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本的中國金融及其運行機制

摘要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中國金融應該成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的金融。以人為本是中國金融的核心，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是實現以人為本的中國金融的基本要求。為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中國金融應該在已有發展成果的基礎上，不斷完善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中國金融內部與外部的全面協調，并進一步完善中國金融的運行機制，以達到預期的經濟發展目標。

關鍵詞 科學發展觀 以人為本 金融機制

科學發展觀為我國金融發展和金融體制改革深化指明了方向。中國金融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就必須緊緊把握以人為本的核心，在現有成就基礎上，通過中國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中國金融內部與外部的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金融的大好局面，從而保證中國經濟穩定增長。

中國金融應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金融

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來，我國金融界對中國金融怎樣實踐科學發展觀進行了大量研究，但把以人為本的金融與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金融作為整體進行研究還不多見。本文力圖將三者結合起來，研究中國金融如何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以人為本的金融。以人為本是中國金融內在的本質要求。中國金融要實現以人為本，最根本的是對人的尊重。從現階段來說，對人的尊重首先要克服中國金融存在的相當嚴重的“金融排斥”現象。所謂“金融排斥”就是需要借助于金融的支持謀求發展的落后地區、弱勢群體和急需發展的行業，因為不能滿足金融行業的有關規定和要求，而被排斥于金融服務之外的現象。貸款歧視就是金融排斥最明顯的表現。

中國金融貫徹以人為本的必要前提是實現金融自由。金融自由包括金融供給與金融需求自由兩個方面，即金融機構自主經營的自由(金融供給的自由)和客戶選擇金融產品與服務的自由(金融需求的自由)。尊重金融供給的自由實質上就是尊重金融法人主體自主提供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及其自主定價權的獨立性;尊重金融需求的自由實質上就是尊重金融客戶對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自主選擇權。只有有了前者的自由，后者的自由才能最終實現，因為滿足金融消費者的需求是以人為本的金融的最終目標。

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原理，需求創造供給，供給引導需求。但在中國金融領域，金融供給占據著主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處于壟斷地位。廣大金融消費者對金融的認知程度不高，對自身的金融權益保護嚴重不足，對金融資源的地域分布嚴重不均衡也無可奈何。因此，金融需求自由處于弱勢地位。然而，也必須看到，處于強勢地位的金融供給自由由于管制過多、競爭過度、創新滯后而不足。要實現金融供給和需求的自由就要正確處理政府管制與金融自由、金融競爭與金融創新、金融資源地區配置的均衡與失衡等關系。

全面協調發展的金融。經濟的全面協調發展是實現“以人為本”的基本要求之一。針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各種非均衡狀況，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東中西部地區、城市與農村的協調，促進投資與消費、供給與需求、內外經濟的協調。只有經濟全面協調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有可靠的經濟基礎，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精神文化各種需要才能得到滿足，以人為本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作為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和核心的金融，也應該貫徹經濟全面協調發展的精神。中國金融應該通過自己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通過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和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通過金融經濟內部各子系統的協調，通過貨幣政策中的貨幣數量政策與貨幣價格政策(利率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協調，實現金融經濟、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調，實現國內經濟與對外經濟的協調，最終促進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協調。

當前全面協調的金融的首要任務是促進中國經濟的內外均衡。按照馬克思的“生產的國際關系”、“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和“兩大部類”等理論，現階段中國經濟的對外失衡有其必然性，因為，中國經濟的對外失衡是中國經濟對內失衡的表現或反映。要解決中國經濟的對外失衡必須從這個必然性中尋找，從解決經濟的對內失衡著手。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關系中最重要的是生產與消費的關系。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強勢的是投資，其次是出口，最后才是消費。這是一種“跛腳”的經濟發展方式。當務之急是提振消費，降低國內儲蓄。增加居民個人名義收入(包括減少稅收負擔)對擴大消費有積極作用。增加城鄉居民真實的(即扣除了通貨膨脹因素的)可支配收入，才是擴大個人消費更重要的途徑，即既要增加城鄉居民的名義收入，更要使名義收入與通貨膨脹率掛鉤。中國要真正擴大內需，必須從提高城鄉居民的真實可支配收入著手。

