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實踐初探

【摘要】文化實踐是人類改造世界過程中創造文化產品和形成精神成果的對象化活動，它在實踐的自主性、創新性和超越性方面都表現出與其它社會實踐形式不同的特質；社會和文化發展的現實促使我們日益關注文化實踐形態的重要作用，正確看待文化實踐在社會總體實踐中的地位；處理好文化實踐中觀念形態與實踐形態、多樣性與主導性、民族性與世界性、傳統性與現代性的關系，有利于我們增強文化建設中的自覺性、自主性和自信心。

【關鍵詞】文化實踐；文化觀念；社會總體實踐；矛盾關系

實踐范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范疇，實踐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用以觀察一切問題的主要觀點。經濟實踐、政治實踐、文化實踐是社會實踐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共同構成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動力系統。隨著文化軟實力在一國綜合競爭力中的地位不斷凸顯，對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以及表現形態的研究成為重要課題。英國后現代主義理論家齊格蒙特·鮑曼在《作為實踐的文化》一書中把文化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作為概念的文化、作為結構的文化以及作為實踐的文化。他通過研究表明，“文化就是將知識和旨趣融為一體的一種人類實踐的方式”。（鮑曼，第285頁）他認為文化的實踐形態激發了文化的內在矛盾，因而對文化發展以及人類社會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但通常人們對文化研究的關注點更多地集中在其觀念活動或觀念形態上，往往輕視甚至忽略了文化的實踐形態。實踐的豐富性以及文化的多樣性為我們在當代反思文化的實踐形態提供了重要啟發。直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和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現實，闡明文化實踐的內涵、特質、在社會總體實踐中的地位，把握好文化實踐發展過程中的矛盾關系，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把握文化的本質和發展規律，從而增強文化建設的自覺性。

一、文化實踐的內涵與特質

文化自產生以來就是與實踐密不可分的，是始于實踐、依存于實踐并以實踐為其重要表現形態的。在西方語境中，英語和法語中的文化（culture）一詞均來源于拉丁語的農業詞“cultura”，最初的意義為土壤的培育、耕作及加工成果，后來逐漸被引申到人類精神生活領域，用來指稱對人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培養。在中國的語言文化系統中，文化最初是分開使用的，“文”意為紋理，“化”意為教化，后在西漢時期合用為文治教化之意，劉向提出“凡武之興，謂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說苑校證》，第380頁）文化在中西方的發展和演進一直都是與實踐密不可分的。文化實踐不但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表現形態，而且是文化觀念得以產生的基礎，是文化反作用于經濟、政治進而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因素。文化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精神性力量離不開對其實踐形態的研究和認知。哈貝馬斯認為，“不但‘文化’為‘自我和他人互動’提供了‘文化知識傳遞’的資源，而且‘個人’也通過‘自我和他人互動’實現了‘文化知識的再生產與創造’，由此文化傳統得以形成。”（Habermas，第253頁）在哈貝馬斯那里，文化實踐與文化交往是理解社會結構及社會發展的有效途徑。

文化實踐是人類改造世界過程中創造文化產品和形成精神成果的對象化活動。它是文化生產的參與者憑借一定的社會關系，創造出反映或體現自然、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等內容的文化產品的過程。葛蘭西特別強調無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他指出，文化實踐作為一種“絕對創造性活動”是與文化以及人的現實的歷史活動聯系在一起的。（葛蘭西，第28頁）文化實踐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與人的現實的歷史活動，與文化的生產、交往、消費密不可分。當今世界文化產業的興起、文化消費的興盛以及文化交往的日益頻繁都與文化實踐息息相關。文化實踐建立在經濟實踐和政治實踐的基礎之上，并受其制約；同時，文化實踐與經濟實踐、政治實踐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交融，并以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式得以積淀和傳承。

