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當代社會發展的新變化

全球化的出現，不僅深刻改變著世界歷史發展進程，而且對各個國家、民族的社會發展產生著重大影響。如果說，以往的社會發展盡管也受到國外環境的影響，但其基本上還是在國家、民族范圍內謀劃和推進的。而在全球化條件下，這種發展格局大為改變，一個國家、民族的社會發展已經不再是孤立的事情，而是被深深鉗入到全球的版圖之中，由此形成了社會發展新的變形。因此，今天討論社會發展，必須關注全球化這一時代特征，必須注意全球化條件下社會發展的新情況、新特點。只有對全球化時代的社會發展有一個準確的“把脈”，才能在具體的發展上正確地提出問題、分析問題，才能使研究“有的放矢”；只有站在世界歷史發展的前沿和制高點，把握當代社會發展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基本趨勢，才能清楚地觀察和判斷發展的格局，尋求本國的發展出路。有鑒于此，加強全球化條件下社會發展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對于我們順利推進發展、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有著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全球化的多重“角色”

雖然全球化早在16世紀就已初露端倪，后隨工業革命的推進呈現出加快發展的勢頭，但真正意義或典型意義上的全球化則是從20世紀后半期開始形成的。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各個國家、民族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以致形成了從經濟到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溝通和融合，使整個世界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對于這樣的全球化，人們的看法固然不同，但它畢竟是一種無可置疑的客觀事實。誠如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所說：“人們既可以否定、攻擊全球化，也可以為它歡呼，但是人們無論如何評價全球化，涉及的都是這樣一種強勢理論：以領土來界定的社會領域的時代形象，曾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里，在各個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會和科學的想象力。如今這種時代形象正在走向解體。伴隨全球資本主義的是一種文化與政治的全球化過程，它導致人們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圖景所依據的領土社會化和文化知識的制度原則瓦解�！奔热蝗�球化已成為不可回避的現實和歷史發展的潮流，那就必然會對各個國家的社會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和沖擊。具體來說，全球化在各個國家的實際發展過程中主要扮演著這樣一些“角色”：

一是作為時代背景的全球化。對于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盡管可以作出不同角度的概括，但全球化無論如何是當今時代的一大顯著特征�？梢哉f，全球化“劃”了一個時代。全球化將每一個國家都牢牢地編織在世界體系之網上，以致每個國家都不可能脫離全球化尋求獨立的發展。就此而言，全球化既是各個國家發展的大背景，又是其發展的重要參照系。當然，由于各國在世界體系中所處的位置不同，進入全球化過程的時間不同，在全球化過程中所產生的結果和所遇到的問題也不盡相同。同樣是全球化的背景，對一些國家的發展是有利的，而對另一些國家的發展則不利。但不管是利還是弊，只要是想謀求發展，就不可能離開全球化，問題只在于如何參與全球化，如何推進自己的發展。

二是作為社會發展內在要素的全球化。全球化不僅是各個國家發展的時代背景，而且是其發展的內在要素。按照系統論的觀點，在大系統和小系統（或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之中，大系統可以看作是小系統的外部環境，然而大系統質的規定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小系統質的規定性。如果將全球化同其中任一國家的關系看作是大系統與小系統的關系，那么，這一國家的發展顯然帶有全球化的規定性。事實上，在全球化條件下，社會發展中任何一個重要問題的產生和提出，都不完全是孤立的，而是程度不同地受到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是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因此，全球化對于各個國家的發展并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影響，而是成為一種“內生變量”。

三是作為發展工具、手段的全球化。全球化常常是和現代化聯系在一起的。眾多國家之所以積極參與全球化，目的是為了加速實現自己的現代化。就此而言，全球化是被當作發展的工具和手段來運用的。全球化之所以成為這樣的工具和手段，就在于它能為各個國家創造巨大的發展空間，搭建廣闊的發展平臺，提供較多的發展機會，形成統一化的發展機制等。所以，現代化必須借助全球化，離開全球化,不可能有現代化。迄今為止，還沒有見到哪一個國家是關起門來邁向世界現代化行列的。各國競相加速現代化的結果，又必然會大大擴展世界性的交往與聯系，推動全球化的進程。全球化與現代化就是在這樣的互動中向前推進的。