這里要澄清一種觀點：用人民幣匯率的大幅升值來糾正中國經濟的對外失衡，這種觀點是沒有科學根據的。首先，匯率的基礎是貨幣的價值，但在當今純粹紙幣制度下，紙幣的價值是無法確定的。一再對人民幣施壓的美國人也是同意這一觀點的。他們認為，沒有什么辦法可以萬無一失地給某種貨幣定值;衡量一種貨幣的公平價值是非常困難的;沒有可靠或精確的方法估計一國貨幣的確切匯率。其次，為了解決人民幣匯率是否低估、低估了多少的問題，人們提出了很多評估方法，設置了許多數學模型，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英國《經濟學家》雜志采用了3種方法(購買力平價理論、貨幣的公平價值理論和基本要素均衡匯率模型)對人民幣匯率進行評估，可得出的結論是：人們幾乎不可能確定某種貨幣何時處于錯位狀態，更不要說確定錯位的程度了。它甚至認為，即便貿易順差需要中國對人民幣匯率作出重大調整，但內部平衡原則可能也會要求中國調低而不是調高匯率。①

黨的十六大提出“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之后，國內對虛擬經濟的研究出現了一個高潮。然而，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與蔓延引發了人們對虛擬經濟作用的重新思考，對虛擬經濟極大地脫離實體經濟所帶來的危害產生了警覺。我國金融的協調發展必須關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協調發展，如果過度關注虛擬經濟，可能會引發經濟出現虛擬化現象。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中沒有虛擬經濟的提法，只有虛擬資本的概念。但馬克思對虛擬資本性質與特征的分析完全適用于對虛擬經濟的分析。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虛擬資本是由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構成的與現實資本不同的一種資本形態。它是在借貸資本和銀行信用制度的基礎上產生的，包括股票、債券等。虛擬資本可以作為商品買賣，可以作為資本增值，但本身并不具有價值;它代表的實際資本已經投入生產領域或消費過程，而其自身卻作為可以買賣的資產滯留在市場上。虛擬經濟就是從具有信用關系的虛擬資本衍生出來的，并隨著信用經濟的高度發展而發展。它們是貨幣資本，是一種“以錢生錢”的生息資本。虛擬資本中有價證券的“市場價值部分地有投機的性質”。②它們的資本價值“也純粹是幻想的”。③總之，它們的價值、價格、收入都是“虛擬”的、“假定”的、“假想”的、“幻想”的。虛擬資本的性質決定了它的高流動性、高不穩定性、高風險性和高投機性的特點。虛擬經濟是虛擬資本“量”的積累引起的“質”的飛躍。它把虛擬資本的四個特點發揮到了極致。應該看到，虛擬經濟來源于實體經濟，就應該為實體經濟服務，滿足實體經濟的需要。如果虛擬經濟一味只追求自己的發展，甚至創造出各種脫離實體經濟需要的“金融創新”產品，那么，虛擬經濟可能“泡沫化”。泡沫的膨脹是危機的開始，而泡沫的破滅則是危機的到來。總之，我國應該健康地發展虛擬經濟，虛擬經濟應該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己任。

可持續發展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的金融，是指經濟發展在滿足當代人需要的同時，必須為后代人的生存發展留出和創造巨大的發展空間，使人類具有長期持續發展的資源、環境和能力。

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求金融可持續發展。金融可持續發展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我國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是金融創新和金融安全。

第一，金融創新是我國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只有這樣，我國金融才能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

對于什么是金融創新，現在還沒有一個為大家一致接受的定義。人們從不同的角度來定義金融創新：或引用熊彼特的說法把金融創新定義為新生產函數，或把金融創新定義為金融要素或金融領域內部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包括金融產品、金融市場、金融制度、金融業務、金融機構)，或把金融創新定義為金融工具特性的重新組合(包括收益、價格風險、信用風險、國家風險、流動性、可買賣性、定價慣例、數量大小和期限長短，等等)，或從金融創新目的(金融機構和金融管理當局出于對微觀利益和宏觀效益)的角度定義金融創新。綜合以上定義，我們把金融創新定義為：各種類型的金融機構在金融新生產函數基礎上對金融要素進行重新組合，從而創造出新的金融產品(新金融工具或新金融服務)。金融創新是一柄雙刃劍。金融創新的目的是為了避免風險并獲取盈利，但與此同時，金融創新也蘊含著巨大的風險。這是因為，金融創新是在原生性金融產品基礎上推出金融衍生產品。原生性金融產品本身就存在著風險，在此基礎上推出的金融衍生產品也就必然包含著原生性金融產品的風險;在金融市場上，金融衍生產品是交易的對象，它們的價格或收益會因各種原因而波動，例如供求關系、利率、匯率等的變動，因而它們本身又產生著新的風險;再加上出于利潤最大化的需要，在已有衍生金融產品的基礎上又不斷推出衍生金融產品，從而使衍生金融產品離實體經濟愈來愈遠，而成為純粹的投機工具，這樣更把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推向極致。因此，中國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實際上是在金融創新過程中克服與防范金融風險。

