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保障”，“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這是在認真總結我國制度優勢、充分認識西方制度劣勢基礎上得出的深刻見解，符合客觀實際。今天刊登的這篇文章，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對西方的“制度困境”進行深入剖析，從一個側面有力地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比較優勢”，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理論借鑒，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國家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問題全面顯現，這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弊端在危機中的集中放大，其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制度困境”。這既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值得重視的影響，也提供了許多重要啟示。

西方“制度困境”的主要表現及其形成原因

當前西方遇到的麻煩表現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個方面，其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性。在伊拉克、阿富汗等進行的所謂反恐戰爭，拖延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早該進行的內部制度調整和改革，進而導致金融危機爆發蔓延，資本主義弊端全面顯現。

1.經濟領域：金融資本恣意橫行，債務赤字普遍超標。近20年來，金融業在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隨著金融業快速發展，金融資本無孔不入，而政府監管又嚴重不足，法律法規漏洞百出，資本的貪婪以極具破壞性和不可預料的方式對整個經濟造成了系統性損害。美歐經濟困境的另一表現是，各大經濟體都深陷債務泥潭，難以脫身。2011年5月，美國國債觸頂，創14.29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占GDP的100%左右；2011年8月，美國財政赤字高達1.23萬億美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8%左右。同樣，其他西方國家也不堪國債重負。龐大的債務負擔弱化了貨幣政策選擇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導致各國政府因各方掣肘而躊躇不前，各國經濟復蘇前景日益復雜。

2.政治領域：選票至上原則主導下的“民主異化”現象日益突出。表現在：政黨斗爭構成了政治運作的主旋律，票選民主成為西方民主揮之不去的陰影，政黨集團為拉選票，一方面在政黨之間展開白熱化的斗爭，另一方面為爭取選民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政客們從個人政治利益出發，一味迎合民意，漫天許諾，從而造成政策短視，導致缺少公共精神的民主，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糧，罔顧償還能力大肆舉債，國家財政負擔越來越重；金錢政治嚴重腐蝕了西方民主的肌體，政客們要贏得選舉，必須有財團提供資金支持，當政治力量與資本力量相互交易，并臣服于資本力量時，不僅會導致政治腐敗，還會使資本處于無監管狀態，并在利潤最大化原則的驅使下，造成經濟社會發展嚴重不平衡，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不公日趨嚴重。

3.社會領域：福利改革舉步維艱，社會矛盾不斷加劇。二戰后，歐洲大多數國家逐漸形成了以市場經濟為核心、以社會保障制度為依托的福利國家模式。但是，這種高福利、高保障的社會政策面臨難以為繼的困境，金融危機導致各國不得不削減福利開支。目前，歐盟平均社會福利開支接近GDP的30%，遠高于美國（16.3%）和日本（19.1%）。巨大的福利費用不僅擴大了公共支出，推高了公共債務水平，造成高稅收和高成本，使其在全球化競爭中漸失區位優勢，同時還擠占了科研、教育等投入，造成創新乏力、經濟增長緩慢。過度的福利待遇也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企業和社會的創新進取精神，助長了官僚主義和倦怠情緒。普通百姓在高福利的保護下害怕變革，日趨保守，轉而支持貿易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由于金融危機帶來的緊縮政策，西方國家社會內部矛盾激化，民眾不滿情緒上升。

4.文化領域：知識分子的獨立文化空間受到空前擠壓。跨國媒體壟斷公共輿論，市場化媒體塑造知識分子，而真正的知識分子卻被輿論邊緣化，成為“沉默的大多數”。由于公共輿論被媒體壟斷，媒體與政治權力結合，迫使知識分子與媒體妥協，媒體成為控制知識分子的力量，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與企業合作、與媒體合謀，從而導致研究的自主性與公共輿論發生斷裂。當市場掌握了輿論以后，市場經濟變成了市場社會，市場原則變成了社會原則。這就是英國《世界新聞報》“竊聽門”事件發生的內在原因，它反映的是西方國家深刻的文化危機。