四是作為發展“問題”的全球化。在社會發展視域中，全球化不僅是作為發展不可回避的客觀現實出現的，而且是作為“全球問題”出現的，全球化由此成了“全球問題研究”的同義語。伴隨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步伐不斷加快，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但也毋庸諱言，全球化在帶來文明成果的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如全球化推進過程中形成的勞資沖突、南北差距、貧富懸殊問題，以及近年來人們談論較多的環境問題、資源問題、人口問題、石油問題、貿易問題、氣候問題、發展風險問題等。這些“全球問題”的出現，不僅影響著全球化本身的發展，而且直接影響到各個國家的正常發展。對于這些關涉人類命運和人類利益的“全球問題”，其解決絕不可能僅靠一個國家、地區，而是需要全球性的共同努力。因此，如何加強合作以解決全球問題，這是每個國家發展必須面對的新課題，也是發展中必須解決的新問題。

總的說來，全球化在當代社會發展中扮演的角色是多樣的，所提出的問題也是尖銳復雜的，以致研究發展不能無視全球化。這種情況的出現，客觀上要求確立一種全球化的思維方式。這就是在考察社會發展問題時，不能僅僅從一個國家、民族的角度來考慮，必須同時具有世界歷史的眼光，善于用全球化的視野來審視民族性的問題，以期達到對問題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因此，今天研究中國的發展，應當確立這樣的全球視野或全球向度。

二、全球化對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

與以往社會相比，全球化的出現使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變形，以致形成了新的發展圖式。在這種發展圖式中，各種關系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調整，各種因素得到了重新組合，具體的發展方式和發展機制都同以前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宏觀上來看，全球化對于社會發展主要是在這樣一些基本關系上引起了深刻變化：

1、發展的內外因關系。全球化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既作為外部環境，又作為內在因素，事實上就提出了發展的內外因關系問題。談到社會發展，人們習慣于將世界局勢與本國實際看作外因與內因的關系。一般來說，這樣的理解在原則上沒有錯，但要結合現在出現的新情況深究起來，似乎還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從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在一個國家尚未真正進入世界歷史之前，它與世界的關系是游離性的，因而其本國實際與周圍的國際環境，是典型的內外因關系。但是，自從世界歷史開創以來，特別是該國進入世界歷史即加入全球化以來，由于它與世界的關系已由原來的游離關系變為整體與部分或“有機體”與“器官”的關系，因而不能把當時所處的全球化簡單地看作是這一國家發展的外因，而實際上已經變成了發展內因的重要因素。這決不是要來抹殺發展內外因之間的原則界限，也不是要完全否定全球化的外因作用，而是旨在強調，對于發展內外因關系應當有一個新的認識。也就是說，在全球化條件下，內外因的界限與關系只有相對的意義，不可作絕對化的理解。因此，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國情”，必須有全球意識。首先應當承認，講國情絕對不能離開本國實際，因為不管全球化程度多么高，它總不能離開和最終取代各個國家的發展現實。但是，同樣應當承認，不能完全撇開全球化發展大潮來單獨談論國情，因為世界各國的聯系越是緊密，“世情”就越是成為“國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實際上，在全球化條件下，各種內外因素是交織在一起的,其關系也是相互作用的。在現實的發展過程中，每一國家的內部事務與外部事務既相互制約，又彼此促進。如一個國家在發展中對國際事務的處理，總是緊密結合內部事務進行的。一方面，它要服從于國內發展的需要，能夠適應國內發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要求國內事務與之相配合，能夠符合國際社會發展的一些基本準則。例如，任何一個國家每參加一個國際組織和條約，都要全面地權衡對國家的發展和國家利益的利弊得失；一旦加入，就必須承擔國際義務，對有關的政策、規定和活動方式加以調整，保證各種有關活動都能按照國際規則行事，同時充分利用國際組織、條約、規則所帶來的每一點權利和機遇，促進國內的發展，爭取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益。在此情況下，對于全球化的各種因素必須予以應有的重視，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發展的“外部條件”，應當看到它的實質性作用，甚至在一定條件下的“決定性”作用。