第二，金融安全是一個國家在國際化背景下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保證，只有這樣，我國金融才能具備強大的抵抗金融風險、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

金融安全的基本涵義是一個國家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轉。它應該具備以下四方面的特點：一是政府對國家金融主權的掌握，包括國家獨立制定金融政策的權力和有效地控制金融資源的能力;二是社會單位，包括個人、企業能夠保持對經濟數據的信心，對經濟發展和金融資產保值增值的信心;三是貨幣幣值保持相對穩定，或者處于政府可以調控的范圍內，不會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而出現大規模資本外逃導致貨幣迅速貶值，或大規模資本流入導致貨幣迅速升值，從而使國際國內失去對該種貨幣穩定的信心;四是間接融資市場借貸的持續進行，以支持經濟活動發展的需要。直接融資市場債券正常的發行、承銷和發售。股票市場正常交易，沒有出現脫離經濟數據表現的持續異常下跌或者上漲。與金融安全緊密聯系的另一個概念是金融穩定。我們認為，金融穩定側重于金融的穩定發展，不發生較大的金融動蕩，強調靜態的概念。而金融安全側重于強調一種動態的金融發展態勢，包括對經濟體制、金融結構、貨幣政策機制等調整變化的動態適應。

為了保證中國金融安全，應該構筑金融安全的三大支柱：掌握金融主權是國家金融安全的根本保障;穩健的銀行體系是國家金融安全的堅實基礎;謹慎靈活的外匯儲備管理和適當的資本管制是國家金融安全必不可少的手段;應該基于“免疫系統觀”建立一種自我免疫與外部管制彼此融合、相互促進的新的金融安全網;在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的進程中，國有銀行的國有控股對中國的金融安全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給中國金融安全提出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金融全球化使我國金融面臨的風險因素增多、金融安全的可控性減弱、金融風險的傳染性急劇增強。而我國的金融業整體競爭力較弱、金融市場發育不充分、金融制度和金融監管的漏洞等使我國金融易暴露在全球金融危機之中，對我國金融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為保證金融創新順利進行，使金融安全得以實現，金融監管必不可少。美國次貸危機表明，如果金融創新成為金融資本追逐利潤的手段，而金融監管不到位，或聽之任之時，金融風險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控制;當金融風險積累到一定程度，金融危機也就不可避免，也就談不上金融安全，金融也就不可能持續發展，從而以人為本的金融也就成了空談。當然，金融監管也有一個被監管的問題，也就是說，金融監管也要以適度有效的制衡為前提。

實踐科學發展觀，必須進一步完善金融運行機制

要實踐科學發展觀，真正成為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金融，必須在我國金融已經取得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金融運行機制。這是深化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關鍵。

在經濟學文獻和日常生活中，體制、制度、機制是經常出現的三個概念。所謂體制是經濟機體各構成要素(機構、職能部門)為了共同目的(目標)而按一定的組織層次結合在一起形成的有機體(整體)。如果把這個有機體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那么，各構成要素就是它的子系統。所謂制度則是整個經濟機體及其各構成要素運行或發揮功能的規則、規范、政策，即共同的行為準則。所謂機制，是指經濟機體(系統)各構成要素(子系統)之間，以及各構成要素(子系統)內部的各子要素(第二、第三等層次的子系統)之間發生關系(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轉化)的方式。因此，人們又常常將經濟機制稱為經濟運行機制。

按照系統論的觀點，一個經濟體的體制、制度、機制的關系是：第一，從外在向內在逐漸發展的關系，即體制是外在的;制度是外在的，但已有內在的“成分”;機制是內在的。這是符合“現象與本質”的哲學原理的。第二，從“實”向“虛”逐漸變化的關系，即體制為“實”;制度兼有“實”與“虛”的特征;機制為“虛”。這是符合系統論的一實一虛“二象對偶”原理的。

