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年來，關于史學研究“碎片化”的現象和問題受到了關注和熱議。那么，如何認識“碎片化”現象？怎樣看待史學整體研究與碎片研究的關系？歷史書寫要不要宏大敘事？本刊“文史專論”欄目特編發兩篇文章對此進行探討。

　　近年來，在我國史學界中，反對“碎片化”的呼聲不絕于耳。所謂“碎片化”，主要是指研究題目瑣碎微觀，雜亂無章；缺乏整體史關懷，缺乏全面聯系和貫通；疏離宏大敘事，輕視理論思考，缺乏共識。總之，對歷史現象不能做出深刻的分析和把握。但是必須明確，“碎片化”不等于碎片研究，不能把碎片研究與整體史對立起來。事實上，只有當歷史研究陷于瑣碎微觀，缺乏整體史觀念時，才可稱為“碎片化”；反之，如果具有整體史關懷，碎片研究就不是“碎片化”。那么，如何理解碎片研究和整體史之間的關系呢？我以為，全面、系統地領會整體史理念是其中的關鍵。

　　■碎片研究是朝著全面史推進的一個成果，不能說沒有價值

　　整體史這一理念包括三個層次：一是不斷擴大歷史研究內容的全面史；二是以整體史觀指導具體或碎片研究；三是宏觀史學是整體史的最高追求。以往，學者對整體史的理解更多集中于后兩個層次，對第一個層次的意義則有所忽視，或者因強調其碎片化的趨勢而加以否定了。而追求全面史，越來越多地了解歷史面相，是歷史學者乃至其他社會成員的強烈欲求。不過，由于人類社會極其復雜，而人的生命、精力和智力又非常有限，任何個體歷史學者都不可能對所有的歷史內容進行全面研究，而只能選擇具體，選擇碎片。但正是無數歷史學者的碎片研究匯成了歷史學的海洋，逐漸縮短了與全面史目標的距離。它不僅不是史學研究的惡化，反而是整體史學發展的表現，標志著史學研究的愈益成熟。就此意義而言，碎片研究是朝著全面史推進的一個成果，不能說沒有價值。

　　雖然有不少人說，領域越搞越細，史學“碎片化”了，但同時又有不少學者呼吁繼續拓寬研究課題。有的學者甚至一邊高喊拒絕“碎片化”，一邊又主張擴大史學研究范圍，顯示出欲拒還迎的心理緊張。這恰恰表明，碎片研究距離整體史、全面史的形成還相差甚遠，碎片研究仍是大有潛力的廣闊田野。

　　自然，已知的歷史終究屬于局部，全面史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它并不意味著放棄求全的精神。但是也必須承認，碎片研究很可能是就事論事的研究，忽略了整體的、聯系的觀念，從而形成“碎片化”現象。

　　■凡屬成功的微觀研究，基本上不存在“碎片化”問題

　　也正因為此，在此基礎上才有了整體史研究的第二個層次，即整體史觀指導下的具體或碎片研究：一是將具體的研究對象置于整體史之中，注重研究對象與其他現象之間的聯系，也即形成一個相互聯結的碎片或微觀研究；二是以小見大，以具體研究反映大的問題意識。所謂大的問題意識，主要是反映歷史時代、影響歷史方向的問題。如果說整體史的第一個層次更多地具有領域開拓、課題增添的價值，那么第二個層次則有了更深一層的學術意義，研究難度也隨之加大了。

　　應該說，一個真正嚴肅、認真的學者，都不會就微觀談微觀，而是把它和其他相關的社會現象聯系起來，并說明一個更大的問題。實際上，凡屬成功的微觀研究，基本上不存在“碎片化”問題。例如，我國近代史學者王笛對成都茶館和街頭文化的研究，屬于微觀史力作，它力圖以地方的日常生活反映精英、國家與民眾之間的復雜關系。