我們可以從文化實踐與文化活動、精神生產以及其它社會實踐形式的關系中進一步理解其內涵。首先，文化實踐是人的文化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實踐屬于人類文化活動的一種，但并非所有的文化活動都表現為文化實踐。文化活動既表現為實踐的活動，又表現為觀念的活動，二者通過文化的中介系統共同組成文化活動的總體。其次，文化實踐與人的精神生產緊密相連。文化實踐與文化觀念相對應，而精神生產則與物質生產相對應。精神生產以社會心理和以往的精神生產活動成果為源泉，把自己的活動在物質載體中呈現出來，成為可以感知和傳播的精神產品以及轉化為現實的技術或制度。文化實踐是精神生產的形式之一，它不同于其它精神生產之處在于，文化實踐把文化觀念以藝術作品、教育活動、道德踐履、文化產業等形式呈現出來，從而塑造著人類的文化內涵，使人成為特定時代特定的“文化人”。再次，文化實踐與經濟實踐、政治實踐息息相關。在社會總體實踐中，一定社會的文化實踐建立在經濟實踐、政治實踐基礎之上并受二者發展水平的制約，同時，文化實踐作用于經濟實踐和政治實踐，進而成為改造世界的現實性力量。任何社會的發展都是在經濟實踐、政治實踐和文化實踐的共同推動下實現的。

文化實踐既有同其他社會實踐的共同性，同時又具有自己的特點。一是從實踐的自主性看，文化實踐的主體更為多樣化。經濟實踐和政治實踐主體的利益分化，必然會引起文化實踐主體的相應變化，即由過去單一性、模式化向多樣性、自主性轉變。文化實踐往往是參與主體的自覺自愿的活動，文化消費也表現為消費者獨立自主地選擇適合自己的文化產品，因而符合參與主體的興趣和意向。正如馬克思所說：“對象如何對他說來成為他的對象，這取決于對象的性質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本質力量的性質……從主體方面來看：只有音樂才能激起人的音樂感，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說來，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頁）二是從實踐的創造性看，文化實踐具有非重復性和預見性。有別于經濟實踐、政治實踐所表現出的創造性特征，文化實踐的創造過程具有非重復性。形式上看似重復的文化實踐過程，通過文化傳統的傳承以及自我和他人的互動實現了文化知識的再生產與創造。文化實踐不但能夠在繼承人類優秀思想文化資源基礎上創造出新的文化產品，而且能夠對社會未來發展趨勢做出預測。與物質產品的消費過程與消失過程所呈現出的一致性不同，文化消費是消費舊文化產品與創造新文化產品的統一。通過參與主體的文化實踐，文化產品轉化為消費者主體的內在精神活動，從而實現了文化的再創造。三是從實踐的超越性看，文化實踐的目標趨向自由。文化實踐通過對實踐否定性本質的反映、積淀、蒸餾和內化，實現了人對現實世界的否定和揚棄，并通過各種否定提升人的主體地位，并最終把超越性的目標定位于“真”、“善”、“美”的自由境界。“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56頁）換言之，在馬克思那里，文化實踐的領域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實踐以其超越性趨向自由的典范。

由以上文化實踐的特質我們可以看出，文化實踐與文化的生產、交往以及消費密不可分，我們可以把文化生產、文化交往和文化消費看作是表征文化實踐的三種基本樣態。文化生產通過由內容、符號和媒介組成的完整結構成為文化實踐的基礎和前提，文化生產所產出的文化產品也是進行文化交往和文化消費的必要條件。文化交往則通過一個文化系統內部各部門之間以及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的交往實踐，實現彼此的溝通、解釋和共識，從而為不同文化主體提供共同認可的行為規范或者合法自在的發展路向。文化消費通過主體對文化產品的消費實踐，使之轉化為消費主體的精神傳播活動，從而開啟新的文化實踐過程。文化消費本質上是文化實踐的再創造過程。正像伊格爾頓指出的那樣，“文化和社會生活再一次緊密結成聯盟， 但這時則是表現為商品的美學形態、政治的壯觀化、生活方式的消費主義、 形象的集中性， 以及最終將文化變成一般商品生產的綜合。”（伊格爾頓，第33頁）文化生產、文化交往和文化消費相互影響，共同表征著文化實踐發生、發展的過程。對文化實踐內涵、特質以及表現樣態的界定和闡明是我們對其展開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礎和前提，只有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才能合理定位文化實踐在社會實踐總體中的地位并把握其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關系。

