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資本的邏輯覆蓋文化的邏輯

談起“文化產業亂象”的話題多少有些猶豫。因為文化產業在中國得到重視的局面來之不易。自上世紀80年代“文化產業”一詞譯入中國，它多半是個貶義詞。經過10多年的“爭取承認”的努力，中國2001年的“十五”規劃首次提出“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推動文化產業發展”，從而在宏觀政策層面確認了該觀念的合法性。又經過10年，到2011年“十二五”規劃，國家要求未來5年文化產業產值實現倍增，使它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在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這時提起文化產業的亂象，似乎有潑冷水的意思。

但進一步看，今天確乎到了對文化產業進行評估的時候，因為這里確實出現了一些亂象。這些亂象不僅給文化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也不利于這個新產業的健康成長。應該看到，文化產業的亂象根本上源于文化產業這個領域的特殊性：這是一個“文化的邏輯”與“資本的邏輯”相遇的領域。當文化邏輯被資本邏輯徹底覆蓋時，文化產業亂象就不可避免。此外，文化產業在中國是個新興產業，目前正處于“外延性高增長期”，強調規模擴張、產值速增、跟風而上是該時期的主要特點。只有找到亂象的根源，我們才能對該領域發展提出建設性意見。

資本邏輯宰制導致的文化產業亂象

說到“亂象”，首先有個識別的問題，而這又取決于人們采納怎樣的價值系統。上世紀40年代德國思想家阿多爾諾認為，以美國電影、音樂、廣播、電視為代表的文化產業是一種具有強大產品復制力、意識塑造力和趣味均質化特征的意識形態，它造就了“大眾文化”，這種文化人缺乏文化想象力和政治批判力。顯然，阿多爾諾希望死死守住文化藝術的批判性、創造性和卓越性價值，因此他有些偏執地認為，文化與市場聯姻只能生出文化怪胎甚至死胎。他忽視了另外一種可能性，即市場并不必然會造成文化的“失身”，但卻必然會促進大眾的文化消費權利或曰“文化民主”。正是基于對文化民主的關注，70年代后的法國和英國文化學者提出，不僅應關注文化卓越性，還應關注市場在推動文化產品生產、促進公民文化消費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現代經濟按其自身規律日益彰顯出“以文化為基礎”的取向。隨后，所謂“文化產業”或“文化創意產業”等應運而生。今天談文化產業的亂象，不應回到那種反市場的文化貞潔主義。

不過，即使承認了文化產業的合理存在，阿多爾諾的質疑依然會以變化的方式存在著。這個質疑可歸結為兩個判斷：第一，分別而言，文化邏輯與資本邏輯是不同的;第二，現代社會中，文化邏輯日益受到資本邏輯的宰制。前一個論斷不難理解。今人每每感嘆曹雪芹當年寫本《紅樓夢》要“批閱十載，增刪五次”。這種“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其實就體現著傳統文化生產的邏輯：對任一文化作品而言，其作者的創作成本越高，操作周期越長，其產品的含金量越大。相比之下，受資本邏輯宰制的文化生產則是：一個產品的成本投入越低，操作周期越短，其生產效率越高。

以上兩個邏輯如果不相遇或只是偶然相遇，本來問題不大。但文化產業卻讓它們不得不相遇。在相遇中，如果文化的邏輯能夠引導、協調乃至節制資本邏輯，文化產業就有希望變成“有文化的產業”。但嚴峻的現實往往是，資本的邏輯總是全面地壓抑乃至把控文化生產。據此，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批評現代消費文化是依據資本邏輯建立的符號神話。美國思想家詹明信則全面檢討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在中國我們的感受是，文化產業一旦受到資本力量的把控，文化產業便往往變成“最沒文化的產業”或“破壞文化的產業”。

據報載，同濟大學教授阮儀三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國有近兩萬個城鎮，其中有兩千是歷史古城鎮。但這筆寶貴的文化資源如今還剩下多少實質內容?以古城墻為例，看似到處都有，但只有三個半是真貨(荊州、平遙、新城和半個西安)，其余多是假貨，是近年重建的，最多是夾雜著一些遺址。”阮教授的說法表達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切膚之痛：我們在30年里幾乎蕩盡了這個國家在3000年中形成的舉世無雙的古城物態資源。這個災難很大程度上是在舊城文化產業開發的名義下進行的。為什么會這樣?這依然與文化邏輯與資本邏輯的差異有關。從文化邏輯來看，除兵災火燹而外，古城的進化通常是極為緩慢的，其緩慢程度是“以三代人的記憶為尺度的”。也就是說，一個少小離家、滿頭飛雪后還鄉的游子，依然能看到其記憶里的舊時街景。如果要尊重這種舊城進化邏輯，那就必然會尊重舊城的歷史文脈、物態格局，讓它盡可能“慢”地實現轉型。但資本的邏輯是急性子!它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慢”、“漸變”。一個舊城區域如果實現文化產業開發，十有八九會采取“模塊化、嵌入式、整體性”大拆大建模式。面對這個邏輯，舊城墻難以茍延，舊城區難以茍延。目前媒體上大量“強拆名人故居”的報道，無非是舊城劫難冰山的一角。

