衷的婚姻政策必將做出相應的調整以適應抗戰與解放大局。最終認為根據地的婚姻變革并不是徹底解放女性、推翻夫權統治，而是交織了與夫權、鄉俗的斗爭和妥協。

（二）司法制度

關于司法方面的研究文章并不多，至今并沒有專門的研究著作，只是在總體性的研究中有所涉及。張伯晉認為邊區的法制建設具有司法與行政合一的特點。晉冀魯豫邊區檢察制度的最大創新在于：賦予檢察機關對法院的判決實行監督的權力—審判監督權在晉冀魯豫邊區萌芽，在邊區檢察制度中首創的審判監督權，不僅豐富了檢察權的內容，而且為新中國檢察機關審判監督權的確立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并為我國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三）刑事法律

大多數學者對刑事制度法律的研究都集中在根據地的反腐倡廉建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晉冀魯豫邊區政權法制建設中，對貪污腐敗問題進行了專門立法，即 1942 年《晉冀魯豫邊區懲治貪污暫行辦法》。史永麗以《晉冀魯豫邊區懲治貪污暫行辦法》為切入點，通過它在邊區政權立法體系中的地位，它的立法程序、立法技術、相關配套法規以及實踐效果進行綜合系統研究，對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懲貪運作機制進行了從立法到司法、從文本到實踐的動態剖析。

（四）土地改革與減租減息問題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張振朝、韓能躍對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土地改革政策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和研究。

1、土改前農村根據地的基本狀況

魏宏運通過對太行山區的自然地理環境的分析指出，太行山區山多地少，交通不便，農業技術落后，食糧不足，社會經濟貧困。高利貸與高額地租結合，是相當普遍的一種剝削形式，廣大農民都處于饑餓與死亡的邊緣，農民和地主階級是對立的。 王躍生以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冀南農村為考察對象，對華北農民家庭人口生存條件進行了分析。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冀南農村自耕農以上家庭在調查村莊約占1 3,多數家庭有生存條件不足之虞。土改前, 土地在冀南農民生存條件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多數農民獲取生存資料的主要來源，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對家庭經濟和家庭人口生存條件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土改前的傳統社會,冀南農村50%以上家庭規模受到土地這一主要生產資料不足的限制。

學者一致認為，土改后，根據地農村的狀況發生了巨大改變。魏宏運認為農業生產第一次有計劃的開展起來，水利建設和科學技術的應用，農業經濟有了巨大的發展，在太行區一共擴大耕地八萬畝，農業和農副業增加，物價漸趨平穩，買賣土地的事實也多了起來。②劉彥威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抗日根據地的土改運動極大地調動起了農民群眾的生產熱情，各農業科研機關克服種種困難努力開展工作。所有這些都促進了抗日根據地社會經濟及各項事業的發展，使得各抗日根據地在日寇瘋狂掃蕩和國民黨軍封鎖圍困下不僅沒有垮下來，反而日益發展壯大，為贏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2、減租減息

為了更好的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把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變為減租減息政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有的學者著重研究了減租減息政策實施前后的變化。徐建國認為減租減息等一些列措施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的負擔比原來有較大減輕，經濟地位也發生了比較顯著的變化。農村社會階級關系發生了的顯著變化，貧雇農在農村總人口中的比例明顯下降，富農、中農的比例大大提高，廣大農民用贖回、購買、抽地等形式使相當一部分土地從地主手中轉移到農民手中，地主階級實力削弱了。同時，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定變化，呈現出以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為輔、農副業兼營的格局，工商業在邊區農村的地位提高，呈現出多元化格局。 魏宏運認為，減租減息開辟了生活的新道路，“遼縣在政策實施兩個月內，就解決了土門、柴城村、水坡、黃漳等四個編村拖延百余年來的土地問題,全縣為之激動.”把大生產運動和減租運動緊密結合起來，開辟了一條正確解決土地問題的道路，太行山的社會面貌和景觀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成為那時一個強有力的地區。杜曉指出，太行區租率一般減低了，超經濟剝削基本上被廢除了，租佃形式出現了單一化，大都定為死租，即佃農有永佃權，租期多為五年以上。