二、文化實踐在社會總體實踐中的地位

文化發展水平在當今逐漸成為衡量一國綜合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文化軟實力對社會發展整體水平的影響也在逐漸凸顯，但文化軟實力的實現離不開文化實踐的推動。根據相關資料顯示，美國的文化產業占世界文化市場的份額已經達到41%左右。美國通過文化產業化的實踐已經造就了其文化強國和文化大國的地位，好萊塢、麥當勞、迪士尼等國際知名文化品牌在全球不斷開花結果。韓劇、網游、動漫在全世界的風行不但促進了韓日文化產業的發展，而且使它們的綜合國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孔子學院已經在全球建立了300余所，它作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實踐形式，與其他文化實踐形式一道，正在促使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在世界范圍內逐步提升。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實踐發生和發展的現實提示我們，不僅要看到文化實踐在推動社會發展中的現實作用，而且要注重從哲學層面認識文化實踐在社會總體實踐中的地位，進而把文化實踐理解為社會總體實踐的重要形式之一。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的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實踐構成了社會關系的發源地以及社會生活的基本領域。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提出：“人的社會活動，不限于生產實踐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斗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283頁）可以看出，毛澤東是把“科學和藝術的活動”作為人的社會實踐的基本形式之一的，究其實質來講，這里的“科學和藝術的活動”指稱的就是人類的“文化實踐”活動。社會實踐的形式多種多樣，其地位并不是均等的。生產勞動實踐相對于其它社會實踐形式而言具有基礎性，處理社會關系的實踐、文化實踐都是建立在人類生產勞動實踐基礎之上的。一般來講，要成為社會實踐的基本形式應具備兩個重要條件：首先是社會實踐主體的絕大多數參與其中，其次是能夠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產生十分全面的、深刻的、久遠的影響。人們通常把社會實踐的基本形式劃分為生產勞動實踐、處理社會關系的實踐和科學實驗，但隨著文化實踐在社會總體實踐中影響的不斷凸顯，我們認為有必要把文化實踐也作為社會實踐的基本形式。生產勞動實踐和處理社會關系的實踐無論是在參與主體的廣泛性還是影響的全面性、深刻性上，都是同時滿足這兩個基本條件的。科學實驗在社會實踐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占據著重要地位，對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產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在由科學實驗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過程中，具備專業技能的科技人員和普通民眾共同參與其中，其參與主體也具有廣泛性，因而科學實驗是社會實踐的基本形式。反觀文化實踐，它的參與主體涉及教育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新聞傳媒工作者以及普通民眾等等，其參與主體可謂非常廣泛。文化實踐與經濟實踐、政治實踐相互滲透，進而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響可謂極為深刻。事實上，要使科學實驗的成果為社會大眾所掌握進而轉化為變革社會的物質性力量，同樣離不開教育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們的教育和傳播實踐。文化實踐和經濟實踐、政治實踐、科學實驗一樣具備成為社會實踐基本形式的重要條件，理應作為社會實踐的基本形式。

