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研究”課題組召開學術研討會

“反思與突破：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誠信文化建設”研討會綜述

2012年10月20日，由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倫理學會主辦，2012年國家重大項目“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研究”課題組承辦的“反思與突破：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誠信文化建設”學術研討會在華東師范大學召開。來自中央編譯局、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東理工大學、上海財經大學、湖南師范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等近20所高校和科研機構近40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圍繞“誠信文化建設的邏輯前提”、“誠信文化建設的傳統資源”、“誠信文化建設的現代困境”、“誠信文化建設的總體理路”、“誠信文化建設的具體領域”等議題，進行了廣泛交流和深入研討。

一、誠信文化建設的邏輯前提

何謂誠信文化？這是探討誠信文化建設的邏輯起點。華東師范大學朱貽庭教授認為，誠信文化具有兩個根本屬性。一是普遍性。如果社會上只是個別人、少部分人講誠信，并不能稱之為“誠信文化”。只有當誠信成為每個人的價值取向和價值標準或者變成整個社會的普遍風氣和共同信仰時，才稱得上是“誠信文化”。二是繼承性。誠信文化是經過歷史積淀和傳統涵育而日積月累地生成的，是具有濃厚的歷史基礎和深厚的傳統根基的。華東師范大學趙修義教授側重從誠信與信任、信用等概念的區辨中揭示誠信文化的內涵。他認為誠信與信任、信用并不是一個概念。誠信具有濃厚的道德意味，而信任、信用則不是如此。探討誠信文化建設如果將這三個概念“一鍋煮”的話，會造成嚴重的思想混亂。復旦大學吳新文研究員認為道德意義上的誠信文化具有層次性，他將誠信區分為三個層次：底線的誠信表現為誠實不欺；基本的誠信表現為安分守己，言必信，行必果；理想的誠信則表現為真誠無妄、豁達坦誠。這三種誠信分別是被堅守的、被要求的和被提倡的。華東師范大學唐忠毛副教授從社會交往系統出發，區分了“私領域”與“公共域”的兩種誠信文化。“私領域”的誠信文化涉及個體間的交往準則，它基于內在的信仰與價值觀，是德性修養與人格完善的重要內容，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為己之學”；“公共域”的誠信文化涉及到不同利益集團或個體與利益集團之間的交往準則，它往往基于“契約原則”與“利益”原則，它雖然與“私領域”的誠信密切相關，但也存在著利益的博弈與取舍。

誠信文化有何價值？這是探討誠信文化建設的邏輯依據。復旦大學高國希教授認為，正如正義是政治制度的道德基礎一樣，誠信是社會生活和社會系統的道德根基。誠信是復雜社會的重要簡化機制，它構成了人們社會行為的重要源動力。如果制度與誠信實現了良性互動，那么整個社會就很可能實現良性循環。上海財經大學徐大建教授強調，誠信是市場經濟中最為重要的道德。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個人自主決策，通過公平交易亦即一致同意的方式來合作、配置各種社會資源來進行社會生產等經濟活動，其前提在于個人產權得到有效保護，免于受到掠奪和欺詐。一個市場如果充滿了各種欺詐，亦即不講誠信，那么人們將會把大量時間耗費在爭斗上，交易成本大幅上升，市場經濟就不可行。華東理工大學王榮發教授認為，誠信是中華民族優秀的道德文化傳統，是中國人民信奉和實踐的道德行為準則。他認為，誠信既是做人之本，又是處世之道，還是為政之要，也是經商之則。

二、誠信文化建設的傳統資源

華東師范大學朱貽庭教授對儒家誠信文化的特質進行了深入而獨到的分析。他指出，儒家的誠信文化有兩個支柱，即家庭本位或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和帝王專制政體。前者規定了儒家誠信文化的“私德”傾向。儒家誠信文化不出“五倫”，專為維護“五倫”而立。在古代，沒有形成“公共社會”，儒家的誠信沒有行于“公共社會”的經驗和機制。這也是儒家誠信文化現代轉型的主要難點。后者規定了儒家誠信文化的實踐特性。在專制政體下，必然造成下對上虛假的風氣，如：溜須拍馬、心口不一、弄虛作假。所以誠實的儒家、尤其是道家有很多批判虛偽、偽道學的言論。他還指出，當前研究的主要任務應放在現代誠信文化的特點和基礎以及儒家誠信文化如何向現代轉化上。

上海財經大學徐大建教授集中探討了誠信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問題。他認為，儒家文化是以忠孝為本，誠信等其他的規范和品質僅僅是外在的“術”而已，對個人安身立命有利的誠信和對治國安邦有用的誠信都要服從于忠孝和親親之愛。因此，為了與忠孝和親親之愛一致，誠信僅僅應當對圈內的人實行而無需對圈外的人實行。而即便在圈內，歷史上也充滿了“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性質的“為尊者諱”的謊言，甚至到處可見“不講假話辦不成大事”的事實。這樣的誠信完全成了一種工具理性，失去了價值理性的意義。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古代中國是一個以血緣親情為基礎、強調等級和諧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通過血緣親情相互讓步來調和，公眾的治理則依靠忠孝性質的服從和人治，誠信不僅不是必需的，而且還可能與忠孝和親親之愛相沖突。

華東師范大學唐忠毛副教授論證了誠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一個涉及到信仰與價值觀的范疇。他指出，先秦思孟學派提出的“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唐代李翱將“誠”闡釋為“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宋代周敦頤將“誠”上升到“宇宙的精神實體”與“圣人之本”的高度等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他還認為，這種以內在信仰與價值觀為基礎的誠信觀，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士大夫及草民的倫理準則中根深蒂固，所謂萬事“無誠不立”。此外，誠信之“信”不僅有信守諾言之意，同樣也有堅守“信義”之意，而“信義”則涉及價值觀及正義原則。

復旦大學周怡教授對儒家文化與社會信任的相關性進行了探究。她以大量的調查數據為佐證，從微觀個體層面考察了中國人對儒家文化的接納是否會影響他們對于一般社會成員的信任。她發現：當人們將儒家文化視作為一種主觀的倫理規范體系時，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當人們將儒家文化看作為一種客觀的身份認同、中國人因共享同一種價值觀而結為共同體時，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之間呈現一種正相關關系。所以她認為，家庭本位的特殊信任并不能夠說明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的關系，因為對家人的信任幾乎是中國城市居民中的普遍現象，而非由個人是否信奉儒家文化所能決定的。

三、誠信文化建設的現代困境

中央編譯局季正聚研究員從社會轉型的視角探討了誠信文化建設的現代困境。他認為，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陌生人社會容易激發人們不誠信的動機，導致誠信缺失。同時，社會轉型期也意味著新舊價值觀的激烈碰撞，這極易導致人們思想混亂和價值迷失，使得人們對手段與目的、是與非、榮與辱、美與丑、成與敗、苦與樂等發生認識困惑，從而導致人們的誠信缺失。另外，社會轉型期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存在著很多制度盲點和法律漏洞，這會導致大量的不誠信行為發生卻得不到應有的懲治，從而使社會的誠信狀況惡化。

