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文學語言變遷史

　　華中師范大學張衛中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世紀中國文學語言變遷史》（批準號為04BZW040），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從“五四”到新時期，漢語文學語言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本成果依循文學史的線索，探索和梳理了在近百年歷史中漢語文學語言發生的變化，將近百年漢語演變歷史分成三段：現代文學30年，建國后前30年（1949-1976），新時期至今。

一

　　從語言本體論角度講，“五四”時期的語言變革意義深遠，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人的存在就是語言的存在，語言是人的本質屬性之一；人創造了語言，但同時也被語言所控制。前人的認識，經過整理以后，積淀、保存在語言中，后人則在語言中接受前人的認識與判斷，人的任何認識都必定受到語言的影響。“五四”時期，漢語實現了從文言到白話的轉換，其實這背后更重要的是漢語的歐化，即將西文的一套觀念、思想和價值體系移植到漢語中來。“五四”時期，正是語言的置換隔斷了中國人與舊思想的聯系，將來自西方更先進的思想觀念引進到中國來。因此，“五四”前后，中國思想文化領域中的斗爭其實更多地是一場語言的斗爭。因為語言能夠保存某種思想與意識形態，能夠先入為主地影響人們的判斷與認識，因此，接受何種語言往往成為一個民族尋找前進路向中最重要的選擇。“五四”時期，中國人選擇了現代漢語（經過歐化的漢語），這其實也就是在整體上選擇了現代性的發展路徑。“五四”時期，在文學現代化之前，其實首先要有一個語言的現代化，語言現代化是文學現代化絕對的和不可或缺的條件。

　　其次，20世紀初，漢語書面語經過歐化以后，其結構形態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如復音詞大量增加、句子的延長以及復句的關系也變得更加復雜。漢語結構形態的這種變化，看似平常，但對文學表達卻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古代漢語，包括舊白話一個重要的缺點是語義凝縮、語氣急促，敘述是“概述式”的，在表意上則“能敘述而不能描寫”。中國古代小說，不論長篇還是短篇，大都是情節的概述，很難深入細膩地描繪生活。而現代漢語從某種意義上則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與古代語言力求概括與精煉不同，它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種分析性。同樣的語義它力求把它掰開揉碎，把對象的每一個紋路都表現出來。現代白話與古代白話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它的分析性，以及由此而來的豐富、曲折、精密以及邏輯上的嚴謹。現代漢語與現代小說是并生的，沒有現代漢語就不可能有現代小說。

　　“五四”時期首先有一個成功的語言轉型，其后文學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里，中國文學就成功地實現了與世界文學的接軌；刷新了各種文學體式的面孔，提供了不同于古代的新式小說、詩歌、散文和戲劇，涌現了一大批在文學史上具有經典意義的作家和作品。當然，20世紀初，漢語文學語言經歷了一場“整體”變革，“五四”以后，它雖然已經基本具備了“現代”的性質，但是它還要將各種語言資源進一步整合，特別是因為受翻譯語體的影響，它身上還有許多“異質”因素，這些情況都使新生的現代文學語言一定要經歷一個淘洗的過程。在“五四”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即便在最有天賦作家的作品中，也能夠看到他們在使用新式語言的艱難和生澀。

二

　　建國后前30年（1949-1976）文學語言發展的成績在以往很大程度上是被低估了。低估的原因就是有的研究者誤把語言的成就完全等同于文學的成就，認為“十七年”和“文革”過多受到政治的束縛，成就不大，因此文學語言同樣不可能有很大的作為。而實際上，文學語言與文學的進步雖然息息相關，但是文學語言還有自身發展的規律，在創作之外有些東西對文學語言的發展同樣能產生重大影響。

　　從20世紀文學語言的建構過程來看，建國后，普通話的推廣對漢語文學語言的發展其實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以后，一種超方言的普通話得以建立和推廣，中國文學因此得到了一種可以在全國范圍內使用的通用語言，作家不必再為不同方言區交流的障礙而憂心忡忡，而這正是新文學幾代作家夢寐以求的東西。

　　另外，我們也不能懷疑“十七年”作家在藝術和語言上探索的真誠與努力，雖然多種風格的探索并沒有得到鼓勵，但是在現實主義范疇中仍然有一個如何更好地使用語言的問題。有一批作家仍然在非常嚴肅地思考如何提高語言水平的問題。在那個時代，孫犁的《風云初記》、柳青的《創業史》、楊沫的《青春之歌》等都顯示那個時代的文學語言仍然是處在一個較高的水準之上。它們在表現的多樣性方面雖然沒有很多的拓展，但是在語言的協調與融合方面比三、四十年代小說的語言還是有了明顯的進步；在表現的細膩與復雜方面也不弱于現代小說，而這批作品中已經基本不見了硬性歐化的印記。把這30年看作從現代文學向新時期文學一個必要的過渡，應當沒什么問題。

三

　　新時期是繼“五四”以后第二個大開放的時代，也是文學充分發展和繁榮的時代。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現代文學語言已經比較成熟。特別是經過新時期之初的恢復和探索，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文學語言又是一片新氣象。拿八、九十年代的語言與“五四”時代做一個比較，百年漢語文學語言的演進的實績清晰可見。

　　首先，新時期作家駕馭現代語言顯示出更多的熟稔、老道與輕松。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磨合，漢語文學語言已經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它已經充分吸收多種語言資源，特別是吸收了翻譯語體的優點，而又過濾了那些與漢語表達習慣格格不入的過分歐化的雜質。

　　其次，新時期作家創造了許多具有特殊風格的語言。拿新時期與現代文學語言做一個比較，最直觀的感覺是現代文學語言在整體上比較樸素、平實；多數現代作家對語言的企求就是清楚、明白地反映生活。現代作家當然也有自己的個人風格，像魯迅的凝練與瘦硬、郁達夫的清楚與暢達、巴金的酣暢與汪洋恣肆、老舍的幽默與平實、茅盾的精密與嚴謹、錢鐘書的調侃與詼諧等；但這些語言都還是以反映生活為目的，整體上沒有超越對生活的依附；樸素、平實是它們的共同特點。在新時期這種情況有所不同。雖然多數作家的語言仍然以敘事的清楚為目的，但是在很多一流作家筆下，語言的獨立性和自指意義被突出出來。這些語言或濃麗厚重，或虛幻飄渺，或陌生怪異，它們似乎脫離了表意的實用性，而成了語言自身的炫耀與表演。有些小說甚至顯示出中國古典詩歌那種美輪美奐的質地與色彩，體現了漢語表達中非常高的境界。八十年代以來，新時期作家進行了非常多的語言探索，莫言、余華、蘇童、賈平凹、王朔、王小波、林白等都顯示出非常特殊的個人風格。