　　我認為，一項成功的碎片或微觀史研究，不在研究對象之大小，而是取決于是否增加了普遍聯系和以小見大的整體史意識。只要擁有這一意識，就會使單純的碎片研究化蛹為蝶，更具意義。

　　■宏觀史學是整體史的最高境界，它強調對碎片研究的整合

　　與以上兩個層次相比，宏觀史學是整體史的最高境界。它強調對碎片研究的整合，包括全面、綜合的研究、宏大歷史問題的研究和歷史理論思考，其研究難度進一步加大。

　　全面的、綜合的研究，就是最大限度地將歷史的各個方面加以綜合考察。如果說碎片研究容易出現“以偏概全”之弊，而這恰恰是全面的、綜合的研究力求避免的。它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通史性著作。自司馬遷以來，“通古今之變”的《史記》一直是中國史學的追求，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一切歷史研究都是為通史服務的。以中國史而言，劍橋中國史系列、范文瀾主編《中國通史》等，都是眾人協作、追求全面和綜合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另一類是區域史著作。它一般不是一個村莊、一個鄉鎮，而是地理范圍較大的區域。

　　所謂宏大歷史問題，就是影響或決定著歷史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關鍵問題、主流問題。與其他瑣細問題相比，這些問題的學術意義更大。歷史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學習歷史和研究具體問題、碎片問題的過程中，不斷洞察那些最有價值的領域和問題。一旦宏大歷史問題凸顯出來，就值得長期關注和討論，從而不斷加深對歷史過程和歷史趨勢的認識。近些年，史學界確有專注瑣碎、忽視宏大歷史問題的現象，缺少集中探討的共同話題。

　　歷史理論思考，就是我們經常強調的“求是”，即注重對人類歷史命運和規律的概括和總結，也可稱之為歷史哲學，這是歷史研究中的最高層次。近些年，我國史學界對宏大理論問題的討論很少，很難看到以前像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中國近代社會性質這種問題的廣泛討論，更沒有形成眾所關注的熱點。當然，重視歷史思考絕不等于維護和注解既有的理論模式。

　　■整體史觀可以將碎片研究、整體史研究以及避免“碎片化”統攝起來

　　我所理解的整體史觀所包含的這三個層次之間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共生共存的。在此理念下，可以將碎片研究、整體史研究以及避免“碎片化”統攝起來，從而緩解乃至解決相互之間的緊張。

　　從長時段看，歷史研究一直是碎片與整體相互結合的過程。碎片研究的“分”與整體研究的“合”經常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所說“碎片化”之重，其開始源于對“以論帶史”的反動；三十年過去，人們又發現碎片太多，宏論太少，于是又提出加強宏觀史學。宏觀史學的確是我們的弱項，我們實在缺乏氣勢恢宏的作品。不過，正如疾病診斷，不可過頭，否則就有可能走偏。我們未知或未深入研究的歷史面向仍有很多，我們還缺乏一流的以小見大的微觀史學著作，所以碎片研究不是應削弱而是應該進一步增強。

　　我還以為，一個真正的歷史學者及其作品，會遵守歷史研究的基本規則，基本不存在所謂“碎片化”問題。一些論著出現“碎片化”現象，與作者自身的意識不強、能力不高有關。現在最應該治理的，恐怕是那些沒有學術含量的“垃圾”。恰恰這些垃圾，可能與一些嚴肅的研究成果一起，被有些學者視為史學研究“碎片化”了。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主題鏈接

　　“碎片化”理論的提出者

　　英國思想家波普爾在《歷史主義的貧困》一書中，為“碎片化”（或曰細碎化）提出一套完整理論。他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總體論意義上的”或“關于社會狀態的”歷史學。世界上所存在的，只能是所謂“零碎技術學”、“零碎修補學”、“零敲碎打的工藝學”、“零碎的試驗”等等。他表示，他“不相信有可能對零碎方法提供任何一種相應的批判”。然而，波普爾的最終結局，是陷入了歷史不可知論。（靳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