復旦大學高國希教授從現代性特征的視角探討了誠信文化建設的困境。他認為，雖然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就一直存在著誠信問題，但在現代社會，誠信面臨特殊的矛盾、困惑和悖論。傳統社會是建立在人對人的依賴關系之上的，這種關系是在自然的有限的范圍內發生的。而在現代社會，每個人都變成了自由平等的個體，那種天生的人生依附關系已經解體，每個人都是自己行為的主宰者。在現代社會，人們更多地關注物質和技術，但對精神和靈魂卻有所忽視。與傳統的斷裂和與與信仰的告別，使得現代社會中誠信不再是人必須要有的東西。現代性的這些特征，都使得誠信文化建設面臨著困境。

復旦大學吳新文研究員則側重從現代性運行機制的視角探討了誠信文化建設的困境。他認為，作為現代性標志的抽象體系所建構起來的規則，具有抽象化、工具化、非個人化、非倫理性的特征，在這些規則支配下的人際關系也呈現出非道德化、非人格化的趨勢。人與人之間往往是通過抽象的規則打交道，而不是面對面的交流，這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使得人們之間的誠信達成變得特別困難。同時，社會生活的經濟化也會激發人們的利益理性，進一步加劇誠信危機。此外，在急劇變化的現代社會使得信仰失落、信心匱乏等問題凸顯，這也會使誠信文化建設面臨困境。

華東師范大學唐忠毛副教授從信仰的視角探討了誠信文化建設的現代困境。他認為，現代性的轉向使得宗教性的信仰面對工具理性原則而變得淡漠，而人的心態結構也發生了區別于傳統的變化。在此背景下，誠信的信仰根基逐漸失去，而契約原則往往成為當下市場經濟中的誠信基礎。誠信信仰的弱化，使得誠信面臨利益博弈時而甘拜下風。于是社會上出現各種見利忘義的現象，并試圖將之在情理上“合法化”。同時，由于市場經濟的商業性原則成為這個時代的顯著特征，人們在進行誠信風險博弈時往往也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則”：即當違約成本低于其所得利益時，往往都會選擇違背誠信。

四、誠信文化建設的總體理路

華東師范大學趙修義教授提出，應從規則論的角度探索誠信文化建設的理路。他認為，規則是貫通制度、法律與道德、連接內在信仰與外在行為的規范體系。他指出，誠信問題實際上就是規則問題，誠信缺失的出現與社會規則體系產生偏差直接相關。所以他提倡，要加強誠信文化建設，就要對當前社會的規則體系進行完善：一是針對當前社會存在的誠信問題，建立一些明確而嚴密的規則予以約束；二是改變一些合法卻不合理、合理卻不合法的規則，避免規則之間的“相互打架”；三是要在規則的執行上下功夫，不能使規則流于形式；四是要逐步消除社會潛規則，鏟除滋生不誠信行為的不良土壤。

復旦大學吳新文研究員認為，誠信文化建設的理路應是制度建設與人心教化的相輔相成。他認為法律和制度能夠通過確立規則，讓守信者得益，讓失信者受罰，有助于遏制不誠信行為。但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防范小人”，不能“培養君子”。他認為，法律和制度是剛性的、滯后的和一刀切的，同樣的法律和制度實施的主體不一樣、實施的對象不一樣，最后的結果也可能是不一樣的。同時法律和制度也存在路徑依賴，是從特定的文化中生長出來的，而不是被建構的。所以，要真正達到“治本”，還是要通過對人心的教化。在最終的意義上，誠信畢竟是內心的事情，與人的信念和修養相關。教化可以確立信仰，增強信心，讓人做到正心誠意，真正確立起內心的誠信。

華東師范大學唐忠毛副教授也持這種觀點。他認為，誠信文化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首先要通過剛性的制度建設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即對“公領域”的失信行為進行制度性約束，提高誠信違約的風險成本。其次還要通過信仰與價值觀教育來重建個體的內在誠信根基，以內在信仰與價值觀的恢復來促進社會成員的誠信自覺與行為自律，并在此基礎上努力實現誠信在“私領域”與“公領域”之間的良性互動。他認為，誠信制度建設和誠信價值觀教育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依傍、缺一不可。

此外，還有專家從其他視角探討誠信文化建設的理路。上海財經大學徐大建教授認為，要改變中國的不誠信狀況，可以利用和改造儒家的誠信觀，但這只是治標的方法。治本的方法可能是深入人心的平等和自由，將誠信與核心道德觀念融為一體，并徹底改變圈內圈外雙重道德標準的面貌。而這些需要堅持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并且需要民主政治。華東理工大學王榮發教授認為，要加強誠信文化建設，應該弘揚傳統誠信美德，將傳統的誠信文化資源與現代信用體制、誠信精神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構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現代誠信文化體系，實現傳統誠信文化資源向現代公民誠信素質的轉化。

五、誠信文化建設的具體領域

中央編譯局季正聚研究員著重探討了政務誠信建設的重要性和路徑。他認為，政務誠信建設是重構社會誠信文化的最重要領域。他指出，政府是社會轉型的主要驅動力，發揮著主導作用。如果政府不作為，那么我們的誠信文化建設可能就是一紙空文，或者很不理想。而且民眾對社會誠信環境的改善的期待也集中在政府身上。政府不誠信既會使社會誠信風氣惡化，也會嚴重危及政府公信力。他指出，當前以GDP為導向的政績考核機制、壓力型的治理結構、道德建設的滯后是導致政府不誠信的主要原因。他還認為，當前加強政務誠信建設，就應該以廉政建設為突破口。湖南師范大學彭定光教授則重點對政務誠信的實質進行了深入透析。他認為，政務誠信不能被簡單地視為政府機構及其人員在其行使權力的活動中的誠實守信，而要從其行使公共權力的目的來理解。他指出，政府機構及其人員合理地行使權力的目的在于實現公共利益。實現公共利益就是政府機構及其人員所應該承擔的道德責任。可見，是否會履行這種道德責任就是政務誠信的實質。他還強調，權力的無用、濫用或者誤用，都違背了這一實質，因此，就是政務不誠信的表現。

華東師范大學李明華教授以生物鏈為視角探討了商務誠信建設的路徑。他指出，自然界中存在著生物鏈，即一物克一物、一物降一物、一物制約一物，每個物種都有天敵，同時這個物種又是其他物種的天敵。這對商務誠信建設具有重要啟示。他強調，當前商業領域不誠信問題的凸顯，就是因為某些商業人員的行為沒有受到其“天敵”的限制。所以他提倡，要治理商業造假等不誠信現象，就應該以制度化的方式培育其“天敵”--“打假商業”。也就是說，通過建立相關的法律制度支撐，以商業化模式運作“打假”，對商人的不誠信行為予以遏制，讓商人產生我不誠信就要吃虧的內在想法。他認為，這種方式能夠明顯改善商務誠信的狀況，同時最終能使社會誠信的總體狀況獲得好轉。

華東師范大學王景斌教授從法治文化切入，對司法公信建設的文化路徑進行了思考。他認為，司法公信反映的是公民對司法機構的信任度、信賴度、認同度和滿意度，是基于主觀對客觀的評價，與法治文化密切相關。法治文化主要指法治精神文化和法治行為方式兩方面，以公平正義、自由平等、保障人權、民主憲政、誠實信用、公民意識、分權制衡、司法獨立、司法公開、社會自治、程序意識等為價值追求和基本內容。法治文化建設對提升司法公信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提升法律人員的專業素質，二是提升公民的法律評價水平。他還指出，法治文化對司法公信建設的積極效應的實現還要以司法改革為依托。

