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考古新發現了啥？

　　這是山東定陶靈圣湖漢墓墓葬全景。新華社發

　　這是河南欒川孫家洞舊石器遺址發掘出的門齒。（新華社發）

　　這是貴州遵義海龍囤遺址出土的青花龍紋八仙缽。新華社發

　　201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9日在京揭曉。

　　考古界的專家們表示，2012年度是個“大年”，好項目太多，名額卻只有十個。經過優中選優，好中挑好，忍痛割愛式的評選，最終選出十項。

　　記者從“各個精彩、各有千秋”的十項中挑出三個項目，簡單介紹，以饗讀者。

　　找到一種墓——研究西漢帝陵的唯一標本

　　山東定陶靈圣湖漢墓有兩個“另類”特征：

　　首先是非同凡響的黃腸題湊。

　　黃腸題湊是西漢時期帝或王專屬的墓葬形式。定陶漢墓使用的便是黃腸題湊形制，由此可斷定墓主人是帝王級。但它的非同凡響在于，不僅墓室最核心的地方用黃腸題湊，而且連回廊外側室、回廊內多室以及側室間隔壁皆為黃腸木疊壘，考古隊共發現黃腸木3萬4千多根，估算木材總量約2200多立方米。它是我國目前所見保存最好的黃腸題湊墓葬。

　　發掘領隊崔圣寬介紹，在已發現的“黃腸題湊”形制墓葬中，該墓葬規模最大、規格最高、保存最好、時代大致明確，很可能是“黃腸題湊”葬制發展到最為成熟的晚期階段的典型代表。

　　另一個特征是空空如也的皇家墓室。

　　考古人員在驚嘆墓室結構的精致時，也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諾大的墓室里空空如也，干干凈凈，就算是屢屢被盜也不至于連個碎片都沒留下。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著名考古學家劉慶柱告訴記者，這座漢墓復雜的墓葬結構、考究的建筑都反映出墓主人身份至少屬于王一級，但其規格又明顯高于以往發現的同時期的漢代諸侯王墓。

　　墓主人的推斷通常要靠墓中各種文物傳遞歷史信息，面對這個“清壁四野”的墓室，專家們犯了難。幸好，他們意外地在墓葬中室門道外地板下暗洞內，發現一件保存完好的以絲織品包裹纏繞系結的竹笥（sì）。竹笥內疊放一件絲質漢袍，漢袍的頸背部還系了一枚玉璧。據有關絲織品專家認定，這是件女性服飾，這為斷定墓主人提供了重要依據。他們結合墓中提取的其他信息，結合史料，初步推測墓主人是西漢哀帝劉欣之母丁太后。

　　這一推斷，使這座墓又增添了新的重要性——迄今為止，我國還未發掘過一座西漢帝陵，在國家禁止發掘帝王陵的大背景下，這座皇家陵墓成了研究西漢帝陵的惟一標本。

　　發現一類人——中國或存在自主起源的直立人

　　作為唯一上榜的舊石器時代項目，河南欒川孫家洞舊石器遺址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發現了一種中國的直立人。

　　該遺址的地質年代屬于中更新世時期。考古隊在這里發現了6枚古人類牙齒，其中的前臼齒和臼齒咬合面結構復雜，區別于現代人和晚期智人，具有原始性，與北京周口店直立人相近，有專家認為可以稱為“欒川人”。

　　發掘領隊史家珍告訴記者，中更新世是探索直立人演化及現代人起源等古人類重要理論問題的關鍵時期。孫家洞遺址出土的古人類化石對于近年來國際古人類學界直立人演化和現代人起源的研究有著重要作用，也為研究古人類的個體發育及系統演化問題提供了化石依據。通過進一步研究，有可能證實中國存在自主起源的直立人。

　　地圖顯示，孫家洞遺址位于秦嶺以南、淮河以北，地理位置獨特，處于中國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線上，是氣候和自然環境的過渡地帶。該區域是人類遷徙演化和動物群交流的通道，對于研究過渡區域動物群面貌、動物地理區系演化、古環境變遷和南北方古人類文化的交流有重要作用。

　　考古隊在遺址還發現了中國鬣狗、腫骨大角鹿、李氏野豬、葛氏斑鹿、熊、大熊貓等大量的動物化石，這不僅有助于遺址周邊區域古環境的分析與重建，而且可以為研究古人類生存模式、棲居形態以及群體組織等國際動物考古學熱點問題的探討作出積極貢獻。同時，考古隊還在欒川盆地調查發現了舊石器遺址點十余處，既有洞穴也有曠野遺址，不僅發現有直立人化石，還有晚期智人化石。專家認為，該遺址群的系統發掘和研究可以為研究區域人類演化提供珍貴的科學材料。

　　厘清一件事——集政治與防御于一身的土司城堡

　　貴州遵義海龍囤遺址是一處設有衙署的軍事屯堡，也是中國西南規模最大、保存最好、延續時間最長的羈縻·土司城堡。

　　遵義舊屬播州，公元9－17世紀為楊氏統領724年，共傳27代30世。據現有文獻，海龍囤始建于宋寶祐五年（1257年），毀于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播之役。

　　考古隊通過調查與試掘，查明海龍囤有約6公里長的環囤城墻，其所圍合的面積達1.59平方公里。囤東有6個關隘，與囤西的3個關隘共同組成兩個甕城。關隘及城墻均用大石筑就，至今巍峨雄壯。從考古隊展示的圖片可以看出，囤頂平闊，“老王宮”和“新王宮”是其中最大的兩組建筑群，面積均在2萬平方米左右。

　　發掘揭示，“新王宮”具有中軸線、大堂居中、前朝后寢等特點，與衙署的布局一致；而明代文獻中亦明確稱其為“衙”、“衙院”、“衙宇”等。因此，長期被當地人稱為“新王宮”的地方實質上是一處土司衙署遺址。從出土遺物看，它是一組明代建筑群，嘉靖、萬歷時期是其鼎盛時期，最后毀棄于萬歷年間的大火。

　　發掘領隊李飛介紹，通過調查與發掘，他們認為海龍囤是一處融保衛國家利益與維護土司家族利益于一體，集關堡山城與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羈縻·土司城堡。特殊時期，堅不可摧的海龍囤是土司的重要軍事防御據點；和平年代，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海龍囤則可能成為土司的別館離宮。從南宋中期開始，穆家川（今遵義老城）一直便是楊氏統領播州的政治中樞，而不久之后修建的海龍囤與之并行不悖，前者為平原城，偏重于政治，后者為山城，偏重于軍事，它們一起構成了播州楊氏完備的城邑體系。

　　此外，它“利用地形、融入地形”的建筑特點，對中國西南同期以及后來的同類建筑產生了深遠影響。發掘表明，海龍囤的整體格局與明故宮契合。劉慶柱點評說：“這反映了土司在意識形態上的國家認同，這種一致性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有效維護了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

　　作為我國羈縻·土司制度的實物遺存，海龍囤完整見證了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政策由唐宋時期的羈縻之治到元明時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開始的“改土歸流”的變遷，它的發掘為從考古學的角度深化中國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討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視角。（記者 李 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