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是資本主義價值文化，它是西方資本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現實化。這種價值文化在使人解放和自由的過程中發生了異化，最終走向了以資本增殖為軸心。其結果，雖然使個人從專制之下獲得了解放和自由，但為新的奴役力量即資本所奴役，而沒有真正獲得幸福。西方資產階級在構建其主流價值文化的過程中有不少經驗教訓，這些經驗教訓對于我國主流價值文化構建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鍵詞西方近現代 主流價值文化 構建 經驗 啟示

　　從人類思想文化史看，真正意義上的主流價值文化是在西方近代才出現的：西方近代以來的主流價值文化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具有明顯區別于其他國家或地區價值文化以及西方傳統價值文化的特征。資本主義價值文化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資產階級自覺構建的結果。今天看來，這種構建是人類社會自覺構建主流價值文化的一個范例，其中有不少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

　　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的基本要素及其結構

　　西方近代以來的主流價值文化，就是西方資本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現實化。就其核心結構而言，它大致上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即終極目標、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則。其中，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則各自又是成體系的，有不同的要素。它們與終極價值目標一起構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要素。

　　社會核心價值體系中通常都包含著終極價值目標，西方資本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終極目標是個人幸福。這種價值目標首先肯定幸福是每個人的，個人是幸福的主體，個人對自己負責，個人的幸福主要靠自己去追求和實現。社會在個人追求和實現幸福的過程中，只能為之提供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制定防止人們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相互妨礙和傷害的規則，并確保這種規則得到遵守。社會不承擔為個人提供幸福的責任，即所謂“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不過，后來的資本主義社會給自己增加了一項職能，就是為那些不能自食其力的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這種價值目標所確定的幸福，其內容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近代西方主要將幸福理解為利益，認為只要獲得了利益，人們就可以過上幸福生活，因此鼓勵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白手起家”，發財致富。于是，近代西方利己主義幸福觀盛行。20世紀后，西方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又將享受納入幸福范疇，不僅鼓勵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且鼓勵人們消費、享受，于是，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幸福觀又流行開來。

　　核心價值理念則是終極目標的具體體現，它們本身具有目的性，同時又是體現著終極價值目標的要求并服務于終極目標實現的，因此，它們在核心價值體系中具有核心地位。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核心理念有些變化，但沒有多大的實質性改變，有些核心理念還處于變化之中，未完全確定。就得到公認的而言，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有以下十個核心理念，即：利益、市場、科技、環保、責任、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其中前五個理念是與經濟生活直接關聯的，而后五個理念則是政治生活的追求，它們一起構成了資本主義核心價值理念體系。

　　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是以市場經濟為其基礎的，整個價值體系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利益。這里所說的利益最初主要是指經濟利益，在經濟生活中體現為資本，如金錢、土地、財富、人力資源，以及其他經濟資源，但后來進一步擴展到能獲取經濟利益的其他資源，如政治權力、教育機會、社會地位和名望等。這些非經濟類資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都可以轉化為資本。資本是可以增殖的，即可以帶來利潤，這樣，對利益的追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轉變為對資本增殖的追求。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和價值文化是以獲取利益尤其以資本增殖為終極目標，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也是以資本的增殖為追求和驅動力。資本主義價值文化因其推崇資本和追求資本增殖而具有了資本主義的性質。

　　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所追求的利益不像以前社會那樣靠自給自足或戰爭掠奪獲得，而是靠在市場經濟中通過自由競爭獲取。市場是人們獲取利益的主要戰場，而市場經濟則是這種戰場運行的機制。市場經濟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主要內容、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手段的經濟。這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有的，但只是在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中，它才成為社會經濟的唯一形式，才成為整個價值體系的基礎和支柱。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是在市場經濟興起和發展過程中催生的，西方資產階級在構建其價值體系的過程中不僅認可了市場經濟，且以市場經濟發展為取向并適應其發展而構建自己的價值體系，使之成為自己的基本價值理念。

