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文書研究的新維度

　　新史料的發現，于史學研究的影響不言而喻，甚至可能會對傳統研究視角和研究范式有所突破。貴州清水江文書的發現，至少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對推動史學研究提供新的研究維度：

　　一是民族史。自民國以來，中國民族史深受中國通史研究范式的影響，體例上或按歷史朝代、歷史分期排列書寫，在各歷史時期分析各族群的交往歷史；或按族群分別章節，從起源敘述到演變、消亡，并討論其各個支系的變遷。其資料來源以漢文獻典籍為主。換句話說，中國民族史研究范式一方面以漢文獻記載為主要素材，另一方面按照中國通史范式編撰，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體性敘事和書寫。以往的中國民族史研究范式是建立在漢文化（字）基礎上的，少數民族史觀、少數民族敘事方式很少在其中得到體現，少數民族史料也大多不是民族史的主體內容和依據。與此同時，無論是民族“總史”還是族別史，皆著眼于民族間的差異性。清水江苗、侗文書的發現，不僅可以將多民族置于同一社會歷史世界中考察，推動民族史中多族共通、共同、共存的民族史研究——這正是當前中國民族史缺乏關注和研究的重要缺失之處——而且在民族主體性史觀、敘事和書寫方面均得到充分而必要的體現。

　　二是文明史。農業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等文明類型已得到學界甚夥且深入的研究。我國山地面積多達650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土地面積的67.7%；2300多個縣級行政單位中，有1500多個是山區縣（市、區）；全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有50個主要繁衍生息于山區；山區人口占全國人口的一半以上，農業人口的78%左右。據以上所列數據，是否可以斷定存在“山地文明”？是什么原因除了地理學研究山地外，其他學科很少關注山地文明？畢竟，清水江文書是山地經濟的產物，是山地文明的集中體現之一。以清水江文書文獻資料為出發點，一方面可以解讀考釋文本的經濟、文化因素，另一方面能考察文書背后的經濟、文化活動。清水江文書的發現，既呈現山地民族對山、地的獨特認知，也展示了他們對山地經濟的經營及其智慧，體現出與農業、游牧和海洋等文明迥異的一套文明形態。

　　三是家庭史。就文獻資料視角的中外家庭史研究來說，或以正史、方志、筆記、家譜等文本資料爬梳見長，多從“編寫撰作”文本梳理家庭發展演變歷史；或以少數民族婚姻習俗關系中整理家庭史，缺乏從歸戶性出發的大量家庭所藏文書來研究，也就是說鮮少從家庭內部“自我生成”的文書展開研究。清水江流域苗、侗家庭收藏幾份、幾十份，甚至幾百份文書屬“正常現象”，如是，對傳統家庭史研究而言，這些新發現的文書補充了從家庭內部文本進行研究的視野，甚至在方法上“重寫家庭史”也不無可能。

　　四是文書史。自近代甲骨文、簡帛文獻發現以來，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紛紛確立，尤其是敦煌文書、徽州文書等文書材料的新發現，繼之創立相關學科或研究領域，總結性的“中國文書史”提上議事日程。然而在清水江文書未大量面世以前，發現的文書以唐宋元明為主要特色和價值。清水江文書的發現，承接此前文書統續，連接清代、民國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書史”抑或“中國文書發現史”對中國學術發展的意義更加凸顯出來。展開清水江文書的進一步研究，對全面把握“中國文書史”具有不可或缺的學術價值和學理意義。

　　五是區域史。清水江文書的發現，最基礎和最根本的意義體現在區域史構建方面。一般認為，雍正四年（1726年）“開辟苗疆”之后，清水江流域才漸次納入中央王朝的統治范圍。此前有關該地區的記載語焉不詳，且多有訛誤。大量清水江文書的發現，為我們正確了解當地的歷史、社會、經濟、民族等情況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多民族共生共融的社會歷史文化特點，體現的是構筑和貫穿清水江流域文明發展史的歷史性根基，是多民族長期磨合和共同開發的結果。繼黃河、長江、珠江等流域得到廣泛深入研究之后，清水江流域獨特的區域史考察，因文書的發現，將可能開辟一條獨具特色的研究路徑。

　　六是人類學視角。同質性大，是初涉文書者的體會，甚至是對文書的一種普遍印象，以致有人主張不必搜集整理出版相似性、“重復性”如此眾多的文書，從而否認（事實上是認識不足）清水江文書的重要價值和學術意義。殊不知，因為清水江文書歸戶性極強的特點，使治文書者可以按圖索驥回到文書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土壤，回到“歷史現場”，探索每份文書背后活生生的“故事”。從人類學“詩學”的角度敘寫清水江流域，歷史的場景、家庭（族）的興衰、社會的結構、經濟的沉浮等區域文明樣態將一一呈現于人們眼前。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水江文書整理與研究”和年度項目“近500年清水江流域文明發展史研究”課題組成員，分別為貴州大學副教授、貴州省委黨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