伴隨著網絡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物質生產實踐在社會總體實踐中的影響相對減少，而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實踐的比重則逐漸上升，地位不斷顯現。但由于種種原因，人們往往從觀念形態把文化理解為對經濟和政治產生反作用的精神性因素，而對文化的實踐形態在文化自身發展和社會總體實踐中的地位和作用要么視而不見，要么認識不足。不僅如此，文化建設自身也存在“一手軟”“一手硬”的問題。文化的觀念形態在各個領域以各式各樣的形式得到強調，人們對科學技術、道德觀念、藝術理念，價值觀念、文化創意等等的價值有了不同程度的重視，但對由文化實踐推動和實現的科學技術的應用，道德觀念向人們道德實踐的轉化，藝術理念向現實藝術創作的轉化，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向受教育者內在素質的轉化以及由文化創意向文化創意產業轉化的實踐缺乏足夠的認識。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方面，由文化實踐確證和帶動的文化軟實力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和衡量一國綜合競爭力的主要因素。西方發達國家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開始制定各國的文化發展戰略，并通過文化產業化之路造就了他們文化強國的地位。以美國為例，其文化產業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目前已達30%左右。中國也在21世紀之初正式把文化發展戰略納入國家發展主題，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戰略目標。另一方面，文化實踐已經日漸與經濟實踐、政治實踐融為一體，共同推動著一國或者是一個民族的發展進步。在當代，人們已經難以清晰地把經濟實踐、政治實踐和文化實踐區分開來，它們往往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對社會發展水平發生著影響。作為文化實踐的重要形式之一，文化產業的形成即是通過文化實踐實現文化向經濟領域的滲透，從而達到文化對經濟的價值導向和提升作用的結果。以中國為例，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并使之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的目標成為當前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重要選擇。事實證明，文化實踐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在社會總體實踐中占有重要地位，理應成為社會總體實踐的重要形式。

三、文化實踐中的若干矛盾關系

我們不但要闡明文化實踐在人類社會總體實踐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要把握好文化實踐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關系。文化的觀念形態和實踐形態的關系，文化實踐中多樣性與主導性的關系，文化實踐中世界性與民族性的關系以及文化實踐中傳統性與現代性的關系是我們把握文化實踐規律性的主要切入點。對這些矛盾關系的把握，有利于我們增強在文化建設中的自覺性、自主性和自信心。

文化實踐中觀念形態和實踐形態的關系。文化實踐的進程與社會歷史發展的總體趨勢是一致的，但在現實生活中，文化發展的觀念形態與實踐形態之間卻存在著諸多具體的差異。在社會發展的有機體中，文化與經濟、政治的發展之間存在事實上的不平衡性。經濟實踐和政治實踐由于與人們的現實利益關系更為直接，往往受到人們的重視，而文化的觀念形態和理論表達往往滯后于人民群眾對文化實踐的現實需求，文化觀念形態向實踐形態的轉化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往往為人們所忽視。這其中既有文化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表現方式的影響，又有人們對文化研究的偏差于其中。事實上，由文化的觀念形態向文化的實踐形態的轉化以及二者的互動一直以來都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對文化發展和社會整體發展至關重要。文化要發揮其影響現實生活的實際力量，必須通過文化實踐由一定的物質實踐活動表現出來。如果缺失了文化實踐的推動，脫離了一定的物質載體、物質形式和物質實踐活動，文化觀念就難以對社會生活發生實際性的影響（參見郝立新），難以把觀念形態的文化資源真正轉化為一個國家或者是社會發展的“文化軟實力”。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構建的關鍵在于，通過文化的實踐形態將觀念形態的文化資源真正轉化為與國家“硬實力”相輔相成的“軟實力”。

文化實踐中主導性與多樣性的關系。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使得任何一個國家構建精神家園的愿望比以往表現的更為強烈，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文化實踐中正確處理主導性和多樣性的關系。文化實踐中必然要面對和處理的主導性與多樣性不是對立的，更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有機統一于文化實踐的過程之中。首先，文化實踐需要核心價值觀的指導。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代表著經濟上占主導地位階級的利益，往往成為文化實踐中的主導性因素。如果背離了主導性的要求或者放棄主導性，文化實踐就會因為缺失正確的價值導向而迷失方向。在當代中國，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我們的文化實踐，堅持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在文化發展的主導地位。其次，任何文化實踐都離不開多樣化文化資源以及文化發展的多樣性現實。每個民族和國家的文化都有自身的特性，從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多樣性表征著人類社會實踐本身的異質性特征，豐富和發展著文化實踐中主導性的內容和表現形式。脫離了多樣性的文化實踐會因為逐漸喪失吸引力和感召力而走向形式主義。我們不能無視當代文化實踐中內容、風格、形式和體裁多樣性的現實，也不能偏離文化實踐中的主旋律，而應該堅持主導性前提下的多樣性，發展多樣性基礎上的主導性，在主導性和多樣性的辯證統一中促進本民族文化的發展和繁榮。