“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研究”課題組

2012年6月

一、課題研究的指導思想與總體目標

以黨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決定”精神為指導，從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高度去研究誠信文化、發展誠信文化的理論；從我國社會轉型出現誠信危機的現實出發，研究誠信文化建設克服誠信危機的對策性思路和可行性舉措，為黨和國家提供文化決策的參考意見。

二、課題研究的分項目標

1、誠信文化的系統研究，提出具有整合力的誠信文化系統理論。

2、誠信文化的理論借鑒和克服誠信危機的經驗借鑒。

3、誠信文化現狀評估（從理論到實踐）。

4、誠信文化的分類研究（政務領域、商務領域、社會領域、司法領域）。

5、誠信文化建設系統研究（誠信缺失治理與誠信建設綜合設計）。

三、課題研究的總體框架

第一部分是基本理論研究。內容包括：（1）社會轉型理論、文化建設理論、系統理論和誠信理論系統研究；（2）研究誠信文化的內涵和結構，界定誠信文化。研究誠信文化與政治文明、市場經濟、社會轉型和司法公信的邏輯關聯；（3）從個別性與系統性的關系出發，在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分別研究基礎上,就它們之間相互關系進行探究；（4）提出我國誠信文化建設的統合模式建構。

第二部分是經驗研究，內容包括：（1）研究西方誠信文化建設的主要舉措及其經驗借鑒；（2）研究我國傳統誠信的文化資源及經驗啟示；（3）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誠信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及其基本經驗。

第三部分是現狀研究，內容包括：（1）調查、評析我國誠信文化的總體狀況；（2）通過典型案例研究和民眾輿情分析，梳理出我國政務誠信缺失、商務誠信缺失、社會誠信缺失和司法公信缺失的具體表現、嚴重危害和多重根源；（3）透過我國的制度設計和公民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探析其他文化對我國誠信文化的影響狀況以及中國傳統誠信文化在當代的生命力。

第四部分是對策性研究，內容包括：（1）探索在當前社會轉型背景下我國誠信文化系統建設的可操作性模式；（2）探索消解我國政務誠信缺失、商務誠信缺失、社會誠信缺失和司法公信缺失的可行方案；（3）探索政務人員、企業家、消費者、司法人員及其全體公民誠信意識形成和誠信行為養成的具體路徑。

四、課題研究內容

課題原有七個子課題，根據全國哲社辦的要求，把子課題2與子課題3去掉，將其內容整合到子課題1總論中，以及恰當地用于其他四個子課題分論中。目前5個子課題分別為: 1、“社會轉型期我國誠信文化系統建設研究”，2、“政治文明與政務誠信文化建設研究”，3、“市場經濟與商務誠信文化建設研究”，4、“社會轉型與社會誠信文化建設研究”，5、“誠信文化與司法公信建設研究”。

子課題一：社會轉型期我國誠信文化系統建設研究

1、社會轉型與誠信文化的關系探究

（1）誠信文化的基本理論研究。第一，誠信文化的內涵辨析。從當前社會各種失信現象的分析研究中揭示誠信文化的內涵；從“誠”文化與“信”文化相統一的視角揭示誠信文化的內涵；從經濟文化、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與倫理文化的相貫通中揭示誠信文化的內涵；從誠信文化與信任文化、信用文化、信譽文化等相鄰或相關概念的區分和聯系中揭示誠信文化的內涵。第二，誠信文化的系統結構研究。誠信文化系統由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構成。四者的關系：政務誠信是先導，商務誠信是重點，社會誠信是基礎，司法公信是保證。第三，中西誠信文化的比較研究。

（2）社會轉型與誠信危機的關系研究。社會轉型的具體內容和基本特點是社會結構的轉換、社會機制的轉軌、社會利益的調整和人們價值觀念的轉變。舊的體制的殘余及影響，加上新的社會規范尚未形成完善，人們的信仰、信念往往容易缺失或動搖。社會轉型期的特殊情況是導致當前我國誠信問題出現的重要社會誘因，但是人性因素、制度因素、教育因素等也是重要的影響源。

（3）誠信文化建設對社會轉型的良性實現之價值研究。一個社會中誠信文化的形成并不是自發的、自然的，而是需要培養塑造的，即誠信文化需要建設。誠信文化建設既是克服各種社會失信現象的良方，又是我國社會轉型的順利過渡和良性實現的重要路徑。

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誠信文化建設的歷史檢視

（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誠信文化建設的歷程和內容。以改革開放為起點，我國開始進入了社會轉型期。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推進，社會上的失信現象也日益嚴重。針對各種失信現象，黨和政府出臺了不少文件、制定了不少政策。這些文件和政策都是誠信文化建設的重要抓手，透過這些文件和政策可以分析研究出不同時期黨和國家誠信文化建設的著眼點、側重點和突破點。

（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誠信文化建設的基本經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誠信文化建設具有鮮明的特色和取得了不少成效，這些特色和成效折射的是誠信文化建設的有益經驗。這些有益經驗，是誠信文化建設的寶貴財富。認真總結這些經驗，對于加強當前我國的誠信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誠信文化建設的不足和教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誠信文化建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其中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偏差和失誤。分析這些不足、偏差和失誤的具體表現，深入研究造成這些不足、偏差和失誤的原因，總結各種教訓，對于促進我國誠信文化建設的有序化、合理化和規范化大有裨益。

3、社會轉型期我國誠信文化建設的困境研究

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我國誠信文化建設面臨的困境：

（1）歷史錯位與傳統誠信文化現代轉化的艱難。我國傳統誠信文化的基礎是以農業為本的小農經濟社會和以宗法血緣組織為基礎的宗法等級社會，這與以全球化、網絡化、工業化、城市化等為基本特征的當前我國社會基礎差異明顯，傳統誠信文化的現代轉化面臨著困難。

（2）逐利驅動與誠信文化價值定位的下移。當前我國處在尚未成熟發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利益意識日益覺醒，利益訴求日益高漲。但是各種法律制度不完善，鉆空子、搭便車的漏洞客觀存在，在巨大經濟收益的誘惑下，人們就會選擇成本低的失信行為作為牟利手段，誠信文化建設面臨尷尬。

（3）新舊轉換與誠信文化制度建設的盲區。當前我國正處在新舊社會體制和結構的轉換過程中，與之相配套的許多社會誠信制度尚未建立或者難以發揮應有作用，使得誠信文化建設缺少制度支撐。

（4）“重形輕神”與誠信文化建設中文化向度的薄弱。當前我國文化建設中存在較為嚴重的“重形輕神”傾向，比較強調文化建設的外在器物形式要素，而容易忽略其內在的精神氣質要素。受其影響，當前的誠信文化建設也容易走向工具化、形式化的路途，其內在的精神價值和文化意義容易受到忽略。