　　科學技術與市場經濟不一樣，西方資產階級一開始就有意謀求其發展。不過這種謀求最初并不是為了發展市場經濟，而主要是針對中世紀的蒙昧主義。但當資產階級發現作為近現代知識的科學技術可以極其有力地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時候，它就致力于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技術成為促進市場經濟發展和改變社會面貌的主要力量�？茖W技術自古以來就存在，只是到了近代以后才成為以實驗為基礎的科學和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兩者的有機結合體。市場經濟發展必然會要求科學技術發展，而科學技術發展又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加速器，這兩者最終在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中、在資本主義實踐中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并大大增強了資本主義社會及其價值體系的物質基礎。

　　市場經濟與科學技術的相互促進一方面使西方社會經濟繁榮，另一方面又導致了環境和生態危機。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西方人的環保意識普遍增強，環境保護也就逐漸成了當代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一個重要價值理念。在當代西方，環境保護理念的含義已經從最初單純防止自然環境的惡化，逐漸擴展到保全物種、養護植物植被、保護生物多樣性、讓動物回歸、尊重動物的權利，以及為了保證社會發展而擴大有用自然資源的再生產，等等。今天，環保作為一種重要的價值要求，已經滲透到當代西方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實行環境保護，是西方人對自然也是對人類的生存環境負責態度的重要體現，但西方當代的責任理念不只是涉及對自然環境負責的問題，還擴展到了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逐漸納入西方價值體系的責任理念，是一個含義十分廣泛的概念。就其主體而言，不只是指個人，而且指企業、政府，乃至其他各種社會組織，特別是強調企業對客戶和社會的責任。就責任對象而言，不僅指對自然環境負責，而且指對社會環境、對他人負責;不僅對當代人負責，而且對子孫后代負責。就責任范圍和程度而言，不僅指直接責任，而且指間接責任;不僅指顯性責任，而且指隱性責任;不僅指當前的責任，而且指長遠的責任。對于當代西方來說，責任不只是指相對于權利而言的責任，也指并不與權利相對應、相匹配的一些責任;不只是指與社會角色相應的責任，也指具體角色之外作為一般人特別是作為人類成員應承擔的責任;不只是指責任主體應承擔的責任，也指對責任主體自己的行為負有的一切責任。

　　自由是資本主義價值文化最推崇的核心價值理念，這不僅因為自由是專制的對頭，只有自由才能取代專制，而且因為人們普遍自由是市場經濟得以存在和運行的條件。對自由有種種不同的理解，但作為資本主義核心價值理念的自由，其含義是確定的，這就是每一個人都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要如此，不僅需要每一個人有自由意識，而且要有允許人們擁有自由的環境，特別是社會環境。資本主義社會就是根據這種自由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對于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來說，除了法律之外，人們可以不受任何其他東西的約束，而法律本身至少在名義上是每個社會成員個人意志的體現。

　　資本主義是以人們自由地追求利益為動力機制的。由于人們各方面的條件不盡相同，因而追求所獲得的利益自然不相同，其結果是人們在結果或事實上不平等。從這種意義上看，資本主義是不平等的社會。但是，資本主義的價值文化又確實是肯定人人平等的，而且在實際生活中貫徹了這種平等的要求，只是這種平等不是結果的、事實上的平等，而是馬克思所說的“形式上的”平等。這種平等就是：人格的平等，即不論出身、種族、貧富、強弱、老幼、男女都有平等的人格尊嚴;權利的平等，即所有人都享有相同的社會權利;機會的平等，社會的一切機會向所有人開放;規則的平等，即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樣的規則適用于所有人。

　　普遍自由與社會結果或事實上的不平等是資本主義價值文化內在的深刻矛盾。在資本主義早期，這種矛盾并不明顯，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矛盾日益突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社會公正便得到了重視。社會公正的一般含義是使社會成員各得其所，對于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而言，其公正只能是這樣的，即：在肯定和維持自由競爭導致的社會事實上的不平等前提下，使自由與事實上的不平等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使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不至于導致嚴重的社會沖突。其實際的處理方法就是給社會的弱者提供適當的社會保障，使他們能正常生活下去，盡管不富有。因此，資本主義的公正實際上就是自由競爭加上必要的社會保障。即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社會成員各得其所。

