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理論與批評要堅持唯物論、堅持辯證法

今天，站在新時期改革開放繼續深入的歷史新起點上，我們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重溫《講話》的基本精神。在總結已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深感所取得成績之不易和仍然存在的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

毋庸諱言，這些年來特別是近年來，有一種理論傾向值得深思。雖然近年來那種公開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澤東文藝思想懷疑、貶損乃至否定的理論傾向有所收斂，但這種傾向卻實現了向另一種面目、另一種手法的“轉型”。即口頭上喊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實際上卻閉口不談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立場和思想原則，不談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理論建樹和歷史價值，而采取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澤東文藝思想空洞化，將其遮蔽、懸置起來的方法。有些文藝理論研究打著追求“原創性”的招牌，編造一些模糊的、歧義的、虛假的、反常識的概念，且多以對 “人性”、“審美”、“現代性”等片面、抽象的理解為理論指向。他們以為只要把所謂“新潮”的東西，不管它科學不科學、正確不正確都拿來展示一番，就可以冒充和替代新時期文藝理論與批評的進展與功績；以為只要把花樣翻新的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方法和概念，不管是適用的還是不適用的都引入中國當代文藝理論與批評體系，就可以認為是解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創新問題。于是，物質和精神、感性和理性、主體與客體、個體與社會的關系被“奇妙地”顛倒了。唯物論與唯心論、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界限在“不經意”中被抹殺了。人們不禁要問，既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澤東文藝思想賴以存在的哲學基礎、方法論原則都被消解了，那么還有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存在嗎？在這種情況下談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豈不是掩人耳目的一句空話？顯然，這種思想理論傾向的滋生和蔓延，是造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澤東文藝思想與廣大文藝理論工作者，與新時期文藝理論與批評發展的實際嚴重疏離的重要根源。因此，堅守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立場，真正堅持和宣傳唯物論，堅持和宣傳辯證法，不斷提高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確是當前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研究所面臨和亟需解決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重溫《講話》的精神，推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關鍵之所在。

二

我們今天重新學習《講話》，要同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結合起來，要真正理解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和內涵究竟是什么？

《講話》是毛澤東為鞏固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而寫的眾多理論著作之一，曾經是我們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主要學習文件之一。它發表于1942年5月間，當時，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21年的戰斗歷程。歷史的新時期使我們黨面臨著一個重大的任務，這就是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首先在思想戰線上有一個牢固的基礎，而奠定這個基礎的關鍵則是如何形成全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提高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問題上的自覺性。毛澤東根據以前黨內許多干部不能在思想上分清真的與假的馬克思主義，以致各種形式的機會主義起了作用，使革命遭受嚴重挫折的經驗教訓，把這一根本性的問題突出地擺在了全黨的面前。并大力從事基礎理論的建設工作，先后寫出了一系列極其重要的理論著作，這包括《實踐論》《矛盾論》和作為延安整風文獻的《新民主主義論》《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這些著作雖然論述的角度和所涉及的領域各有側重，但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卻是共同的，這就是在全黨確立理論與實際相聯系、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毛澤東看來，我們黨內思想問題的最本質問題是關于辯證唯物論的問題、關于辯證唯物論的方法論的問題，即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所提出的各種新的實際問題。而在這個最本質的問題上，我們黨的歷史上各種形式的機會主義者是同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他們或是死記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中的個別條文，并把它當做抽象的絕對的公式來限制認識的前進；或是輕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滿足于自己低級的感性知識。這種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主觀主義的錯誤，曾使中國革命遭受極大的損失。正是在總結了反對主觀主義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創造了著名的“馬、恩、列、斯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原理，為全黨找到了一個防止和糾正主觀主義偏向的思想方法的重心，樹立了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這面光輝的旗幟。這里的中國特色，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而《講話》就是這種“理論性的創造”的典范。它所確立的是一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認識和解決中國具體的文藝問題的基本理論原則，是一個系統闡釋這個原則的科學的文藝觀和方法論。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說《講話》標志著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基本觀念及其理論體系的確立和形成，也科學地預示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這一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的必然趨勢。

三

自從毛澤東提出“馬、恩、列、斯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原理，并在《講話》中正式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基本觀念以來，我國文藝理論和文藝運動發展的基本矛盾，始終是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文藝理論基本觀念的問題。無論是我們所取得的成績還是所經歷的曲折，都與對這個問題所做出的不同回答相聯系，這在新時期以來的這30余年里表現得尤為突出。當然，隨著歷史條件的更移，《講話》的個別論斷也有其局限之處，也曾表現出了與新的文藝實踐不相適應、不甚協調的現象。但正如鄧小平所明確指出的，毛澤東在文藝上“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鄧小平論文藝》第112頁)，對“由這些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系”要完整、準確地理解(同上書，第49頁)。多年來，廣大理論工作者正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框架內，依據它所提供的基本原則，不斷使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得以充實、豐富和完善，這是30余年來我國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的發展和對《講話》認識的主流和基本趨勢。

但與此同時，與上述觀點相對立，與《講話》的精神實質相背離的思想理論傾向，這主要表現在用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概念和思維方式來變革并代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概念和思維方式；以言必談歐美，拒不談中國，言必談西方現代主義，拒不談馬克思主義為時髦和驕傲的“理論創新”，一時間呈愈演愈烈之勢。在文藝理論與批評的研究中，學習和借鑒當代西方文論和“西馬”學說是合理和必要的。但是，這里的借鑒不是生吞活剝，不是不顧一切條件、地點、時間任意拿來亂用，更不是用硬搬進來的西方文藝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概念與思維方法進行代替和轉換，而是要首先鑒別它們是否科學、客觀地反映了客觀事物。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將其與我們的實踐經驗相比較，把它放在我們的歷史和現實的大背景下來加以考察，把其中符合于我們實際情況的部分拿來為我所用。那些離開了中國現實的土壤，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東西，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應該看到，當代西方文論家們所使用概念的內涵有著其特定國情和地域的規定，比如他們有時所講的“現代性”就是“私人性世界”，是“語言瀑布”和“敘述怪圈”，是單純“強調個人價值的發展和效率”，這種對“現代性”的判斷，顯然難以為當今中國的實踐所接受。實踐已經證明，熱衷于用“西馬”文論和當代西方文論來構制中國當代文藝理論體系，迷信“西馬”文論和當代西方文論的選題和研究方式，將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視之為“過時”而棄如敝履，或只口頭上承認而實際上背離，這對發展當代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極其不利的。

這種思想傾向產生的原因較復雜，但這里面最根本的還是我們的文藝理論界缺乏一個真正牢固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礎，缺乏一個牢固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基本觀念的基礎所致。因此，認清這個事實，牢牢地掌握《講話》所交給我們的防止各種思想偏向的思想方法的重心，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學習，切實提高我們馬克思主義的總體理論水平，是我們面臨各種思想傾向的挑戰，而立于不敗之地的基本保證。這正是今天我們重新學習《講話》的根本意義之所在。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期文藝理論建設與文藝批評研究》（項目批準號：12＆ZD013）代表性成果之一，發表于《創作與評論》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