4、西方國家社會轉型過程中誠信文化形成的經驗借鑒

（1）轉型時期西方社會誠信危機的具體表現。結合相關史實材料，從個人信用、社會團體（企業）信用、政府信用等方面對轉型時期西方社會誠信狀況做總體性考察，總結其基本特征，從歷史角度概括西方轉型時期誠信危機的具體表現。

（2）西方社會轉型時期誠信危機的根源探究。從文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多重學科視角分析轉型時期西方社會誠信危機出現的多重影響因素。

（3）西方社會轉型時期與中國當代誠信問題的共性研究。通過對西方轉型時期誠信危機的史實梳理與多學科視角分析，結合中國當前誠信問題的具體實際，解析二者的共性因素，為探索中國誠信系統建構路徑提供理論借鑒。

（4）西方國家法治傳統與宗教文化對誠信價值觀的支持。西方社會具有完整結構的社會法律體系，其法治傳統產生著重要影響。宗教倫理是西方信用倫理的重要源泉。研究轉型時期西方國家的宗教信仰、宗教倫理等對誠信環境的塑造作用。

（5）西方國家公民教育對誠信文化的涵育。西方誠信文化的發展和完善過程中，公民教育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西方公民教育悠久的發展歷史、公民教育方法的日漸完善、公民教育理論的日趨成熟等三方面來研究公民教育在推進誠信文化建設方面的顯著優勢。

（6）西方國家資本主義誠信文化的批判與啟迪。考察轉型時期西方國家誠信文化建設的路徑，目的是為當代中國誠信系統構建提供歷史參照，在對策層面吸取解決社會誠信危機提供理論借鑒。但鑒于中西社會轉型時期的諸多差別，對西方誠信文化又需要做批判性的吸收。

5、我國傳統誠信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

（1）我國傳統誠信文化的梳理分析。1）誠作為本體，是宇宙自然界的根本規律，是最高的道之一。2）誠信作為個人的道德修養和道德品質。“天人合一”，人道順應天道，個人的道德品質要遵從天道之誠。信也是每個人應該具備的一種基本的品質。3）誠信作為一種道德規范。傳統道德范疇品質和規范合體，個體誠信品質就是相應的社會道德規范。五倫中的“朋友有信”就是作為朋友之間交往的誠信道德規范。

（2）我國傳統誠信文化的現代轉化。1)發掘在現代性生活中傳統誠信文化發揮作用的“領域”。人們普遍認為“熟人社會”的誠信不適用于“陌生人社會”。事實上現代“陌生人社會”包容著每個主體的“熟人社會”， “熟人社會”在現代生活中不可能消失，與之相應的誠信文化自然應得到綿延轉化。需要研究的是,傳統誠信文化如何在職業和公共生活等“陌生人社會”中也能發揮優勢作用。

2)轉化傳統誠信文化在現代生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現代社會出現的許多誠信危機現象，如“宰熟”等不是傳統誠信文化的問題，而是我們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丟棄或者對傳統誠信文化傳承不足的結果。傳統誠信文化的載體是傳統的鄉土生活方式，和古代思想家高深莫測與天道性命相連的學理思想，要研究承載傳統誠信文化的器物禮制形式和傳輸誠信文化的傳統思想文本的現代轉化，使傳統誠信文化適應現代生活方式的“形式”。在道德教育中實現傳統誠信語言的生活化、傳統誠信器物的現代改造、傳統誠信禮儀用現代藝術形式的轉化等。

3)激活傳統誠信文化對現代生活弊病的矯治療救“功用”。現代信任是以制度為中介的信任，信任制度不信任人。但是無論多么高技術水平的信任機制，其運行邏輯是“人性惡”的循環。傳統誠信文化是以“人性善”為運行邏輯，體現人性超越性的價值追求，這對克服現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焦慮、安全感低、精神生活空虛、幸福感不強等弊病，重建人際間的信任提供精神基礎。

（3）我國傳統誠信文化的弘揚建設。中國傳統誠信文化的現代轉化無論是“領域”、“形式”還是其后現代主義的“功效”都必須融入到現代誠信制度建設中。中國傳統誠信文化也可適時“化”入現代誠信文化中。日常生活世界孕育著哲理，中國傳統誠信文化同時是一種樸素的生活倫理，應在現代誠信文化建設中注重社區、鄰里等“熟人社會”的文化建設以使傳統誠信文化建設發揮更大作用。

6、我國誠信文化建設的統合模式建構

要破解社會轉型期我國誠信文化建設的困境，提高我國社會誠信文化建設的效果，應以系統性、整合性和可操作性為指向建構誠信文化建設的統合模式。

（1）誠與信的統合。誠信文化建設包括“誠”文化建設和“信”文化建設兩方面，且兩方面要齊頭并進，不可偏廢。離開了“誠”文化建設，“信”文化建設就會走向虛妄；離開了“信”文化建設，“誠”文化建設就會成為空中樓閣。

（2）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諸領域的統合。政務、商務、社會和司法各領域誠信文化建設不能單打獨斗、孤軍奮戰，而應相互配合、有機貫通。要實現它們之間的統合貫通，應打破學科壁壘，融合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的知識、理論和方法。

（3）觀念、制度和技術的統合。誠信文化建設是一項系統的工程。首先需要轉變觀念，對誠信的認識和理解要立足當前我國社會的發展和人的發展。其次，誠信文化建設必須獲得制度的支持和保證。最后，誠信文化建設要充分運用現代技術成果，以現代技術手段為載體，促進誠信文化建設的良好效果。

（4）傳統與當代的統合。我國有著悠久的誠信文化傳統，我國古代和新中國建立后的誠信文化建設的積累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能為當代誠信文化建設提供歷史資源和思想啟迪。但同時，要根據當今時代特點，賦予其新的內涵和意義。

（5）普世與民族的統合。誠信文化建設可以說是每個國家都注重的任務，具有普世性。所以，我國的誠信文化建設要認真汲取國外誠信文化建設的有益經驗，以之為參考和借鑒。同時，各個民族又具有其獨特性，所以誠信文化建設又要立足于我國的國情。

（6）觀念與行動的統合。誠信文化建設既要著眼于人們觀念的轉變，使誠信文化深入人心，又要立足于人們的行動，使誠信成為一種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

（7）主體與客體的統合。誠信文化建設既要強調外在的制度和規范體系建設，又要注重人們內心的道德律和善良心的喚醒；既要強調他律的功能，又要強調自律的意義。

子課題之二：政治文明與政務誠信文化建設

1、政務誠信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應有之義

（1）政務誠信的基礎理論探討。第一，政務誠信界定，主要包括政務誠信的內涵和特征、政務誠信的內容和要素、政務誠信的評判標準、政務誠信的理論依據。第二，政務誠信在社會誠信體系中的定位。政務誠信在整個社會誠信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具有示范、指引和導向的功能，發揮著引領社會誠信文化的作用。第三，政務誠信與政府誠信的關系厘定。

（2）政務誠信與政治文明的邏輯關聯研究。第一，政務誠信與政治觀念文明。研究政務誠信對促進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現代政治價值觀念形成的重要意義，探討誠信作為一種政治觀念文明的可行性。第二，政務誠信與政治制度文明。將政務誠信納入政治制度文明中進行思考，研究政治制度的設計和政治體制運行中政務誠信的作用機制。第三，政務誠信與政治行為文明。研究政務誠信對政府政治行為合法化、有序化和規范化的支撐價值，探討政務誠信對促進政治管理、政治溝通、政治動員、政治參與和政治認同的重要意義。