　　當每個社會成員都成為自由的主體之時，社會就是民主的。民主實際蘊涵在自由之中。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民主不僅意味著每個人是社會的主體，更意味著各種社會利益集團(常常以組織的形式存在)是社會的主體。社會利益集團，特別是政黨，取代了公民而成為了社會真正的主人。資本主義早期的主權在民演變成了主權在利益集團，社會的政治權力最終落到了在政治競爭中取勝的政黨手中。資本主義的議會政治或代議政治，實際上是利益集團政治或政黨政治。相對于傳統的專制社會而言，當代西方社會確實是民主政治，但社會的主權不在民，而在掌握著政治權力的利益集團。一個利益集團能否掌握政治權力，雖然主要取決于它代表的階級或階層的經濟實力，但也取決于它能否兼顧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

　　法治是與民主相伴的，一個社會要成為真正自由、民主的社會，必須有法治作保障。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之所以推崇法治，就是因為只有法治才能維護資本主義自由和民主。資本主義法治的基本內涵在于，政治權力在法律的范圍內行使。在法律范圍內行使的權力不但不能侵犯個體的自由和權利，而且要維護和擴大他們的自由和權利，并確保社會秩序的正常。只有這樣，社會成員才能自由，才能成為社會的主人，他們自由競爭而不造成社會秩序的破壞。要使法律具有這種限制權力的作用，它本身必須是社會成員意愿和意志的體現。

　　基本價值原則是終極價值目標和核心價值理念的實踐要求。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作為一種完備的社會價值體系，包含著一系列體現其終極價值目標和核心價值理念的價值原則。我們可以列出其中基本的十條：一、個體至上原則(個體原則)，二、利己乃人的天性原則(利己原則)，三、天賦人權原則(人權原則)，四、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原則(私產原則)，五、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原則(自由原則)，六、人格、機會、權利、義務平等原則(平等原則)，七、個體主權原則(民主原則)，八、在法律下治理國家原則(法治原則)，九、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分權原則)，十、國家適度干預經濟社會生活原則(干預原則)。

　　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的根本性質和主要特征

　　近現代西方價值文化雖然看起來是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但其根本性質是資本主義的�；蛘吒�確切地說，它的出發點和目的是個人解放、自由和幸福。但這種價值體系在使人解放和自由的過程中發生了異化，最終走向了以資本增殖為軸心，資本滲透它的整個結構和功能，資本控制一切。其結果，個人雖然從專制之下獲得了解放，也獲得了自由，但根據這種價值體系構建的社會整個地被資本所控制，個人也因此為新的奴役力量——即資本——所奴役，而沒有真正獲得解放、自由和幸福。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它是個體主義價值文化，而應該說它是資本主義價值文化。

　　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從個體主義異化為資本主義是這樣發生的：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在最初設計的時候，其目的是要把人從一切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之獲得自由、平等和幸福。但這種最初的設計存在著以下問題：首先，在當時普遍貧窮的社會條件下，設計者只考慮到了讓人們自由地、平等地獲得財富(利益)，由窮變富，而沒有考慮到在自由平等的社會，其終極價值目標不能僅僅定位于利益。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才能帶來利益，以利益為終極價值目標實際上就意味著以資本為終極價值目標。以資本為終極價值目標就會使整個價值體系的運行都指向資本及其增殖，這樣就會使整個價值體系的結構和功能資本化。在這種資本化的價值體系中，資本統治著人，人為追求占有資本和實現資本增殖而生存，人成了資本占有和資本增殖的手段，于是異化就發生了。其次，設計者們只考慮到了讓每一單個的人解放、自由和平等，沒有考慮到人們之間存在的那些不可能完全克服的差異，后來的事實證明，在每一個人都能自由平等追求自己利益的情況下，這些差異導致了人們之間事實上的嚴重不平等。因為對這種可能導致的不平等缺乏意識，所以在價值體系設計時不會考慮如何避免這種不平等或將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再次，設計者們只看到市場經濟的積極方面，特別是過于看重市場經濟使社會富裕的作用，沒有考慮到不受控制的市場經濟可能導致自然資源迅速消耗、環境污染，以及導致整個社會和個人生活市場化和資本化，因而沒有考慮如何避免和克服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和影響問題。