減租減息政策的實行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魏宏運認為這減租減息是一個極其復雜細微的工作，許多村莊地主不愿意執行法律，有的還操作了村政權。花瑜認為晉冀魯豫的減租減息運動經歷了一個長期迂回曲折的斗爭,并探討了減租減息運動中存在的問題,闡述了減租減息政策實施的偉大意義。

李永芳主要探討晉冀魯豫根據地減租減息運動開展的成績和意義，總結了這一運動勝利展開的歷史經驗。 柴達則著重探討了太行根據地的減租減息情況，將其分為三個階段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徐建國探討了抗戰時期晉冀魯豫邊區減租減息運動中農民的思想變遷，認為農民在減租減息運動中思想觀念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階級意識的產生和增強；第二、團結和組織意識的增強；第三、斗爭意識的產生和增強；第四、參政意識、政權觀念的產生和增強；第五、民族國家觀念的產生和增強；第六、政策法令意識的增強。廣大農民的思想變遷促進了傳統鄉土社會農民思想觀念的重構, 加速了鄉村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在一定程度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 此外，他還以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為例，探討了減租減息運動中的農民動員問題。對農民的思想狀況以及減租減息運動中動員農民的措施進行了分析，總結出群眾動員中的經驗和啟示意義。

（五）財政經濟工作基本概況研究

學者大都從邊區財政工作的基礎、性質、特點、發展階段、經驗啟示等方面進行分析研究，進而總結出經驗和啟示。在這些方面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學者對于財政工作的基本狀況基本上達成了一致的看法。他們認為，邊區財政工作的基礎是建立在落后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以私有制為主的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經濟結構之上；性質是建立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基礎之上的、新民主主義的戰時供給財政；任務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同時，通過正確的財政政策促進經濟的發展，調節各階級的收入，促進邊區生產關系的變革，以調動人民積極性，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對于邊區財政工作的發展階段，大部分學者都采用“三階段”的說法，只是在具體時間上存在一些偏差。朱光耀認為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開創階段（1937年7月至1940年3月），此時邊區財政工作較為分散，財政制度不同意；逐步完善的階段（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會議至1943年秋），是邊區財政工作開始由分散走向統一，由不系統建立到系統建立，逐步完善的階段；取得顯著成就的階段（1943年到抗日戰爭的勝利），邊區軍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粉碎了日軍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戰勝了嚴重自然災害，從根本上解決了財源問題。此外，戎子和總結出了在抗日戰爭時期，面對敵禍加天災給我們造成了嚴重的困難和威脅，晉冀魯豫邊區是怎樣渡過抗日時期相持階段財經困難的。 霍成勛、梁素梅對太行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做了總結。 魏宏運總體上論述了華北抗日根據地發展經濟的道路，總結根據地經濟建設的豐富經驗。

陳康對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在經濟文化建設中的首創性措施進行了分析，在經濟建設而言,該區首創性建樹頗多：率先提出并實踐保護一切抗日人民的財產所有權；開展民主民生運動以增強抗日根據地的實力；在各根據地之中最早提倡“組織起來,由窮變富”的口號；重視農業生產中科技興農等工作。他還從鄧小平同志及其思想對根據地所起的作用角度，著重分析了根據地經濟與文化建設能夠取得的成功的原因。

有許多學者專門對晉冀魯豫邊區下轄的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魯豫四塊根據地的財政工作進行研究。杜曉認為太行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工作也經歷了由分散到統一，由不系統到系統建立的發展過程，他通過對減租減息、財政經濟、軍事生產、戰勝嚴重苦難、發展合作事業等方面對太行根據地的財經建設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紹。 韓哲一、邊裕鯤等六人對冀魯豫根據地的創建和根據地的財經工作進行了介紹。 王晉三從太岳財政的建立和體制 、政收支的概況及特點、征收政策的變革概況、財政開支制度等方面對太岳區革命根據地財政工作狀況做了論述。 唐執升總結出了太岳革命根據地財政工作如何從創建初期不穩固的收支活動逐步步入軌道和規范化的重要經驗。