（3）政治文明進程中政務誠信的狀況考察。第一，詮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對政務誠信的強烈訴求。透視以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為核心規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對政務誠信的強烈需求。第二，評判我國政治文明進程中政務誠信的狀況。從政務目標、政務過程和政務效果出發，立足于政府與公民關系的雙向維度，通過大量案例以及數據統計與分析，對當前我國政務誠信的總體狀況進行考察。第三，分析當前我國政務誠信缺失的表現和危害。

2、政務誠信缺失的文化學解析

（1）精神文化方面，一是以官本位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政務觀念在當前政務文化中仍然根深蒂固，權力本位、重在管理、單向命令和絕對服從，落后和封閉的政務觀念必然影響政務誠信。二是政治心理的不健康導致政務誠信缺失。“權力即是金錢”，“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等政務人員政治心理的偏差導致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一己之私。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注重形象工程，形式主義作風盛行，不健康的政治心理背離了“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的初衷，造成政務失信。

（2）行為文化方面，政務人員行為跟不上發展而導致政務誠信缺失。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權力型政府向責任型政府、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轉變，對政務工作人員的能力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政務人員受傳統官僚行為文化的影響，在觀念和能力上難以適應快速的政務模式的轉變，容易出現政務失信。

（3）制度文化方面，一是政務法治建設不完善而致政務誠信缺失。法制建設缺乏道德要素的融入，致使制度文化的建設不足以支持政務人員誠信觀念的建立。二是因制度不完善帶來的體制性滯后致使政務誠信缺失。政府在社會矛盾和沖突發生時，反應滯后，信息失真，處理失當，甚至造成更大的負面效應，影響突發性公共事件的處理。這種體制性滯后帶來的遲報欺瞞、部門推諉扯皮、地方保護主義等使得政務失信頻現。

3、在政務文化建設中推進政務誠信建設

（1）法治文化建設中提升政務誠信。法治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內在要求，以法治文化建設提升政務誠信需要重點研究如何做到依法行政。首先要探討如何推進政務法制化，確保政務信息依法公開，政務決策、政務執行、政務參與、政務監督等政務活動依法進行。其次需要研究如何提高政務主體的法治認知水平，促使政務人員在政務活動中堅持法治理念。再次需要研究如何將誠信規范融入法治理念，強化法律對政務誠信的約束作用。

（2）政務價值觀構建中提升政務誠信。不能將政務僅僅理解為純粹的事務，政務具有公共性的價值內涵，有必要構建科學的政務價值觀，重新發掘政務內在的特定價值取向，真正將“執政為民”的價值理念滲透在政務活動中。

（3）政務誠信主體建設。政務人員的政務道德水平及政務價值理念是政務誠信建設的關鍵影響因素。如何促使政務人員堅持執政為民的目的性追求，樹立服務、負責的現代政務價值觀念，需要研究政務人員的誠信教育，設定誠信教育內容和制定誠信教育計劃；其次要重新探討如何將誠信標準融入政務人員的選拔、考核、評價、激勵機制建設，加強政務誠信體系、信用制度建設。

（4）政務誠信環境建設。第一，政務誠信制度建設研究。完善政務人員選拔和人事考核制度研究、政務公開制度建設、政務誠信獎懲和激勵機制建設研究；加強網絡誠信制度建設研究，有效解決電子政務發展過程中的政府網站不更新、電子政務形式化、政務信息公開不落實、政務論壇“刪帖”、“拉黑”等失信問題。

第二，政務監督體系研究。如何構建政務監督的內外部體系，有效落實行政系統內部監督制度和其他國家機關以及社會團體、新聞傳媒、公民個人的外部監督體系。還需研究如何完善公民、社會團體的監督，防范社會監督陷入形式主義的窠臼，探討內外部監督如何相互結合、互相補充、協調互動。

第三，政務誠信與社會良性互動研究。政務誠信作為主體的政務對客體公眾的一種誠實不欺、信守諾言的行為，也是客體公眾對政務主體的一種行為評價，需要公民的信任支持。民眾若總是懷疑和猜忌政務行為中權錢交易、潛規則、腐敗等盛行，負面的刻板印象也會造成公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通過公民教育和政務參與提高公民素養，防止存在于公民頭腦中的先驗認知影響政務誠信建設，解決民眾對政府的高期望與正常政務活動滿足期望的落差問題。

子課題之三:市場經濟與商務誠信文化建設

1、商務誠信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文化訴求

（1）商務誠信的文化意義。誠信對于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國內外學者都有論述，但是從文化的視角去論述的尚少。經濟活動并非是純經濟的活動,經濟活動中內含著非經濟要素，即文化要素。經濟活動中文化要素不僅指知識性的、技術性的和管理性的內容，還包括精神性的文化要素，并且精神性的文化要素在人的經濟活動中起著支配導向的作用。誠信文化屬于精神文化，誠信對于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僅對于人們的經濟活動具有積極合理的價值指向，而且成為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市場經濟就是一種信用經濟，且不說金融銀行業本質就是信用經濟，從市場經濟活動本身特性以及客觀結果來看，誠信謀利也是創造財富和發展經濟的基本要求。誠信能降低交易成本，是獲利的條件；誠信能創設安全良好的交易環境，這必然有助于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因此，課題將研究如何充分挖掘誠信精神對于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

（2）商務誠信的文化內涵。第一，本課題將從商務誠信的基本涵義入手，厘清現代社會商務與誠信的內在邏輯歸路，從誠信的法律意義和道德價值范疇兩方面來把握商務誠信的合邏輯性與合目的性，從理論上把握商務誠信與商務（商務主體、商務活動過程、商務效率）的內在關聯）第二，研究電子商務誠信的特殊性。隨著現代電子信息技術的出現，當前商務活動的主體、活動空間、商務模式都與傳統商務活動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要從現代商務活動的新變化、新特征之于誠信的新要求來研究當前商務誠信，需要厘清現代電子商務活動對誠信的挑戰。如誠信主體虛化、誠信監控困難等問題。

（3）商務誠信與其他誠信的關系。通過論證商務誠信的基本內容和特征，闡述商務誠信獨特性，研究商務誠信在整個社會誠信文化體系中的地位，研究商務誠信與政務誠信、社會誠信、司法誠信之間的關系，以及相互之間的影響程度、影響方式和影響機制。

2、商務活動中利益原則與誠信價值的博弈

（1）商務領域的義利博弈。隨著經濟社會的轉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現代化促進商務活動的普遍化，經濟活動的逐利原則無限膨脹，解構了傳統社會經濟活動的信任與道義，商家誠信缺失的現象比比皆是，而且愈演愈烈。“無商不奸”、“無商不假”的感受與評價充斥于這個文明的國度，誠信成為稀缺物。但是義利博弈的真相如何？需要通過實證調查得到真正的結果，這也是進一步推進商務誠信文化建設研究的前提。