2、發展的時空關系。社會時空不同于自然時空，它是人類活動創造的產物。在傳統社會，社會的時間和空間是相對穩定的，社會基本上是在特定的空間中按照一定的速率發展延續，因而人們感覺不到時空的變化，以致可以忽略不計。而在全球化時代，社會的時空關系則發生了巨大變化。全球化大大改變了社會發展原有的時空結構，使時間和空間在其內容和形式上都有了重大變革。就空間來說，全球化一方面打破了民族的和地方的限制，使得各個國家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又隨著信息技術、電子媒介的發展，使得人們置身于 “地球村”中感受不到“空間”的存在，因而空間似乎越來越小。就時間來說，全球化一方面因交通、交流的便利使發展的時間大大縮短，另一方面又會隨著全球空間關系的重組而使發展時間延長，即擁有更充裕的時間來推進本國的發展。時間和空間的這些變化，可以說是全球化發展的一個顯著效應。

對于全球化進程中的時空特征，當代西方學者都給予了特別關注，尤其是對空間問題予以高度重視。當代美國學者哈維用“時空壓縮”來描述全球化進程中的時空變化，英國經濟學家斯圖爾特用“超地域化”（或“去地域化”）來反映全球化條件下社會空間性質的重大改變，美國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則用“流動空間”來概括新的空間特性，等等。盡管不同的學者對空間與時間有不同的描述，但他們確實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今天社會時空的變化。

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僅時空的存在方式和運動形式發生了變化，而且時間與空間的關系也有了重大改變。馬克思曾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為例，認為在世界歷史條件下，“資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及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奪得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這就是說，時間的縮短就意味著空間的擴大，時間可以轉化為空間。實際上，不僅用時間可以消滅空間，而且也可以用空間去消滅時間。世界市場的擴大、網絡空間的形成以及社會活動領域的開放，可以促進各個國家、民族之間的交往與交流，從而加快社會發展的步伐，縮短發展所需要的時間。此即為空間轉化為時間。時間和空間就是這樣在全球化進程中相互轉化和相互促進的，這就是時間的空間化和空間的時間化。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個國家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內在的差異性，時間與空間的組合又呈現為多重的復合。在同一個空間范圍內可能出現多重的時間，而在同一時間內則可能出現多重的空間。如在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空間中，可能有屬于不同歷史時段的經濟結構同時存在（如知識經濟、傳統工業經濟、小農經濟同時并存）；而在同一個發展時段內，又可能有多層化的經濟發展空間，如由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以及不同市場（如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等形成的立體式的發展空間。多重的經濟與社會時空的存在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它可能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增加社會對經濟結構變化帶來的動蕩的緩沖能力，如中國現在經濟結構的多重時空特性使鄉鎮企業倒閉之后工人能夠回鄉務農，從而減輕城市及整個社會的就業壓力，而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本身也為不同的技術與規模水平的企業的生存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這種多重時空也在撕裂著傳統的社會結構，可能會形成巨大的社會經濟壓力以至政治上的波動，目前中國大量的農民工進城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就反映了這一點。

3、發展的順序性與跨越性關系。當一個國家限于“民族歷史”發展范圍時，其經濟發展往往是按照經濟自身的內在要求和成長階段，循序漸進、一步步地發展起來的。而在進入“世界歷史”之后，這種順序性的發展格局則會被打破，有可能形成跨越式的發展。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推進，這種跨越式發展不再僅僅是一種偶發的現象，而是日益成為具有普遍性的現象；相應地，這種跨越式發展也不能被簡單地看作是經濟發展規律之外的“特例”，而是合乎規律的社會現象，以致跨越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形式。為什么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會打破發展的順序性而實現跨越式發展呢？這主要是由全球化進程中所形成的“交往”決定的。交往的普遍發展，使科學技術與生產日益國際化，導致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僅受本國生產狀況的制約，同時也受到全球科學技術和生產狀況的直接影響。這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便有可能造成不同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獨特道路，即有可能使某些國家利用世界先進技術的成果來實現經濟發展個別階段的跨越，從而繞過“重新開始”的階段。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一些國家的超常發展屢見不鮮。