（六）經濟建設方面

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面臨著嚴重的困難。根據地軍民在同敵人進行英勇抗戰的同時，邊區政府實行減租減息、精兵簡政，實行合理負擔和統一累進稅，減輕人民負擔，還組織互助組、合作社，進行大生產等活動，加強根據地的經濟實力。學者對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關于發展合作事業。對晉冀魯豫合作事業的專門研究并不多，研究該問題的學者一般是在總結晉冀魯豫根據地的財政建設措施及經驗中論述合作事業。大部分學者集中研究了華北敵后根據地、解放區的互助合作事業。晉冀魯豫根據地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些研究成果中，不可避免的包含了對晉冀魯豫根據地合作事業的研究。杜曉在《太行根據地的財經建設》中對發展合作事業做了詳細的介紹，在抗日民主政府大力救災和根據地人民互助自救的迫切要求下，以“生產自救”為方針的合作社開始發展，這時的合作社使救災、發展生產和擴大合作社業務密切地結合起來，開始走向“民辦公助，發展生產”的道路。王雙進和宋建英對晉冀魯豫邊區的信用合作工作做了專門的論述，他們分析了邊區開展信用合作工作的時代背景，從不同角度分述了這一時期開展信用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效能性，并對中共制定的一系列推動和鞏固信用合作社發展的政策進行了簡要分析，客觀的評價了晉冀魯豫邊區的信用合作工作的歷史作用。 左志遠認為，華北根據地的互助合作運動經歷了三個階段，始于30年代末期的互助合作社，多是商業性質的消費合作社；40年代初建立的合作社又多流于形式，業務上帶有單純盈利的性質；1942年后，在堅持自愿、民主、平等原則的基礎上，建立起生產型、專業型、綜合型的生產合作社。 李金錚從借貸關系的角度，探討了華北根據地合作社的發展歷程，合作社借貸的運作方式以及對農民經濟和農民生活的作用。

關于發展農業經濟。農業是根據地經濟的支柱，為了建設和鞏固的根據地政權，各邊區政府都把發展農業生產放在邊區經濟建設中的第一位。晉冀魯豫根據地在抗日戰爭時期，通過開展生產自救運動、災荒救助、農業借貸等措施來發展農業經濟。郝平認為，太行山區根據地的生產自救運動從兩個方面深入展開,一是“開源”,邊區政府最大限度地發動根據地軍民,通過開荒種地,采集代食品,擴大和豐富了糧食來源,緩解災情;二是“節流”,在黨政軍民各部門厲行節約的同時,嚴厲打擊各種貪污浪費現象,保證物資的合理利用。 魏宏運認為科學技術的改進也是推動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李金錚認為，華北根據地農業的發展與政府重視農貸工作有關，盡管貸款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③

關于精兵簡政。精兵簡政有效的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周文龍簡述了晉冀魯豫根據地創建時期我軍后勤工作的有關情況。 崔艷明認為，面對惡劣環境，晉冀魯豫邊區亟需精兵簡政，并對其實施概況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姚寅虎主要研究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精兵簡政的主要經驗及其現實意義。 曾長秋對晉冀魯豫邊區精兵簡政的歷史經驗進行了總結。 南振國則著重研究了太行根據地的精兵簡政。

關于減輕人民負擔政策。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中，星光、董鳳熙、王一涵、王晉三、韓哲一等關于晉冀魯豫邊區的文章中，都涉及到人民的負擔問題。為了鞏固與發展敵后抗日根據地,晉冀魯豫邊區黨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有減租減息；精兵簡政與部隊生產相結合；財政上建立正確的稅收政策；大力倡導節約，反對浪費；開展大生產運動等。