（2）義利博弈的調查研究。調查內容包括：第一，商務活動主體義利觀；第二，商務活動主體誠信認同度；第三，商務活動主體誠信踐履度；第四，商務活動相對客體和消費者對商務主體誠信的評價；第五，商務誠信對其他領域的影響程度。調研對象涵蓋實體商務和電子商務兩大領域，選擇對象考慮點和面的結合、不同商務領域和不同層次人員的兼顧。

（3）義利博弈的現狀分析。第一，商務誠信總體評價，既描述靜態，亦預測未來趨向，總結出我國現代商務誠信的特點及趨勢，為我國商務誠信建設提供現實依據；第二，商務誠信外在影響評價和其他領域誠信對商務誠信的影響評價；第三，商務誠信問題的原因分析，擬從經濟社會轉型、網絡技術發展、利益權力分化、法律制度設計、多種文化思潮激蕩、社會心理變遷等諸方面分析我國商務誠信現狀形成的根源和條件。

3、商務誠信文化建設的思路與對策舉措

（1）尊重商務活動特殊規律的誠信文化建設思路，堅持義利并舉的文化建設理念。商務活動與其它領域的人們交往有所不同，其活動的本質是謀利活動，離開了謀利則不成為商務，因此文化建設也要遵從商務謀利的前提來思考。商務領域的誠信文化建設，倡導誠信并非否定商務活動謀利的本質，應當更有利于商務主體的獲利效果，目前的問題是誠信得不到更多的利益、不誠信反而獲得了更多的利益，致使誠信敗給了虛假。因此商務誠信建設必須堅持義利并舉理念，摒棄不切實的誠信口號。

（2）建立完善支持商務誠信的規章制度。第一，商務主體內部建立完善支持誠信文化的規章制度，促成誠信價值為核心的企業文化；第二，商務行業各種協會形成支持誠信經商的行會行規，形成“褒誠譴假”的文化輿論與道德壓力；第三，政府建立完善支持誠信文化的監管制度，包括獎懲與曝光制度，嚴厲打擊各種假冒偽劣的行為。政府的監管制度關鍵在于落實，對于監管不到位的也應有懲治制度。

（3）研究商務誠信文化建設社會心理的問題。當前我國彌漫著濃厚的阻礙誠信文化形成的不良社會心理，如“無商不奸，無奸不商”、“為富不仁，為仁不富”等社會心理勢必影響人們的誠信取向。所以要通過加強對商務主體尤其是企業家職業誠信教育以及消費者的誠信教育和維權教育，改變他們的誠信價值觀和行為取向。

子課題之四：社會轉型與社會誠信文化建設研究

1、誠信文化系統中的社會誠信

（1）社會誠信概念的界定。從文化的視角來研究社會誠信的內涵，吸取中國傳統誠信倫理的精華，著重發掘社會誠信中的精神道義，以現代社會生活中感人的事例來闡釋社會誠信的文化內質和現代意義。

（2）社會誠信與其他誠信文化的區別與聯系。第一，社會誠信與商務誠信的關系；第二，社會誠信與政務誠信的關系；第三，社會誠信與司法公信的關系。

（3）社會誠信的主體系統研究。第一，學術系統是社會的理論探求領域，以科研探索真知，以教育傳學立人，誠信是其基本要義，學術系統誠信失陷侵損社會誠信根基。第二，專家系統踐行專業知識，其行為主體以自身掌握的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術，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內樹立權威并發揮重要社會影響，作為科學知識應用領域的主力，專家系統堅守誠信理念、恪守專業素養對社會誠信建設有重要意義。第三，媒體系統是社會信息發布與傳播的主要平臺，影響公眾最終接收到的信息內容，社會誠信建設必然要求媒體系統堅持對客觀真實的追求。第四，社會團體系統不僅提供公民參與社會誠信文化建設的交流平臺與支持資源，同時自身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社會團體系統誠信文化是社會誠信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五，人際交往系統貫穿人們社會交往全過程，誠信是人際交往的必要前提，社會誠信建設必然包含對社會交往系統的誠信考量。以社會活動主體界分的五大社會誠信系統是社會誠信的支柱性系統，然而當前五大系統皆存在不同程度的誠信缺失問題，包括學術系統的學術造假現象、專業系統的高科技詐騙、媒體系統的信息失真、社會團體系統中的慈善危機、人際交往系統中“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的信任危機等。五大系統陷于誠信危機的漩渦，影響系統自身持續發展的同時反噬社會誠信，因此五大系統的誠信建設是當前社會誠信建設面臨的重大難題，也是社會誠信建設研究的重要內容。

2、社會誠信現狀調查與研判

（1）社會誠信現狀的調研。第一，搜集整理近年來社會失信典型事件，通過分類和針對性的分析，說明當前社會誠信現狀；第二，通過問卷調查及數據分析社會誠信現狀表現；第三，通過橫向和縱向的比較，說明當前社會誠信質的表現。或者說，“誠信危機”在社會層面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又處于何種狀態？

（2）社會誠信現狀評析。第一，對調查的社會誠信現狀全面的分析評價；第二，對流行于社會的不客觀的社會誠信評價的評價，對虛假妄斷的社會誠信評價進行社會心理學的解析，批判其助長不實之風的危害社會的后果。第三，社會失信及其安全范圍的研究。社會失信問題確實引發了國人的關注，但其中一些問題并非社會失信本身造成的，不僅如此，社會失信是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會存在的問題，無論相關的制度如何完備都不可避免。在這種情形下，當今社會誠信狀況究竟處于何種狀態下，對社會的危害性是否處在安全范圍之內，需要我們通過大量數據分析和理論提煉作出評估。

3、社會失信成因多元解析

（1）社會失信的心理學解析。誠信是人在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影響下道德心理變化的表現，轉型期社會心理是當前社會失信普遍化的原因之一。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提升了自由話語空間的同時也強化了社會認知的從眾效應，當前人們社會交往帶有消極誠信的認知傾向，在認知的前階段即帶有不信任偏見；在接收信息時更多關注失實、不誠信等負面信息，容易進入以偏概全的心理認知誤區，當前社會存在的“泛假心理”傾向很大程度上正是這諸多社會心理因素的合力結果。本課題要分析轉型期社會成員社會心理變化與社會誠信之間的關系。

（2）社會失信與市場經濟關系辨析。盡管有不少人將社會失信歸結為市場經濟的副產品，但市場經濟本身卻是以貨幣為媒介的信用經濟。西方各種運行多年的市場經濟也說明社會失信與市場經濟并無直接關系。當然，這并非說市場經濟與社會失信毫無關系，本課題將在經濟學視角下探查當前社會誠信缺失的內部機理和外部原因。

（3）社會失信的文化解讀。失信是一種綜合文化影響下的心理異化過程，因此探討社會失信問題必然涉及對社會失信產生影響的各種文化因素。其中涉及新傳媒時代各種傳播平臺對社會誠信的影響，特別是“壞榜樣事件”因新興傳播渠道、傳播中介的放大、扭曲對社會誠信的影響。

（4）社會失信的制度層面審視。當下政府公信力下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盡管社會誠信并非導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唯一原因，但卻也是主要原因。不僅如此，民間關于社會失信事件的集體圍觀中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將責任歸咎于政府。因此，本課題將就此展開深入研究，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厘清造成社會失信的制度層面原因。