當然，對于“跨越”應有全面、準確的理解�？缭娇偸窍鄬τ诰唧w國家而言的，而不是就世界整體來講的。因為就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和經濟發展來說，它的每一個階段都是無法跨越的。生產力作為一種既定的物質力量，人們只能繼承、利用和改造它，而不能隨意離開或跨越它。所以，從一國范圍看表現為跨越，而從世界史或人類史來看則是未跨越。一國的跨越正是以世界已經經歷過這一階段為前提的。而且，這種跨越也不可能表現為對同時代世界生產力最先進水平的超越。就實際情況看，即使在交往比較發達的全球化時代，西方發達國家也不可能輕易把核心的科學技術向其他國家轉讓出去，轉移、交流的只不過是被它們認為是較為先進的但不會影響其國家利益和安全的科學技術，因而發展中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又受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制約，其實施是頗為艱難的。

4、虛擬與現實的關系。全球化時代又是一個網絡化時代。互聯網的發展大大拓展了人類活動的空間，使人類世界有形的、有限的空間向無形的、無限的虛擬空間延伸，因而網絡社會又成為一個“虛擬世界”。其實，虛擬世界并不完全是虛擬的，它在形式上可能是虛擬的，而在實際內容上則是比較真實的。雖然由交往主體的缺場而形成的社會空間是一個只有信息流動的符號世界，人們因此而稱之為虛擬世界，但形似虛擬的網絡社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卻是真實的。因為參與互聯網交流的主體可以不受更多的約束而真實地表達對社會生活的陳述和評價，可以在廣闊的網絡空間中展開信息交流、交換意見和看法，可以將平時隱匿的價值信念充分展示出來，這樣便會將人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能夠真實地暴露出來。而且，通過互聯網，也可以及時反映和了解社會生活的真實動向和發展趨向，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決策。

在全球化過程中，由網絡社會構成的虛擬世界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它表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經濟生活來看，電子商務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互聯網使得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更為便捷、更為緊密，全球電腦網絡可以使數萬億元的貿易、投資、國際金融業務在片刻之間完成，這無疑有助于推動全球經濟高效、快速地運行。就政治生活來看，國際網絡的崛起，最明顯的特點是使權力結構的運行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就是改變了以往單純的自上而下的權力運行方式，逐漸突出了自下而上的權力運行方式，從而形成了縱橫交錯的網絡式權力運行方式。就文化生活來看，網絡社會給文化生活增添了一種新形式，開辟了一個新領域，它在推動文化交流、傳播的同時，也使人們的心理活動、情感活動能夠得到比較充分的表達，進而形成不同的生活觀念和價值觀念�？偟膩碚f，網絡社會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深遠的，它的興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發展變遷，而是社會的整體性變遷，是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的一次重新構造。

在現實的社會發展過程中，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并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而是內在結合在一起的統一世界。一方面，現實的發展離不開虛擬的支撐。沒有互聯網，就沒有全球化，就沒有現代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在市場經濟和信息社會普遍發展的今天，離開了互聯網，社會生活是難以想象的。另一方面，虛擬又逐漸控制了現實。互聯網的觸角不僅涉及經濟技術領域，而且伸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不僅挑戰著國內傳統的控制權威，而且沖擊著國際經濟政治秩序。虛擬世界中信息傳播速度之快、數量之大，使任何國家都難以對其進行預先的、有效的控制，因而難免受到虛擬世界不同程度的操縱，由此引發各種安全問題。