　　有這三方面缺陷的價值體系設計所導致的現實是：人們的自由平等身份與利益追求、市場競爭三者相結合所導致的社會的兩極分化和整個社會的資本化。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在競爭過程中被分為富人和窮人，富人占有大量的社會財富和資源，而窮人則只能獲得最低的生活保障。那些在自由競爭中取勝的人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之間為維護和擴大自身的利益而競爭政治上的權力，經濟實力雄厚的利益集團往往在競爭中取勝并控制著政治上的權力。而在自由競爭中失敗或處于劣勢的普通社會成員則通常與政治權力無緣。在這種政治權力分配的格局中，他們沒有成為真正的社會主人，相反成了被統治者。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經濟和政治機會都是對所有社會成員開放的，所有的社會成員包括那些在自由競爭中取勝的人都得不斷地追求實力的增強，追求占有更多的資本，以便躋身于富人的行列，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他們都為經濟利益所驅動，為獲取更多的利益而生存，人的自由、幸福和全面發展無從談起。富人與窮人的劃分由于競爭的持續而持續，因而富人也需要不斷地賺錢，不斷地爭取政治權力。這樣，社會生活和所有人的個人生活實際上都資本化了，不僅普通人沒有真正的自由和幸福，那些富人、那些掌握著政治權力的強者實際上也沒有自由和幸福。整個社會就發生了全面的異化。如前所述，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最初設計所暴露出來的問題，為后來人所注意并加以改進，如為克服嚴重兩極分化而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等。但是，由于這一體系設計上的問題是根本性的，因而今天的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和文化仍然是有缺陷的，而且它們不可能在這個體系框架內得到克服和解決。

　　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資本主義性質，使它既不同于封建主義價值體系，也不同于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就與封建主義價值體系的區別而言，它不再像封建主義價值體系那樣追求統治者的長治久安，而是追求個體的自由和平等。它肯定個體至上，給個體以充分的自由和平等，創造條件、特別是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讓他們自由競爭，使他們在競爭中優勝劣汰。這樣一方面可以使社會充滿生機活力，使社會文明繁榮;另一方面也能維持社會的正常秩序。顯然，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更與人性相適應，更適應人類生存，因而它不僅戰勝了封建主義，而且經歷幾百年至今仍然生機勃勃、長盛不衰。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與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區別不在于追求社會成員個人的自由平等，而在于前者的終極價值目標最終異化成了資本增殖，而后者的終極目標則是普遍幸福，包括個人的自由和平等。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終極目標是利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資本增殖才能帶來利益。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力圖克服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資本化的缺陷及其導致的異化，使整個價值體系立足于全體社會成員的普遍自由和幸福，而不是立足于單個社會成員的自由平等權利。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尚處于構建的過程之中，它能否戰勝資本主義價值體系，關鍵在于它能否克服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異化，特別是社會的兩極分化和資本化。

　　近現代西方主流價值文化從個人主義異化為資本主義，或者說，它是資本主義價值文化，這是近現代西方主流價值文化的本質特征。除此之外，它還有幾個區別于封建主義價值文化和到目前為止的社會主義價值文化的特征。了解這些特征對于我們全面正確地理解資本主義價值文化以至西方近現代文化并借鑒其合理內容，對于構建我國社會主義主流價值文化是很有價值的。

　　個體本位。以個體為本位是近現代西方主流價值文化的一個根本特征，也是西方近現代文化的一個共同特征。西方近現代價值文化產生的緣由就是為了反對封建和基督教教會的專制主義，而按馬克思的說法，專制主義的本質在于把人不當人看。反對專制主義就是要使人成為獨立自主的主體，成為社會的實體，國家要服從和服務于個體。這里所說的個體最初既指個人也指民族國家，后來進一步包括各種社會組織。在個人與國家及各種組織的關系中，個人又被看作是終極實體，在社會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看，個體至上，實質上是個人至上、公民至上。這種觀點的主要依據不僅在于人具有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而且在于個人被看作是社會的主人，國家的主權在于公民。西方的個人至上所強調的是個人利益至上，個人至上的基本含義和根本要求就在于要把個人的利益作為個人和社會的終極目標加以追求。