4、構建社會誠信文化精神高地的對策思路

（1）社會誠信價值觀念的培育。社會誠信建設面臨兩大難題：一個是外在誠信價值觀內化的問題，另一個則是誠信價值觀社會化的問題。社會誠信的建設涉及人的精神觀念，需要根據人的接受心理，研究如何實現誠信價值理念生活化的問題，使之契合常情，探討滲透式、隱蔽式的價值觀引導與培育方法。同時，還要研究社會誠信價值觀如何形成的社會環境，以社會誠信道德生態倒逼誠信精神內化，解決誠信價值觀社會化的問題。可以從下述幾個方面來思考：一是形成社會輿論，以社會主義榮辱觀來倡導社會誠信，以誠信為榮，失信為恥，形成強大的道德輿論，改變社會“泛假心理”的傾向，倡導信任的社會健康心理傾向和崇尚誠信的社會風氣。二是要營造“熟悉人”的人際環境來增進社會誠信。三是通過學術規范的嚴格執行和學術道德輿論機制重建學術誠信的精神高地。專家權威是誠信道德建設的重要對象，他們的誠信行為對整個社會有導向的作用。媒體系統特別是網絡媒體客觀存在著道德兩面性的特點，問題是誠信建設要充分利用網絡來傳播誠信人和事，網絡的自律和監督是誠信觀念培育的重要手段。

（2）社會誠信體系的制度性構架。社會誠信體系要獲得制度層面支撐，這主要通過完善信用法律法規、健全信用制度、搭建誠信的制度框架來實現。具體而言，第一，通過法律來規范、框約社會誠信。誠信更多層面上是一種道德性的自律，如若缺乏法律層面的他律約束便不能持久化和規范化，因此，社會誠信體系的構筑需要建立一套完備的法律支撐體系。第二，建立個人信用登記、查詢、評估制度。信息不對稱是社會失信的一個重要原因，由于信息不對稱，社會失信行為便肆無忌憚，為此，必須增強信用的社會透明度。第三，配合相應的失信懲戒制度，對失信行為進行威懾。社會失信行為的放任往往造成其社會危害的幾何倍數擴散，因此，必須要使得一些嚴重的社會失信行為主體得到必要的社會制裁，懲戒機制的威懾力將有效地減少社會失信行為。

（3）社會誠信體系的運行。自本世紀初以來，社會誠信體系的構想不絕于耳，但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卻明顯滯后，究其原委，主要是在社會誠信體系建構的過程中沒有處理好幾個問題。第一，社會誠信體系建設需要采取政府推動、市場運作和全民參與的聯動模式，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缺席都會導致這個系統無法正常運轉，特別是第三方約束機制的建立和發揮作用。第二，征信系統需要集中資源，完整信用記錄、統籌管理。目前中國的征信活動主要圍繞借貸關系產生，信用資料不全、行業和區域壁壘深厚。這種狀況造成信用評價難以進行甚至失真，因此有必要成立相應管理機構對信用資料進行匯總，并依法進行統籌管理。第三，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設定社會誠信體系。國情和國民社會心理不同對社會誠信的要求也是不同的，過于理想化的目標設定和追求不僅難以付諸實踐，而且可能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

（4）社會誠信體系的保障機制。社會誠信體系的有效運轉還必須依賴于相關保障機制。首先，政府自身的以身作則，政府誠信對公眾發揮著示范和導向作用，因此在執政過程中是否廉潔、高效、規范就成為社會誠信能否提升的關鍵性因素。其次，全民社會誠信意識的養成，社會失信不僅增加著社會運行的風險和成本，也給社會成員帶來困擾，同時還降低其幸福指數。要保障社會誠信體系的正常運行還必須依賴于社會成員誠信意識的養成，這需要從教育和輿論引導等多方面開展工作。

子課題之五：誠信文化與司法公信建設研究

1、司法公信的文化解讀

從文化角度解讀司法公信，揭示誠信文化與司法公信的關系：（1）通過縱向爬梳理清司法公信的誠信文化根基，賦予司法公信多維文化內涵。（2）通過典型個案及學理分析，輔以社會調查數據驗證，綜合研究誠信文化影響司法公信的方式與結果，解讀司法失信背后的文化因素，以探討司法公信建設的文化路徑。

2、轉型期中國司法公信現狀評析

從歷史縱深與客觀現實雙向出發，綜合多方要素對我國轉型時期的司法公信現狀客觀評析：（1）通過歷史分析與現實比較，以傳統誠信文化為衡量尺度評析當前的司法公信現狀，即以歷史的眼光批判分析現實情況；（2）通過社會調查，綜合社會公眾、專家學者及司法系統自身、其他國家機關等多方評價數據，為司法公信提供客觀、量化的評價標準；（3）通過典型個案分析的社會評價，客觀反映我國司法公信現狀的社會評價。

3、轉型期司法公信建設的文化難題

當社會裹挾道德范式艱難轉型，當傳統文化積淀與現代社會發展脫節，文化困境就會成為掣肘發展的瓶頸，轉型期司法公信建設也面臨著一系列文化難題：

（1）司法公信建設缺乏軟性構件。梳理30年來司法公信建設的軌跡，不難發現司法文化建設的不足，司法建設中存在突出的重制度輕文化、重知識輕精神、重效率輕公正等問題。

（2）司法隊伍缺乏精神文化素養。當前司法人員隊伍的建設以專業知識為主，司法人員的專業素養中的精神文化因素由于考察操作性低而往往被忽略。

（3）司法制度欠缺誠信文化品質。司法公信建設離不開制度公正的保障，但如果僅從理性計量的前提來架設司法制度，而忽略制度設計的文化目的性考量，缺乏精神文化涵育，則容易導致制度價值異化而無法發揮司法公信效果。

（4）誠信文化建設滯后于信息技術發展。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為信息公開提供了條件，但先進技術缺乏精神文化的支持，網絡監督也可能成為“空場”。當前我國誠信文化與信息技術的落差正是司法公信建設面臨的文化難題。

4、以誠信文化推進司法公信建設

（1）研究司法制度中貫注誠信精神。司法制度體現誠信既要求司法制度設計包含誠信考量、體現誠信精神，也要求司法制度本身能夠為司法誠信理念的踐行提供制度保證。司法獨立、司法公開、司法監督是體現誠信并保證誠信的三項基本制度。在司法獨立方面，研究如何從中國的國情和政情出發，實施從橫縱管理關系逐漸向縱向垂直管理關系轉移的制度設計；研究司法垂直管理關系如何真正發揮司法獨立功能的條件，避免非司法部門的干擾，影響司法公正性；研究制度保障司法辦案不受社會影響的問題，只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誠信價值目標，杜絕媒體審判、民意審判。在司法公開方面，研究在不侵犯隱私權、商業秘密、國家機密的前提下，如何實現司法辦案進程網絡即時查詢，庭審網絡視頻直播，裁判文書公開，判決執行結果網上實時發布等技術與制度的問題。在司法監督方面，研究如何建立誠意接受監督的多方監督制度體系，保證監督主體的監督效力，平衡監督主體監督效力與司法獨立性，一方面司法過程接受內外部監督，另一方面堅持獨立辦案，在合乎法律規定情況下有理有權不接受監督主體的意見。研究司法監督制度的設計如何保證真監督，而非制度擺設，使監督制度設計既符合誠信公正的原則，又要具有可行性。