文化實踐中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一國文化往往是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產物。伴隨著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推進，文化實踐過程中產生的文化民族性和文化世界性的關聯越來越密切。文化實踐中缺失了民族特色，不但不能夠扎根本土，更難以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同時，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文化體系也在自身文化實踐和文化交往中彼此融合、相互借鑒，最終達到相互共存和共同發展。如果削弱了文化實踐中的世界性，就難以吸收人類文化的思想資源，更難以使民族文化真正走向世界。正確把握文化實踐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關系，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場上展開與其它文化系統的溝通、交流與對話是文化發展和文化實踐中的應有選擇。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上海世博會的圓滿成功是中國民族文化實踐的重大事件。這不僅詮釋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深厚民族文化基礎，而且標示著具有民族文化魅力的中華文化正在形式多樣的文化實踐和交往中以全新的自信走向世界文化舞臺，得到世界上更多國家和民族的接受和認同，中華文化在“走出去”的文化實踐中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斷增強。完全放任自由的文化全球主義和漠視文化實踐世界性的文化民族主義都是我們在全球性影響日益擴大的今天應該避免的不良傾向。繁榮本民族文化的同時努力認清人類文化發展的整體趨勢，在民族性和世界性融合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發展是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在文化實踐中應有的明智選擇。

文化實踐中傳統性與現代性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發展都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之上融合傳統性和現代性的過程，任何文化實踐過程也都同時蘊含著傳統性和現代性的特征。我們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既不可能拋卻之前文化實踐所積累的傳統文化資源，也不可能無視當代文化實踐的最新發展而止步不前。事實上，每一時代的文化實踐所產生的積極成果，都作為文化傳統的神圣鏈條中的一環保存下來，成為新的文化實踐的歷史起點。伴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文化實踐中的傳統性和現代性因素相互交融，使現代文化體系得以不斷的生成和發展。通過文化實踐實現的文化不斷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并不是一個自發的演進過程，而是一個在文化實踐過程中對文化傳統不斷選擇以及對世界文化的發展趨向的合理預測的雙向互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揚棄傳統文化中那些消極的、保守的和落后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要繼承那些傳統文化中積極的、開放的和契合文化實踐時代特征的因素，激發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內在生機和活力，使其向著現代性的方向轉化。對中國而言，我們要按照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價值訴求，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規律，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要求，對文化實踐過程中的傳統性和現代性進行全面認識和積極揚棄，在傳統性和現代性的互動和雙向轉化中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在這一過程中必須避免兩者不良傾向：一種是忽略文化實踐中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的差異而夸大傳統文化的現代適用性的文化保守主義；一種是對傳統文化中具有恒久價值的因素視而不見，忽略文化實踐的傳統性中積極因素而夸大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差異的文化虛無主義。

結語

在全球化加速推進和信息化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需要全面把握文化實踐的內涵、特質，正確認識文化實踐在社會總體實踐中的地位以及把握文化實踐中的各種矛盾關系，重視由文化實踐帶動的文化競爭力在國家核心競爭力中的重要地位，領會文化實踐的“軟實力”中所蘊含的“硬道理”，用正確的理念指導解決文化實踐過程中的各種重大問題。我們要不斷突破妨礙先進文化發展的舊的思想觀念，突破文化建設中只重觀念建設而忽視實踐建設的片面性，促成文化觀念向文化實踐的轉化。要改變過去那種文化實踐只是由文化工作者來引領和踐行的偏頗觀念，充分激發蘊藏于人民群眾之中的文化創造活力，讓人民群眾真正成為文化實踐的“劇作者”和“劇中人”。我們相信，對文化自身發展規律以及文化實踐研究的不斷深入，有助于提升文化建設的自覺性和自信心，有助于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參考文獻：

鮑曼，2009年：《作為實踐的文化》，鄭莉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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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立新，2012-02-26：《文化軟實力的特點與提升路徑》，載《人民日報》。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來源：《哲學研究》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