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內生能力”與經濟發展

郭紅松繪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了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提出“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從國際經驗看，以內需為主是大國發展的必由之路。在這種背景下，筆者提出“大國內生能力”概念，用以深刻理解大國經濟增長模式和發展戰略，并為推動經濟轉型提供理論依據。

“大國內生能力”的概念及內涵

所謂“大國內生能力”，即在超大規模的國家里，由于具有資源豐富和市場范圍廣闊的優勢，依靠國內資源和國內市場可以較好地推動經濟自主協調發展。“大國內生能力”概念的提出有著深厚的理論淵源。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揭示了分工和專業化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觀點，認為廣闊的市場為分工和專業化創造條件，進而促進經濟增長。遵循亞當·斯密的思路，西蒙·庫茲涅茨分析了大國的經濟增長機制，認為對于這些大國來說，國內市場及資源條件允許其發展專業化和規模經濟。霍利斯·錢納里專門分析了規模效應和大國型式，認為大規模的最明顯效應反映在生產型式上，是較平衡、變動較小的國內生產型式。張培剛提出了大國的“內源發展”，認為大國擁有較豐富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也存在足夠規模的國內市場，在工業化初期占有一定的發展優勢。羅伯特·巴羅則反向分析了小國經濟，認為“如果i國經濟相對于世界經濟而言規模很小，那么該國的資本及資產存量的積累對世界利率r（t）路徑的影響就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對i國而言我們就可以把r（t）路徑視為外生的”。上述研究取得的成果，一是揭示了大國經濟具有資源和市場兩個方面的基本優勢；二是揭示了國內市場和資源條件在促進專業化分工和規模經濟方面的明顯優勢；三是揭示了大國采取外貿比重較低的內向政策也可以實現經濟增長。尤其是張培剛提出的“內源發展”，已經接近大國經濟內生增長模式；巴羅提出的小國經濟“外生”路徑，則暗含了大國經濟的“內生”路徑。

“大國內生能力”概念，既不同于“內生經濟增長”概念，也與“企業自生能力”概念有明顯區別。“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是由索洛開創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其試圖將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中的外生變量內生化。這種內生化就是對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變量作出內生的解釋，而不是對經濟增長本身作出內生的解釋。“企業自生能力”是由林毅夫提出，并用來解釋不同類型國家企業發展能力的概念，他認為新古典經濟學體系中暗含了凡是存在的企業都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設前提，但實際上只有在遵循比較優勢戰略發展產業和經濟的國家里，企業才具有自生能力；而在實行“趕超戰略”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里，有許多企業并不具有自生能力，它們是依靠政府的保護和補貼發展的。可見，這里講的自生能力是指企業的發展能力，而不是國家的發展能力。“大國內生能力”則是對國家的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機制作出解釋，認為超大規模國家依靠國內資源和國內市場可以形成一種內生的發展能力，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

基于“大國內生能力”的經濟發展模式

從經濟增長的動力系統看，資源和需求是基本的驅動因素，也是影響增長模式的基本要素。資源要素主要包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金融資源，需求要素則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一般來說，任何國家為實現經濟增長，既要利用國內的資源和市場，又要利用國外的資源和市場，即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但是，不同類型的國家具有不同的側重點，大國往往采取以國內資源和市場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即內生增長模式；小國往往采取以國外資源和市場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即外生增長模式。

事實上，一個國家擁有的資源數量和質量是影響該國工業發展速度和形式的主要因素，在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的大國，應該充分利用本國的資源優勢推動經濟發展；市場需求是生產的源泉和經濟增長的動力，在消費需求和市場廣闊的大國，應該利用本國的市場優勢推動經濟發展。大國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資金充裕，加上市場潛力大的特征，決定了它通常采取內生型模式。這種內生型模式，依靠大國的國內資源構建產業體系和形成規模經濟，依靠大國的國內市場拉動經濟發展和形成規模經濟，實際上就是基于“大國內生能力”的大國經濟發展模式。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典型的大國經濟發展模式，它不僅為美國贏得了長期的持續發展，而且對美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產生了重要影響。目前，新興大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該借鑒美國經驗構建以內需主導促進經濟發展的機制。

“大國內生能力”與發展戰略

經濟發展戰略是指國家經濟發展目標、模式及其政策導向，它同國家規模有著緊密聯系。大國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建立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產業體系；大國經濟發展主要采取內源發展和內需主導的模式；大國經濟發展的政策導向則要同大國經濟發展目標和發展模式相適應。這些都與基于“大國內生能力”的經濟發展模式高度一致。

我們在分析大國發展戰略的時候，往往會遇到這樣的拷問：中國和印度等大國曾經有“文明古國”的榮耀，也有過古代的經濟繁榮，但近代以后卻在經濟上落伍了，這是為什么？“大國內生能力”理論具有解釋這個難題的邏輯能力：在封閉的世界經濟體系里，大國的資源和市場可以形成推動經濟繁榮的內在機制；但是，在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里，小國可以通過利用國外的資源和市場來彌補自身的缺陷，如果大國仍然采取閉關鎖國戰略則會喪失自身的優勢。中國由興而衰的發展歷程正好證實了這種機理的作用：在封閉的古代社會，中國憑借大國優勢贏得了經濟繁榮；在世界大勢變化的情況下，清朝統治者卻視而不見，閉關自守，拒絕融入國際經濟潮流，沒有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導致其在短時間里就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新中國成立后，國際上的封鎖迫使我們實行內向政策。經歷了長期的封閉后，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將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之中，逐漸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從而給中國經濟注入了生機和活力，贏得了30多年的經濟快速持續發展，塑造了令人矚目的“東方奇跡”。

我們在分析大國發展戰略的時候，還會遇到另一種拷問：遵循“大國內生能力”原理，大國應該采取內向政策，但為何中國卻是在20世紀80年代實行對外開放戰略后才實現經濟崛起的？前面對于大國經濟發展機制的分析，實際上已經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回答。同時，我們還需要思考經濟轉型期的發展戰略轉變問題：通過30多年的對外開放、發揮本國比較優勢，并積極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我們贏得了經濟的繁榮和發展，為中國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但是，與此同時，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過分依賴出口導向戰略，使得貿易條件惡化、貿易利益減少和國民福利下降，并且引發了一系列國際貿易摩擦。這種情況下，要實現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轉變，在繼續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前提下，要相應地實現發展戰略轉變。那便是，要更加注重依靠大國的資源稟賦培育重點產業，依靠大國的國內市場培育產業競爭力和自主生產體系。為此，應當推動經濟增長模式和戰略轉變，逐漸在內需和外需、消費和投資之間進行結構轉換，使中國經濟的大國效應在更高層次上得到體現。

（作者單位：湖南商學院；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大國經濟發展理論研究”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