資本邏輯的急性子還有其他表現。隨著規模日甚的城市化進程，中國成為人類史上非但空前而且絕后的“大工地”，大量遺存被相繼發現。“發現”在考古學意義上本是個緩慢的論證爭論過程。但資本的邏輯根本等不及這個繁瑣程序!曹操墓的“發現”就是例證。這個地處河南、河北交界的遺址發掘竟引發包括安徽亳州在內的三地的爭論。為什么這樣?因為重大遺存能夠成為某地區旅游業的核心吸引物，能夠拉動該地的旅游服務業，提升房地產價值。除曹操墓之爭外，近來諸如諸葛亮隆中歸屬地之爭，伏羲、軒轅、堯舜禹出生地以及葬地等歸屬地之爭，甚至十分變態的西門慶故里之爭，都體現了資本邏輯宰制一切的特征。這種宰制進入電視娛樂領域，變身為收視率第一原則，進入教育領域，導致無節制擴招高收費，進入宗教領域，則導致多地出現打造“世界第一大佛”的競賽。

必須指出，以上對亂象的描述，并非要徹底拒斥資本邏輯。因為沒有資本邏輯，何來文化產業?但如果放任資本邏輯對文化邏輯的宰制和把控，確實會造成規模化的“沒文化的產業”，這是中國文化產業亂象出現的一個重要根源。

政府之手將文化產業推進“外延性高增長期”

資本邏輯宰制文化邏輯，并非中國文化產業亂象的唯一根源。事實上，從另一方面來看，資本邏輯在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中并非得到充分展現，它的現身總是顯得披枷帶鎖、束手束腳。這尤其表現在民營企業進入核心文化產業的門檻過高，文化企業之間競爭極不充分，大量應由市場提供的產品生產還由政府把控，政府對文化生產的非程序性反常干預普遍存在。換句話說，相對于資本邏輯的宰制，政府權力對文化邏輯的壓抑和覆蓋更為嚴重，這是文化產業的另一個亂源。

中國文化產業從難產到今天的快速發展，都與政府權力的強勢介入有關，這當然與國情有關。雖然放眼當今世界，“把權力鎖在籠子里”是個大趨勢，但中國30年來政府權力卻是大幅強化。強勢政府是保證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維持30年高增長的重要引擎。此外，如今各級政府也越來越像一個地區CEO：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外開放、招商引資、保持地區GDP總量和人均數據迅速提高--這是每屆地方政府的使命。近年來，政府使命又增添了新的內容，即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從外延性高增長向內涵性增長轉變，實現科學發展，等等。在此語境下，“文化產業”或“文化創意產業”成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寵兒。讓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實現文化產業的飛躍式發展，被明確納入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考核體系。2012年《文化部“十二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申明，為在未來五年將文化產業變成支柱性產業，實現文化產業產值倍增，將著力打造包括特色文化產業、文化演出院線建設、文化產業公共平臺建設、國家數字文化產業創新、國家動漫振興、國家動漫產業公共技術服務、國家文化產業投融資體系建設、國家文化產業項目服務及羌彝文化產業走廊等九大重要工程。十幾年來，國家文化管理部門已多次出臺類似政策或指導建議，它們確實有助于從戰略高度推動和指導各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推動和提升中國文化產業的規模品質。

但應該看到，政府權力的強勢介入很容易造成各地文化產業規劃跟風推進，同質性文化企業一擁而上。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目前國家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井噴式增長。我們知道，園區經濟是集研發、制造、展示交易、金融服務、物流配送等多個產業鏈條于一園的產業集聚模式。各地政府通常會為這類園區提供優惠的政策和優良的設施服務。它在各地經濟發展尤其是高科技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文化產業上升為國家戰略后，“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集聚區)”等便如雨后春筍般出現。2004年至今，文化部先后命名了四批200家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三批6家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園區。此外有報道統計，截止2011年底，國內總共建成文化(創意)產業園區1200多個。這些園區大大提升了文化產業的集聚水平、規模效應和產值遞增。在此意義上我們說，正是政府權力之手，將中國文化產業推入“外延性高增長期”。

