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10多年的努力，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成果——《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報告》（以下簡稱《圖書影響力報告》）終于出版了。這是我們“學術影響力”系列報告的第三部。另兩部《報告》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成果，即《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影響力報告》（2007年出版）、《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學術影響力報告》（2009年出版）。這三部《報告》逾500萬字，體現(xiàn)了我們團隊的集體智慧，也飽含了大家的心血和汗水。看著這厚重的成果，回顧10多年來的艱辛，雖然身體疲憊，心中卻備感欣慰。
　　1998年底我們開始設計《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時，就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使引文索引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發(fā)揮更大作用，使CSSCI成為“促進和繁榮社會科學研究的工具，分析與評價社會科學成果的利器”，尤其避免將引文索引僅僅作為各類指標的排序工具。基于這一目標，我們對CSSCI進行了科學的設計和有效的數據組織，以期CSSCI能夠在未來促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繁榮中得到可持續(xù)發(fā)展。令人欣慰的是，目前，CSSCI已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權威評價平臺。
　　CSSCI的研制是技術與數據的綜合，欲使CSSCI發(fā)揮更大的功效，必須進行科學的數據組織和功能的深度開發(fā)。為了確保CSSCI處于引文索引的前列，我們分析了美國的科學引文索引（SCI），調研了國內的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和中國科技論文與引文數據庫（CSTPCD），為我們進行更加科學合理的設計奠定了基礎。開發(fā)過程異常艱辛，為了一項技術的實現(xiàn)和有效的數據質量控制，我們時常加班加點。
　　《報告》的撰寫任務繁重，最大的工作量來自數據的處理和校對，在數百萬數據中不僅要糾正作者或數據輸入中的錯誤，還要了解機構的變化和雜志的沿革，如高校名稱的變化、期刊名稱的變化、作者單位的變化等，這些數據都要進行歸并和統(tǒng)一，否則將會對我們的統(tǒng)計分析帶來訛誤，甚至導致錯誤的分析結論。為此，我們在網上建立了討論群，我和我的團隊成員經常在深夜一兩點還進行熱烈的討論。為了一條數據的正確，我們經常反復查閱相關資料，例如，《圖書影響力報告》中遴選出的每一本書，我們都要到國家圖書館的書目中反復核對，統(tǒng)一書名和作者，僅是數據的處理和校對，我的團隊數十人就花了兩年多時間。
　　在項目研究過程中我們深深體會到，學術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閉門造車。三部《報告》僅數據處理每年就投入30多人，花費了6、7年時間。我切身感到，作為定量評價，數據容不得半點疏忽，必須反復檢查核對。統(tǒng)計好的數據還要請各學科領域里的專家審核，讓他們看看是否與他們的主觀認識有大的偏差，如果偏差大，我們將再一次核對數據，并分析為什么會有這種偏差。同樣，我們對完稿后的《報告》在出版前，也是廣泛征求專家意見，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對我們均有很大啟發(fā)，對《報告》質量的提升有著非常大的幫助。所以，學術研究要交流、要學習、要反復推敲，尤其是使用大量數據的研究，更是要一個一個核對檢查，遇到數據拐點一定要搞清楚這種情況出現(xiàn)的原因，確保分析有理有據。
　　在項目研究過程中，我們深深感受到國家對繁榮發(fā)展哲學社會科學的高度重視。1998年底我們開始自發(fā)研究CSSCI，其后相繼得到南京大學和教育部的支持；2004年全國社科規(guī)劃辦將此課題立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為研究工作持續(xù)發(fā)展奠定了基礎；當2008年重大項目完成后，2011年《圖書影響力報告》又得到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的支持，得以順利出版。因此，我認為沒有國家對繁榮發(fā)展哲學社會科學的高度重視，不可能有今天的CSSCI，也不可能有這三部《報告》的問世。
　　現(xiàn)在，分別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后期資助項目成果的三部《報告》已全部完成出版。十年的磨練讓我能夠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板凳、組織好團隊、潛下心來研究。繁榮發(fā)展哲學社會科學靠什么？要靠踏踏實實做學問。量多不代表繁榮，只有質量提高了，高質量的成果多了，才能顯示出學術繁榮的景象。
　　從1998年開始研制CSSCI，到今天的三部《報告》出版，這10多年來，經常有人問我，你這么辛苦為哪般？我總是回答：“能夠為提升我國圖書情報學科的地位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再苦再累也十分欣慰。”雖然，這10年中我的雙耳失聰，給交流帶來了一些障礙，但我的追求并沒有放棄，一種信念在支撐著我，那就是一定要在有生之年，為搭建一個比較客觀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平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負責人、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