西方“制度困境”對我國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我國已深度融入國際體系，西方“制度困境”必將對我國產生復雜影響。總體上說，這種影響既有積極的方面，也有消極的方面。

從積極影響來看，首先，西方國家“制度困境”必將導致其核心競爭力下降，從而為我國進一步發展提供難得機遇。當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尋找低成本和高收益之所在。在福利保護中成長的西方人，難以接受亞洲的工資水平和削減福利的緊縮政策。當政府拿錢鼓勵他們消費以刺激經濟時，西方國家的需求就會為新興國家提供更多的貿易和發展機會，從而縮小新興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其次，西方國家“制度困境”在深層次上挑戰了西方對世界歷史和觀念形態的壟斷能力，從而將不可避免地提升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影響力。當前西方面臨的麻煩，表明西方制度并非“萬能靈藥”，也不代表人類政治制度發展的“歷史終結”。世界把目光對準中國，開始認真審視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卓越表現，這本身就表明中國軟實力正在大幅度提升。正如美國國際戰略研究所《中國軟實力及其對美國的影響》一文指出，中國模式的成功使中國有可能在國際舞臺上和西方平等競爭，因為它提供了一條能夠替代西方政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道路。

從消極影響看，首先，隨著中國外部經濟走勢持續低迷，內部經濟環境將日趨復雜，宏觀調控難度加大。在金融市場動蕩、匯率變動不居、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形勢下，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面臨嚴峻考驗，加快調整經濟結構的壓力加大。而在巨大外債的驅動下，美國可能通過實施長期的量化寬松政策來刺激和拉動經濟，從而導致國際市場的流動性持續擾動，大宗商品價格在高位震蕩中運行，我國通脹壓力可能在較長時期內成為常態。其次，西方轉嫁危機所帶來的社會風險不能低估。我國處于社會矛盾凸顯、改革難度加大、易受外部形勢影響的時期。西方雖自身困難重重，但在人權、政治制度等方面對我國的攻擊與滲透并未放松，我國所面臨的政治與社會風險也在逐步增加。再次，西方“制度困境”給我國外交政策帶來新的挑戰。西方國家在困難時期，對自身地位可能產生受威脅感，因而對力量變化會更加敏感，可能不斷質疑我國與其合作建設國際秩序的意圖，夸大我國的軍事和戰略能力，要求我國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和責任。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聯手施壓、共同對付我國的沖動就會加大，組建戰略聯盟遏制我國和平發展的動力就會上升，在戰略上視我為敵并在政策上付諸行動的可能性也會增加。

西方“制度困境”對我國的啟示

西方“制度困境”啟示我們：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只有不斷調整和完善，才能保持生機和活力，帶來社會發展和進步；對資本和市場需要始終保持警惕，始終注意經濟與社會、政府與社會的平衡發展，始終把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改革建設的大方向。

與此同時，從外交戰略上應對西方“制度困境”的影響，還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保持清醒頭腦，高度重視歐美國家的反思能力和改革創新能力，不能盲目認定金融危機就是美國絕對衰落的起點，或者已經使歐洲變得無足輕重。二是要堅持把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變成一種推動和諧世界建設的中國方法、中國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特別是在追求和拓展自身利益的同時，要始終不忘建設我國在道義上的優勢地位。三是要利用好金融危機帶來的有利契機，展示同情和大國風范，多談共同命運和共渡難關，支持歐洲深化一體化，并力所能及地提供幫助，以此擴大共識與信任。四是要深刻認識全球化時代外交本質特征的演變，一方面對內重建社會信任和價值體系，形成可被接受的中國思想和中國價值；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西方的困難和挫折時期，展示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多領域多層次交流，全面推進公共外交。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積極參與國際體系變革進程研究”首席專家、外交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