5、分化與融合的關系。人類社會歷史在其社會生活領域內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過程。古代社會基本上是屬于未分化的社會；近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和分工的發展，社會開始出現了明顯分化；而在全球化條件下，又開始出現了新的融合。這種融合明顯地體現在社會發展中的“脫域”�！懊撚颉笔怯杉�登斯提出來的。吉登斯把“脫域機制”作為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主要區別之一。在他看來，所謂“脫域”，指的是“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域出來’”。而在這種“脫域機制”中，貨幣起了了關鍵性的作用。正是貨幣使人們能夠擺脫原有的血緣、地緣、等級制以及其他關系的束縛，可以發生跨越時-空的普遍的社會聯系，從而建立起世界性、現代性的社會關系。貨幣、資本的作用不僅表現在社會關系的“脫域”，而且表現在地域的脫域和社會領域的脫域。貨幣、資本由其本性所決定，必然要摧毀一切影響其發展的地方的、民族的限制，由國內市場走向世界市場，以致使各個國家、民族在經濟發展上失去原有的邊界，由此形成地域的脫域。與此同時，貨幣、資本因其順利實現價值增值、保證正常運行的需要，又必然要越出經濟領域的“軌道”，沖向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對這些領域以至整個社會生活進行全面的滲透和控制。因為只有這樣的滲透和控制，才能清除各種政治、文化障礙，保證貨幣、資本的暢通運行。各種脫域的結果，便是全球化的深化和發展。

融合固然是全球化過程的一大特征，但融合并不意味著消除了分裂或分化。全球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它既包含有一體化的趨勢，同時又含有分裂化的傾向。因為資本力量總是要以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滲透和控制為前提，以獲取發展中國家生產的超額利潤為目的，這就必然會產生貧富差距、全球分裂。而且，由于利益上很難協調一致，因而在全球一體化的同時，各個國家、民族和各個地方的特殊性和獨立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得到強調。這種既融合又分裂的趨勢，必然引發各個國家之間經濟、政治、文化等關系以及每個國家內部社會生活領域、社會結構的調整，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發展。

三、在全球化中尋求合理的發展

研究全球化條件下社會發展的新情況、新特點，目的是要使我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更好地探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新路。這就要求將視鏡拉回到中國的現實，用全球化的觀點來審視中國的社會發展。

從發展所面臨的現實和所面對的問題出發，中國要在全球化進程中尋求健康的發展，必須在這樣一些原則問題上加以清醒的認識和合理的把握：

一是全球化的引導。全球化就其形成和發展來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它是經濟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交往普遍發展的產物，是一個客觀的歷史進程。但是，肯定全球化的歷史必然性，并非指認全球化純粹是“自然”的，而非“人為”的。實際上，全球化現象的凸顯，固然是經濟技術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也不能小覷西方發達國家的“人為”作用。就像有的學者所說，“現代全球化并不是進化而來的產物，事實上，它是為了一些特殊的目標而人為設計出來的。這個特殊的目標就是：使經濟具有優先權，大公司的價值要在世界范圍內推廣和實現�！倍�且，“現代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是有其出生地和出生日期的，它就出生在布雷頓森林、新漢普什爾、1944年”，是為了減輕“二戰”帶來的創傷、避免再一次的經濟蕭條而設計出來的。從實際發展情況來看，目前的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發達操縱和控制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全球主義意識形態左右的。因此，全球化既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是政治推動的產物。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沒有政治決策就不會有自由貿易和全球化”。