關于審計工作。學者對關于此問題的研究并未深入。中國審計學會等編的《中國革命根據地審計史料匯編》（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中，收錄了戎子和的《晉冀魯豫邊區政府財政經濟及審計工作情況的回憶》；張軍《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審計工作的回憶》；黃同《太行山部隊審計工作情況回憶》；何俊《太岳行署審計工作回憶》，此外還有《財會滄桑話當年——張新周同志談抗日根據地的財會改革》（見《財務與會計》1986年第8期），他們的回憶為研究當時根據地的審計工作概況以及發展狀況提供了重要的資料。王英杰首先概述了晉冀魯豫革命根據地的審計工作，認為審計通過監督，對于嚴格財經制度，促進發展生產，活躍經濟，保證軍隊和抗日政權的供給，鞏固發展根據地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貢獻。 方寶璋專門研究了晉冀魯豫邊區的審計機構，他指出，審計監察廳不僅僅是一個財經監察部門，而且更是為政府在財經上出謀劃策的參謀部。

關于根據地人物與經濟建設的研究。王東升介紹了高捷成為邊區金融事業奮斗的一生。 姚寅虎介紹了冀南銀行總行行長高捷成對晉冀魯豫根據地金融事業和經濟發展的主要貢獻，并給與了高度的肯定和贊賞。 亥華認為鄧小平的經濟思想以及發展成熟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植根于太行山上、萌芽于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這塊土壤之中的，對鄧小平的經濟思想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趙秀山總結了鄧小平太行理財的偉大歷史貢獻。 李廣、張寶軍介紹了戎子和對晉冀魯豫邊區財政工作的基本探索，認為從晉冀魯豫開創性的財政經濟建設工作至財政體制改革的不斷進行和深入，戎子和作為晉冀魯豫根據地主管財政經濟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就都飽含著他辛勤的汗水，凝結著他過人的智慧。

（七）金融貨幣問題

1. 銀行與貨幣

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主要有兩個銀行：冀南銀行和魯西銀行。近年來，出版發表了許多關于銀行財經工作的回憶文章和論著，如戎子和的《晉冀魯豫邊區財政工作的片斷回憶》 ，魏任齋回憶，劉紹唐整理《抗戰時期“魯西銀行”和“冀南銀行”的回憶》 ，胡景澐《冀南銀行八年感言》 ，武博山《巍巍太行憶冀行—回憶冀南銀行的幾個片段》 ，張濟民《冀南銀行的會計工作》 等,涉及銀行工作的各個方面。在大量文獻和回憶資料的基礎上，學者展開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關于冀南銀行。劉彥偉專門以冀南銀行為研究對象，展開了細致深入的研究。 張土魁、史安昌概述了冀南銀行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發展過程，并對冀南銀行的主要人事沿革與變遷進行了介紹。 在《回憶冀南銀行九年 1939-1948》 中，該書序言部分首先對冀南銀行戰斗歷程進行了綜述，介紹了冀南銀行的創建過程，將冀南銀行的發展變化分為四個階段，概括論述了冀南銀行九年來的工作成就，并總結出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黃存林認為，冀南銀行的歷史作用主要表現在保持物價相對穩定，統一外匯管理，支持貿易斗爭，大力扶持生產，保證財政供給等方面。 有的學者從整個根據地的金融建設事業入手，介紹了冀南銀行的發展和政策的變化，如賈章旺的《中國人民銀行溯源—記華北革命根據地的金融事業》，王同興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的金融建設》，姜宏業從整體上概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銀行事業大發展的情況。 田秋平 、常亮功 、王東升 等從當時與冀南銀行工作有關的重要人物出發，研究銀行的發展建設。一些學者從貨幣著手，對冀南銀行做了研究。張常勇對抗戰時期冀鈔做了全面系統的研究。 張轉芳的專著《晉冀魯豫邊區貨幣史(上冊)—晉東南革命根據地貨幣史》，以貨幣的發行、流通、管理及貨幣斗爭為主要內容，對冀南銀行發行的冀鈔有詳細介紹。李金錚則是以農民貸款為研究對象，涉及了對根據地和銀行的貸款政策和力度的研究。 郭曉平的《太行根據地的金融貨幣斗爭》了也對冀南銀行貨幣政策和貨幣斗爭作了考察。賈章旺的《冀南銀行貨幣發行經驗與啟示》則對冀南銀行貨幣發行的成功經驗進行了總結。