　　推崇理性。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主張個人至上，就社會而言，主張個人的權利至上，就個體自身而言，則主張個人的理性至上。推崇理性是近現代西方主流價值文化的一個突出特征。西方近現代思想家最初是為了反對中世紀教會實行的蒙昧主義而推崇理性的，因為理性可以使人獲得知識和真理，而知識和真理能使人心明眼亮。同時，他們還發現訴諸理性可以解決因倡導自由而可能導致的社會秩序混亂，因為理性可以使人意識到他人和社會秩序對于人生存和利益的重要性，并出于自己更好生存和獲取更大利益而制定和遵守規則(道德的和法律的)。后來的社會實踐不僅表明這些思想家的觀點是正確的，而且還顯示了理性更多的作用，特別是對于科學技術的作用，以及科學技術對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法律至上。西方推崇理性主義一個重要的積極后果就是意識到法律對于現代社會的極端重要性，并且形成了在法律之下治理國家的法律至上理念和實踐。法律自古以來就存在，但長期以來，法律不過是統治者進行統治的手段，統治者運用法律來對付老百姓，防止他們犯上作亂和破壞社會秩序。近現代西方思想家發現，統治者是人，而人既有理性、理智的一面，同時又有感性、情感的一面，如果統治者自己不受法律的約束，他們就有可能不按理性的規則行事，而一旦他們出于情感行事，就會出現暴政、庸政、墮政之類的問題。另一方面，社會是其成員通過訂立契約建立的，社會成員才是社會的主體，由誰來掌握政治權力也得通過法定的程序來確定，而不能由強者說了算。因此，他們所構建的價值體系確立了法律在國家中的最高權威地位，社會管理者必須在法律范圍內依法進行管理，法律所體現的不是社會管理者的意志，而是全體社會成員的意志。不僅社會管理者必須在法律范圍內依法進行管理，社會成員也必須遵守法律，以法律作為自己行為的基本準則。這樣，在近現代西方價值體系中，法律就由以往的統治者的工具變成了統治者本身，社會的管理者(官員)不再是統治者，而是法律這一“最高統治者”的執行者。

　　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的經驗與啟示

　　近現代西方主流價值文化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通過自覺構建形成的主流價值文化。盡管這種主流價值文化存在著資本化的問題并蘊含著一些難以克服的矛盾，但今天看來，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的構建既有教訓，也有經驗。這些經驗，對于當前正致力于主流價值文化建設的中國來說，具有借鑒意義。

　　順應人的本性。西方近現代所構建的主流價值文化之所以能得到西方世界的廣泛認同，具有很強的社會感召力、滲透力、影響力，之所以能成為當今世界的強勢價值文化，從其內容上看，是因為這種價值文化順應了人的本性，它是根據人的本性要求設計和構建起來的。

　　對于人的本性，自古以來思想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大家比較公認的，這就是：人的本性具有利己的自然傾向，要求自己生活(存)得更好;另一方面，人又具有理性的本性，人會利用自己的理性來謀求自己的利益，實現自己生活得更好的愿望。西方近現代思想家清醒地注意到人的這種本性，并且以尊重和順應人的這種本性來構建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和價值文化。

　　近現代西方思想家首先論證人利己的自然傾向是天然合理的，因而也是道德的。對于人的利己本性，西方近現代思想家有不同表達，有的稱之為“自私”(馬基雅弗利)，有的稱之為“自然權利”(霍布斯)，有的稱之為“自愛”(如愛爾維修)。但是，他們并不因為這種本性的利己性而否定它，而是在肯定和尊重它的前提下探討如何使它更好地得以實現。他們通過探討發現，如果每個人都任由自己的利己本性行事，必然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妨礙和相互傷害，必然導致“弱肉強食”，人間就會成為戰場，就會出現“人對人是狼”的可怕戰爭狀態。假如這樣，不僅人利己的本性和生活得更好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得以實現，而且人的生存都會受到嚴重威脅。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就需要運用理性。人的理性具有反躬自認的能力，它能使人意識到既追求自己利益的實現又不相互傷害的重要性，并且會要求別人如此。同時，理性也會告訴人們，要追求自己利益的實現又不相互傷害，就需要制訂一些大家都遵守的規則。但即使有了規則，也有人會違反規則。因此，就需要有保證規則實行的機構，這就是國家。國家是大家通過訂立契約建立的、保證人人都應遵守的規則得以遵守的社會管理機構。國家的主人是社會成員，這種規則是社會成員自己制訂的法律，作為國家管理機構的政府在法律范圍內依法管理社會事務，使社會成員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利益。同時，道德在社會生活中也有重要作用，它不僅要求個人利己不能損人，而且要求有益于人，服務他人，從而實現大家的利益共進。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體系大致上是按照這個思路設計的，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也是以此為根據構建的。