既然全球化并不僅僅是由經濟必然性決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操縱的結果，那就說明全球化也是可控的。這就提出了全球化的合理引導問題。也就是說，面對全球化，不能任其盲目發展，不能一味地講“順應”或“適應”，而是應當積極參與，有所作為；通過參與和作為，積極影響全球化的發展，改變不合理的世界格局。如何作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學會善于靈活運用國際規則為我服務。國際規則是國際社會為穩定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促進共同發展，提高經濟效益，實現平等競爭等目標而建立的有約束性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目前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的國際規則，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發達國家的利益，不少發展中國家總是在規則的制定上處于“缺席”的地位。由于國際規則由發達國家所主導，這就必然有利于發達國家將其自身的優勢轉化為國際市場上的利益，進而拉大富國與窮國之間的發展差距。然而，盡管如此，發展中國家也完全可以利用國際規則來保護自己、發展自己。如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中關于發展中國家條款、環保與技術標準、防范金融危機機制、反傾銷機制等，都可以作為其保護性手段。此外，也可以借助于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二是發展自主性的確立。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全球化實質上是一個追趕現代化的過程，每一個參與的國家都要通過不斷的自我修正、自我更新，推動自身的社會改革和轉型，調整自己的內外戰略，以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需要。但是，也應當看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些阿拉伯國家，對全球化的態度總體上是拒斥的，實踐是被動的。這些國家更多看到的是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簡單地把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和問題歸因于全球化，同時過于自信傳統文化的應對能力，對借鑒外來發展經驗表現消極，由此帶來的全球化處境比較尷尬�？梢哉f，這些國家基本上是處于一種“被全球化”的狀態。這種封閉、消極的態度既不符合時代的潮流，也違背了現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最后是錯失了發展機遇。

如何走出“被全球化”的困境？關鍵是要在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堅持自主發展。這就是要確立發展的主體性，既不能讓全球化牽著走，也不能讓全球化被動地推著走，而是要在積極參與的過程中，堅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這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合理抉擇，也是在全球化條件下推進現代化的合理發展方式。因為現代性不可能離開主體性，全球性也不能替代自主性，失去主體性和自主性的發展，決不可能帶來真正意義上的發展，毋寧說是扭曲的發展。這方面的國際教訓實在是太深刻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走自己的路與“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并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

堅持自主發展，核心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中國之所以選擇這樣的發展道路，決不是從某種抽象的理想、原則出發的，而是根據中國的國情，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而確立的。實踐表明，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只有訴諸社會主義方式才能得到有效解決。今天，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使社會主義又走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隨著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遭到了重創，資本主義似乎獲得了全球性的勝利，所謂 “歷史的終結”，就是由此而生。社會主義是否走到了盡頭？這并不取決于主觀意愿，也不取決于一兩個事件，而是取決于社會主義自身的生命力和歷史發展的內在要求。就從全球化的現實發展來看，社會主義的存在有著不容否定的重要價值。全球化的發展，沒有消除世界范圍的貧富懸殊，反而使這一現象更為加��；沒有使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各種矛盾得以緩解，反而日益突出（如“占領華爾街”等）；沒有使全球生態、環境問題得以有效解決，反而使“全球問題”更加嚴重。所有這些，都凸顯出社會主義的存在和發展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盡管它有過彎路和挫折，但如有的學者所說，“社會主義作為全球化進程不可分割的部分，曾經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今后仍然會在全球化中找到新的支點，并且會以其倡導的民主、平等、人道獲得全球范圍的認同”。當然，在認同社會主義價值的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和把握全球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由于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進行的，因而必須在同資本主義打交道中合理推進社會主義。正確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是發展壯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途徑。

三是發展路徑的選擇。發展的結果總是有賴于發展的路徑。全球化進程所形成的發展路徑紛繁復雜，選擇什么樣的路徑，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正因如此，“路徑依賴”成為發展研究引以關注的一個重要現象�！奥窂揭蕾嚒敝饕�指現有的發展總是按照原有的方式和路線來推進，而原有的方式和路線是由其歷史、文化、體制等多種因素造成的，即過去的選擇決定了現在可能的選擇。如果說在相對封閉的環境里，社會發展主要借助的是路徑依賴，那么，在全球化條件下，路徑依賴就很難說是一種正確抉擇了。全球化的發展格局，必然要求路徑轉換。不打破原有的路徑，完全沿用過去的發展方式，社會發展就會遇到重重障礙，不僅降低運行效率，喪失生機活力，而且無法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因此，克服“路徑依賴”是發展的客觀要求。