關于魯西銀行，學者的研究相對較少。郭明生 、馬憲玉 等介紹了了魯西銀行的魯西銀行誕生與發展發展過程。有的學者是從對魯西銀行及其發行的貨幣進行了研究。如尹忠祚的《魯西銀行與魯西幣》 。方皋《抗日戰爭中的魯西銀行》（見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

2. 關于對敵經濟斗爭問題

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對敵經濟斗爭，是根據地整個對敵斗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研究根據地經濟法制建設有重要借鑒意義。許多學者對此問題展開了研究。

毛錫學 、項斌 、王宏 等對晉冀魯豫根據地對敵經濟斗爭的發展階段、主要內容、取得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了論述。張常勇、樊孝東以晉冀魯豫邊區的“保護法幣”政策為中心，對抗日根據地貨幣同法幣的關系做了進一步探討。在對待法幣的問題上，各根據地都經歷了一個從允許法幣流通或者說依附法幣到完全禁止其流通的過程。盡管法幣、抗日根據地貨幣同屬中國貨幣，雖然處在國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但是本幣的發行必須擺脫跟法幣的牽連，堅持獨立自主，必須保證金融市場的統一和貨幣的單一性。 郭曉平認為，金融貨幣斗爭是對敵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根據地在初創時期面臨著嚴重的困難難，組織群眾發展生產，搞活金融市場，保證軍需民食，成為支持長期抗漲的一項基本任務。 李小玲對1940年至1944年晉冀魯豫根據地的金融斗爭作了論述。

（八）商業貿易

根據地的商業貿易政策是:“對外貿易統制，對內貿易自由”。近年來，學者對這一問題展開了研究。郭今吾回憶了當時邊區商業工作的發展狀況，他認為在根據地初建時期，對敵占區采取了簡單的貿易封鎖政策，實行經濟絕交，結果使自己處于被動局面，這是貿易工作中的幼稚病所致。 為了從經濟上戰勝敵人，支持抗戰，根據地政府結合當時內外環境，由以往對外貿易自由政策轉向“統制”貿易政策，一方面可以保持邊區的經濟獨立，另一方面可以保持經濟建設的正常進行，并且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及時補充完善“統制”政策。孫建剛、史紅霞 ，王慶成 對此問題展開了論述。

對敵貿易斗爭的方式多種多樣，黃存林認為，晉冀魯豫邊區有四種方式，即按照農產品的習慣流向開展根據地內部物資交流；在敵占區創辦貿易商行、貨棧、糧店、銀行等，采辦緊缺物資；在山區開展緝私活動；糧食斗爭與貨幣斗爭相結合。 對敵貿易斗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糧食斗爭，黃存林認為糧食斗爭不僅是經濟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這條戰線斗爭的焦點.糧食斗爭牽動著全局、影響著全局，決定著與敵斗爭的成敗，八年抗日戰爭中敵人的“搶糧”和我們的反“搶糧”斗爭，呈現出殘酷、持久和反復的特點。 左志遠則對太行區的糧食斗爭進行了考察，認為由于經濟不足，缺乏全局觀念，特別是高額利潤、投機思想的滋生，導致1942年太行區糧食無節制的輸出，拖欠了公糧，妨礙了生產。

關于對內貿易自由方面，魏宏運認為集市貿易是堅持和建設根據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根據地的集市是分散的、自由的，同時又是統一的、有組織的，在經濟運轉中形成了自己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活躍經濟、調劑余缺、支持抗戰的作用。 根據地的商業市場經歷了從混亂到統一的過程，根據地的商業政策也由經濟絕交轉向貿易往來，依靠靈活機動的政策，根據地金融以劣勢和敵人的優勢抗衡，而立于不敗之地。