（2）研究司法過程中制度如何保證辦案人員始終堅持客觀公正、誠實守信的價值理念。在司法辦案過程中真實性、公正性貫穿始終，立案環節保證當事人身份材料的真實性；偵查環節堅持客觀事實，真實、完整地反映案件事實及偵查情況；審判階段嚴格審查法律關系的真實性，保證判決結果的公正性。司法過程嚴格遵守法定程序，這既是誠信司法的基本要求，同時也使民眾通過既定法律及案件情況預測司法結果，從而給予司法更多的信任；制度保證司法辦案結果的執行力，如果判決結果對當事人沒有實際約束力，則司法權威與司法公信將蕩然無存。司法過程是司法公信遭到質疑的主要方面，是課題研究的難點和重點之一。

（3）司法人員誠信修養的提升。制度再精良，關鍵還要靠人去執行，司法工作人員的誠信修養對于司法公正建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培育誠信修養需要軟硬兼施：教育與制度的結合。在職能培訓中加入誠信教育的內容，灌注誠信理念，在司法環境中營造誠法、敬法、守法的誠信工作氛圍。司法隊伍的誠信修養還需要研究在各類考核監督指標里加入合理的公正、誠信指標，并有相應的制裁機制，提升司法人員的誠信素養。

（4）法治文化對司法公信力的倒逼機制。司法公信并非司法部門單方的誠信公正即可建立，還需要社會公眾的認同與支持。我國法治歷史較短，公民的法律知識與法治意識比較薄弱，不利于在社會范圍內推崇司法公信。雖然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民眾的司法監督提供便捷有效的渠道，卻引發了輿論審判妨礙司法獨立的新問題。課題要研究如何通過公民教育、法治宣傳，在全社會范圍內普及法律知識，樹立司法獨立理念，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識。一方面為公正合法的司法活動贏取社會理解與支持，另一方面通過公民社會的法治要求倒逼司法公信建設。

（5）傳媒誠信文化推進司法公信建設。網絡等新傳媒一方面可以形成誠信文化張力，對司法誠信提出更高要求，對司法公信建設形成倒逼之勢；另一方面，實事求是、公正誠信的網絡文化不僅可以提升網絡司法監督的效力和可信度，而且可以通過真實的信息發布、溝通解釋獲得社會的公正評價，為司法爭取更多理解和信任。研究網絡文化誠信建設推進司法公信建設的思路與舉措。

五、重點與難點

1.如何從文化的向度解析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的各自內涵和辯證關系？既是本課題的重點又是難點。對此，可以通過分門別類研究和系統整合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突破。

2.如何評估社會轉型期我國誠信文化的總體狀況并使之具有說服力和可信度？這對當前的誠信文化建設極其重要，同時又有很大難度。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大量的社會調研、案例分析和走訪談話，獲得第一手材料和最可靠信息，以此為基礎進行評估。

3.我國是一個有著誠信文化優良傳統的國家，為什么當前我國誠信文化建設還面臨著那么多的困境？這既是理論上的難點，又是實踐中的難題。可以通過考察西方社會轉型期誠信文化狀況的共性因素以及社會轉型期的制度特征、利益格局和社會心態來尋求解釋。

4.在當前的時代特點和社會背景下，如何找到我國誠信文化建設的有效途徑和可操作模式？是本課題研究的目標指向，既十分重要又無比艱難。這既要立足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推動我國傳統誠信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又要合理借鑒國外誠信文化建設的有益經驗，從精神建設、制度建設、行為建設和技術建設諸方面尋求突破口。

六、研究計劃

1、研究團隊

（1）總負責：余玉花

（2）子課題一

負責人:余玉花

參加人:王榮發、解超、卜玉華、段江波、唐中毛、程德慧、石勇、

張建榮、孔文清、李敏

（3）子課題二

負責人: 彭定光、郝宇青

參加人: 鄯愛紅、王建新、陳洪連、宋錦州、阮博

（4）子課題三

負責人:陸曉禾

參加人:徐大建、蔣錦洪、莊志民、任重道、張艷新、張衛偉

（5）子課題四

負責人: 傅紅春、姚曉娜

參加人: 瞿鐵鵬、楊麗萍、安秋玲、胡潔人、宋臻

（6）子課題五

負責人:王景斌

參加人:蔣德海、陳融、李穎、熊瓊、王鑫

（7）調研工作及其他：陳正桂、丁香桃、李艷、張曉飛及研究生

2、研究進程

（1）（2012．6--2012．7）課題啟動：召開項目開題大會，對課題研究大綱、課題內容、課題的重點、課題研究的著力點等進行細致的討論與論證，進一步明晰研究的思路，在聽取專家的意見上，形成更完善的研究方案。研究內容的細化與分工具體落實。子課題研究組分別開會，研究課題的細化方案，分工落實，明確各自任務，為課題的順利進行打好基礎；添購必需的研究工具，為科研提供充足的物質條件。

（2）（2012．7-2013．3）調研啟動與展開：召開調研動員會議，展開調研問卷的設計，選擇和確定調研點與調研對象。（1）成立若干調研小組，（2）按計劃要求進行調研，（3）調研數據處理和結果分析，（4）形成調研報告，（5）召開調查總結會。調研內容包括：社會誠信現狀的總體調研；社會民眾對誠信問題關注度的調研；典型事件對社會誠信度的影響調研；若干誠信文化建設舉措與結果之間關系調研；誠信主體的誠信踐履度調研等等。

理論研究啟動，購買國內外相關的圖書文獻資料，進一步搜集國內外的誠信理論、誠信危機研究、誠信文化建設等方面的理論資料，關注世界各國誠信文化建設發展動態，進行動態研究，搜集世界各國解決各類誠信危機的案例，進行資料分類及其分析，形成資料性成果。產生少量論文成果。

（3）（2013．3-2014．2）調研報告成果產生。理論研究第一階段：各子課題理論研究同時進行。子課題組分別召開小型研討會，圍繞“社會轉型期與誠信文化系統建設”、“西方誠信文化建設借鑒”、“中國傳統誠信文化現代轉化”的主題召開研討會，產生以論文為主的階段性的課題成果、1-2篇專報成果。

（4）（2014．3-2014．12）理論研究第二階段：在調研獲得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理論研究與對策性研究進入實質性的階段。召開研究進程的工作交流會，召開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產生若干研究成果。

（5）（2015．1-2016．3）課題完成階段：最終成果的撰寫、統稿工作，征求專家意見研討會，修改草案與完善，完成最終成果。

（6）最終成果形式:專著文稿：社會轉型期我國誠信文化系統建設研究。

其他成果:系列論文；若干份調研報告或專報

3、研究措施

（1）完善課題計劃；

（2）課題組成員的調整（根據子課題的調整所進行的人員調整，子課題負責人的調整，個別子課題設雙負責人；

（3）專題研討、會議交流、專家咨詢、個人研究與集體研究相結合；

（4）經費資助。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