對于我國的社會發展來說，重要的是做好這樣一些路徑選擇：

首先是現代化基本路徑的選擇。按照學界的劃分，世界現代化進程大致經歷了兩次現代化：第一次是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化，第二次是從工業文明向后工業文明（或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轉化。我國目前的發展狀況是：到2007年，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指數為87％,在全球131個國家、地區中排名70位，屬于工業化后期國家；同樣是到2007年，中國的第二次現代化指數為42％,世界排名63位，與同期美國的109％、日本的102％、德國的93％、法國的92％、英國的91％存在很大差距，屬于第二次現代化初期發展國家。這兩次現代化都未完成，都必須繼續推進，問題是怎么推進。在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的發展決不能重走原初工業化的老路，即先走完第一步，再走第二步，而是要瞄準世界經濟技術發展的前沿，直接吸納和利用信息化時代的成果，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加速現代化的進程。這種“復合”的路徑雖然行走艱難，但要趕上世界現代化的潮流，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必須進行這樣的路徑轉換，否則漸行漸遠。

其次是產業路徑的選擇。現代產業鏈是由投資、研發、制造和營銷四大環節構成的。在這一產業鏈上，上游環節（如投資、研發）和下流環節（如營銷）在價值鏈上創造出較高的附加值，而中間環節（如生產制造）則在價值鏈中創造出的是較低的附加值。在目前的全球價值鏈體系中，中國主要處于低附加值的環節，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中國不少企業只能用廉價的資源、廉價的勞動力和環境污染的代價來降低產品成本，獲得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和經濟增長。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就會形成中國產業發展的“路徑依賴”，即國際產業結構的格局規定著中國產業發展的路徑：沿著低端制造業、低勞動力價格、高資源消耗與高環境污染的方向來增加產值和獲取利潤。如果沿著這樣的路徑來發展，只能使我國的產業更加依賴于國際產業鏈中的高端部門，而這種依賴又會進一步加深中國產業發展的路徑依賴，形成惡性循環。因此，中國的產業發展以至經濟發展必須走出資源擴張性增長的老路，實現從資源擴張型增長向技術創新型增長的轉變。也只有這樣的轉變，才能逐漸擺脫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

再次是體制路徑的選擇�？v觀世界現代化進程，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是與社會轉型緊密連在一起的，發展狀況往往是體制因素的函數。中國歷經30多年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為其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是，也應當看到，我國長期形成的傳統體制因素還在頑強地、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如受自然經濟和宗法關系的長期影響，我國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網”體制，常常導致經濟的扭曲發展：利用關系網降低土地與原材料的價格；在企業改制中進行勾結以低價賤賣國有資產；利用關系網搞地方保護主義，制造市場割據；利用關系偷稅漏稅、操縱股價等。這種“關系網”的路徑依賴造成對技術創新的冷落、土地和環境等公共資源的濫用以及不公平競爭的出現，最后導致發展的不可持續和國際競爭力的下降。所以，要使我國經濟與社會得到又好又快發展，提高國際競爭力，必須打破這種“關系網”路徑，建立健全符合市場經濟的各種體制，完善各種相關的法律與制度。

最后是文化路徑的選擇。社會發展離不開文化發展，而且本身就包含著文化發展。如何推進文化發展？重要的一條，就是必須面向今天的時代，適應時代要求。全球化使各個國家的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以致使各個國家的文化發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面對這樣的文化態勢，簡單地沿襲傳統文化之路，或者簡單地重蹈西方文化之路，都不是文化發展的正確路徑，合理的選擇應當是立足民族、放眼世界，走出一條綜合創新之路。所謂綜合創新，就是要在積極弘揚本民族優秀文化的同時，充分吸收外來文化的有益成果，在新的基礎上實現新的文化融合和創新。這是全球化條件下推動文化發展的必經之路。為此，在文化發展問題上，一方面要反對無視文化民族性的歷史虛無主義和妄圖以某種文化一統天下的文化霸權主義，另一方面又要反對拒斥文化世界性的狹隘民族主義。在其具體發展路徑上，除了中外對接之外，還要注意古今轉換。這就是不能固守傳統文化，應當適應時代發展趨勢，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這樣的轉換既是文化推陳出新的路徑，也是走向現代世界文明的路徑。

（本文發表于《高校理論戰線》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