中國金融機制可從金融體制和貨幣運行兩個角度進行完善。

第一，從金融體制角度完善。我國的金融體制是由中央銀行和各種類型的金融機構構成。為了規范中央銀行和各類金融機構的行為，還進行了金融制度建設，制定了有關法律、規定、條例和政策。這是研究完善我國金融運行機制的出發點。從金融體制角度，完善中國金融機制，應進一步提高金融的能量供給系統和指揮系統——中央銀行的地位，進一步加強傳導系統和新陳代謝系統——金融市場的作用，進一步整合中國金融的管理系統，將“一行三會”變為“一行一部”(中央銀行+金融監管部)的模式。

在現代經濟生活中，貨幣是經濟的第一推動力。中央銀行以提供經濟所需貨幣為主要任務。它是整個經濟，也是整個金融系統的能量供給系統，應該處于能量供給層次的上層。中央銀行通過對基礎貨幣的投放和回籠，控制著貨幣供給量，影響著信貸總規模，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因此，中央銀行應該處于整個金融系統空間層次的上層。中央銀行之外的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雖然也通過自己的運行為經濟提供能量(例如貸款)，但它們處于能量供給層次的下層。同時，中央銀行以幣值穩定為己任，因此，它是整個金融體系的指揮系統。中央銀行之外的所有金融機構都應該通過自己的工作與中央銀行穩定幣值的目標保持“理性的一致”，這既是國家利益之所在，也是所有金融機構利益之所在。強化金融機制能量供給系統和指揮系統地位的關鍵是要進一步強化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這包括貨幣政策決策和執行過程中的獨立性兩個方面。如果中央銀行不能保證足夠的獨立性，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就會受到各種形式的干擾，幣值的穩定就不可能實現，從而宏觀經濟環境穩定的目標也就難以達到，其結果必然是中國經濟或者承受高通貨膨脹壓力，或者面臨通貨緊縮的威脅。

這里所說的傳導系統和新陳代謝系統主要是指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既發揮著廣義借貸資本(或稱生息資本、虛擬資本)數量余缺的調劑功能，也發揮著發現(以各種金融工具為載體的)廣義借貸資本的價格(可貸資本的利率、外匯的匯率、各種金融工具價格)的功能。通過價格的發現向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傳遞國家宏觀經濟信息，傳遞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信息和金融市場資本數量信息。在現代經濟生活中，在數量信號和價格信號中，金融市場的主要功能應該是通過資本的價格引導實體經濟資源和虛擬資本的合理配置。金融市場通過金融資本數量信號和價格信號的傳遞，實現優勝劣汰的新陳代謝。然而，由于各種經濟、政治原因，我國金融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還很弱，不僅起不到引導經濟資源合理配置的作用，也起不到使金融市場參與者優勝劣汰的新陳代謝作用。我國股票市場中一些應該退出市場的股票沒能退出就是一個證明。

當前，中國金融管理系統(監管機構)是由“一行三會”構成的，即中央銀行、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既然中央銀行處于整個金融系統空間層次和能量供給層次的上層，“一行三會”的關系就不應該是平起平坐，“一行”應該擔負起整合和協調監管力量的責任。而現實中它們的關系并不完全如此。這種“群龍治水”的金融監管或者帶來監管的重疊，或者帶來監管的虛置。為了整合金融監管的力量，我國應該仿效一些國家或地區，變“一行三會”的多邊監管模式為“一行一部”(中央銀行+金融監管部)的監管模式。

第二，從貨幣運行角度完善。從貨幣運行角度，中國金融機制的完善表現為要保證貨幣的正常循環：增強貨幣的主動供給(中央銀行根據經濟發展狀況發行的基礎貨幣)、控制貨幣的被動供給(中央銀行通過外匯占款發行的基礎貨幣)和控制貨幣的“熵”(不做功的貨幣)的增加。