但是，這種外延性跨越式增長也帶來了明顯的問題：其一，園區形成過程的“政策人為性”過強。雖說這些園區也有類似北京“798”或宋莊一類由藝術家的自發集聚而成的空間，但大多數園區是“政府主導型”或“開發商主導型”的。這兩種主導型最親近的往往不是文化內容，而是文化產品的GDP。一旦相關文化產業集聚不能帶來期待中的產值，園區就可能發生向傳統產業的蛻變。其二，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或開發商對國內外相關文化產業的狀況心中無數，文化產業園區建設往往顯出強烈的同構性，文化產品的低水平重復制造嚴重，由此導致大量動漫、影視和演藝基地的出現。其三，由于地方政府五年一換屆，相關文化產業園區發展規劃的連續性難以得到保證。其四，最差勁的是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園區，即以文化產業做幌子進行新一輪圈地和房地產開發。這樣的文化產業變成傳統產業的“面具”，它是目前文化產業最值得關注的亂象。

如何讓文化產業變得更“有文化”?

有學者指出，當今社會存在所謂新三權分立，即資本權力、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或曰知識權力。我們在文化產業發展中分明看到了這三種權力的影子。如何規范這三種權力的關系?如何在制度和規范層面上保證三種力量相互制約、相得益彰?這體現了一個社會的自我建構水準。就文化產業來說，以上描述的亂象無非說明了它的發展“失范”：即在其產業發展中，起支配作用的或是資本邏輯，或是政治權力，惟獨不是文化邏輯!這是一種喧賓奪主式的文化產業。

目前文化產業現狀其實印證了一個現實，即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在30年來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一直扮演主角。它無疑造成了中國市場經濟在短時期內的快速發展，但也給市場經濟環境的升級和改善造成了更加長遠的困難。這種狀況現在延伸到了文化產業領域。一個頗為吊詭的事實是：中國提出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初衷，本來是為加快推進經濟從“外延性高增長”向“內涵性健康增長”的轉變。但這個用來救急的文化產業目前也變成了傳統經濟結構的延伸，陷入了“外延性高增長”的魔咒。如何才能打破魔咒，讓文化產業也實現內涵性健康增長?這個話題在中國文化產業“十二五”規劃中尚未觸及，本文也無力給予全面考察。但總結下來，明確以下原則還是必要的：

第一，不能因為目前階段中國文化產業在發展方式存在的這樣那樣的問題，就全面否定資本邏輯或市場因素在文化產業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事實上，中國文化領域的市場開放度和競爭水平從整體上看不是太高，而是太低。

第二，不能簡單抹煞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戰略規劃職能對文化產業發展的積極影響，因為從世界范圍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后，政府通過文化政策來介入文化生產已成為除美國外多數國家的共同選擇。

第三，為使文化邏輯在中國文化產業中真正發揮引導性的作用，形成對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必要節制、協調和引導，必須形成相應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坦率地說，正像在中國教育領域至今尚未形成讓教育按其自身邏輯發展的機制一樣，中國文化生產領域也沒有形成讓文化生產按其自身邏輯發展的完善機制。什么是尊重文化生產邏輯的機制呢?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要增加各類文化領域專家群體的話語權力。在這里，英國上世紀中葉推出的、后來在英聯邦國家普遍實施的藝術理事會(Art Council)體制值得認真研究和借鑒。這種理事會由各文化行業(目前近40個)的專家組成，成員由政府任命，任職后獲得獨立的法律地位。理事會的任務包括：A.向政府提供文化政策建議咨詢。當政策通過立法程序以后，他們還要制定各種實施方案。B.對藝術和文化成果進行“同行評議”(peer evaluation)，對藝術創作和文化發展狀況進行專業性的常規評估。C.依據專業評估，部分代理政府對文化優先項目的財政撥款。同時，對撥款效果進行監督和評估。如果被扶持文化單位的狀況不能得到改善，藝術理事會將給出警告期，以決定是否取消扶持。

這種藝術理事會機制體現了所謂“一臂間隔”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即政府通過一些準政府甚至非政府的文化專家群體介入文化發展和文化生產的政策協調，這樣才能在文化領域做到“耶穌的歸耶穌，凱撒的歸凱撒”。近20年，英聯邦的藝術理事會大規模組合技藝培訓、企業財政支持、知識產權保護、文化產品進出口貿易等專家，應對文化產業日益專業化和文化貿易競爭日益激烈的局面。這樣的機制一旦建立并完善，勢必會對前面所說越界的政府權力與資本權力形成良序引導和制約。不加強這方面的體制改革，文化產業領域的亂象難以得到根治。

本文發表于《瞭望中國》第175期（2012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