（九）根據地政權建設方面

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把目光轉移到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設上來，并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

趙秀山總結了劉鄧在領導晉冀魯豫邊區政權建設上的三大主要經驗：第一，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充分發揮統戰時期合法組織的特殊作用；第二，尊重人才，鼓勵知識分子從政；第三，把政權工作的重點及時地較早的向經濟建設上轉移。 錢聽濤則將晉冀魯豫根據地黨政軍領導機構的沿革及根據地內各個戰略區的衍變進行了清晰的概述。 殷錫亭對晉冀魯豫邊區臨時參議會進行了介紹，認為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體制的政權建設的一次嘗試，對于鞏固和擴大晉冀魯豫邊區，團結各黨各派各階層人民起來抗日，推動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太行、太岳、冀南革命根據地是抗戰時期晉冀魯豫邊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林勇總結了中共在太行抗日根據地執政經驗，主要表現在三各方面：第一，民生的改善，圍繞減租減息運動的開展來實現的;第二，民主的實現，主要圍繞推進“三三制”的實施；第三，具有開創性的以法制來保障農民的民生和民主權益。 王阿倫 、史朝剛 分別對太行、 太岳的村選工作進行研究。王秀彥則對中國共產黨在冀南抗日根據地的執政實踐和經驗進行了總結。

四、有待深入研究的地方

由上可知，對于晉冀魯豫根據地的法律文獻整理工作和法制建設研究工作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是，仍舊存在一些問題和有待深入研究的地方。

1. 法律文獻資料有待進一步挖掘和使用

已經出版的史料，只是根據地文獻的一部分，根據地時期的大量文獻大都保存在相關地方的檔案部門和黨史研究部門，很多資料并未發表。很多新善本資料有待繼續挖掘、使用，如《一九四六年太行黨的文件選輯》，《太行區銀行工商工作參考資料》等，其中包含有大量法律文獻。還有很多文獻史料在當時根據地是以內部流通的形式發布，并未公開出版，這些稀缺資料有待統一的收集和整理。此外，當時報紙資料上發表了大量的對于法律文獻實施情況的總結和評價以及各領導人對此的總結，這些資料的收集將使根據地的法制建設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2. 加強對司法文獻、法理文獻的研究

法律文獻包括立法文獻、司法文獻、法理文獻。立法文獻即法律文本，司法文獻主要指各根據地司法機構在司法實踐中形成和保存下來的各種檔案文獻，包括判例、傳票等；法律文獻主要指涉及法律的討論、宣傳、普及、教育、評論等活動的資料性記載。現在大多數學者都集中在對公開的法律文本的的研究，公開出版的著作主要只有趙昆坡、俞建平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案例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白潮編著《鄉村法案--1940年代太行地區政府斷案63例》（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其他學者很少涉及。需要加強對于邊區政府在法制實踐中司法文獻和法理文獻的整理。

3. 許多領域有待拓展

從總體上來說，學者對于土地、經濟、工商貿易等方面研究較多，對于行政、司法、刑事法律、婚姻法方面的研究有待拓展和深入，在勞動法規等方面幾乎處于空白。具體而言，關于減租減息政策的研究多局限于政治、經濟方面,對其對社會、民眾心態等方面的影響研究文章較少；在經濟方對貨幣戰等問題研究較多，對農業、手工業、物價等方面則涉及很少。這些方面的研究都有待加強。

4. 研究方法有待創新

目前，對于晉冀魯豫根據地法制建設研究主要是對區域性研究，專門對某一個問題進行研究，研究方法單一，普遍都是通過對檔案、文獻等史料做一些相對靜態的研究，缺乏對根據地法制建設的整體把握，也很少有學者將其與其他根據地進行比較研究。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綜合的運用多學科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全面的對根據地的法制建設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

隨著相關資料的不斷公開和挖掘，通過學者的不斷努力，對于晉冀魯豫根據地法制建設的研究必將逐步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