在貨幣經濟時代，正常的貨幣循環是經濟健康運行的關鍵。其一，當代經濟是貨幣經濟。生產要素、物質產品和金融產品都是貨幣(價值)的轉化或凝結。正是因為這種貨幣化現象使現實生活中的許多事物的價值都用貨幣來衡量，經濟的貨幣化現象也成為人類社會配置資源、推動整個社會經濟機器運行的巨大力量。其二，貨幣是經濟的第一推動力。貨幣是經濟體的“血液”。貨幣周而復始的正常循環是整個經濟體充滿“生命”活力的關鍵。如果貨幣運動的調節失控，就會出現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對經濟、金融都會帶來不利影響。所謂“貨幣運動調節的失控”既包括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失控，也包括商業銀行信貸供給的失控。因此，要使貨幣正常循環，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都負有責任。

要實現貨幣的正常循環必須增強貨幣的主動供給、控制貨幣的被動供給。所謂貨幣的主動供給是指中央銀行根據經濟狀況而發行的基礎貨幣。所謂貨幣的被動供給是指中央銀行通過外匯占款發行的基礎貨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主動供給是中央銀行可以控制的，即中央銀行可以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確定貨幣供給量，也可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和其他手段對市場上的貨幣狀況進行調控。之所以加上“一定程度”的限定詞是因為還有一些不可控的要素影響著貨幣的發行。被動的貨幣供給來自于外匯占款。在我國現行外匯管理制度下，外匯占款基本上是中央銀行無法控制的。要減少被動的貨幣供給除了要徹底實行意愿性結售匯制而外，更要真正實現“藏匯于民”。當然，要真正實現“藏匯于民”有賴于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更多的外匯避險工具的開發。

要實現貨幣的正常循環，必須控制貨幣的“熵”的增加。“熵”是物理學的一個概念。它是不能再轉化為做功的能量總和的測定單位。或者簡單地說，“熵”是指做功的能量變成不再做功的無用能量。熵的增加就意味著有效能量的減少，不做功能量的增加。無效狀態的能量構成了我們所說的污染。這里借用“熵”這個概念就是想說明，貨幣的“熵”就是指推動經濟發展的貨幣變成了不再推動經濟發展的貨幣。馬克思從商品流通的不同形式將貨幣分為“貨幣的貨幣”和“資本的貨幣”。前者是“為買而賣”的貨幣，即在商品流通中發生作用的貨幣，W—G—W。貨幣的這種運動一般是在消費領域。后者是“為賣而買”的貨幣，即資本運動中發生作用的貨幣，G—W—(G+△G)。貨幣的這種運動一般是在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領域。但我們如果不考慮W，“資本的貨幣”的純粹形式就是G—(G+△G)，即生息資本或虛擬資本。貨幣的這種運動一般是在金融市場進行的。如果這樣，那么，貨幣的“熵”的增加，則是指作為“貨幣的貨幣”不再推動消費。例如，我國城鄉居民大量的儲蓄，作為“資本的貨幣”不再推動投資。再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投入金融市場的部分資金處于“沉寂”狀態，等等。在貨幣供給一定的情況下，貨幣的“熵”的增加就是做功的貨幣減少、不做功的貨幣增加。很顯然這對經濟、金融發展很不利。要減少或控制貨幣的“熵”的增加，應該推動經濟向內需型經濟轉變，減少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

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從經濟總量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呈現出“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局面。“三不”嚴重地影響到中國經濟進一步的發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經濟走科學發展的道路才尤為重要。中國金融要實踐科學發展觀必須以馬克思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兩大部類”、虛擬資本和匯率理論為指導，分析中國經濟內外失衡的可能性、必然性，尋找解決中國經濟內外失衡的對策，正確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中國金融應該通過為廣大群眾提供多樣化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開辟多種投融資渠道、保護他們的投資收益和合法金融收入，以體現人民利益至上。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制約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當前全面協調的金融的首要任務是促進中國經濟的內外同時均衡。金融要實現以人為本和促進經濟科學發展，金融本身必須科學發展。金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是金融創新、保證是金融安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以人為本的中國金融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07&ZD014)

注釋

1 “具有誤導性的錯位”，《經濟學家》，2007年6月23日;轉引自《參考消息》，2007年6月29日，第4版。

2 3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0、529頁。

【作者簡介】

何澤榮，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博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以人為本的中國金融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研究》負責人。

研究方向：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等。

主要著作：《入世與中國金融國際化研究》等。

徐艷，海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研究方向：金融理論與實務。

主要著作：《倫理與金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