　　從以上簡要分析來看，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體系是以肯定人的利己本性為出發點，順應這種本性并訴諸人的理性而設計和構建的。這種設計和構建一方面基于人的利己本性引導人們從利己走向利他、從愛自己走向愛他人，從而使人們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根據人利己本性更好實現的要求處理個人與國家、政府的關系，使國家和政府服務于社會成員的利益共進。正是因為這種價值體系具有人性化、人道化的性質，所以它更容易為人們所認同和接受。這種價值文化雖然看起來世俗而不圣潔、現實而不理想，但便于普通百姓理解和接受，非常有親和力。西方近代以來幾百年的實踐表明，盡管這種主流價值文化受到過一些沖擊，也因為這些沖擊和社會變化而不斷地被改進，但它的基本性質和核心內容沒有面臨嚴重危機和挑戰，沒有被否定。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及其構建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在于，我們所構建的價值體系，必須尊重和順應人的本性，在此基礎上完善能使人的本性得以更好實現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

　　發展市場經濟。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是適應市場經濟的興起和發展而構建的。市場經濟發展與這種價值文化的構建處于一種良性互動的狀態：一方面，市場經濟既是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生長的土壤，又是它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的形成和完善又大大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在這種關系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市場經濟發展對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構建的意義。

　　首先，市場經濟客觀上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價值文化，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正是適應這種要求建立起來的。資本是市場經濟的命脈，市場經濟運行的目的就是資本的增殖。市場經濟的這種本質，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價值文化必須為資本的增殖服務，使一切資源(包括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都資本化，并能帶來更多的資本。這樣的價值文化就是一種資本化的價值文化。西方近代主流價值文化是資本主義價值文化，而資本主義價值文化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是這種價值文化的資本化。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中備受推崇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無不是服務于市場經濟所追求的資本增殖的。顯然，沒有市場經濟就不會有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的萌生，沒有市場經濟的發展就不會有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的繁榮。

　　其次，市場經濟以其自身的優勢最終打敗了中世紀一切與之不相適應的價值文化，從而為西方資本主義價值文化成為主流文化掃清了障礙�；�督教價值文化在西方統治了千年之久，它有強大的教會勢力和世俗的政治權力作支撐，而且滲入到西方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社會成員的靈魂之中。西方近代為推翻這種價值文化的統治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如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這些努力對于推翻基督教價值文化的統治和構建資本主義價值文化無疑具有重要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最終從根本上動搖基督教價值文化統治、并使之退出歷史舞臺的，是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且上述革命運動本身也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爆發的。因此可以說，市場經濟是一種生命力強大的經濟，具有擊敗一切與之不相適應的價值文化的革命性力量。

　　最后，西方的市場經濟為與之相適應的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文化充滿生命力和擴張性奠定了基礎，提供了保證。市場經濟是一種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經濟，它為了資本的增殖而永不滿足于現狀，不斷開拓進取，不斷向內挖潛和向外擴張。與之相適應的西方近現代價值文化也具有同樣的性質，這種價值文化是一種充滿生命力的價值文化，也是一種擴張性的價值文化。今天西方國家在全世界到處推行他們的價值文化，其根源就在于作為這種文化基礎的市場經濟的擴張本性。

　　西方的經驗告訴我們，雖然市場經濟是一種有缺陷的經濟制度，但在人類有史以來的經濟形式中，市場經濟仍然是一種最先進的經濟形式。只有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并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構建的價值體系，才可能是先進的價值體系，也只有借助市場經濟的力量，才能沖破一切舊價值文化的束縛，戰勝舊的價值文化，清除一切舊價值文化的消極影響。西方的經驗也告訴我們，我們要打敗舊的價值文化，肅清其消極影響，必須借助市場經濟的力量，必須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當然，我們也要吸取西方近現代的教訓，不能僅僅以市場經濟為基礎構建價值文化，否則所構建的價值文化就會是資本化的，而資本化的價值文化并不能使社會成員普遍幸福。

　　加強法制建設。近現代西方政治家在構建其主流價值文化的過程中，采取的一個關鍵步驟就是使所設計的價值體系制度化、法律化，其重要體現就是實行憲政。所謂憲政，一般地說，是指以憲法為中心的民主政治。它是民主與法治的結合，它通過民主的途徑形成全社會的共同意志并建立憲法，同時又通過憲法規范整個社會生活，包括政權的組織形式和運行模式。從主流價值文化構建的角度看，憲政就是將所設計的價值體系方案通過一定的程序轉變成具有最高權威的憲法，通過憲法的權威性使價值體系及其要求貫徹到政治生活以及其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任何人(包括政治家)都不能改變價值體系的內容，不能違背價值體系的原則。西方近現代價值體系之所以能在西方社會現實化為價值文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各國實行憲政，使價值體系制度化和法律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西方國家的憲法就是它們的價值體系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集中體現。美國在《獨立宣言》發布之后，很快就根據其內容和精神制定了美國憲法，法國在《人權宣言》發布之后，也很快制定了法國憲法，西方其他國家也都仿效美國和法國走憲政之路，以美國憲法為范例制定本國憲法。正是在實行憲政的過程中，西方近現代主流價值體系，特別是其中的最終目標、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則得以制度化和法律化，它們在民主與法治的結合中成為了一種文化，即資本主義文化。

　　使價值體系制度化、法律化，尤其是實行憲政，對于將其現實化為社會的價值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制度化、法律化的過程，特別是立憲的過程，是一個民主參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僅使所設計的價值體系廣為人知，而且讓廣大社會成員參與討論，在討論過程中形成共識，進一步完善價值體系，并使之得到公認。這樣，所設計的價值體系就具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權威性。其次，當社會價值體系的基本精神和原則轉變為憲法條文之后，它們就上升為國家意志，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必須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得以貫徹，任何人和任何機構包括政治家和政府都不能違背它，否則就會受到追究和懲罰。這樣，社會價值體系的現實化就獲得了強有力的保障，也就會形成與價值體系相一致的社會價值文化。最后，法律特別是憲法具有穩定性、連貫性，當社會的價值體系法律化之后，就可以保證它的穩定性、連貫性。一種價值體系的具體內容是可以根據時代的變化而改變的，只有這樣價值體系才能與時俱進，充滿生機和活力，但是它的終極目標、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則總體上不能變，否則它就不是它自身，而是其他的價值體系了。要保持價值體系的核心價值的穩定性和連貫性，就必須通過法律特別是憲法的形式將其中的內容確定下來。

　　西方近現代將主流價值體系制度化、法律化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構建我國主流價值文化的過程中，關鍵是要進一步明確地走憲政之路，將民主與法治結合起來，將主流價值體系方案的制訂與憲法的修訂結合起來。一方面，要將憲法修訂的過程變成全民對主流價值體系方案形成共識的過程，變成集中全社會智慧完善主流價值體系方案的過程;另一方面，要將主流價值體系的主要內容(終極目標、核心理念和價值原則)制度化和法律化，使之成為國家意志，成為具有權威性和約束力的政治規范。與此同時，還要進一步提高憲法在國家中的地位，使之真正成為國家的最高權威，使之成為我國主流價值體系得以有效貫徹的可靠保證和我國主流價值文化構建堅強有力的憑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構建我國主流價值文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ZD021)

　　【作者簡介】

　　江暢，湖北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構建我國主流價值文化研究”首席專家。

　　研究方向：倫理學、價值哲學和西方哲學研究。

　　主要著作：《教育考試公正論》、《幸福與和諧》、《走向優雅生存：21世紀中國社會價值選擇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